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他者与反观自我：近代中国人的韩国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韩国论文,近代论文,中国人论文,自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古代中国人对于周边民族和国家有不少的记载，正史中也总有“四夷传”，中国人去外国游历并留下记录的情况也不少。就拿朝鲜半岛来说，北宋徐兢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至今仍是研究高丽史的重要史料。然而过去中国人对于周边民族和国家的历史沿革、制度兴革研究较少，这与中国过去所谓“天朝上国”的地位很不相称。就拿历史学来说，正史中对于“四裔”的记载往往限于与中国有关的部分，而不是以一个独立的主体来认识的，所谓“中国之史，自为中国作，非泛为大地作”①。即使到了近代新史学兴起后，傅斯年还承认“我们中国人多是不会解决史籍上的四裔问题的”②
到了近代，在列强的冲击下中华秩序走向崩溃，周边原来的“朝贡国”纷纷沦为列强的殖民地。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人不得不将一部分注意力转移到周边国家，关于这些国家的文章常见于报刊，也多有专书出版，中国人认识韩国的途径也更加多样。可是，在当时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和思想背景下，中国人对于周边弱小民族和国家的认识恰好成了由中华主义向近代民族主义过渡时的思想资源之一，因而认识的目的不是学术的而是政治的，从而导致认识本身表现出一些引人注目的特征。
过去朝鲜是与中国关系最为密切的国家，近代朝鲜的兴亡自然引起中国人的高度关注，因而近代中国人对朝鲜的认识也相对较为丰富、复杂，并对近代中国思想演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以近代中国人留下来的认识资料为分析对象，分析其对韩认识的特点。
一、“亡韩”与“韩亡”③
清末洋务官僚已经认为朝鲜国小民贫，无力自振，如果中国不设法加以维持，则必然为日本或俄国吞并。马建常（字相伯）曾被派往朝鲜担任外交通商事务顾问，居留一年半。1884年从朝鲜请假回国后，他建议李鸿章在对韩政策上尽快做出决断，“或听其自主，中国脱离关系；或实行干涉，派干练钦差大臣，率兵前往，作有力的指导，高丽始有挽救的希望”。而李鸿章回答说大清国尚不知能否存在20年，如何顾得了朝鲜，以为不可行。④ 这种主张在清政府内部具有相当的代表性。⑤ 1895年中国在《马关条约》中承认朝鲜为独立自主之国，则为朝鲜沦亡之始。到1904年日俄两国为争夺对朝鲜半岛的控制权而大动干戈之时，灭亡更成为大韩帝国的宿命，梁启超在1904年日俄战争当中就已经写出了《朝鲜亡国史略》。所以，1910年大韩帝国的灭亡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似乎是早已预知的结局，并不感到出乎意料。
在大韩帝国灭亡当时，社会进化论依然盛行，中国人虽然对于国际社会只有强权而没有公理、弱肉强食的现实不无愤懑之情，然而也无可奈何地将其作为国际社会的法则接受下来。直到20世纪20年代末，黄炎培还觉得各民族既然有强有弱，不能无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别。⑥ 国家是最高的道德存在，国际法也不足信，殊“不知国际法之公例，甲乙两国结约而灭亡第三国，为正当之权利，特为第三国无被灭之义务耳”⑦。
所以，让许多中国人感慨的不是大韩帝国的灭亡，而是其居然这样无声无息地灭亡了。梁启超就曾感叹：“呜呼！吾观于朝鲜而叹亡国之易易也。”⑧ 梁启超早在1901年就发表了《灭国新法论》一文，指出了近代殖民扩张与传统意义上国家间的征服有所不同。过去灭人国则虏其君，而今则必灭其全国，而不与一人一家为难，而且常借一人一家之力，以助其灭国，所以强国往往在不知不觉、不动声色中灭掉他国。⑨ 大韩帝国就是这个“灭国新法”时代的牺牲品，“日本无攻城野战之劳，朝鲜无死亡捕虏之惨，雍容揖让，晏然不惊，至于外论尤翕然无复异议”⑩，让梁启超不得不感叹：“呜呼！吾观朝鲜之亡国，乃知今日之以新法灭人国者，其计至狡，其术至工，其处心至为狠鸷，而其手段又至为和平也”。(11) 李芝圃也有类似的感慨，他说：
至于朝鲜之灭，未尝传攻城略地之警闻，未尝有某城失守，某地丧师之惨报，而其版图即为他人所占据，其权利即为他人所攫取，其人民即为他人所辖制，此为灭国新法大见进步之时代也。(12)
对于日本背信弃义，吞并大韩帝国一事，当时也有人抱怨中国朝野反应过于冷淡。不仅中国政府“忍见藩服之泯亡而不能匡救，至今三韩全境解事他人”(13)，甚至“朝野上下，一若毫不相关者，报章既不登载其内容，舆论亦不研究其利害，吾诚不知其何识见之陋而眼光之小也”(14)。但是于世界各国之中，也许还是要数中国人最为同情大韩帝国的遭遇。当年梁启超就感叹说，各国舆论默认日本吞并朝鲜，“所恻然痛伤，不能自己者，宜惟有亡藩之旧主耳”(15)。李秉钧在为李芝圃《朝鲜亡国史》作序时也说，当此时“中外士君子议论纷纷，对于朝鲜则有悲悯语，对于日本则有愤懑语”(16)。
然而，中国人虽然痛恨日本而同情朝鲜，但在社会进化论的影响下，李秉钧“亦思倚赖难以图存，非朝鲜皆可作朝鲜观；强权即是公理，非日本皆可作日本观也”(17)。现在世界各国竞争日烈，弱肉强食俨然成为公例，我们除了谴责帝国主义国家背信弃义之外，也要检讨自身的缺点，所以许多中国人对于大韩帝国也抱有哀其不幸而怒其不争的态度。
当时批评最多的是韩人不能自强自立，而过分依赖外势。梁启超甚至说：“韩人之不自立，而惟人是赖，其天性也。”(18) 后来到1922年，历史学者向达仍然认为朝鲜“自卫氏以至朝鲜之亡，历世二千余年，其政治上之依附不时固矣，而究以隶属中国者为长且久，至其文化尤不能一日离我国而独立”(19)。这种批评主要是针对朝鲜的外交政策而言的，依赖性表现在外交上就是所谓的事大主义，且摇摆不定，终于受日本欺骗而亡国，所以梁启超批评说：“其外交也，喜弄智术，日言纵横捭阖，常商榷于联某国以抵制某国，实则割臂饲鹰，舍身施虎，鹰虎未饱，身肉已糜，然而至死不悟也。”(20) 戴季陶也认为朝鲜灭亡的根本原因在于国民无能，尤其是在1894年脱离中国之后事事依赖日本，不能发奋图强，所以惨遭亡国之痛。(21) 李芝圃的批评更为苛刻，他说：
其君若民，如有独立之性质，有完全之智识，万不至朝事秦而暮事楚也。乃观其所持之主义不过事大已耳，不过从强已耳，不过依赖他人，苟延残喘已耳。其对于各国也，或服焉，或叛焉，或依违两可，或首鼠两端。今日帖其耳，明日复昂其头，察其意非为他人之奴隶，非受他人之鞭挞，不安也。(22)
“朝鲜先亲中而疏日，继亲日而疏中，今又亲俄而疏日，彼固非有国家之资格者也，彼固非有独立之能力者也”，在弱肉强食的国际政治漩涡之中，“试问此等国家，尚能独立乎？尚能自主乎？此必不可得之数矣”。(23) 戴季陶也说：“朝鲜亡矣，论朝鲜之亡者众矣。吾敢一言以蔽之曰：朝鲜之亡也，以其国民无能故。”(24) 他拿朝鲜与泰国相比，说明朝鲜在亡国以前如能奋发图强，仍有自强的可能，可惜事事依赖日本，结果遭遇亡国之惨痛。
时人还批评韩国人缺乏爱国心。杨南邨在《亡国痛史》一书中说：“夫韩亡之道不一端，而其人民之无十分敌忾力、爱国心、坚毅不拔之志气，则其一大故也。”(25) 梁启超在《朝鲜灭亡之原因》中也用大量篇幅说明朝鲜灭亡的责任不仅在于韩皇，也在于朝鲜之社会和为政者，“若朝鲜社会，则又亡国之社会也”，“盖朝鲜社会阴险无耻者，常居优胜之数，而贞洁自爱者常居劣败之数”。他对朝鲜政治有更为激烈的批判，甚至认为一部韩国近代史“一言蔽之，则励精图乱，发奋图戕而已矣”(26)。
之所以许多中国人对于大韩帝国有过激的批评，大概也是以《过秦论》中所阐述的“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的思维来思考问题的结果。梁启超就说“是故亡朝鲜者朝鲜也，非日本也”(27)。因此，“果日本之能亡朝鲜乎？抑朝鲜近百年来之政府与人民，诚有致亡之道在乎？”这一问题始终困扰着一部分中国人，直到1927年黄炎培去朝鲜考察时，仍要为此一问题寻找答案。
当时中国人为什么那样热衷于探寻大韩帝国灭亡的内因呢？那是因为在这弱肉强食的世界，“盖立国于地球之上，不恃人之不亡我，而恃我之不能亡”(28)。不能将希望寄托在帝国主义列强的良心发现上，而应自己奋发图强，他们正是这样要求当时的韩国人的。李芝圃在《朝鲜亡国史》“序”中就曾这样说道：
