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十六国时期的商业及其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试论论文,特征论文,时期论文,商业论文,十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建兴四年（公元316）刘曜攻陷长安城，西晋最后一个皇帝愍帝出降，到太延五年（公元439年）北魏灭亡北凉，共计120余年中，北部中国陷入了“无月不战”的十六国时代。战争频仍，使社会经济遭到了又一次空前的大破坏，曹魏西晋以来，北部中国刚刚发展起来的社会经济又遭扼杀。史称：“晋末，天下大乱，生民道尽，或死于干戈，或毙于饥馑，其幸而自存者，盖十五焉。”〔1〕因而，文献中关于这一时期历史的记述，除了是各民族之间的互相仇杀和你争我夺以外，关于社会经济状况的记述极为零碎，作为社会经济分支的商业材料，尤为罕见。也正因为如此，长期以来，研治魏晋南北朝史者，对十六国时期商业的记述，除了笼统的概括为“不发达”，或者“停滞、衰落”等词句以外，尚未有人进行专门的系统的论述。
由于十六国时期的政权，在时间上具有短暂性，在地域上具有相对狭窄性，在政治格局上具有政权多元化等特征，所以我们探讨这一时期的商业时，不妨按政权来分述：
曾“随邑人行贩洛阳”〔2〕，商人出身的石勒建立后赵以后，回到襄国，刘翰反叛，投奔段匹
，当时“襄国大饥，谷二升直银二斤，肉一斤直银一两。”〔3〕说明战乱造成物资缺乏时，商人更得以乘机哄抬物价，谋取暴利。后来，当战事稍息以后，石勒下令“置挈壶署，铸丰货钱”，以利于商业交换〔4〕，当建德校尉王和掘得藏有大钱三十文的鼎以后，他更是“令公私行钱”〔5〕。到他的侄子石虎时，为了搜括财富，“下书令刑赎之家得以钱代财帛，无钱听以谷麦，皆随时价输水次仓。”〔6〕可见此时不仅有钱币存在和使用，而且谷、麦等物产，不同时节具有不同的价格。他大兴徭役，军旅不息，以至金一斤，只能买二斗米，弄得民不聊生，使石勒时残存下来的商业日趋衰落。从当时麻襦在魏县市中乞丐〔7〕，以及石世即位后，其兄石遵兴兵至邺，废杀石世，斩杀“张豺于平乐市，夷其三族”〔8〕等事来看，经战火洗劫之后，不独后赵首都有市名平乐者，连魏县也仍有市存在。据此，可以初步得出结论：秦汉以来郡、县治所所在地筑城设市的情况，在十六国后赵统治范围之内，仍然存在。当然，这只能是建立在商业活动具有一定规模的基础之上的。
鲜卑族慕容氏建立的前燕政权，由于其创建者慕容廆“刑政修明，虚怀引统”，所以“流亡士庶，多襁负归之”，境内一时“路有颂声”〔9〕，为其立国奠定了基础。到慕容皝时“躬行郡县，劝课农桑”〔10〕，社会经济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乃至出现了由于商业发展影响到其重农政策的贯彻执行，为此，其记室参军封裕进谏云：“四业者国之所资，教学者有国盛事，习战务农，尤其本也。百工商贾，犹其末耳。宜量军国所须，置其员数，已外归之于农”，慕容皝采纳了他的建议，下令说：“览封记室之谏，孤实惧焉……百工商贾数，四佐与列将速定大员，余者还农。”〔11〕到东晋升平四年（公元360年），慕容
即位后，由于赋税繁重，不仅影响到农业， 而且还妨碍了商业的发展。为此，其尚书左丞申绍上疏说：“节俭约费，先王格模；去华敦朴，哲后恒宪……宜罢浮华非要之役，峻明婚姻丧葬之条，禁绝奢靡浮烦之事，出倾宫之女，均商农之赋。”〔12〕遗憾的是慕容对此无动于衷，吏治更加败坏，副赞朝政的慕容评，“性贪鄙，鄣固山泉，卖樵鬻水，积钱绢如丘陵。”〔13〕竟将薪樵和水作为商品，获取暴利。
