儿童早期词汇获得的跨语言/文化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词汇论文,语言论文,儿童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 B844
1 问题的提出
儿童早期(主要指婴儿阶段)单词学习能力不仅是儿童语言发展的基础，也是很多认知能力的奠基石，对于儿童后来的智力、阅读能力、数学能力等都有很好的预测效果(Anglin,1993; Cocking & Mestre,1988; Dickinson & Tabors,2001; Hart & Risley,1995; Scarborough,2001)。婴儿单词学习是国际语言发展研究的前沿领域。但大多数研究都只针对英语儿童，目前国内关于汉语婴儿早期语言发展研究仍处于空白。汉语在词汇、句法等方面具有明显的特殊性，其动、名词出现的频率、在句中的位置和语用方面都与英语等语言存在差异，这种语言结构特征与成人言语输入的语用习惯以及非言语线索都会影响儿童早期单词学习，使得不同语言文化下的婴儿呈现不同的单词学习模式。已有很多研究采用自然观察或量表测量等方法对儿童早期词汇产生、词汇理解和成人言语输入几个方面进行了考察，但对于儿童早期动、名词获得和学习方面仍存在很大分歧，特别是缺少对汉语婴儿的研究证据。另外，以往研究往往只从某一个角度考察儿童早期单词获得(或单词理解或单词产生)，也没有将多种研究方法与跨语言研究相结合。本研究则试图从跨语言视角考察中国和美国婴儿的早期单词学习(包括单词的理解和产生)以及促进婴儿语言发展的成人言语和非言语输入特征，采用多种研究方法，从多个角度探索不同语言文化和个体环境对儿童早期单词学习的影响以及词汇获得的跨语言一致性和特异性。
1.1 不同语言背景下儿童早期词汇产生的差异
很多研究表明，不同语言儿童开始说出单词以及达到不同阶段里程碑的时间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但是，儿童最早具体说出什么单词仍是争论的焦点。虽然很多研究者认为，相对于名词，婴儿学习动词更加困难(e.g.,Gentner,1981,1982; Gentner & Boroditsky,2001; Maguire,Hirsh-Pasek,& Golinkoff,2006; Waxman,1994,2003)，然而对于汉语、韩语婴儿的研究却发现在婴儿早期词汇中动词占据很大比例(Brown,1998; Choi & Gopnik,1995; Ma et al.,2009; Tardif,1996; Tardif,Gelman,& Xu,1999; Tardif et al.,2008.)。
对儿童单词产生的研究往往采用自然观察和量表测量方法，实验研究相对较少。目前关于儿童早期单词产生的实验研究只针对英语儿童进行过。在Schwartz等人(1984)的研究中，12到18个月的婴儿说出表示新异行为动作的单词比说出表示新异客体的单词更难。Childers和Tomasello(2002)发现，当2岁半的英语儿童学习同样次数的客体名词和行为动词后，能更好地说出名词。这种名词优势并不能用客体或动作概念本身的复杂性解释，该研究表明，不是动作概念本身而是词与动作的匹配困难造成动词学习失败。
自然观察最接近于儿童说话的自然状态，能更好地收集到真实的语料。目前的自然观察研究主要关注词汇量多于100个的儿童，但也有少数研究者关注过儿童词汇发展的最早阶段。Tardif(2000)对900名处于1～10个词阶段的英语、普通话和广东话婴儿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了不同文化下词类产生的差异，尤其是标志人、物和动作的词，但也指出早期具体单词组成的共同点，如在能说出1～10个词的婴儿中，他们最常说出的前20个词中有6个在三种语言中是相同的(如爸爸，妈妈，再见等)。Tardif(2006)还发现16个月大的英语和汉语婴儿最常说出的20个动词中，多数都是表示动作的词(action verbs)。
MCDI(Mac Arthur Communicative Development Inventory)测量被广泛用来评估儿童早期词汇理解和产生。Tardif等人(2006)使用MCDI对1600名8～30个月的英语和汉语婴儿进行单词产生的测量，发现虽然婴儿产生某一词类下的具体单词具有相似性，但两种语言中在客体和行为单词获得方面仍然存在很大差异(图1和图2)。首先，两种语言下儿童早期词汇中比例最大的词类都是人称词，但会随着词汇量增大而逐渐减小。其次，英语婴儿从最早年龄和最小词汇量阶段已经开始说出客体名词并且比例逐渐增长，而行为动词在10个月前并未产生；但是汉语婴儿却呈现不同的模式：在8～10个月人称词的比例显著高于英语婴儿，而且婴儿词汇组成中很早就出现行为动词，甚至13个月前就多于客体名词。