使朝鲜君民同体，上下一心，尝胆卧薪，力图恢复，虽不能同日耳曼之复兴，意大利之再振，则箕子遗宗，亦不至随汉水滔滔而俱逝也。然返观朝鲜，其内政之腐败如故也，其党派之纷争如故也，其人民之愚昧如故也，优胜劣败，天演难逃。各国条约成立之日，即朝鲜运命告终之期也。(29)
当然，与其说他们这样要求韩国人，毋宁说是在要求中国人自己，这才是当时中国人关注大韩帝国灭亡问题的根本目的之所在。当年中国留日学生潘宗礼回国途中经过仁川，听说日本吞并朝鲜，义愤填膺，投海而死。他的死不仅是痛大韩帝国之亡，更是痛中国之不觉醒。他在遗书中写道：“韩中两国，唇齿相承，韩之亡，其中国将亡之先声呼？吾国人懵然不之觉，吾将以死警之。”(30) 梁启超之所以写了《朝鲜亡国史略》、《朝鲜灭亡之原因》、《日本并吞朝鲜记》等文章，也是要警告中国勿蹈大韩帝国之覆辙。他在1904年就警告说，如果中国再不发奋图强，则“吾恐吾之哀朝鲜者，其又将见哀于朝鲜尔，嗟夫！”(31)
关于大韩帝国灭亡对中国的影响问题，戴季陶曾专门写了《日韩合邦与中国之关系》一文加以讨论。他强调“韩存虽于吾国全部无绝大关系，而亡则吾国政治、军事、实业等之受祸，实有不胜枚举者”。其中最大的祸害是日本在吞并大韩帝国之后，下一步必然侵占中国东北，“韩亡则满洲亡，满洲亡则内地之日本势力益盛，大好神州恐将变为岛夷之殖民地矣”。“由此观之，则韩之亡也，不特关系于其一国，直接蒙最大多数之损害者，实吾中国也”。(32)
既然他们关注大韩帝国灭亡问题的着眼点在于中国，所以他们不是要对大韩帝国进行科学的研究，而是要从中寻找可以用来警示中国人的教训，“亡国史鉴”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十数年间成为梁启超等先进中国人提倡爱国主义的一个重要途径。(33) 而从上述论述来看，中国人从大韩帝国灭亡一事上吸取的教训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国民必须要有爱国心，二是不可依赖外国，而要自强。这两者表面看来均无不可，但是具体到韩国身上，不仅并不符合历史事实，而且两者之间也有内在的矛盾。
韩国人真的爱国心薄弱吗？黄炎培在1927年亲自赴朝鲜调查后，虽然对于朝鲜人的精神、气魄、道德等不无批评，但是仍认为亡国的主要责任在于为政者，而不在于人民。他以开港前后朝鲜反抗侵略的事例说明：“斯时全国人民，非不慷慨奋发，而内政不修，实力不充，党争不息，满朝水火，以底于灭亡。然则一时之民气，其可恃而又不可恃矣。”他比较重视党争的消极影响，感叹道：“对外不一致，其无可以幸存矣。哀哉鲜民，宁牺牲千万人生命于既亡之后，曾不肯牺牲少数人意见于未亡之先。由今思之，果何为也哉？”(34)
为政者罪恶莫过于李完用等一班卖国贼，许多人将李完用等卖国贼视为亡国的罪魁祸首，引用孟子所言“国必自伐，然后人伐之”的道理，说明“故韩不亡于伊藤，而亡于李容九、李完用诸人”。(35) 产生李完用一班卖国贼，似乎是韩国人缺乏爱国心的表现，但是韩国也同时产生了安重根这样的义士，又可证明韩国人具有强烈的爱国心。安重根是令中国人敬仰的义士，吴传绮说：“安重根，万世名，朝鲜出此侠烈士，朝鲜虽亡亦有荣。”(36)
那么，为什么大韩帝国最终还是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呢？一种解释是安重根那样的志士不应去针对伊藤博文，而应及早除掉李完用等卖国贼。程淯所编《安重根》就在扉页上特别提醒读者注意：
这本书是说朝鲜的安重根应当在没有亡国的时候刺杀李完用和李容九那班卖国贼，那就朝鲜不至于灭亡（在国里头捣乱的人，是误国贼，他的罪与卖国贼一样），等亡国后刺杀伊藤博文，那就来不及了，徒然叫朝鲜亡的更快。(37)
他在序言中再次强调编撰本书“意在示天下后世，凡不忍自亡其国者，当先推刃于敢于自亡其国之人，而敢于自亡其国者，亦当憬然于国中或亦有安重根其人者在。呜呼，可以惧矣！”(38)
可是，没有卖国贼，大韩帝国真的就不会亡吗？当时戴季陶就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说：“吾辈以客观的眼光，自政治上观察之，李固不过一日本之走狗，虽无此人，而韩亦必灭于日也。夫韩国以一蕞尔小国，存亡之权非向操之吾国者乎？甲午一役，既已失之于日本，则其被并吞之势已成。而其后之《日韩协约》、《日韩新协约》，由微而著，并吞之实已见。岂无李完用日韩合邦之说，而日本遂不并吞韩国乎？”所以戴季陶还是从韩国之外来寻找原因，以为“韩国之存亡问题，即吾国国权之消长问题，亦即吾国实力之增减问题”(39)。梁启超也承认大韩帝国之灭亡本是中国衰落、四夷不守的结果。(40) 向达也认为“朝鲜之与吾国，若影之随形；吾国文化之升降变迁，亦即朝鲜文化之升降变迁”，而朝鲜之灭亡乃由于中国之失策，表现之一是李鸿章等封疆大吏不谙国际公例，表现之二是李鸿章等人对朝鲜抱有不欲负责的态度，所以断送了朝鲜，“总之朝鲜之亡，我国应负其一部之责”(41)。
既然朝鲜的命运为列强所左右，又如何能不依赖外国呢？中国人之所以对此印象深刻，大概是仍将中日甲午战争前朝鲜疏远中国视为忘恩负义之举的缘故。李芝圃在《朝鲜亡国史》中就对此十分愤慨，将朝鲜在战争时未主动帮助中国视为中国失败和大韩帝国最终灭亡的原因之一。他认为当时中日两军对峙、旗鼓相当，如果朝鲜能举国一致反对日本，则能为日本添一分阻力，为中国添一分助力，中韩两国则有取胜的希望，即使不胜，韩国也能留下一段可歌可泣的光荣历史，“而惜也，朝鲜人无此魂魄，无此心肝，终使檀君旧族，箕子遗宗，而为旭旗下之奴隶也”(42)。
此外，之所以特别强调这一点也是为了说明列强维护中国领土和主权完整之许诺不可靠，警告国人不可因此而掉以轻心，不知奋发图强。李芝圃强调指出，只有不能独立自主的国家才会指望别国承认自己的独立，保全自己的领土完整，“试观英法德美俄日所结之条约，孰承认孰之独立，孰保全孰之领土乎？乃日本以此施之于韩，列强何尝以此施之于我。日施于韩而韩既亡于日，列强施之于我，则我之亡亦旦夕事也。”因此，“保护条文适为召亡之符，见夷之券”，如果中国再不觉悟，“则亡韩之惨剧，行将再见于我中国矣。其所谓尊重独立、保全领土者，既欺韩人于醉梦之中，更弄我中国于股掌之上也”。(43) 李芝圃编著《朝鲜亡国史》一书的最终目的就是通过揭露日本野蛮吞并大韩帝国，而列强公然默认的事实，让中国政府和国民“恍然于国际只有强权，而无所谓公法，和平但凭铁血，而不可恃条文，一变席危衽祸之旧习，共图起衰振懦之良方”(44)。梁启超也警告说，从大韩帝国之灭亡，“吾特恫乎待人维持，受人保全者至于钟虡已移，国社已屋，乃始憬然大悟，而噬脐之悔已无及也。语曰：前车覆，后车鉴。朝鲜已矣，请述其亡国之历史，以为未来之朝鲜鉴焉。”(45)
由此可见，在社会进化论的影响下，中国知识分子虽然谴责列强的野蛮侵略，但是也不得不接受弱肉强食的现实，只能将希望寄托在自强自立之上。用这种视角来观察大韩帝国的灭亡，自然比较重视内因，并希望通过分析大韩帝国“致亡之道”来警示国人。
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接受“强权即是公理”，不仅使弱小国家的民族主义容易步帝国主义之后尘，而且也容易使我们过多地从弱小国家自身去寻找其沦为殖民地的原因，从而削弱了我们对弱小国家的同情和对帝国主义的批判。梁启超在《朝鲜灭亡之原因》中猛烈抨击旧韩末期的政治和社会之后，感叹道：“夫朝鲜人既自乐亡，亦何足恤？”甚至认为正是因为有朝鲜的存在才酿成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拉中、俄为其陪葬，朝鲜简直成了“不祥之国”。(46) 袁世凯时期改造北京前门箭楼，市民对于改造的新样不满意，都说世界各国的国门，只有朝鲜是这样，乃亡国之兆。(47)
此外，下面的故事也很好地反映了大韩帝国灭亡前后中国人对于韩国的复杂感情。1907年10月11日《进化报》第187号上刊登了一篇署名“绪星斋”的文章，题为《游韩客述》。文中提到，作者的一位朋友向他讲述在韩国居留七八年的观感，觉得韩国朝野上下空言变法而一事无成，最后沦为日本的保护国，思之痛心，说着说着竟“咧着大嘴哭起来啦”(48)。随后《进化报》第195号刊登了一篇署名“国狗”的文章，作者描述了自己读《游韩客述》时的感受说：“我国狗拿起报来，还没看完，觉着心里一堵，眼前一黑，手里的报纸，不知飞落在甚么地方，待了很大的工夫，方才哭出来（是真哭，不是假哭）。”但是在哭过之后，又感到自己大可不必，反而大笑起来。对于这种心情转变，他列举了两条理由：
第一是韩国灭亡，韩国自找，怨不上谁来，谁叫他不自强呢？哭他，他大概自己还许乐呢，这是第一层；第二层呢，是韩国已然这样，大概永辈子也翻不过身儿来啦，哭也枉然，这是第二层。(49)