前秦苻健建国后，其丞相苻雄不注意发展境内经济，遣其侄苻菁“掠上洛郡，于丰阳县立荆州，以引南金奇货、弓竿漆蜡，通关市，来远商，于是国用充足，而异贿盈积矣。”〔14〕靠与江南的东晋政权通商，竞充实了国用，其规模自然可观。后来苻坚时，不仅吐谷浑子卒奚，“惧而遣使送马五千匹、金银五百斤。”〔15〕而且曾派梁熙出使西域，并以彩缯分赐西域地方政权，“于是，朝献者十有余国。”仅太元六年（公元381年）就有“鄯善王、车师前部王来朝，大宛献汗血马， 肃慎贡梏矢，天竺国献火浣布、康居、于阗及海东诸国，凡六十有二王，皆遣使贡其方物。”〔16〕可见，在前秦时，对外经济关系是长期存在而且规模很大。就其境内的商业来说，是与前秦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的，当苻坚统治时，由于在王猛等著名政治家的辅佐下，吏治清明，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发展社会经济的措施，如禁奢侈，与民休息，诛杀豪强，抑制权贵，劝课农桑，开放山泽之利等〔17〕，不仅使它逐渐统一了北方，而且出现了“关陇清晏，百姓丰乐，自长安至于诸州，皆夹路树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驿，旅行得取给于途，工商贸贩于道。”〔18〕，这样一派商业繁荣的景象。正是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下，前秦出现了许多富商大贾，据史载：“时商人赵掇、丁妃、邹瓮等皆家累千金，似则王侯。”〔19〕城市商业也可以其都城长安存在市场之事，推测其具有一定水平，事详《晋书》卷113《符坚载记上》。
羌族姚苌建立的后秦，在其子姚兴时，“以国用不足，增关津之税，盐竹山木皆有赋焉。”当群臣进谏，反对增加商税时，他认为：“能逾关梁，通利于山水者，皆豪富之家，吾损有余，以裨不足，有何不可。”〔20〕从姚兴的言辞和他决意增加关津之税来看，境内应有不少富商大贾存在。其与周边民族的经济交往也时有发生，如姚兴用王尚守姑藏，王尚“绥抚遗黎，导以信义，百姓怀其惠化，翕然归之。北部鲜卑遣使贡。”〔21〕
氐族吕光，在苻坚时，被任命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玉门以西诸军事、安西将军、西域校尉。史载其听说苻坚为姚苌所害，“于是大赦境内，建元曰太安……时谷价踊贵，斗直五百，人相食，死者太半。”他通过“以驼二万余头，致外国珍宝，及奇伎异域殊禽怪兽，千有余品，骏马万余匹”〔22〕，而获得了立国之资。其侄吕隆嗣位后，由于骨肉相残，自己削弱了力量，特别是连年的征战，生产受到破坏，所以，当沮渠蒙逊围攻其国都姑藏时，“谷价踊贵，斗直钱五千文，人相食，饿死者十余万口”〔23〕，由于物价腾踊，导致十余万人饿死的悲惨局面发生。
安定乌氏（今甘肃平凉西北）人张轨在洛阳沦陷、晋愍帝立于长安，封他为太尉、凉州牧时，太府参军索辅针对河西地区钱币不用，有碍商业的情况，对张轨说：“古以金贝皮币为货，息谷帛量度之耗，二汉制五铢钱，通易不滞。泰始中，河西荒废，遂不用钱，裂匹以为段数。缣布既坏，市易又难，徒坏女工，不任衣用，弊之甚也。今中州虽乱，此方安全，宜复五铢以济通变之会。”被张轨采纳以后，“钱遂大行，人赖其利。”〔24〕可知河西地区在张轨统治时，货币经济就比较发达，以致“西胡致金胡饼”〔25〕，主动前来进行经济交往。张轨之孙张骏继位后，“境内尝大饥，谷价踊贵，市长谭详请出仓谷与百姓，秋收三倍征之。”〔26〕不仅有管理商业交换的市长，而且官府还利用饥荒，对百姓进行高利贷剥削。到张骏之子张重华时，“轻赋敛，除关税，省园圃，以恤贫穷。”〔27〕对商业发展的环境进行了改善。前凉的都城姑藏，由于处在中西交通的要道上，便成为西域和中亚商人向中原地区从事贸易的中转站，据朱雷先生根据梁僧佑所撰《出三藏记集》中所收《渐备经十住胡名并书序》等文献的研究结果，在当时从姑藏到长安和襄阳，存在有专门从事商业活动的“互市人”〔28〕。
慕容德所建立的南燕政权，是十六国时期注意发展官营盐铁业商品生产的几个政权之一，据说他“立冶地商山，置盐官于乌常泽，以广军国之用。”〔29〕
