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学的应用与中国民族地区现代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学论文,中国论文,民族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5—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8575（2000）05—0001—09
绪言
多少年来，“学以致用”这个优良传统不知激励着多少中国学人，以其所学服务于社会。中国民族学者自不例外。民族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并具有强烈时代感的学科。它在实际应用中，随着社会的前进而不断发展和创新，而民族学者则从学用结合的精神出发，为社会做出贡献。
由于中国是一个包括汉族和55个兄弟民族在内的、具有多元文化的国家，中国的历史与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因而把中国各民族首先是少数民族及其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应是中国民族学的主要任务。
然而仅仅研究少数民族是不完全的，而且容易引起误解，以为中国的民族学就是少数民族研究。如果如此，在中华民族这一整体概念中，就体现不出汉族的重要作用，以及与兄弟民族之间的历史性的密切联系。因而对汉族的研究，特别是对汉族和兄弟民族关系的研究是十分重要的。
当然，世界民族也是中国民族学者的研究领域，特别是处于开放性的世界格局中，对世界民族的研究也是不可少的。但是当前中国的民族学研究应当密切联系少数民族地区的现代化问题，因为少数民族的现代化没有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自然也没有完全实现。
为了更好地为各民族的现代化建设服务，中国的民族学研究应密切联系中国民族的实际情况，从现实生活中发现问题，研究问题。那么中国民族的实际情况有哪些基本特点呢？
中国民族情况的基本特点
中国民族的实际情况，就整体而论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基本特点：
（一）历史上形成了民族构成上的多元一体格局
在中国疆域里具有民族认同的11亿人民，它所包括的50多个民族单位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1]。这样的民族构成绝非偶然， 而是长期以来各民族共同生活在一个国家里，彼此接触、混杂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这样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特别是近百余年来，在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斗争中，各族人民生死与共、义无反顾地浴血奋战，巩固和发展了中华民族的认同意识和民族凝聚力。这种民族构成和民族关系，总的说来已存在了至少两千年以上，它还将继续长期存在下去。因此，保持良好的民族关系是至关重要的。今天中国各民族之间出现了平等、团结、互助的关系，但这并不是说历史上民族歧视的现象已经完全消失了。例如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一方面民族地区的面貌日新月异；另一方面，在迅速前进的过程中，新的问题随之产生，而且这些问题有的涉及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人口超过10亿的汉族和人数较少甚至很少的55个兄弟民族长期共同生活在一个国家里，具有这样民族构成的国家，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中国的民族学者应当时刻考虑到这一独特的民族构成，以利于妥善解决在前进过程中涉及的民族关系问题。
（二）地域上多种生态环境与多元民族文化的交互作用
我国地域辽阔，存在着不同的生态环境，构成各民族不同的生存空间。历史上各民族为适应和改造他们所处的地理生态环境，创造出各具特色的传统文化。举其要者如：（1）北方和西北游牧兼事渔猎文化区，以蒙古、哈萨克、鄂温克等族为代表；（2 ）黄河中下游旱地农业文化区，发展为华夏—汉文化；（3）长江下游及其以南的水田农业文化区，发展为越文化，古代的百越与今壮侗语族各族具有族源关系；（4）湘、桂、滇、黔山区的耕猎文化区，发展为苗、瑶、畲等族文化；（5 ）青康藏高原以耐寒青稞及畜养牦牛为特点的农牧文化区，发展为藏文化；（6）河西走廊至准噶尔、塔里木盆地边缘的绿洲人工灌溉农业区， 发展为颇具特色的维吾尔等族文化；（7 ）西南山地火耕旱地农作兼事狩猎文化区，发展为独龙、怒、景颇、佤等适应亚热带山区环境具有一定共性而又各有特点的文化；（8 ）海南岛五指山区的黎族和台湾的高山族，也都有各具特色的文化创造。如此等等[2]。