当然，我们也不能据此说中国人对于朝鲜灭亡缺乏同情，但从梁启超、戴季陶等人的论述可知，这种同情不少是建立在“亡藩之旧主”的立场上的。大概到五四以后，受民族平等和民族自决思想的影响，中国人才更多地以平等的态度同情亚洲其他弱小民族，支持其独立运动。1925年，有人抱怨中国人对于韩国独立运动过于冷漠，并指出中国人“也要知道他们运动的不成功，是多半因环境太坏——我国内乱——的关系，不是他们的力量之缺乏了”(50)。
二、殖民地近代性与民族主义
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殖民统治，给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带来无数的灾难，但是也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带来了近代文明。从近代民族主义的立场看来，尽管建立近代民族国家离不开近代文明，然而毕竟国家主权重于文明开化，殖民统治是不可容忍的。在这种认识逐渐形成的过程之中，殖民地近代性与民族主义的矛盾也曾困扰过许多人。
如果不考虑朝鲜民族的立场，则日本殖民统治所带来的进步或许也值得肯定。既然当时有不少中国人都认为朝鲜灭亡的责任应该由朝鲜人自己来负，那么自然也会在某种程度上肯定日本在朝鲜半岛的殖民统治成就。如前面所引的国狗的文章，他之所以不相信绪星斋的那位朋友对旧韩末期情况的描述，也是因为在他看来日本早已设立了统监府，一切事权都掌握在日本人手里，当然也就没有了绪星斋朋友所说的韩国人在政治上的种种私弊。
这种认识在民初也存在，如1914年11月陈独秀在《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中就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朝鲜地小人惰，古为人属，君臣贪残，宇内无比。自并于日本，百政俱兴，盗贼敛迹，讼狱不稽，尤为其民莫大之福。然必欲兴复旧主，力抗强邻，诚见其损，未睹其益。(51)
陈独秀之所以有这种感慨，是因为他那时正在为像中国这样政治恶劣的国家是否应该提倡爱国主义而苦恼。李大钊曾专门写了《厌世心与自觉心》一文，对陈独秀的观点加以反驳。在李大钊看来，“恶政”之惨酷远不能与亡国相比，不能因中国政治不良而感到做中国人尚不如印度人或韩国人。他以为陈独秀的这种心理“乃与厌世者之憎恶人间，以为不如草木鸟兽之无知者，出于同一之心理”，“顾以一时激于政治之恶潮，厌倦之极，遽祈无国，至不惮以印韩亡国之故墟，为避世之桃源，此其宅心，对于国家，已同自杀，涉想及此，亦可哀已。”(52)
其实陈独秀不久也摆脱了这种思想困境，在1915年9月的文章里就曾明确号召中国青年要成为安重根似的人物。(53) 在韩国“三一”运动爆发之后，陈独秀极力推崇韩国人以非暴力方式争取民族独立的精神，认为“这回朝鲜的独立运动，伟大、诚恳、悲壮，有明了正确的观念，用民意不用武力，开世界革命史的新纪元”，而且“有了朝鲜民族活动光荣，更见得我们中国民族萎靡的耻辱”，“我们比起朝鲜人来，真是惭愧无地！”(54)
经历了韩国“三一”运动和中国五四运动的洗礼，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这时不论是列宁向全世界劳动者所描绘的共产主义美好前程，还是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计划”，都贯彻了民族自决的思想，“三一”运动和五四运动本身也是在这种思想鼓舞下发生的。中国在随后召开的华盛顿会议上也极力要求废除列强在中国的一些不平等条约和特权。所以这时期中国的许多激进知识分子，不管是从民族主义出发，还是从当时一度流行的世界主义出发，都希望韩国能够取得独立和自由。李大钊曾说：“假使日本的人民，一旦声明承认朝鲜民族的自由，我们的欢欣，我们的钦佩，比对于劳农政府的对华通牒，还要增加十倍。”(55)
但是如上述李大钊所表述的那样，当时的中国人往往把韩国的独立寄托在日本的觉悟上，对于韩国自身当如何努力，在中国全面抗战爆发以前，认识相当不统一。陈独秀虽然对韩国“三一”运动赞不绝口，但是其立论的基础是“三一”运动“用民意不用武力”，他欣赏韩国人的这种和平的态度。他甚至希望韩国在独立之后，“永远不招一兵，不造一弹，做世界上各民族新结合（不叫做国）的模范”，而不要走军国主义的老路。(56) 但是，这种和平的道路虽然可敬可爱，显然在残暴的日本帝国主义面前是走不通的，“三一”运动的失败使人不得不承认这点。1921年8月，蔡元培等人到美国檀香山参加太平洋协会发起的太平洋教育会议。在韩国代表招待各国代表的宴会上，蔡元培发表演说，对韩国灭亡时中国不能给以帮助表示歉意，并对韩国所取得的进步表示欣慰。他也希望韩国能够独立，但是他所指出的道路是文化的道路，以为韩国“要达到民族自决的目的，速创造文化”。(57) 可是，纵然韩国能出几个像居里夫人那样的科学家，唤起世界对韩国的同情，日本真的能因此而让韩国独立吗？
这里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事实是，蔡元培所感欣慰的韩国进步，实际上是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进步。对于日本殖民统治下朝鲜的近代化成就如何看，从陈独秀的《爱国心与自觉心》和李大钊的《厌世心与自觉心》中已经表现出肯定与否定的矛盾。
早在1915年10月，北洋政府农商部次长金邦正率同农商部、内务部和外交部的几名官员，以及吉林地方军政官员10余人到朝鲜参观朝鲜总督府举办的博览会——“朝鲜物产共进会”。事后王扬滨和万葆元编写了《朝鲜调查记》，并附有《朝鲜观会记》和《朝鲜行记》。王扬滨此时任第四期知事试验襄校委员、内务部警政司司长。他此行除了参观“朝鲜物产共进会”外，还顺便考察了朝鲜市政。在《朝鲜调查记》中，王扬滨等人对于日本殖民统治当局的所谓“政绩”也是投以赞赏的眼光，而丝毫没有考虑到韩国人的民族立场，如他在叙述朝鲜总督府普及日语的成就时，提出总督府要以此涵养国民性，但是没有去区分这是哪一国的国民性，甚至对于日本武断的警察统治都从研究警政的立场抱以赞赏的态度。
李
荣也同样去朝鲜观看了物产共进会，不仅对于物产共进会，而且对于日本在朝鲜不行地方自治制度也表赞同，他说：
韩为被并之邦，日之治韩，不适用地方自治制度，而新政施行五六年间，竟能令行禁止，渐进于野无旷土，国无游民，固其计划宏远，控制得宜，究以行政得人，人尽奉法，为收效之大原。韩人之言曰：设行自治，焉有今日？当续其言曰：官民玩法，自治亦亡。
但是李荣也感到，铁路、电线的发达不过是为日本统治朝鲜提供了方便，便于其集结军队，“日之治韩，如狮之搏兔，其得力处全在此”。朝鲜人之教育权操在日本人手里，“历史、地理、法制、经济、兵操等科，启发国家思想之利器也，朝鲜人教育无此数种科目，爱国思想，将永无发生之日”。说明亡国以后指望以教育救国乃不可恃，他为朝鲜的前途担忧。他同时还揭露了许多朝鲜人的坟墓因交不起每年30钱的税收而被平毁的事实，悲叹“亡国奴不得为孝子”。(58) 李荣认识到了日本殖民统治的两面性，要比王扬滨等人深刻得多。
王扬滨作为政府官僚，纯粹从为政者的立场看待朝鲜总督府的施政，多从正面加以评价，或许可以理解。而黄炎培作为一位教育家，1927年游历朝鲜的本来目的就是为了考察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之下弱小民族之状况，可是在考察报告《朝鲜》一书中，对日本殖民当局的政治“修明”也同样感到惊奇和佩服。他列举了朝鲜自1910年韩日合邦以来的种种发展，说明日本总督府经济政策之成功，并评论说：
对于区区半岛一万四千余方里，一千九百万人民，立此规模，得此效绩，不得不谓之尽力矣。虽然，吾不惟惊其效绩之宏伟，尤佩其手腕之敏捷。(59)
如果真能像陈独秀在《爱国心与自觉心》中所说的那样，完全抛开民族感情，也许中国人对日帝统治下朝鲜之进步感到惊奇，甚至相信朝鲜半岛在日本人统治之下要比在韩国人自己统治之下进步得快，也不是不可理解的事情。
黄炎培甚至认为日本在朝鲜的一切施为，不仅是为日本人造福，也是为朝鲜人造福。他不仅赞赏朝鲜总督斋藤实“善抚鲜人”，甚至似乎朝鲜民族的生存与复兴也只有依靠日本统治者来实现。他说：
以今日政治之进步，治理之精密，不惟被治者及身幸福之多少有无，举有待于统治者之措置，乃至其民族前途之强弱存亡，其权亦惟统治者操之，其责亦惟统治者负之。(60)
如果说黄炎培对于日本在朝鲜的殖民统治还有什么不满的话，就是日本殖民当局没有能够禁止朝鲜人的早婚习俗，没有在朝鲜人学校推广击剑等细枝末节的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日本的殖民统治。
