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0年来杜威哲学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年来论文,哲学论文,杜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杜威是20世纪三位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1〕， 是“实用主义神圣家族的家长”。在我国，杜威哲学曾产生过深远的影响。50年代中期，曾开展过一场大规模的批胡批杜运动，基本上持全盘否定的态度，形成一种“左”的批判模式。改革开放以来，这种局面逐步得到扭转，杜威哲学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从1979年至今，笔者认为，杜威哲学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分界线主要指1987年刘放桐发表的《重新评价实用主义》一文和1988年在成都召开的“实用主义哲学讨论会”〔2〕。第一阶段， 是“左”的模式的影响逐步清除的阶段。刘放桐的体会道出了这个研究阶段的一些普遍性，他说：“我自己近几年来在谈论实用主义时虽然已感到这种模式不实事求是，也企图有所突破，但终因种种顾虑而未敢迈出大步。”〔3〕第二阶段，是全面评价阶段。 学术界不仅采取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而且拓展了杜威哲学的研究广度。
下面分别从几个热点问题，综述近二十年来杜威哲学研究的概况。
一、杜威哲学的基本定位
大多数论者基本上抛弃了五、六十年代的看法，即不能简单地把杜威哲学定性为帝国主义哲学。刘放桐的观点具有典型性。他提出四个“不能”，即不能把实用主义，包括杜威哲学归结为帝国主义的反动哲学、十足的唯心主义、市侩哲学和诡辩论。
贺麟认为，杜威哲学有三个重要的渊源，第一是黑格尔派的学说，这是他的哲学最初的来源。第二是进化论，这是他的科学根据。第三是美国文化，这是他的社会背景。杜威是工业时代独树一帜的哲学家，是西方工业社会的一个很大的辩护者〔4〕。
邹铁军指出，影响杜威哲学体系的建立主要有三个方面：（1 ）柏拉图、黑格尔和孔德的思想；（2）达尔文进化论和现代生物心理学； （3）美国文化及其时代精神。 杜威哲学在美国现代哲学史上树立了不朽的丰碑，反映了或者说体现了美国精神〔5〕。
王成兵和孙秉文认为，反形而上学（“经验”观念）、事情的意义、语言哲学问题、形成了杜威哲学的主要构造，杜威是西方思想发展史上最系统、最突出地讨论和研究事情的意义问题的哲学家之一〔6〕。
王守昌和苏玉昆提出，杜威的经验哲学，不是一种传统意义上的形而上学而是一种立足于人，以人为本的价值理论。尽管杜威把自己的哲学称之为经验的自然主义或工具主义，但其本身是人本主义〔7〕。
二、杜威的真理观
学术界对这个问题争论最多，分歧也较大。
徐崇温提出，杜威的工具主义在认知的配置方面，包含“脉络主义”；在认知的过程方面，包含“实验主义”；在真理的本质方面，包含“功能主义”，说的是任何判断、观念，在认知探究中要成为真实的，就必须在满足认知探究的条件方面是有效的〔8〕。
邹铁军认为，杜威是哲学史上第一个建立了工具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家。真理观是杜威工具主义的核心内容。他继承了詹姆士的基本观点，但是又作了重大的修正：（1）杜威强调一个观念、 概念和思想的意义总是包含有一个行动或操作计划，真理的证实是由一项操作而产生的一种预见的应验。（2）证实是指方法上、工具意义上的证实。（3）效用不是指个体的主观感受，而是指公众的和普遍的，贡献于经验改造的那种效用。（4）证实应当是面向未来的， 可能证实与证实的可能同样重要。邹指出，杜威工具主义真理观混淆了两个问题：（1 ）混淆真理性与工具性两个不同概念。（2 ）杜威认为真理与谬误在实践中都可起工具的作用，这一点在认识论上却导致真理与谬误的理论界限的混淆〔9〕。
董乃桂认为，在《哲学的改造》中，杜威专门研究了人的具体的认识过程，由此提出了他的价值真理观：真理是已被证实的假设。价值真理观的正确性在于，它否定了神学真理观和普遍同意的真理观，肯定了实践及其结果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揭示了真理对于人类改造外部世界的有用性质。它的错误在于，把事实标准与价值标准混为一谈，用后者取代前者〔10〕。
刘放桐指出，杜威竭力使其工具主义在表现形态上具有较多自然和客观的特征，但他仍然是把满足人的愿望和目的当作真理的标准，最后仍陷入主观主义，走向相对主义〔11〕。