必须指出，民族传统文化与地理生态环境的相互关系，是调适还是冲突，直接影响各民族的发展和繁荣。自然这并不意味着民族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一成不变，生态环境也不能改善。乃是要看到生存空间和民族传统文化的关系和协调并非形成于一朝一夕，而是具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在今天的现代化建设中，既要发扬优良的传统文化为现代化建设服务，又要扬弃不利的文化因素，对多种生态环境和多元文化相结合的研究显然是必然的。
（三）民族社会的多结构状态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时，中国各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包括从原始公社制到资本主义成份同时存在，甚至同一个民族内部也呈现出多结构状态。总的说来，具有以下几种类型：
1.约有60万人口的少数民族，包括鄂伦春、鄂温克、独龙、怒、傈僳、景颇、佤、布朗、基诺以及海南岛五指山中心区的部分黎族地区，在不同程度上保存着生产资料公有、共同劳动、平均分配、社会结构具有氏族、部落或农村公社特点的原始公社制的残余。
2.分布在四川和云南接壤的大小凉山地区约100 万人口的彝族中保留着奴隶制度，奴隶主和奴隶是两个主要阶级，但又通过森严的等级关系表现出来。家支是父系血缘集团，黑彝家支具有一定的政权作用，统治本家支及所属百姓和奴隶。
3.约有400万人口主要是藏族、傣族和其他一些民族地区， 还保持着封建农奴制度，农奴主的政治统治在西藏表现为政教合一制度，在傣族地区则表现为土司、土官制度。
4.在大多数少数民族中，包括壮、回、维吾尔、苗、布依、朝鲜、满、白等30余个民族以及蒙古、彝、黎等族的大部分共约3000多万人，封建地主经济已占统治地位，有的还不同程度地发展了资本主义经济成分[3]。
上述各民族，即使处于同一社会发展阶段，彼此具有一定的共性，但由于各自历史条件的差异，仍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例如西藏的藏族和西双版纳的傣族，前者对农奴的统治和压迫表现得更加赤裸裸的，这和它在吐蕃时代曾经历过比较发达的奴隶社会有关；而后者则由于进入农奴社会时，原始农村公社的社会结构和土地制度明显地残留下来，使农奴主的大土地所有制的实质被村社土地公有的形式所掩盖，因而表现得比较隐蔽[4]。二者特点的形成无疑和本身所处的历史条件有关， 要找出二者特点形成的原因和途径，如果只注意横断面的跨文化的比较研究，而不结合进行必要的历史探索是无法得到答案的。
上述中国民族情况的基本特点，都是历史形成的。像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王朝代兴、民族关系复杂而地区差异极大的社会，要对它进行民族学或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为现代化建设服务，什么是更有效的研究方法，就有待我们去认真探索了。
方法论的探索和研究方法中国化
关于民族学或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一般说来，不同学派的学者，其研究的视角和着重点往往受到学派观点的影响。例如传播学派的学者通过比较研究，认为墨西哥古代玛雅文化的金字塔，乃因文化传播而导源于埃及金字塔。其实二者虽然外形有些相似，但却各有不同的功能。一般人类学者并不认为二者同源。又如认知人类学者认为文化是行为的蓝图，或一套行为规范和“语法”，人类学者的责任是译解它。心理人类学者则从跨文化角度研究文化与人格形成的相互关系和作用。显然，三者研究的着重点不同。然而跨文化比较研究和社区研究等作为一般的研究方法，对不同学派都有其实际意义，对中国学者也不例外，但却有不足之处[5]。 这是由于西方传统的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的一些概念和方法，主要是从研究比较简单落后的、且自身无文字记载的民族社会发展而来，因而多注重横向的比较研究而忽视历史的、纵向的探索，这和中国民族社会的实际情况具有明显的差异[6]。 中国的民族学研究要为现代化服务，必须符合中国的国情，结合中国民族的实际情况，才能植根于中国土壤。
换言之，必须中国化。在中国化过程中，通过继承（中国固有的经验）、引进（对我们有用的经验）和创新，如能有所前进，引出新的方法论，则不仅是单向的中国化，且可对世界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研究复杂社会提供经验。