之所以如此，也许是因为正如黄炎培自己所强调的，他不愿意简单地接受一些有国际野心之政客的言论或文章，对失国民族的优点与惨状视而不见，但是他也不愿受反帝思想的左右，将殖民统治的良好设施一笔抹煞。他似乎要从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对立中摆脱出来，采取一种超然的立场。黄炎培当时本来就相信大同主义，视国家不过为人群进化史上一个甚短的阶段而已。民族本来就强弱不同，不能无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别，我们所能要求于统治者的，也只是希望其能以利己而不害人的原则，以民治为基础，以大同为目标，为实现世界大同而努力罢了。(61)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黄炎培考察朝鲜等过去与中国有密切关系，而今受制于帝国主义的弱小民族的目的，也是要观察帝国主义列强如何对待这些弱小民族，以这些弱小民族之兴亡供国人考鉴，所以他说：“则今日之朝鲜，尤今日之我之宝镜也。”(62) 可是如果按照他的大同主义，以他对日本统治朝鲜的态度，又如何能起到鉴戒的作用呢？
其实黄炎培也是希望韩国能够复兴的，他不厌其烦地考察了朝鲜人的体格、智力、心理、道德、团结力和生活能力等，就是要了解朝鲜人的前途到底如何。但是韩国究竟如何才能够复兴呢？也许都是教育家的缘故，黄炎培的主张与蔡元培极为相似。他不赞成韩国志士采取武力手段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以为“三一”运动已经为韩国人争取到与日本人同等享受高等教育的权利，朝鲜人只要在学问上努力，若干年后专家辈出，为人类做出贡献，列强自然不敢轻视韩民族，“此亦求生存之弱者所不宜忘却之一条光明大道也”(63)。
黄炎培在《朝鲜》一书中阐述的上述思想，以及他列举的大量资料，许多不能为当时在中国从事独立运动的韩国志士所接受，所以李始荣曾专门写了《驳黄炎培之韩史观》，加以批驳。对于此书写作之缘起，李始荣解释说，黄炎培《朝鲜》一书虽“颇费精力，然亦多舛误，盖取诸日人著作，不加考究，失其真谛，以韩人观之，一篇所举，不过代替日人而宣扬之，颇为不满，今以责备君子之义，略辨其失”。(64)
可见，由于“亡国史鉴”思潮的影响，特别是随着世界主义思潮的流行，中国人对于处于殖民地境地的弱小民族的认识也多少有些混乱。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相信所谓的大同主义或世界主义，所以仍有许多人无论对内对外都更加坚定地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去观察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因而也更能体会到韩国人的处境。如前所述，李荣《旅游朝鲜感言》中已经对于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下的朝鲜人表示了同情，并为朝鲜的前途担忧。1918年夏天，《朝鲜闻见录》的作者目睹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朝鲜之现实，也认识到朝鲜“政治刷新，人民反憔悴不堪”。经过一番调查，他揭示说：
以今视昔，兴废自判。凡游其地者，无不嘉日政府经营朝鲜政治进行之速，然皆不计生死，绞朝鲜人之血以供之者。每就朝鲜人询其生计，皆以不能活答之，既重其负担，复抑其生计，奴隶牛马，使无人生乐趣，故自韩合并，赋税有二十倍之增加，人口有四分之一减少，数十年之后，朝鲜不但亡国，且恐亡种也。(65)
尤其是在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中国的民族危机进一步加剧的情况下，已经没有多少人会坐下来分析殖民统治的优劣，而是毫不犹豫地站到民族主义的旗帜下，反对任何形式的殖民主义。这时殖民主义统治本身就是罪恶的代名词，已经不需要任何事实的论证。1931年韩国独立运动志士金在天应邀在保定志存中学演讲朝鲜亡国后之惨状。对于金在天所列举的种种事例，中国人并没有兴趣去考证其真伪，而欲藉此“俾我国同胞，深知亡国之惨痛，真令人目不忍睹，耳不忍闻。诚如金君所云：‘甚么事都可以试验一下，独亡国奴不可尝试呀。’亡国系一种死症，万勿沾染。一染此症，便不可救药。”(66)
1933年11月11日出版的《行健旬刊》有一篇文章，题为《亡韩给我们的教训》，对于“朝鲜亡国后的滋味怎样？”这一问题，作者是这样回答的：
日本并吞了朝鲜，真似发了横财一般，对于朝鲜尽力剥削，把朝鲜同胞逼得流离颠沛，死无其所……朝鲜亡国的滋味，实在有笔墨不能形容的痛苦。(67)
1934年萧贻待在《朝鲜人的逃命生活》一文中也指出日本为消灭朝鲜民族，实行惨杀、驱逐、限制结婚、经济榨取、土地掠夺、奴隶制度、文化同化和日韩通婚等八大政策，说明“日本帝国主义对于朝鲜的压迫，可谓尽人间残暴的能事”(68)。
久在朝鲜的中国驻朝鲜总领事馆的工作人员，对于朝鲜的情况自然有更为透彻的观察，也同样能够体会到朝鲜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进步对朝鲜人的真实意义。1935年，中国驻朝鲜京城总领事馆就朝鲜国内情形向国内报告说：
关于朝鲜情形，若据总督府方面之发表，近来似甚进步，各方面皆呈所谓“新兴”、“飞跃”之状态。但就朝鲜人自身观之，依然生活悲惨，事业衰退，失业日众，犯罪日加，与日人方面之所谓“新兴”、“飞跃”正呈反对现象。(69)
中国驻朝鲜京城总领事馆还注意到，“朝鲜人之工业未臻发达，除食物及柴炭外，衣料及日常用品无一非日货，而全国人民所有之家产皆典于金融机关，全民族之生存问题将来何以解决，是则大可注意也”(70)。
殖民地近代性暗含着两方面的矛盾，一是近代性与殖民地人民利益的不一致性，二是这种近代性所具有的殖民地性与民族主义的不相容性。一旦认识到了这两方面的矛盾，人们就会坚定地站在反殖民主义的立场之上，批判殖民地近代性，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人主张以暴力手段推翻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侯曜的《山河泪》就塑造了一个向来主张进行和平的不流血的抗争的安南潜，在“三一”运动惨遭日本军警镇压，他本人也失去一臂，而巴黎和会又不能为韩国伸张正义之后，也开始疑惑赤手空拳地向人乞求是否可以得到独立，最后以炸弹谋刺新来的朝鲜总督，要做第二个安重根。
三、历史记忆与现实利害
在中国人看来，韩国也是“亚东的古邦”，跟中国人更是同文同种，自然含有亲近感，而且宗藩关系的历史记忆更加强化了这种认识。
在甲午中日战争之后，中国承认朝鲜为独立自主之国。此后朝鲜提出“今既废旧章，亦不可不修新约”，然当时被派驻朝鲜的商务委员唐绍仪则认为“修约与认为自主事属两歧，不得并论”，“认为自主不过勿行旧章，若互换条约，则是视为平行之国矣，安得紊而一之？”(71) 在中韩修约已经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当时总理衙门依然认为“惟朝鲜久为我朝藩属，又未便与泰西各国等量齐观”(72)，想通过仅订立通商章程，准设领事，不立条约，不遣使臣，不递国书的形式，以存属国之体。
1897年高宗称帝，在朝鲜的唐绍仪更觉得这是朝鲜妄自尊大的表现。但是在大韩帝国成立之后，中国在外交政策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得不接受大韩帝国为平行自主之国，而且承认了高宗称帝的事实，并于1898年8月派遣徐寿朋为驻扎大韩帝国钦差大臣，递交了国书。
这份国书等于中国在外交上正式承认大韩帝国为平行国家，而对于两国的传统关系，国书中仅作了这样较为含糊笼统的表述：
我两国同在亚洲，水陆紧连，数百年来，休戚相关，无分彼己。凡可扶助之事，辄竭心力，期以奠安贵国。典籍俱存，无烦缕述……远怀旧好，近察时艰，辅车唇齿之义，尤当共切讲求。(73)
从此，传统的宗藩关系就被表述为唇齿相依、休戚与共的友好关系。可是，从上述国书中“凡可扶助之事，辄竭心力，期以奠安贵国”的表述中也可以看出，仍暗含着对宗藩关系的历史记忆。
这种记忆在一般知识分子的文章中则表现得更为明显和强烈。大韩帝国灭亡当时，戴季陶对于韩国作了这样的描述：
韩国者，吾国三千余年之属国也，其地则属吾国疆宇，其人则与吾国同族，其文字则吾国之国风，其政治风俗则吾国之遗范。(74)