以上研究支持婴儿语言发展最早期的词汇组成已经出现跨语言差异，但是，由于仍缺少实验研究直接考察婴儿早期单词学习情况，研究没有对出现的动、名词差异进行更深入的解释和分析。本项目将从婴儿学习单词的注意模式、加工方式、学习能力等方面进一步考察这种单词学习的跨语言差异。
图1 CDI测量的英语儿童“说出”的词汇
图2 CDI测量的汉语儿童“说出”的词汇
1.2 不同语言背景下儿童早期词汇理解的差异
很多因素可以影响儿童说出单词，对于儿童词汇知识测量的更好方法是单词理解。由于自然观察方法较难测量出儿童单词理解能力，因此研究中主要使用成人报告(如CDI量表)和实验方法。
Tardif(2006)使用CDI测量发现，英语和汉语两种语言儿童中，客体和行为单词在产生和理解两方面都具有显著差异，但两种语言却呈现相反的模式：英语儿童在单词产生中包含更高比例的客体名词，而汉语儿童在单词理解中包含更高比例的客体名词。但是，汉语儿童理解的动词要显著高于英语儿童(图3和图4)。
另外，一些单词学习的实验研究显示：英语儿童将单词与行为动作匹配较客体更加困难。例如，在Casasola和Cohen等人(2000)快速匹配学习研究中，英语婴儿更难将单词与动作进行匹配，而对于单词和客体的匹配成绩较好。一项对英语、日语和汉语学龄前儿童单词学习的研究(Imai et al.,2005；Imai et al.,2006)发现，三种语言的被试对于动作学习都较困难。这一结果与自然观察结果冲突，即在语言发展最早阶段即使英语儿童也会获得行为单词，而且在发展最早阶段汉语儿童学习的动词比客体名词更多。目前，还没有一项考察3岁以下汉语儿童学习行为动词的研究。鉴于汉语婴儿早期的实验研究缺乏以及Tardif前期关于汉语婴儿早期单词理解的研究只集中于量表测量，本研究希望通过实验方法进一步考察婴儿早期单词理解的能力，在严格控制的条件下检验婴儿理解和学习动词、名词的差异。
另外，一些单词学习的实验研究显示：英语儿童将单词与行为动作匹配较客体更加困难。例如，在Casasola和Cohen等人(2000)快速匹配学习研究中，英语婴儿更难将单词与动作进行匹配，而对于单词和客体的匹配成绩较好。一项对英语、日语和汉语学龄前儿童单词学习的研究(Imai et al.，2005；Imai et al.，2006)发现，三种语言的被试对于动作学习都较困难。这一结果与自然观察结果冲突，即在语言发展最早阶段即使英语儿童也会获得行为单词，而且在发展最早阶段汉语儿童学习的动词比客体名词更多。目前，还没有一项考察3岁以下汉语儿童学习行为动词的研究。鉴于汉语婴儿早期的实验研究缺乏以及Tardif前期关于汉语婴儿早期单词理解的研究只集中于量表测量，本研究希望通过实验方法进一步考察婴儿早期单词理解的能力，在严格控制的条件下检验婴儿理解和学习动词、名词的差异。
图3 CDI测量的英语儿童理解的词汇
图4 CDI测量的汉语儿童理解的词汇
1.3 抚养者输入与儿童早期词汇获得性特征的关系
大部分近期的研究结论表明，抚养者“输入”对于儿童特定词语的掌握的效果有显著影响(如，Naigles,2000； Naigles & Hoff-Ginsberg,1998；Tardif & Wellman,2000)，同时也影响特定的词语类别的学习(Brown & Levinson,2000; Gentner & Boroditsky,2001; Goldfield,1993; Nelson et al.,1993; Pine,Lieven,& Rowland,1997; Tardif et al.,1997； Oshima-Takane,2006)。
Tardif(1997)曾对英语(6对)、意大利语(6对)和汉语(10对)母亲与两岁孩子自然交流样本进行检验，发现母亲言语中的动、名词比例与儿童自发说出(排除重复和引用)的词类比例十分一致。汉语儿童说出的动词显著高于名词，而英语和意大利语儿童说出的名词比例高于动词，虽然二者没有达到显著差异(可能由于样本数量较少)。其次，对母亲言语中动、名词的频率、词法和句法的复杂性、句尾词汇以及母亲的疑问词(作为语用功能)进行检验，结果发现英语母亲更强调名词；而汉语母亲更多强调动词；意大利语的母亲对动、名词的强调介于二者之间，但整体的语言模式更类似英语。Choi和Gopik(1995)对14～22个月英语和韩语儿童的追踪研究也检验了母亲言语输入对儿童早期词汇的影响。结果发现，韩语母亲比英语母亲说出更多的行为动词和更少的客体名词；在语用方面，韩语母亲比英语母亲更多关注一个行为或活动，即更多鼓励孩子去做一些行为，如你把小轿车放入车库(You put the car in the garage.)，或对一个复杂的行为进行描述，如“你在干什么(What are you doing?)”。Kim等人(2000)对英语和韩语儿童的跨语言研究也有类似的发现，即韩语母亲相对英语母亲说出更多行为取向(activityriented)的句子、更多的动词以及给动词提供更多的线索(如词尾的一些曲折变化)。