汉人李暠所建立的西凉政权，其所统治的区域主要是敦煌地区。这一地区，自西汉以来就是“丝绸之路”的要冲，经过两汉的经营，敦煌经济繁荣、人口殷实，成了“华戎所交一都会”〔30〕，“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31〕。曹魏时期，敦煌太守仓慈兴利除弊，劝农通商，经过一番精心治理，这里也出现了“民夷翕然”的太平景象。前凉和后凉时期，这一地区的地方官吏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生产的措施，使这里的经济没有因政权的更替而停滞、衰落，特别是它处在中西交通中的枢纽地位，使中外贸易长盛不衰，因此，到西凉时，这一地区的社会经济保持了持续发展的势头。史称其立国之初，考虑到“诸事草创，仓帑未盈，故息兵按甲，务农养土。”〔32〕不仅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生产的措施，而且还注意发展与南凉及周边政权的商业活动。西凉境内商业发达，不仅表现在交换频繁，而且贷币经济也相当发达。前者如“王琴卒后，墓门前有石人狮子，子孙寒微，卖与汜氏”〔33〕之事，后者如“汜固字孔完，大将军掾纯之孙也。推家财百万与寡弟，二百万与孤兄子。”〔34〕此外，西凉政权一直与东晋保持着使命往来和经济联系。〔35〕。
卢水胡沮渠蒙逊所建立的北凉，是十六国时期对外经济活动较为发达的政权之一。据文献记载，西域有36国向它称臣纳贡，它和东晋、刘宋的关系有证可据的政府间的使者往来有四次之多〔36〕。北凉政权与东晋、刘宋的密切交往，虽然主要是为了对抗北魏，但是，在政治交往之下，经济贸易活动从来没中断，单纯的政治交往几乎是不存在的，如元嘉十九年双方第一次通使时，《宋书·氐胡传》云北凉“遣常侍汜俊奉表使京师，献方物。”次年，《宋书·文帝纪》称：“是岁，河西国……并遣使献方物。”有关北凉与西域、中亚地区的经济交往，不仅文献有征，而且考古发现也提供了确凿的证据。据《魏书·西域传》记载，北魏灭北凉时，曾经从其都城姑藏俘获了一大批粟特国商人，后来粟特国派遣使者至北魏平城交涉，才使这些被俘的商人返回本国。1907年，英国人斯坦因在敦煌附近的长城烽燧遗址中，发现了八件粟特文书，据学者们释读，八件文书中的第二件是一封书信，信中所反映的内容证明了中亚一带的商人在十六国时一直活动在河西地区〔37〕。
河西鲜卑秃发乌孤建立南凉，史称他一登基，即实行“养民务农，修结邻好”〔38〕的政策。尽管这些政策的具体内容今天已难知其详，但至少从“修结邻好”来看，就包括了与邻近政权发展经济交往应是不成问题的。至南凉嘉平七年（公元414年）四月， 仅保有湟水流域一隅之地的南凉，面临着“连年不收，上下饥弊，南
炽盘，北迫蒙逊，百姓骚动，下不安业”〔39〕的困境。适逢聚居青海湖一带的乙弗、契汗等部叛南凉，傉檀即欲击乙弗、契汗等部，企图掠夺牲畜以解国内饥馑，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孟恺劝谏说：“今远征虽克，后患必深，不如结盟炽磐，通籴济难，慰喻杂部，以广军资，畜力缮兵，相时而动。”〔40〕在危急时刻，建议与西秦乞伏炽磐结盟，用和籴办法度过危机。
冯跋建立北燕，在其当政时，澄清吏治，禁止贿赂得官，劝课农桑，恢复和发展经济，使境内的经济有所恢复。反映在商品经济方面，不仅城市经济仍能在战火中延存，而且与周边地区的交市仍能保持。据《晋书》卷125《冯跋载记》云：“初，慕容熙之败也， 工人李训窃宝而逃，赀致巨万，行货于马弗勤，弗勤以训为方略令。既而失去之士书之于阙下碑；冯素弗言之于跋，请免弗勤官，仍推罪之。跋曰：“大臣无忠清之节，货财公行于朝，是由吾不明所致，弗勤宜肆诸市朝，以正刑宪……其原持之。李训小人，污辱朝士，可东市考竞。于是上下肃然，请赂路绝。“在其都城昌黎有东市，也许还会有南市、西市？又史载：”库莫奚虞出库真率三千余落请交市，献马千匹，许之，处之于营丘。“〔41〕与库莫奚三千余落进行交市，其交易的规模自然不会太小。