梁启超在《朝鲜亡国史略》中也说，读李鸿章外交函牍，20年前李鸿章与朝鲜国王交涉时之语气和称谓仍能让其想起往日上国之地位与威信。(75) 在大韩帝国灭亡当时，梁启超深表同情，但是也意识到这是因为中国为“亡藩之旧主”。他更认为大韩帝国的灭亡，中国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指出，日本吞并朝鲜的第一步就是设法使朝鲜脱离中国，其策源在《天津条约》，其收果在甲午战争。第二步就是设法吞并朝鲜，其策源在于英日同盟，其收果在日俄战争。当然，梁启超仍认为内因是主要的，所以他说：“亡朝鲜者，始以中国人，继以俄国人，终以日本人。虽然，非中俄日人能亡朝鲜，而朝鲜自亡也。”(76)
可是，梁启超所说的中国的所谓“责任”指的是中国没有能够切实干预朝鲜内战，在外交上过于软弱。在梁启超看来，清政府最大的外交失误是不明国际法上对于属国之权利，许朝鲜以与外国缔结条约之权利，不仅授日本以口实，而且“外人遂渐谓朝鲜为独立自主之国，我国浸失保护朝鲜之资格，而我国懵然未之知也”(77)。继而《天津条约》又使朝鲜立于中日共同保护之地位。“及战事将起，我交涉文牍尚云朝鲜为中国属国，天下所共知；朝鲜为自主之邦，亦天下所共知，持义矛盾，腾笑全球。”(78) 最终在《马关条约》中不得不彻底放弃朝鲜，致使朝鲜成为日俄争夺的对象，演出日俄战争，而终使大韩帝国落入日本彀中。
梁启超也认可当年吴汝纶等人的废藩主张，认为甲申政变前后中国本来有能力废朝鲜为郡县，如能切实实行，即可永绝祸机，可惜李鸿章计不出此而坐失良机。他在诗中这样写道：“势逼成争郑，谋疏失县陈；六州谁铸错，愁绝问苍旻。”(79)
梁启超的上述认识在当时似乎颇具代表性。李芝圃的《朝鲜亡国史》也表述了大致相同的看法。他说：“中国以不明国际法上对属国之权利，许朝鲜以与外国缔结条约之权，授日本以口实，且使中日一役，日本大得列强之同情，所谓聚九洲之铁，铸一大错也。”李芝圃更明确指出了传统宗藩关系与近代西方宗主国和保护国之间关系的不同。他说：“中国之对于朝鲜也，自古固有宗主之关系，然关系之所由生，及其对付之法，非如今日保护国之对于被保护国也。”(80) 但是他希望的是清政府应采取西洋宗主国对保护国的做法，切实起到保护属国、开导属国的责任。他对没有切实起到这些作用的清政府的对韩政策批评道：
则不过以字小之名，张天朝之威德，而无事实上之目的及其责任也。故对于其内政，常有干涉之权，而无启导之责；对于其外交，常注意于名义上之争执，而不知实际上正当之防护也。今既渐谋实行属邦主义矣，较以前似有进步矣，然不知用文明之法，以开导其国民，扶植其国力，而徒利用私党，翻弄小术，致使汉城政海，日起波涛。此虽朝鲜人有以致之，中国亦实与有罪焉。(81)
李芝圃以为当年李鸿章、袁世凯等人如能切实经营朝鲜，“则朝鲜不敢复生异心，以招外侮。中国在于半岛，亦将因此巩固，不致酿成异日中日之纷争，东方之藩篱，于以永固矣。”然而，中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经营不力，没能培植势力，在日、俄两国的争夺之下必然失败，而且一旦失败则将无可挽回，这都是中国政治家的失误。(82)
确实有少数人与李芝圃一样，幻想中国将来挽回局势，重建宗藩秩序。戴季陶甚至认为中国应该早点与美国结盟，将东北的一部分利益给与美国，这样美国人在东北有利害关系，必然不会承认日本吞并大韩帝国。如此，则“三韩之名义可以稍延岁月，将来图恢复计，亦必易与。今名义既迁，情形大异，即使吾国将来改造政府、整兴军备、革新政治之后，欲恢复昔日之附庸旧邦，亦难也矣。”(83)
这种历史认识在当时似乎流传甚久。1918年，天津南开大学创办人严修计划到美国考察教育，取道朝鲜，经日本到美国。他在朝鲜听取中国驻镇南浦副领事馆随习领事陈秉焜讲述闵妃被弑经过之后，以为闵妃是因其向来亲近中国而遭日本人嫉恨，所以罹此惨祸，就很想参观一下闵妃陵，可惜因雨后道路难行，车夫拒绝前往而不得不作罢。严修在他的游朝鲜《杂感》诗中有一首这样写道：
鸭绿江边春水愁，凤凰城外暮云羞；
回头三十年前事，亲见藩臣拜冕旒。(84)
对于传统宗藩关系的历史记忆加深了他对韩国兴亡的感慨。郭沫若的《牧羊哀话》大约写于1919年2、3月间，文中对亡国后的朝鲜充满同情，不愿在这块“断肠地方，伤心国土”久留，但是也仍把自己看作“大国的客人”。(85) 前面提到过的，1921年蔡元培在太平洋教育会议上向韩国代表团为中国在大韩帝国灭亡当时未能给予帮助而向其致歉，虽可以说主要是表达其对韩国处境的同情，但是也许仍含有当年戴季陶所说的中国“忍见藩服之泯亡而不能匡救”所带来的歉疚感。
直到20世纪30年代仍有人主张“朝鲜前本中国的属地”，日本煽动“朝鲜脱离祖国（中国）独立，这便是后来朝鲜灭亡的一重原因”(86)，为“清廷昏聩，驾驭无方，坐使沦为日俄二国竞争角逐之场”，最终为日本所吞并而怀有惋惜之情。(87) 1937年4月5日中国国共两党特派张继、顾祝同、林祖涵和陕西省主席孙蔚茹亲祭黄帝陵，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方面起草的祭文中也有“琉台不守，三韩为墟”(88) 的辞句，仍将藩属国的丧失视为近代中国被侵略历史的一部分。
不仅政治上的宗藩关系常被提起，有人更从血缘和文化上说明韩国与中国有着不可分的关系。虽然这些认识没有经过科学的论证，但是由来已久，许多中国人都将其作为一种常识接受了。1930年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区党部执委会发表《为援助韩国革命致全国各级党部及民众团体通电》，也从政治、血缘和文化关系的角度来说明援助韩国独立的必要性：
（韩国）向隶中国藩属，考之载籍，其血统相传，犹是殷周裔胄，实为吾华民族之一支，其政教所出，多沿汉唐规制，显系我邦文化之流派，化之礼仪，应与吾人深相结纳，共存共荣，庶可光耀前庥，为炎黄子孙绵延不绝之生命放一异彩。(89)
甚至到1940年5月，国民参政会参议员宋渊源等28人提出“策进台湾朝鲜革命使敌益速崩溃案”，仍称“朝鲜则原为箕子之后裔，被吞并后，因敌人压榨殊甚，亦人心思汉”，所以应以“解放朝鲜”为号召策动韩国国内的革命运动。(90)
毕竟，在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的一部分激进知识分子的思想为之一变，不仅民族自决思想深入人心，更有许多人信奉无政府主义和世界主义，所以对于韩国，宗藩关系的历史记忆逐渐淡薄，而立足于民族自觉原则，支持亚洲其他弱小民族的解放与独立成为主流，因而此后更注意扶助韩国独立运动，希望韩国能够脱离日本的殖民统治而独立。从这时期起，根据两国在历史上的特殊的密切关系而形成的“兄弟之邦”概念，为人们所广泛接受，几乎成了两国人的口头禅。1922年10月上旬孙中山在广州接见韩国临时政府代表申圭植时也说：“中韩两国，同文同种，本系兄弟之邦，素有悠远的历史关系，辅车相倚，唇齿相依，不可须臾分离，正如西方之英美。”(91) 这成为此后对两国关系的较为典型的一种表述形式。
在这种认识影响下，中国人更感受到支持韩国独立运动的责任感。1922年孙中山接见申圭植，在强调中韩两国乃是“兄弟之邦”后也说：“对于韩国复国运动，中国应有援助的义务，自不待言。”(92)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尤其是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以后，中国对于韩国独立运动的积极支持，除了站在反对帝国主义的立场，同情和支持亚洲其他弱小民族之争取解放的思想基础外，对于韩国来说，从历史记忆中演化来的“兄弟之邦”认识，从上面的论述中已经可以看出，仍在发挥其影响力，这种历史记忆更加强了中国人对援助韩国独立运动的责任感和使命感。1937年3月，有人针对韩国人在日本吞并韩国以后纷纷流亡海外的现实，感慨道：“鲜人吾族之螟蛉，我人岂可漠不关心，而令其长沦异域，受人虐待乎？”(93)
当然，历史记忆也同样影响着韩国人，中国人对于扶助韩国独立的这种强烈责任感，也间接受到韩国人的鼓励。在中国的韩国独立运动人士往往也借两国间的传统关系，强调两国本为唇齿相依的“兄弟之邦”，号召中国当局和人民积极援助韩国独立运动。所以中国人也从韩国人对于中国的深厚感情和对中国的无限希望那里受到鼓舞，于是大国心理也就开始膨胀，总希望自己强大起来以后能够对韩国独立有所帮助。正如1933年杨玉清在一篇文章中所说的，中国人听到韩国人将中国比作老大哥，韩国为小兄弟，韩国问题要在中国问题之下求解决的话，就感动万分。所以“至今我们每会着朝鲜朋友一回，即感觉自己的责任特别重大。我们不但要力图自己的解放，同时还要解放接近我们的兄弟。”(94)