虽然以上研究考察了成人言语输入与儿童早期词汇的关系，但是，我们对于这些关系中的发展性变化了解得很少。尽管我们知道，抚养者输入的差别与儿童语言中英语名词和动词使用比例的发展变化有关(Furrow et al.,1979; Sandhofer et al.,2000)，但这种输入的发展性变化很少涉及12月以下的婴儿与成人的交流，而这个阶段是早期单词理解和第一个单词产生的关键时期。另外目前缺少跨语言研究，尤其是对汉语儿童的研究。目前，本项目成员已经分别对英语和汉语的一个婴儿进行了自然追踪的预实验，结果显示英语母亲产生更多的客体名词而汉语母亲产生更多的行为动词，这一特征与婴儿早期说出的单词也有很大的一致性。不过这个结果需要更多数据的支持。
1.4 儿童早期词汇获得的理论
有很多理论阐述儿童早期的语言理解和语言产生，但很少有理论能说明一般认知能力和特定文化经验是如何交互作用的。例如，限制/原则理论(constraints/principles theories)强调词汇获得的先天认知策略，认为儿童天生具有一些认知偏好(cognitive biases)，帮助他们缩减单词可能意思的范围(如，Gentner,1982; Gentner & Boroditsky,2001; Golinkoff,Hirsh-Pasek,Bailey,& Wenger,1992; Markman,1989)。Gentner和Boroditsky(2001)区分出两类词，一类主要通过知觉机制和认知偏好来获得(比如，人的名字和一般物体的名称)；另一类词随语种不同而变化，主要依靠语言学线索获得(如，亲属称谓，动词，其他关系词和功能词)。
当前的认知偏好理论面临的主要困难是，它没有很好地解释儿童早期词汇内容中以上两类词汇在不同语种间的差异，即随语言变化的词汇(亲属称谓，动作词汇，和在汉语普通话儿童的词汇里很早出现的空间关系词汇)和更偏重知觉的词汇(具体物体名词，英语的这类词比普通话的多)在语种间的差异。因为，如果认知原则是儿童天生具有的，这种理论就很难解释不同文化或个体间的语言发展差异，它也不能解释成人对儿童的语言输入如何与儿童语言理解和语言产生相关(P.Brown,2001; Choi,1998; Kauschke & Hofmeister,2002; Tardif,1996; Tardif et al.,1997; Woodward & Markman,1998)。而且目前的认知偏好解释集中于儿童如何和为什么学习客体名词，但不能很好解释为何即便是说英语的儿童在他们最初掌握的10个词里也有包括动词在内的关系词汇(Gopnik,1982; Tardif,1996; Tardif et al.,2008)。它也不能解释在普通话和广东话儿童最早掌握的词里动作词汇比客体词汇多，而且在随后两年里继续学习大量的动词和关系词汇(Tardif,1996; Tardif et al.,1999)。
与限制/原则理论相反，社会语用论(social pragmatic theory)强调社会、语言环境对词汇发展的作用(如，Bloom，1993；Nelson，1988；Tomasello，1999)。这一理论认为儿童并不是通过一些偏向去猜测单词的意思，而是成人通过猜测儿童的注意焦点从而提供适当的单词。对这种理论主要的批评是，他们不能解释为何尽管语言输入不同但儿童间的语言发展仍有相似(Baldwin,Markman,Bill,Desjardins,& Irwin,1996; Hoff & Naigles,2002; Hollich et al.,2000; Sabbagh & Gelman,2000; Woodward & Markman,1998)。另一种理论是联结主义的观点(associationistic view)，认为单词获得是一种直接的匹配。儿童通过发现单词与参照物同时出现的频率来积累词汇。这一理论虽然没有直接强调成人的言语输入和环境的作用，但这种词与现实的(word-to-world)匹配是需要通过观察和丰富的语言环境来实现的。以上三种理论虽然可以从不同角度分析儿童如何获得单词，但都无法解释不同阶段中词汇发展的差异。