上述中国民族情况的基本特点，给中国民族学研究在方法上带来下述的特点和着重点。同时还应看到，民族是个历史范畴，有其发生、发展和演变的规律，民族文化也是发展变化的，因而在研究中必须持动态的、历史发展的观点，并注意到几个方面的“结合”。
（一）纵横研究相结合
即对研究对象进行纵向与横向即历时性的（Diachronic）与共时性的（Synchronic）研究相结合的观点和方法。前者可以就研究对象进行纵深的探索；后者可以对生活于不同环境下的民族及其文化作横向的比较研究。但这里要强调的是，对一个民族及其文化作横向的或现状的比较分析，应当尽可能地和纵向的或历史的探索结合起来。因为民族文化有其自身的发展过程，特别是在我国悠久的历史中，各民族的历史发展互相影响，因而民族关系的影响和纵横结合的研究不容忽视[7]。
1953年达斡尔人民族成份识别问题的研究，就表明纵横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是行之有效的。当时达斡尔人约有5万人， 主要分布在黑龙江省（2.5万人）和内蒙古自治区（2万人）交界的嫩江流域一带，新疆塔城还居住着千余人。50年代初，黑龙江和新疆两省的达斡尔族均建立了自治地方。但内蒙古自治区的达斡尔人究竟是蒙古族的一支还是单一民族，却存在着问题。包括民族学者在内的调查组从现状到历史源流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从语言特征看，达斡尔族虽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但已发展为独立语言，不同于现代蒙古语。经济生活方面，达斡尔人以农业为主，虽然畜牧占较大比重，但定居放牧，不同于蒙古族以游牧为主。社会组织方面，达斡尔人有以“哈拉”（老氏族），“莫昆”（新氏族）为单位的氏族组织遗留。此两词均为满—通古斯语族各族所共有，而蒙古族并无此制。宗教方面，达斡尔人信仰萨满教，蒙古族则信仰藏传佛教。至于民族名称也是截然不同的。然而在生活习俗方面，却有不少类似之处。再从历史渊源来考察，主张达斡尔人是蒙古族一支的历史依据，是在族源上达斡尔和蒙古族可能同出一源。但大量史料说明，两族各有聚居区，关系疏远，语言上已形成各自的特点。另一方面，16世纪初，达斡尔人与讲满—通古斯语的索伦人密切相处，政治上则受制于满族统治者，但仍保留了自己的民族文化特点。在近400 余年的历史发展中，达斡尔人已形成单独的族体。再从民族意愿看，根据有广泛代表性的多次座谈会，可以说内蒙古绝大多数达斡尔人自认是达斡尔族的一部分[8]。后经国务院批准认定他们属于达斡尔族的一部分。1958年内蒙古自治区莫力达瓦达斡尔自治旗成立，从此这里的达斡尔族享有了当家作主的自治权利。
（二）宏观（Macroscopic）研究和微观（Microcosmic）研究相结合
在民族学研究中，对一个通常是涉及面广而且内涵复杂的问题例如研究一个民族的社会经济结构，探索对它的整体或全面的认识，这是宏观研究的任务；对它的某些具有典型性的局部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获得符合实际的认识，这是微观研究的任务。微观研究是宏观研究的基础，宏观认识则有助于微观研究的深化。二者的密切结合，才能更深入全面地认识某一民族的社会面貌。换句话说，即通过不同的微观类型的比较研究，逐步形成全面的宏观认识。
如前所述，社会改革前中国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呈现出多结构状态。甚至某些民族内部不同地区的社会发展也不平衡。面对此种情况，使用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看来是必要的，且应具有动态的、历史发展的观点。下面以景颇族社会经济结构的研究为例，加以说明。
社会改革前云南西部山区的景颇族，由于不同地区历史条件的差异，导致社会发展不平衡，表现为社会经济的多结构状态[9]。 对一个地区进行调查研究，无法概括说明景颇族的社会面貌。民族学者根据已经掌握的资料，选择具有一定代表性的5个地区分别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进而从宏观上加以比较分析，从而认识到，5 个地区在发展上虽各具特点，但大体可分为两个类型：一类是包括原始公社制残余在内的前封建因素比较显著的地区，如瑞丽县雷弄、陇川县邦瓦和潞西县弄丙；另一类是原始残余较少，封建因素比较显著的地区，如潞西县弄丘和盈江县邦瓦。那么两类地区的区别是否历史上即已存在？如果不是，是什么因素使其社会发展产生不平衡呢？要回答这些问题，还必须进行现状剖析与历史探索相结合的研究。经过具体的历史探索，结果发现5 个地区的景颇族在从事农业经济后，都曾经历过两个发展时期，第一个时期各地社会经济结构基本相同，只是在进入第二个时期以后才出现不平衡状态，大约开始于250年前。