可是，中国人对于韩国独立运动所表现出的过于强烈的责任感和义务感有时也会招来韩国人的反感。李始荣就对中国人所表现出来的傲慢态度批评说：
不佞尝闻中国人之言，曰尔本我属，维我不竞，使尔失巢；我能驱除日本，使尔依旧保疆，是中国人之权义攸关也。以上数语，是最悲怜最同情之辞也。异时中国，脱离羁绊，伸张权力，占霸地球之日，何限于半岛一国也？然在今屈身事人，不具人格，事事不能伸理，而不思自反，不改骄傲，何其梦矇矇不觉也。(95)
其实驻朝鲜的中国外交官员也注意到了朝鲜国内对中国人的态度的变化，指出当时朝鲜国内老年文士仍仰慕中国而喜欢中国人，皆称中国为大国，中年士子赞成日本政治，现在且多赞成中国蒋介石的办事能力，称为伟人，他们对中国态度温顺，而青年学子不仅爱骂日本人，也爱欺侮华人。(96) 韩国人自己也承认当时国内越是年轻人蔑视中国人的心理越甚，在儿童中甚至流行一些侮辱中国人的儿歌，华侨在朝鲜国内由“上国人”沦为“下国人”，这种情况即使在1945年韩国解放后也没有太大改变，欺凌华侨、掠夺华侨财产的事件仍时有发生。(97) 当时到韩国留学，后来成为北京大学东语系韩国学教授的杨通方看到这些大大小小的不愉快的事件继续发生，甚至更有少数知识分子在背后鼓动，感到十分遗憾，大声疾呼要加强两国的文化交流。(98)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按照当时韩国人李相殷的分析，其中有华侨自身的原因，即在韩国的华侨多从事种菜、苦力、卖烧饼等韩国人视为低贱的职业，也有日本人殖民教育的原因，还有历史原因。所谓历史原因，指的是当时韩国人已经把过去对中国王朝的事大关系视为耻辱，把甲午中日战争以后的韩国历史视为亡国史，而把甲午中日战争以前的韩国历史视为国耻史。(99) 韩国人的这种历史认识，自然动摇了立足于传统宗藩关系之上的“兄弟之邦”认识，从而引起中韩两国历史认识上的感情距离，这种感情隔膜也注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国民政府在朝鲜半岛的外交目标难以达成。
此外，毋庸讳言，中国积极支持韩国独立运动，当然也有自己的利害考虑。当时主要是出于对韩国独立运动之于中国抗战的贡献，以及朝鲜半岛对中国的地缘政治意义来考虑的，这也是中国政治家和一般知识分子常常提及的两大理由。
首先，在“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的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而中韩两国要面对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具有合作的基础，所以韩国独立运动的作用开始突出起来，并开始与中国抗日运动连接起来，自然更加受到中国人的重视。当时即有人指出，韩国问题与东北问题都是殖民地问题，二者密切相关，东北问题的解决有赖于韩国独立运动的发展与成功，而韩国的民族独立运动也有赖于东北民族革命之发展，两国有共同的命运和任务，“因此，我们对于朝鲜独立运动表无限同情，更要去援助朝鲜革命群众”(100)。
到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在中国的韩国独立运动直接与中国抗战结成统一战线，成为中国战场上反日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积极支持韩国独立运动，并希望韩国在战后获得独立。1943年10月12日重庆《大公报》的一篇社论也明确指出，“抗战到底”的“底”不仅包括恢复完整的中国，也必须实现韩国的独立。(101) 葛赤峰在《朝鲜革命纪》自序中也说，“日本并韩，是侵略中国的先声。中国抗战，也以打到朝鲜独立为最终目的。”(102)
这不仅为一般中国舆论所坚持，也为中国政治领袖所接受。在美、苏对朝鲜半岛实行分割占领的当时，1945年8月24日蒋介石发表题为“完成民族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演讲，宣称中国之“反抗日本，不仅为中国本身自由平等而奋斗，亦且为高丽的解放独立而奋斗。今日以后，我们更须本于同样的宗旨，与一切有关的盟邦，共同尊重民族独立平等的原则，永远保障他们应该获得的地位。”(103) 1945年11月1日蒋介石在重庆为韩国临时政府主席金九等要员饯行时也说，韩国不能独立，即等于中国独立尚未完成，东亚及世界的和平即不能保证。1946年11月4日又重申：“韩国如不能告成独立自由平等，无异中国不能告成独立自由平等。”(104)
至于朝鲜半岛的地缘政治意义，自古即为中国人所关注。到了近代，日本、俄国争相侵夺朝鲜，使朝鲜半岛的地缘政治意义更加突出起来。因为朝鲜半岛乃中国东北和京津地区之屏藩，一旦朝鲜半岛为他国占据，则势必侵及中国东北，引起京津震动，此乃心腹之患。李芝圃在《朝鲜亡国史》中对朝鲜半岛的地缘政治意义有较为精辟的论述：
朝鲜之地势，固斜横于太平洋中，而四面受敌者也。盖强俄控其北，日本伺其东，中国邻其西。俄取之，则能逸出海上之路，不难挥其长驾远驭之略，以握取太平洋之霸权，而中日之势危；中国取之，则掩有东洋之全面，足以左右东方大局，而日本无以自保；日本取之，则以朝鲜为策源之地，得以伸其势力于东方大陆，以为西进之计，而中国必不能免。故朝鲜者三国所共争之地，而为绝东之重要问题也。(105)
所以，很多人相信朝鲜半岛关系到中国的兴衰强弱，如果朝鲜半岛为日本或俄国所有，不仅中国势力不能在朝鲜半岛伸展，而且中国自身的安危将受到严重威胁，所以韩国问题一直是中日纠纷中的焦点之一。孙中山、唐绍仪都在1920年中日山东事件中提出韩国独立为解决中日纠纷的根本。1921年胡汉民在与申圭植的谈话中也表示：“韩国问题如不早日解决，则亚洲局势将失去均衡，亚洲和平亦无法维持。”(106)
后来日本果真于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东北，又于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日本大陆政策一步一步付诸实行，更证明了朝鲜半岛对于中国安全的重要性。所以中国人自然希望通过此次抗战解决这一问题，在朝鲜半岛建立一个对中国友好的政权，来维持东亚的均势与和平，防止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前引1943年10月12日重庆《大公报》社论之所以认为“抗战到底”的“底”也包括韩国的独立，也主要是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考虑的，以为朝鲜半岛为中、日、苏三国关系的接触点，日本侵略中国、俄国都是通过朝鲜半岛，所以“当前的朝鲜独立问题”，“是远东的百年大计”。(107) 同样，1949年8月蒋介石访问韩国的时候还强调朝鲜半岛位于大陆与海洋之间，为远东国际关系一座极其重要的桥梁，并以历史说明中韩两国的国防，有合则双全，离则两伤之势。(108)
关于抗战胜利前后中国对于韩国的态度，大概可以用1946年11月4日《申报》社论中的一段话来加以概括：
朝鲜，过去是中国的屏藩，现在是中国的邻国，将来更必是中国志同道合的友邦，所以中国对于朝鲜过去的不幸遭遇，一向表示同情，而对于朝鲜未来的命运，尤其关切。
但是1945年美苏的分割占领使中国的外交目标化为泡影，而随后的国共内战和朝鲜半岛的南北分断，使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关系也变得更加复杂。中国的国共对立和朝鲜半岛内的南北对峙与国际冷战格局相结合，使两个“志同道合的友邦”被分裂组合到不同的两大阵营，这种格局直到冷战结束以后才发生改变。
四、结语
历史上东亚的中日韩等国虽然一直维持着紧密的文化交流关系，从而形成了以汉字和儒家文化为特征的文化圈，但实际上各国间接触的机会甚少，日常生活方式也颇为不同，更没有形成共同的语言，所以还是处于相互疏远的状态。(109) 同时，过去中国虽然号为“天下之宗主”，但是除了满足对域外的好奇心之外(110)，很少有人去对域外各国作具体的探索或研究。所以中国对于周边国家的认识，甚至远没有周边国家对于中国的认识全面或深入。比如朝鲜时代的韩国知识人对于中国历代沿革，古今治乱，山川地理，人物出处了解甚多，而对本国则不一定了解，而中国读书人很了解本国，了解韩国或其他周边国家史地者绝少。这种情况早在朝鲜时代就引起了一部分知识人对本民族历史和文化的自觉，而中国人仍然陶醉在“天朝”的迷梦中，既无需自觉，也没有多少探寻外界的意欲，就这样遭遇了近代，被迫去应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由于认识的基础十分薄弱，所以到了近代，当中华秩序岌岌可危而终于崩溃，中国不得不面对像朝鲜这样的周边国家时，才发现自己知之甚少。然而这些国家又是那样与中国命运相连，中国人又不得不去观察，去认识，希望能够将朝鲜、越南等国沦为殖民地的历史作为中国人的前鉴，激发中国人的斗志。所以一开始就不是学术的、客观的，而是感情的、主观的，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思想资源。