生成联合模型(Emergentist Coalition Model，ECM)是目前最新的一种理论，它把较早使用的注意线索(突出的知觉特点，词汇和所指的客体和事件在时间上的联系)，词汇学习原则，“偏好”和稍晚使用的社会实用和语言学线索(Hollich et al.,2000; Maguire et al.,in press)加以整合，用多方面因素解释词汇获得和进发现象。这一理论认为词汇获得是这些因素共同作用的生成产物，其中包括认知限制、社会语用以及一些注意机制(Brandone et al.,2007)。在词汇获得的不同阶段，每个因素的权重是不同的，而儿童倾向使用的原则是从不成熟(如，利用注意线索attentional cues)到成熟(利用社会线索和语言线索，social cues和linguistic cues)的过程。例如，在词汇获得的最早阶段，儿童的注意主要利用知觉突显性、新异性或时间相邻性等线索，从而将单词与客体或行为匹配；在18个月以后，儿童开始对一些社会线索(如：他人的眼神、指向、或通过背景推测他人意图)敏感并且逐渐开始发现语言本身提供的信息，从句法、音节出现的统计概率甚至言语的节奏和频率中识别单词。
尽管这个理论能够解释不同的语言经验对一般学习能力的影响，但它还没有得到对儿童的语言输入、语言理解和语言生成的跨语种的发展研究的证实，因此尚难以解释已观察到的跨文化的差异。对ECM和认知偏好理论最大的挑战是不同语种儿童在词汇学习之初就表现出稳定的词汇构成成分的差异(Tardif et al.，submitted)。这些差异与言语输入特征相关，不是知觉线索可以解释的。
总之，目前单词学习研究中仍然缺少可以解释客体或行为单词学习的跨语言差异的模型。我们的研究倾向于像ECM这种强调多种因素在单词学习中的发展变化的模型，但是更关注儿童开始理解和产生单词的最早阶段的跨文化和发展过程的差异。
1.5 新的科学问题
我们认为在特定情境中，比如情景化的动作序列(situated action sequences，SASs)中，单词的学习理解更容易。情景化的动作序列包括了动作执行者、动作和目标客体。在不同的语言中，这些成分的相对比例会有所不同，但是迄今为止所有的语言研究都在早期的词汇中发现了这几种成分(Slobin，1985，1992，1997)。根据社会语用学的观点，我们认为个体和文化的差异导致了抚养者和婴儿注意的细微差别，导致了对动作执行者、动作和目标客体以及他们的关系冠以不同的标签。社会实用性的差别可能在儿童开始理解语言之前就非常明显了，同时有可能使得儿童对情景化的动作序列中成分的关注有所偏好。同时我们也认为之前对动作执行者、动作和目标客体的经验与一般认知能力也会同时发生作用，影响对任何给定的SAS成分的注意和标识。因此，个体和文化差异，婴儿认知能力，已知的特定动作序列或对其成分的标识，这些因素发生交互作用从而影响早期词语的学习中的跨语种差异。为了理解词语学习结果的变异，必须考虑婴儿在动作执行者、动作和目标客体几个成分同时存在的情况下，是如何解析动作序列的，同时还要考虑照看者是如何引导婴儿的注意和对这些成分进行标识的。进而我们可以描述一般能力是如何造成词语学习的不同模式的。
简言之，本项目考察婴儿在这种设置的行为事件中分离人称主体、动作以及客体成分并将单词与特定成分匹配的能力，并且检验这种能力是否受到不同语言、文化的影响。
儿童的词汇发展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如不同语言在语言学和实用意义上对名词和动词的强调也有相应差异(Snedeker,Li,& Yuan,2003; Tardif et al.,1997)。除了语言本身的差异以外，英语和汉语儿童及其抚养者都处于不同的文化环境中，考察儿童学习的词汇种类时这个因素必须考虑在内。例如，对于汉语儿童，学习恰当称呼别人尤其是长辈很重要，但在美国，说“hi”大体就够了，他们并不期望婴儿对所有陌生人都能够按年龄、角色和性别来称呼。相对而言，英语儿童学习他们想要的物品的名称并与周围环境互动更重要(Bruner,1981; Goldfield,1993; Nelson,1973; Nelson et al.,1993; Tardif et al.,1999; Tardif et al.,1997)。因此，不同文化下的成人会有不同的非言语行为，指引儿童理解行为事件中的各个成分。Gillette等(1999)和Snedeker等(2003)的研究证明，英语和汉语的抚养者显然对他们的孩子提供了不同的非语言线索，而这些线索使得他们在猜测特定种类的词汇的意义时精确性大大提高(对英语者是物体词汇，对汉语者是动词)。