三、杜威的历史观
大多数学者认为，杜威的社会历史观是多元论，也有少数学者认为是一元论。
如刘放桐指出，杜威在用历史多元论解释社会历史时，对历史唯物主义以及各种形式的历史唯心主义有时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即在一种情况下接受唯物史观，在另一种情况下接受唯心史观。
而徐崇温则提出，尽管杜威在抨击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时，打出的旗号是人性与文化相互作用的多元论历史观，但在实际上，他的历史观仍是一元论的历史观，亦即用人性去决定一切的历史观。
四、杜威的自由观
刘放桐认为，杜威关于自由的概念是其民主概念的引申。他关于民主的基本思想是，让每个人都有权力发表意见，提出要求，参与社会政策的决定。他提出应当对民主自由观念加以改造，主要内容有：（1 ）必须使个人的民主自由权利服从社会控制。（2 ）政治上的民主自由要以道德上的民主自由作为基础。教育是实现民主自由的首要工具。这些看法带有一定的合理性。
孙月才认为，杜威是在自由与文化因素和人性因素的相互关系中来论证多元论自由观的，蕴含着辩证的思想。自由既受制于构成文化的诸因素，又受制于人性因素，这诸多因素决定着人的自由度。杜威自由观的最大谬误在于，指责马克思主义为机械的“经济决定论”，从而否认马克思主义已给自由问题以科学的解答〔12〕。
五、杜威哲学与五四启蒙
章清认为，实用主义（杜威哲学）初涉中国即风行一时的缘由主要有，它特别强调有效性问题，主张以对主体的实用性作为判断准则，这和中国哲学的传统（主要是经世致用的传统）不乏有相似之处；它以解决实际的社会问题为目的的，满足当时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它的“重新评估一切价值”的气概又恰好同中国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休戚相关。尽管如此，它却不是推动近代中国思想启蒙运动向更深度发展的理论武器和思想方法。它无法给启蒙运动提供确切的指导，也无法以它所希望的技术方式来处理各种问题。因为近代中国启蒙运动面临的并非做某件事的不同方式之间的冲突，而是关于某项具体工作是否值得努力这种目的性的冲突，对此，它只会茫然不知所措，而且使近代中国的启蒙运动在临界西方启蒙学者所提出的各项原则的充分化、彻底化的界限之际停顿下来。所以，它在中国急剧而短促地导演的形形色色，正反映出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实用而至于急功近利的物质所在〔13〕。
程伟礼认为，就五四时期的中国知识界整体而言，主要是从积极方面来接受实用主义的。杜威哲学不仅对于哲学和民主精神的传播起过积极的历史作用，并且由于它本身具有反偶像崇拜、反权威教条、张扬个性等思想（启蒙）特征，从而为扫清封建主义思想障碍，客观上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起到了铺垫和过渡的效果。此外，在杜威哲学的跨文化传播中，不可避免地发生种种程度不一的文化变异。在文化渊源、运思方法、语言操作等方面， 杜威与胡适之间均存在较多的理论差异〔14〕。
不少论者还谈到杜威的实践观，其中有人认为，杜威是把实践当作有机体的行为，其基本公式是“刺激—反应”。他的基本观点是把实践当作生物学的过程与当作主体的创造过程这二者糅合在一起。他片面而且过分地强调了人的实践中的观念的、精神的、主观的一面，而忽视了其物质的、客观的一面，以致把外部世界也归结为人的实践、行动的产物。
笔者认为，在现阶段，化大力气进一步深入、全面研究杜威哲学很有必要，也很有意义。为此特提出如下想法：
（1 ）可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研究杜威哲学与近代中国哲学的关系，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研究杜威哲学对近代中国思想界的影响；另一方面，研究中国的文化思想对杜威后期哲学的影响。
（2）澄清杜威实践观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区别和联系。
（3）从西方理论移植的角度， 总结杜威哲学在中国传播近百年来的教训。
（4）梳理杜威哲学与罗蒂等新实用主义者的关系。
（5）从杜威哲学与美国精神的关系来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是否有值得借鉴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