正是这种感情的、主观的对韩认识（当然也包括对越南等国的认识）构成了传统中华主义与近代民族主义结合的感性基础。它一方面使近代中国的许多人忘不了“天下宗主”的荣誉，另一方面也激发他们对于天下的责任。这两方面结合起来，使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在自尊、追求大一统的同时，也继承了传统时代礼仪的、和平的、扶弱济危的精神和情怀。从这方面看来，近代中国人的这种感情的、主观的韩国认识的影响并不都是负面的，这也许是这种认识能够经久不衰的原因之一。但是它毕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近代中国人对于周边弱小民族历史、文化和现实的求真欲求，直至1949年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学术界对于周边国家的研究也相当薄弱。朝鲜半岛在1945年以后分成“南与北：两个世界”，在1992年中韩建交以前，中国人对这“南与北：两个世界”其实都知之甚少。
注释：
① 章太炎：《救学弊论》，《华国月刊》第1卷第12期，1924年8月15日，转引自姜玢编选《革故鼎新的哲理——章太炎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542页。
②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史料论略及其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49页。关于这方面的讨论参见罗志田《史料的尽量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民国新史学的一个诡论现象》，《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第151—167页；桑兵《四裔偏向与本土回应》，《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0页。
③ 这里所说的“亡韩”强调的是日本吞并大韩帝国，即大韩帝国灭亡的外因，而“韩亡”则更重视大韩帝国灭亡的内因。
④ 参见马相伯《我与高丽》、《从高丽回国以后》，《马相伯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91、1096页。
⑤ 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军乱”后，吴汝纶等人即提出废封建、改郡县的主张，总理衙门提出的处理朝鲜问题的上中下三策，也以此为上策，可是李鸿章等人以为不可行。1909年吴保初在为周家禄《朝鲜三种》作序时对于此一段历史也评论说：“壬午之役，王师东征，陆詟水栗，当时籍其土地而郡县之，固自易易，计不出此，乃令孤军远戍，饷绌兵单，奸人乘衅，未几复有甲申十月之变，又未几遵约撤兵，复有甲午之变，则谋国诸臣不能不执其咎矣。”
⑥ 黄炎培：《朝鲜》，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第11页。
⑦ 李芝圃：《朝鲜亡国史》“序”，直隶教育图书局1911年版，第1页。
⑧ 饮冰：《过去一年间世界大事记》，《新民丛报》第4年第6号，1906年4月8日，“记载”，第69页。
⑨ 梁启超：《亡国新法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2—33页。
⑩ 长舆：《日本合并朝鲜始末记》，《国风报》第1年第21号，1910年9月4日，“特别纪事”，第107页。
(11) 长舆：《日本合并朝鲜始末记》，《国风报》第1年第21号，1910年9月4日，“特别纪事”，第95页。
(12) 李芝圃：《朝鲜亡国史》“序”，第1页。
(13) 《阅三韩金蔡忱来函感言》，1910年1月7日上海《中国公报》，“论说”。
(14) 戴季陶：《日韩合邦与中国之关系》，唐文权等编：《戴季陶集（1909—1920）》，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0页。
(15) 长舆：《日本合并朝鲜始末记》，《国风报》第1年第21号，1910年9月14日，“特别纪事”，第107页。
(16) 李秉钧：《序》，李芝圃：《朝鲜亡国史》，第1页。
(17) 李秉钧：《序》，李芝圃：《朝鲜亡国史》，第1页。
(18) 沧江：《日本并吞朝鲜记》，《国风报》第1年第22号，1910年9月14日，“著译一”，第49页。
(19) 向达：《朝鲜亡国之原因及其能否复兴之推测》，《史地学报》第1卷第3号，1922年5月，第63页。
(20) 沧江：《朝鲜灭亡之原因》，《国风报》第1年第22号，1910年9月14日，“论说”，第14页。
(21) 戴季陶：《呜呼无能国呜呼无能国之民》，《戴季陶集（1909—1920）》，第115页。
(22) 李芝圃：《朝鲜亡国史》“历史”，第2页。
(23) 李芝圃：《朝鲜亡国史》“第二编”，第53—54页。
(24) 戴季陶，《呜呼无能国呜呼无能国之民》，《戴季陶集（1909—1920）》，第115页。
(25) 杨南邨：《亡国痛史》，上海进益学社1928年版，第56页。
(26) 沧江：《朝鲜灭亡之原因》，《国风报》第1年第22号，1910年9月14日，“论说”，第9、12、14页。
(27) 沧江：《朝鲜灭亡之原因》，《国风报》第1年第22号，1910年9月14日，“论说”，第15页。
(28) 李芝圃：《朝鲜亡国史》“第四编”，第89页。
(29) 李芝圃：《朝鲜亡国史》“序”，第2页。
(30) 陆丹林：《朝鲜灭亡之日纪实》，《大风旬刊》第10期，1938年6月5日，第292页。
(31) 中国之新民：《朝鲜亡国史略（外交上之经过·续）》，《新民丛报》第3年第6号，1904年10月9日，“时局”，第31页。
(32) 戴季陶：《日韩合邦与中国之关系》，《戴季陶集（1909—1920）》，第31页。
(33) “亡国史鉴”在这一时期形成一种文化现象，参见俞旦初《中国近代爱国主义的“亡国史鉴”初考》，《世界历史》1984年第1期，第23—31页。
(34) 黄炎培：《朝鲜》“开卷语”，第1页。
(35) 程淯：《安重根》上篇，“序”，出版年代及出版地不详（据推测可能由程淯在1920年印行），第1页。
(36) 程淯：《安重根》上篇，“侠烈行”［白葭居士（吴传绮）属作］，第6页。
(37) 程淯：《安重根》，扉页，“注意”。
(38) 程淯：《安重根》上篇，“序”，第1页。
(39) 戴季陶：《日韩合邦与中国之关系》，《戴季陶集（1909—1920）》，第29、30页。
(40) 沧江：《哀朝鲜词》第二首，《国风报》第1年第21期，1910年9月4日，“文苑”，第128页。
(41) 向达：《朝鲜亡国之原因及其能否复兴之推测》，《史地学报》第1卷第3号，1922年5月，第64、71页。
(42) 李芝圃：《朝鲜亡国史》“第二编”，第33页。
(43) 李芝圃：《朝鲜亡国史》“第四编”，第89、90页。
(44) 李芝圃：《朝鲜亡国史》“第四编”，第90页。
(45) 长舆：《日本合并朝鲜始末记》，《国风报》第1年第21号，1910年9月4日，“特别纪事”，第96页。
(46) 沧江：《朝鲜灭亡之原因》，《国风报》第1年第22期，1910年9月14日，“论说”，第15页。
(47) 徐凌霄：《古城返照记》上，同心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
(48) 绪星斋：《游韩客述》，《进化报》第187号，1907年10月11日，“演说”，第2页。
(49) 国狗：《驳游韩客述》，《进化报》第195号，1907年10月19日，“演说”，第1页。
(50) 翠生：《朝鲜独立运动概观》，《国闻周报》第2卷第7期，1925年3月1日，第16页。
(51) 陈独秀：《爱国心与自觉心》，任建树编：《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5页。