第一个时期的特点是两类地区都以刀耕火种、轮歇抛荒的山坡旱地为农业耕地。由于耕作技术落后，土地不能长期使用，地力耗尽便行抛荒，另开新地，从而在同一块土地上未形成长期占有权。村民在本村社地界内均可自由开垦，自耕自食；迁离村社便失去土地使用权。此种土地关系具有明显的原始农村公社土地公有制和相应的经济关系的特点。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作为村社首领的山官也未能脱离生产劳动。社会内部虽已分化出“官种”（充任村社首领的人家）、“百姓”（村社农民）和极少数奴隶（主要是养子），但平等观念仍比较明显。由于民族压迫关系的存在，各地景颇族已对当地傣族土司具有一定的封建贡纳关系。
第二个时期的特点是两类地区的耕地逐渐从刀耕火种的旱地向水田转变。种水田的技术主要从傣族和德昂族地区传入。水田是固定耕地，可以长期使用，耕作技术复杂，产量高而稳定。由于长期使用，形成长期占有，甚至子孙世袭，具有明显的私有性。这样，过去在轮歇抛荒的旱地上没有发生过的诸如典当、抵押、租佃等封建性的土地关系以及土地集中的现象，都在水田的占有和使用上表现出来。由于上述5 个地区景颇族的具体历史条件的差异，如水田可开垦量不同、地理位置不同、受汉族和傣族影响的深浅不同等等，各地社会面貌逐渐发生差异，便由发展基本相同的状态，逐渐分化出两类不同的地区来。
（三）民族传统文化研究与生态环境研究相结合
如前所述，我国具有多种生态环境与多元民族文化，不同生态环境与不同文化类型关系密切。处于类似生态环境的民族，其文化创造虽各有特点，但却具有一定的共性。例如居住于草原地区的蒙古、哈萨克和部分藏族，基于草原生态环境的特点，很早以前便发展了畜牧业经济，生活方式也与畜牧经济密切相关。如多吃肉食，穿用毛皮，居住毡幕，随畜迁徙，古称“行国”，形成一整套传统经济文化模式——畜牧文化。虽然上述各族在服饰、帐幕、节日、习俗等物质和精神文化方面各有特点，宗教也有所不同，但都具有畜牧文化的共性。
另一方面，由于生态环境不同，处于相同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民族，在适应和改造各自环境的过程中，却创造出不同特点的文化。例如前述居住于西藏高原的藏族和居住于亚热带河谷平坝地区的西双版纳傣族，社会改革前基本上同处于封建农奴制的发展阶段，但二者的文化面貌就显然不同。前者在生产上创造了适应高原气候、种植青稞等耐寒作物兼养牦牛为主的高原农牧文化；后者则创造了适应河谷低地和亚热带气候的稻作文化。因而生活方式、衣食住行各有差异。由此可见，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持和发展的研究，必须和其所处的生态环境的研究相结合，如此更易取得合乎实际的结果。
（四）文化变迁与民族关系的研究相结合
笔者在前述中国民族情况的基本特点时，首先指出，中国各民族在历史上形成多元一体格局。这一格局的形成实非偶然。各民族都创造了灿烂的文化，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各民族在相互接触交往中，不断互相影响和有选择地吸收对方的文化以丰富自己。战国时期，赵武灵王改革军事，胡服骑射，兵力强盛[10]。这是华夏—汉文化吸收他族文化的明显事例。另一方面，由于各民族之间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历史上不管是哪一个民族的统治者入主中原，建立王朝，都积极吸取中原文化，自认为是中国的正统，不以外国自居，南北朝时五胡建国者的言行就表现得很清楚。例如匈奴人刘渊即汉王位的令文中称汉高祖、光武帝、刘备父子为其先世，故称汉国。这表明他所建立的汉国是上承两汉，继以蜀汉，而非建立一个匈奴国[11]。后来的元朝清朝也是如此，版图且扩而大之。历代史家亦视这些王朝为中国的王朝。这种现象在世界历史上是不多见的。
至于内地与边远民族地区如西南、岭南民族地区的关系，总是先发展经济文化联系，然后再建立政治关系。秦汉以来政治关系在这些地区的建立，一方面是由于中原王朝主动推行郡县制度，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有的民族的统治者受内地经济、文化的吸引而主动“慕义内属”。由于有了经济文化联系为基础，政治关系的建立并非必须靠武力征服。东汉初年云南西部的哀牢人由于主动“内属”，汉王朝顺利地在哀牢地区建立了永昌郡，从而初步确立了我国在云南方面的西部边疆[12]。