在Gleitman等人(1999)的研究中，将英语母亲和儿童的交流活动拍成短片，把其中母亲说出目标单词(客体名词或行为动词)的片断提取出来并去除目标单词的声音。将片断呈现给英语和汉语大学生被试，让其猜测可能的目标单词。结果发现，无论英语还是汉语成人被试，对于客体名词的猜测都要比动词准确。但是当Snedeker等人(2003)和Lavin等人(2007)将汉语母亲与儿童的活动短片呈现给大学生被试时，无论英语还是汉语被试对于客体名词的猜测都有困难，而对行为动词的猜测更加准确。这种文化与词类的交互作用显示不同文化的非言语输入具有特异性。以上各种言语和非言语研究启发我们去探索是否成人的言语或非言语输入差异可以解释婴儿早期的单词学习。
2 研究构想
2.1 婴儿对新异的人、客体、动作的分辨和注意
这个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考察婴儿对伴随和不伴随新符号(novel label)的新情境中不同成分(主体、客体、动作)的注意偏好。我们将把婴儿对情境中的不同成分的注意与他们把新单词和这些成分匹配的能力进行对比，从而区分清词汇学习和对情境中各个成分的非言语注意偏好。
研究假设：婴儿对这些成分(人物、动作、客体)注意的发展趋势应该与相应词类获得的发展变化一致，而且也会反映出成人言语输入中这些词类或成分的差异，因此汉语婴儿对于人物和动作的变化应该注视时间更久。同时，本研究可以清楚地区分单词学习和非言语过程中的注意偏向。
2.2 婴儿对名词和动词的理解
本研究探查的问题是英语和汉语儿童是否会把早期学习的动词看成是行为动作的标签，也就是说他们是否确实把习得的动词理解为动词。目前，一些研究者认为即使汉语儿童早期词汇中说出更多的动词，但他们并没有把这些词理解为动词或指代行为动作的标签。
本研究中考察婴儿对于可以说出的“高频”单词的理解。了解儿童早期词汇理解和产生的一个挑战是确定单词指代了复杂环境中的哪个方面。
2.3 婴儿的新单词匹配偏好
这个研究将考察婴儿把新单词和客体或者动作匹配时，是否存在着与文化差异有关的倾向性。我们将考察被试在情景化的动作序列中匹配单词的倾向性，即把新词汇匹配到动作或者客体上的倾向性。实验采用IPLP(Intermodal Preferential Looking Paradigm)技术。
2.4 对新的人称、客体和动作符号的习惯化训练研究
探讨被试在情景化的动作序列中把新单词和每个成分(主体、动作和客体)匹配的能力。方法上采用习惯化与注意偏好范式相结合，在被试习惯化之后不立刻呈现新异刺激而是进入注意偏好测试阶段。习惯化过程给被试不断重复两组事件与单词的匹配内容，在注意偏好测验时考察被试是否能够将之前出现的新异单词与相应事件匹配。
2.5 对抚养者和婴儿的语言和互动进行半结构化的实验室观察。
这个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考察抚养者把客体和行为动作的语言符号呈现给婴儿的语言和非语言方式。为了避免情境不同对观察结果的影响，用实验室观察法，考查成人对婴儿的语言和非语言输入对儿童人称、客体、动作标识的影响。
3 预期结果及研究意义
婴儿单词学习是国际语言发展研究的前沿领域，但大多数研究都是以英语婴儿为研究对象。目前国内关于汉语婴儿早期语言发展研究处于起步阶段。由于汉语在词法、句法等方面具有明显的特殊性，另外，成人“言语输入”的语用习惯以及非言语线索都会影响婴儿早期单词学习，使得不同语言文化下的婴儿呈现不同的单词学习模式。本项目力图从跨语言视角考察汉语和英语婴儿的早期单词学习(包括单词的理解和产生)以及促进婴儿语言发展的成人言语和非言语输入特征。研究将综合采用实验室实验、半结构化实验室观察和量表测量等研究方法，利用新的研究技术(如习惯化和IPLP)，从多个角度探索婴儿词汇发展，以及不同语言文化和个体环境对婴儿早期单词学习的影响，揭示词汇获得的跨语言一致性和特异性。研究结果有望对儿童的语言学习提供启示。
本项目中视语言为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而未对语言和文化进行区分。当然，如果增加外文化新移民的抚养者与婴儿词汇获得关系的样本，可能更清晰地解析这两个因素。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进行这方面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