(52) 李大钊：《厌世心与自觉心》，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文集》（一），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0页。
(53) 陈独秀：《警告青年》，《独秀文存》（一），亚东图书馆1924年版，第6页。
(54) 陈独秀：《朝鲜独立运动之感想》，《独秀文存》（三），亚东图书馆1924年版，第607—608页。
(55) 李大钊：《亚细亚青年的光明运动》，《李大钊文集》（三），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6页。
(56) 陈独秀：《朝鲜独立运动之感想》，《独秀文存》（三），第607页。
(57) 蔡元培：《在高丽代表招待太平洋教育会议各国代表时的演说词》（1921年8月），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4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89页。
(58) 李荣：《旅行朝鲜感言》，《东方杂志》第13卷第7号，1916年7月，第49页。
(59) 黄炎培：《朝鲜》，第8页。
(60) 黄炎培：《朝鲜》，第9页。
(61) 黄炎培：《朝鲜》，第11页。
(62) 黄炎培：《朝鲜》“开卷语”，第2页。
(63) 黄炎培：《朝鲜》，第14页。
(64) 始林山人（李始荣）：《驳黄炎培之韩史观》，1934年上海印行，第1页。
(65) 《朝鲜闻见录》“弁言”，（著者、出版单位和出版年均不详），第1—3页。
(66) 《誓不做亡国奴者序》，《朝鲜革命巨子金在天君自述亡国经过之痛苦》，1932年4月广州印行，第1页。
(67) 则文：《亡韩给我们的教训》，《行健旬刊》第2卷第29期，1933年10月11日，第17页。
(68) 萧贻待：《朝鲜人的逃命生活》，《外交月报》第5卷第6期，1934年12月15日，第195页。
(69) 驻京城总领事馆：《过去一年之朝鲜现状》，“译者言”，《外交部公报》第8卷第3期，1935年3月（原文载《新朝鲜》1935年新年号），第127页。
(70) 驻京城总领事馆：《晚近朝鲜之概况》，《外交部公报》第8卷第2期，1935年2月，第401页。
(71) 《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8卷，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2年版，第4899—4901页。
(72) 《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8卷，第4871页。
(73) 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52，故宫博物院1932年版，第12页。
(74) 戴季陶：《日韩合邦与中国之关系》，《戴季陶集（1909—1920）》，第29页。
(75) 中国之新民：《朝鲜亡国史略》，《新民丛报》第3年第5号，1904年9月24日，“时局”，第61—62页。
(76) 饮冰：《过去一年间世界大事记》，《新民丛报》第4年第6号，1906年4月8日，“记载”，第69页。
(77) 长舆：《日本合并朝鲜始末记》，《国风报》第1年第21期，1910年9月4日，“特别纪事”，第96页。
(78) 沧江：《哀朝鲜词》第四首，注，《国风报》第1年第21期，1910年9月4日，“文苑”，第129页。
(79) 沧江，《哀朝鲜词》第五首，《国风报》第1年第21期，1910年9月4日，“文苑”，第130页。
(80) 李芝圃，《朝鲜亡国史》“第二编”，第24、9页。
(81) 李芝圃：《朝鲜亡国史》“第二编”，第10页。
(82) 李芝圃：《朝鲜亡国史》“第二编”，第16页。
(83) 戴季陶：《哭庚戌》，《戴季陶集（1909—1920）》，第247页。
(84) 严修自订，高凌雯补，严仁曾增修：《严修年谱》，齐鲁书社1990年版，第376页。
(85) 郭沫若：《牧羊哀话》，《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14页。
(86) 萧贻待：《朝鲜人的逃命生活》，《外交月报》第5卷第6期，1934年12月15日，第187页。
(87) 陈咏昇：《日本铁蹄下之朝鲜》，《地理教育》第2卷第3期，1937年3月1日，第31页。
(88) 季世昌编著：《毛泽东诗词鉴赏大全》，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537页。
(89) 《为援助韩国革命致全国各级党部及民众团体通电》，原载1930年3月15日南京《中央日报》，转引自胡春惠《韩国独立运动在中国》，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76年版，第303页。
(90)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致政治部函》（1940年5月24日），杨昭全主编：《关内地区朝鲜人民反日独立运动资料汇编》上册，辽宁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第688—689页。
(91) 陈旭麓等主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56页。
(92) 《孙中山集外集》，第256页。
(93) 陈咏昇：《日本铁蹄下之朝鲜》，《地理教育》第2卷第3期，1937年3月1日，第34页。
(94) 杨玉清：《从朝鲜亡国史上得来的教训》，《新亚细亚月刊》第6卷第4期，1933年10月1日，第75页。
(95) 始林山人（李始荣）：《驳黄炎培之韩史观》，第67—68页。
(96) 驻京城总领事馆：《晚近朝鲜之概况》，《外交部公报》第8卷第2期，1935年2月，第397页。
(97) 李相殷：《华侨对韩国人的感情》，汉城《韩中文化》创刊号，1949年3月，第42—45页。
(98) 杨通方：《中国学生的几句话》，汉城《韩中文化》创刊号，1949年3月，第40—41页。
(99) 李相殷：《华侨对韩国人的感情》，汉城《韩中文化》创刊号，1949年3月，第44页。
(100) 方晓：《朝鲜独立运动与东北》，《黑白半月刊》第2卷第1、2期合刊，1934年7月30日，第22页。
(101) 《论朝鲜独立》，“社论”，原载1943年10月12日重庆《大公报》，转引自胡春惠《韩国独立运动在中国》，第304页。
(102) 葛赤峰：《朝鲜革命纪》“自序”，商务印书馆1945年版，第1页。
(103) 《完成民族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原载1945年8月25日重庆《中央日报》，转引自胡春惠《韩国独立运动在中国》，第322页。
(104) 潘公昭：《今日的韩国》，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1947年版，第136页。
(105) 李芝圃：《朝鲜亡国史》“地理”，第1页。
(106) 闵石麟：《中国护法军政府承认韩国临时政府始末实纪》，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7辑，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78年版，第983页。
(107) 《论朝鲜独立》，“社论”，原载1943年10月12日重庆《大公报》，转引自胡春惠《韩国独立运动在中国》，第304—305页。
(108) 邵毓麟：《历史性的中韩镇海会谈》，《使韩回忆录》（十三），台北《传记文学》第32卷第3期，1978年3月1日，第113页。
(109) 韩国学者高柄翊早已指出了东亚国家间的这一现象，参见高柄翊《东亚国家的相互疏远》，《东亚的传统与变容》，首尔，文学与知性社1996年版，第95—112页。
(110) 例如明代后期出版的日用类书如《五车拔锦》、《博考全书》等多有“诸夷门”，介绍海外的奇珍异物和各国情况，但是往往也出现传说中的事物和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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