历史上汉文化对云南西部一些兄弟民族文化的影响，今天仍有迹象可寻。特别是社会改革前的一些山区民族，由于生产力低，社会内部分工不发达，不会冶炼金属，所需铁器和日用百货多为汉族工匠和汉商供应。当地汉人所需农产品及山货等又多仰给于兄弟民族，从而形成民族之间的分工和互相依赖。总之，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大而全国，小则局部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存在着历史上形成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今天各民族正共同治理这个伟大的国家，如果研究少数民族及其文化而不考虑中华民族这个多元一体的民族构成，不结合研究这种民族之间存在的相互依赖关系的影响，显然是不行的。
上述几种研究方法的着重点又都离不开纵向与横向、时间与空间相结合的观点，它是从中国民族的实际情况中引出来的，并应用于民族学的研究工作中，因而可以说具有一定的民族学中国化的性质。
民族学的应用与现代化
上述中国民族的实际情况，引出民族学研究在方法论上的着重点和中国化的实践。这对于民族学的应用与现代化问题的研究，自有其积极意义。在这改革开放的20余年里，中国社会正经历着翻天覆地的、迅速而深刻的变化，各民族地区的面貌日新月异。所谓现代化乃是一场深刻的文化变迁，既包括物质文化，也包括精神文化的发展变化。各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结构等制度文化或社群文化方面，在50年代的社会改革中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社会改革旨在变革旧制度，解放落后的生产力，这对今天的现代化实具有先导作用。
一个民族社会的发展变化是无止境的，文化变迁也是无止境的。因而现代化有其相对性，不能视为一个固定的终极目标。即使实现了某一阶段性目标也不能停步，否则便会滞后。生产领域、经济领域方面实现了现代化，并不等于全面现代化，作为现代化主体的人的思想意识也应发生相应的变化，否则一个民族的现代化是难以完全实现的。任何民族的文化均非尽善尽美，均有其时代的局限性，有精华也不免有糟粕，因而在现代化过程中自会出现不协调和矛盾冲突等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研究，采用动态的和发展的观点以及上述的研究方法，看来是有所帮助的。下面仅就与民族学研究关系密切的两个问题来进行讨论。
其一，发展生产与生态平衡问题。生态环境反映一个民族的生存空间的特点，它对民族的发展繁荣和对民族文化具有长期的作用和影响。在我国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中，如不保护好生态环境，不按生态规律办事，就会破坏生态平衡，其结果将破坏传统生产活动和生活方式，不利于民族的发展和繁荣。
我国绝大多数民族以农业经济为主。不同的农作物各有自身生长和成熟的规律，依赖于一定的土壤、水分、气候、肥料等自然条件，具有明显的地区性和季节性。因而农业生产必须注意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如果不从各地实际情况出发，乱改耕作制度，不适当地改变作物种类，不合理地强调施肥排灌，破坏作物的合理布局，无视当地各族群众长期以来探索出的行之有效的生产经验，就会违背生态规律，破坏生态平衡，并且给当地各族群众千百年来形成的和生产相适应的饮食生活习惯和文化传统带来消极作用。例如过去为了增产增收，在云南、贵州一些少数民族地区曾经大力推广双季稻，而不从当地的气候、水、土等实际条件出发，结果事与愿违，影响了生态平衡，既达不到增产的目的，又打乱了当地群众的生活习惯。这些问题后来得到了纠正，强调因地制宜，按生态规律发展农业生产，这是近年农业生产得到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又如世代居住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大兴安岭林区的鄂伦春族，他们的衣食之源取自这片茫茫林海，住的是桦树杆搭成的“仙人柱”帐幕，过着狩猎和饲养驯鹿的生活。大兴安岭的开发，特别是现代化建设中，随着交通发展，外来人口剧增，树木大量被采伐，森林覆盖率降低，导致猎场缩小，猎源奇缺。生态环境的变化，使鄂伦春人的狩猎经济陷入困境[13]。如何在现代化过程中，保持和发展他们世世代代生活在大森林的环境中所创造出的文化优势，以跟上时代步伐，实现现代化？显然，民族学工作者在发展生产、生态平衡和传统文化调适方面的研究，是有许多工作可以做的。
其二，某些传统文化意识与现代化的矛盾和调适问题。中国少数民族中，除回族在其形成和发展中，由于具体历史条件的影响形成了重商传统以外，一般说来，50年代初少数民族的社会发展绝大多数处于前资本主义社会阶段，自然经济比较浓厚。因而其传统文化中具有比较浓厚的非商品性意识。这种自给自足的非商品性的价值观念，表现在许多方面，与外界接触少的边远山区尤其如此，它和发展经济特别是市场经济格格不入。在不少农业文化区的民族中，尤其是年长的人，具有传统的安土重迁、重农轻商观念，认为“力农者安，居商者危”，有的人把经商看成是不光彩、不道德、甚至不务正业的行为。有的到集市卖只鸡，都遮遮掩掩，羞于讲价钱，结果受人欺骗。有的认为穷人才经商，“不卖东西，也不买东西，才是真正的富有。”——典型的自给自足的经济观念！牧区中马牛羊等牲畜是财富和地位的象征，问其财富，则数畜以对。一户人家是否富裕，是否属于上等人，全在畜群大小。因而有的人家宁愿守住这“财富”和“地位”，而不愿冒经商的风险。这种心态不利于发展牧区商品经济。