文献所载十六国时期商业的梗概，大体如上所述。诸如冉魏、大夏、段部、仇池等政权，或由于存在时间极短，或因其境内商业无可述，因而在文献中不见反映，我们难知其详。
综观十六国时期的商业发展情况，我们可以发现其具有如下特征：
首先，商业的存在与发展是与政治环境和地理条件密切相关的。整个十六国时期，北部中国在割据政权的纷争和更迭下，社会经济遭到了严重破坏。然而，这种破坏的严重性却因割据政权统治者个人的政治素质而有差异。我们不能不加分析地认为他们都是一些不学无术的杀人魔王。事实上，他们中的某些人，具有一定的政治目光，曾经在其境内推行过一系列发展农业生产，促进经济繁荣的措施，如后赵石勒，虽目不识丁，却能从谏如流，体恤民众，劝课农桑，因而在他当政时，后赵经济较前赵有所发展，商业便是如此，前已论述。又如前凉张氏政权，不仅其所在的凉州在西晋末年未遭受中原那种惨不忍睹的大破坏，所谓”秦川中，血流腕，唯有凉州倚柱观。”〔42〕而且张轨、张实、张茂、张骏等人，大都能“厉操改节，勤修庶政， 总御文武， 咸得其用”〔43〕，做到“轻赋敛，除关税，省园囿，以恤贫穷”〔44〕，故凉州一带在前凉时，是当时北部中国商业发展较好的地区之一。还如前秦政权下所出现之“关陇清晏，百姓丰乐，自长安至于诸州，皆夹路树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驿，旅行者取给于途，工商贸返于道。”〔45〕也是与苻坚早年的励精图治有关。他如前燕、后秦，也有与之类似之处。相反，前赵、冉魏、大夏等却因统治者的嗜杀成性，内讧不止，而商业无闻矣！
商业与地理条件密切相关，并非是分裂割据时期才存在。在大一统王朝之下，它也是促使商业发展的重要因素。我们说十六国时期的商业状况与地理条件密切相关是基于下列两个方面来认识的：一方面，在兵爨不止的情况下，战略形胜之地，因屡遭战火洗劫，商业无以生存；另一方面，边远地区和传统的商路所经地，仰赖中外经济交往而使商业有所保持。前者如先秦以来北方的商业中心洛阳，这时因城市被毁，商业近乎废弃，后者如五凉、前燕政权，或处于丝绸之路要冲，或因处于东北边陲，与周边民族交往密切，所以，以境外经济贸易为主的商业较同一时期其它政权要发达。
上述政治环境与地理因素对商业的作用，使这一时期的商业呈现出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性。
其次，各个政权走马灯似的频繁更替，不仅每次出现政权更替就是对原有经济的人为破坏，而且导致同一地区的经济政策、统治方式时常变易，社会经济的发展条件处于严重的不稳定状态之中，所以，一地区的商业，在此时可能会获得发展，在彼时却可能又会停滞、衰落，这种情况，致使十六国时期商业的存在和发展呈现出断续性的历史特征。
商业存在和发展的不平衡性与继续性，反映到这一时期商业乃至商品经济的总体水平上，与曹魏西晋相比，在古老的关中和中原两大经济区内，商业不是在发展，而是在人为地破坏、毁灭之中。当然，这个破坏、毁灭的过程并不是持续不断的，而是呈循环状态。即破坏、毁灭→恢复、复苏→再破坏、再毁灭。只有处于边陲地带的河西、辽东等地区，由于政治格局发生变化，区域内自身经济地位加强，商品经济才有所发展。并且这种发展大抵呈曲折、缓慢上升状态。基于这种情况，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笼统视之，而应该在抓住其断续性与地域性的基础上，区别对待。我们在充分认识到战乱和政权更替使关中和中原商品经济停滞、衰落的前提之上，必须注意到这一时期边疆地区的商业较前代有所发展。这种发展是与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相一致的。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说十六国时期是北部中国不同地区商业发展水平差距缩小的时期。可惜的是这种差距的缩小是建立在原有发达商业地区被破坏的基础之上的。
再次，从十六国时期的商品来看，主要是农产品和外来品，它不同于战国秦汉以来商业的发展，是建立在一定手工业商品生产基础之上的。
十六国时期的手工业商品生产，尤其是官营手工业商品生产遭到了严重的破坏，陷入了停滞、衰退的境地，因而，为整个商业活动所提供的手工业商品就十分罕见。
这一时期的主要商品由两大部分组成：一是农业领域中的种植业商品；二是由周边地区民族和国外输入的商品。前者，主要是在传统农耕区内，只要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具备，就具有商品化种植业和非严格意义上的商品化种植业。所谓商品化种植业，是指那些占有大片土地，采用雇佣劳动方式，生产粮食和各种经济作物者，这些收获物除少量供他们消耗外，主要出路在于投入市场；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商品生产，则是指那些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虽然生产的粮食和经济作物还不够自己的消费，但由于某些原因，不得不将其有限的产品投放到市场〔46〕。后者，是指与传统少数民族聚居地邻近，或者地处中外交通要道的地方建立的政权，因为中外经济交往的需要而发生的商业活动。如前所述五凉政权下的商业，便是以对外经济交往为主。
由于上述特征，使得十六国时期的商业，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处于发展水平低下的状况。
注释：
〔1〕《魏书》卷110《食货志》。
〔2〕〔5〕《晋书》卷104《石勒载记上》。
〔3〕〔4〕《晋书》卷105《石勒载记下》。
〔6〕《晋书》卷106《石季龙载记上》。
〔7〕《晋书》卷95《艺术·麻襦传》。
〔8〕《晋书》卷107《石季龙载记下》。
〔9〕《晋书》卷108《慕容皝载记》。
〔10〕〔11〕《晋书》卷109《慕容皝载记》。
〔12〕〔13〕《晋书》卷111《慕容载记》。
〔14〕《晋书》卷112《苻健载记》。
〔15〕〔16〕〔18〕〔19〕《晋书》卷113《苻坚载记》。
〔17〕关于这些措施，参见韩国磐《魏晋南北朝史纲》第261页。
〔20〕《晋书》卷118《姚兴载记下》。
〔21〕《晋书》卷117《姚兴载记上》。
〔22〕〔23〕《晋书》卷122《吕光吕隆载记》。
〔24〕〔25〕见《太平御览》卷758引《前凉录》。
〔26〕《晋书》卷86《张轨传附张骏传》。
〔27〕《晋书》卷86《张轨传附张重华传》。
〔28〕详见朱雷先生：《东晋十六国时期姑藏、长安、襄阳的“互市”》一文，收入《古代长江中游经济研究》一书。
〔29〕《晋书》卷127《慕容德载记》。
〔30〕《续汉书·郡国志》注引《耆旧记》。
〔31〕《后汉书·西域传》。
〔32〕《十六国春秋辑补·西凉录》
〔33〕《北堂书钞》卷160引留彦明《敦煌实录》。
〔34〕《太平御览》卷512引留彦明《敦煌实录》。
〔35〕参见唐长孺先生：《南北朝期间西域与南朝的陆道交通》，收入《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出版。
〔36〕北凉与刘宋的四次使者往来，见于《宋书》卷98《氐胡传》、《宋书》卷5《文帝纪》、《宋书》卷6《孝武帝纪》。
〔37〕参见陈国灿先生：《敦煌所出粟特文信札的书写地点和时间问题》，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7期，1985年12月出版。
〔38〕《十六国春秋辑补·南凉录》。
〔39〕〔40〕《晋书》卷126《秃发傉檀载记》。
〔41〕《晋书》卷125《冯跋载记》。
〔42〕《晋书》卷86《张寔传》。
〔43〕《晋书》卷86《张轨传附张骏传》。
〔44〕《晋书》卷86《张轨传附张重华传》。
〔45〕《太平御览》卷465《歌》。
〔46〕详见拙作《魏晋南北朝时期种植业中的商品成份》，载《郑州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