上述这些观念和发展市场经济显然是格格不入的。市场经济有赖于完善的立法和法治观念。然而在一些民族地区，却远非如此。社会改革后，旧制度虽已废除，但它对人们思想意识的影响却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例如过去凉山彝族之间发生纠纷，由家支头人按习惯法处理。社会改革后，家支解决纠纷的现象大为减少。然而近年家支制度的影响又有所抬头，家支中有影响者往往出面裁决各种纠纷，甚至包括刑事犯罪问题。彝族群众中不少人信家支而不信法律。他们说：“政府解决管一时，家支解决管一世”[14]。
经济性的消费观念也反映在生活习俗上。云南边远山区某些少数民族，由于原始平均主义观念的某些影响，村民之间有物共享被视为美德，生产上不计较劳动报酬，生活上饮酒食肉也是共同享用。牧区由于地广人稀，草原上并无旅舍，陌生人投宿，好客的牧民多有供应食宿不取报酬之俗，一些客商也就白吃白住。这些观念都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宗教是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意识的一个重要方面。过去有些信仰原始宗教的民族，为了获取社会地位或祈求医治疾病，普遍存在着杀牲祭鬼的习俗，视祭典活动的规模或疾病的严重程度，杀鸡、猪或牛祭祀。有的人家举办一次大的祭典，杀牛数头至十数头不等，获得了地位，但长期积蓄的财富，转眼付之东流。这对社会财富的积累亦极为不利。社会改革和医药卫生条件改善后，此种现象大为减少，但在人们头脑中此种习俗的影响仍然或多或少存在着，而且见于行动。
总之，在少数民族地区现代化过程中，社会变迁的障碍一般说来并非物质文化，而是长期形成的精神文化中不利于现代化的传统观念和习俗。转变观念、移风易俗仍然是一项长期任务。民族学的研究工作在这方面是大有可为的。
结束语
本文旨在论述民族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为了更好地发挥它的应用性，为中国各民族首先是为少数民族的现代化服务，民族学的研究必须密切结合中国民族的实际情况，从现实生活中发现问题，研究问题。中国民族的实际情况可以概括为三个特点：第一，历史上形成了民族构成上的多元一体格局；第二，多种生态环境与多元文化的交互作用；第三，社会改革前民族社会的多结构状态。
上述三个基本特点都是历史形成的。在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王朝代兴、民族关系复杂而又地区差异极大的社会，要更好地对它进行民族学或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必须从上述三个基本特点引出方法论上的特点和着重点，即方法论上的中国化。这些方法是：第一，纵横研究相结合，即对研究对象进行现状剖析和历史探索相结合的方法。第二，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相结合，后者是前者研究的基础，前者有助于后者研究上的深化。但二者必须紧密结合，才有助于全面深入地得出符合客观实际的结论。第三，民族传统文化研究与生态环境研究相结合。各民族在适应和改造他们所处的地理生态环境的过程中，创造出各具特色的文化。因而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持和发展的研究，必须和其所处的地理生态环境的研究相结合。第四，文化汇聚和扩散的研究与民族关系的研究相结合。各民族在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民族构成和密切的相互影响的关系，研究少数民族及其文化必须考虑到这种民族关系的影响。
最后，应该指出现代化乃是一场深刻的文化变迁。必须从中国民族学研究的着重点出发，就发展生产与生态平衡问题和某些传统文化意识与现代化的矛盾及调适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指出民族学的研究在少数民族现代化中是大有可为的。
〔收稿日期〕2000—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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