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日日报》发刊词作者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刊词论文,国民论文,作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创办于1903年8月7日的《国民日日报》，是继《苏报》之后又一份革命报刊，继承了《苏报》宣传革命的宗旨，创刊号刊发的《发刊词》不仅是指导办报的纲领方针，也反映出报刊编辑的办报理念。考证《发刊词》的作者究竟为谁，不仅可以还原史实，也可以理清彼时陈独秀、章士钊二人的新闻理念，更可以为研究陈独秀早期的新闻理念提供“可靠”的文献。 关于《发刊词》的作者，多数观点认为是章士钊，持此观点者包括白吉庵、张之华、李开军等。[1]沈寂则认为《发刊词》应为陈独秀、章士钊合撰[2]。前一种观点建立在章士钊作为报纸创办人，《发刊词》理应由章撰写的基础上；后一种观点则建立在陈独秀与章士钊一起创办《国民日日报》的基础上。上述观点虽然不同，但都不是建立在细致的文本比较的基础上，猜想成分居多。本文通过比较分析相关文本，认为《发刊词》应为陈、章合撰。 一、《发刊词》对松本、梁启超二人新闻观念的引述 （一）《发刊词》表达的新闻理念及对报界现状的描述[3] 《发刊词》作为指导办报活动的方针，反映了作者的新闻理念，文中必然运用相关新闻理论作为论据，也必然对报界现状进行描述。《发刊词》中涉及的新闻理念及对报界现状的描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舆论（言论）为一切事业之母的舆论观 文中有三处类似的表述：“舆论者，造因之无上乘也，一切事业之母也。故将图国民之事业，不可不造国民之舆论。”“如林肯为记者，而后有释黑奴之战争，格兰斯顿为记者，而后有爱尔兰自治案之通过。言论为一切事实之母，是岂不然。”“虽然，言论者必立于民党之一点而发者也。有足为事实之母之言论，必先有为言论之母之观念。” 以上表述时用“舆论”，时用“言论”，虽然表达的意思基本一致，即舆论（言论）为一切事业之母，但“舆论”与“言论”的混用，表明这篇发刊词应由报刊同人合作完成。 2.“第四种族”说 《发刊词》对“第四种族”进行了详细的阐述。首先对“第四种族”做了界定，“第四种族者”是“对于贵族、教徒、平民三大种族之外”，而“另成一绝大种族者”，亦即“由平民之趋势，逶迤而来；以平民之志望，组织而成，对待贵族而为其监督，专以代表平民为职志”的所谓“新闻记者”。在此基础上，《发刊词》论述了“第四种族”与“舆论”的关系，“第四种族”为“一切言论之出发地”，“舆论”由“第四种族”“尸之”，“自十九世纪欧洲有所谓第四种族之新产儿出世，而舆论乃大定。” 《发刊词》还论述了“第四种族”的产生条件及其与“平民种族”的关系。“第四种族”必待“贵族与平民之界既分”，“平民得与于三大种族之列”，然后依“平民多数之志望”，“并合发表”，于是平民也得“足以抵抗贵族教会而立于平等之地位”。关于第四种族与平民种族的关系，文中作了这样的论述：“新闻学之与国民之关切为何如，故记者既据最高之地位，代表国民，国民而亦即承认为其代表者。”此处把“新闻学”与“国民”的关系等同于“第四种族”与“平民”的关系，表明作者认为“第四种族”与“新闻学（实指新闻界——笔者注）相同”，“平民”与“国民”相同。 《发刊词》还批评了中国第三种族与第四种族的现状，“中国民族之历史，言之实可丑也……至于今日……号称数万万，宁可当欧洲第三种族之一指趾哉？第三种族于沉沦，至于此极；而望第四种族之间起而勃兴，胡可也！然第三种族之沉沦，至于此极，而不升高以望第四种族之间起而勃兴，又胡可也！”上述批评性表述，其目的在于阐述报纸的宗旨，“愿作彼公仆，为警钟适铎，日聒于吾主人之侧……” 3.“国民向导”说 《发刊词》还表达了“向导国民”的志向，“呜呼！中国报业之沿革如是，国民之程度如是，而欲蔚成一种族，吸取民族之暗潮，改造全国之现势，其殆不能乎？其殆不能乎？故以吾《国民日日报》区区之组织，詹詹之小言，而谓将解脱‘国民’二字，以饷我同胞，则非能如裁判官，能如救世主（松本君平之所颂新闻记者），诚未之敢望。……以此报出世之期，为国民重生之日。”作者认为，以区区《国民日日报》之詹詹小言，虽然努力解脱“国民”、向导“国民”，但不敢奢望做到松本君平称赞记者像裁判官，如救世主的地步。 4.对中国报业沿革的批评性表述 《发刊词》还对中国此前30年报业发展做了批评性回顾。“中国之业新闻者，亦既三十年，其于社会有一毫之影响与否，比可验之今日而知之者也。有取媚权贵焉者！有求悦市人焉者；甚有混淆种界，折辱同胞焉者。求一注定宗旨，大声疾呼，必达其目的地而后已者，概乎无闻。有之，则又玉碎而不能瓦全也。”这种批评性的回顾，是为了表明中国报业不尽如人意，其目的在于表明该报的坚定宗旨。 （二）松本君平、梁启超二人相关新闻理念的论述 此处主要对松本的《新闻学》以及梁启超《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报馆之经历》（简称《祝辞》）、《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简称《舆论》）、《敬告我同业诸君》（简称《敬告》）等三篇文章进行分析。依据在于，上文举列的《发刊词》中相关新闻理念与上述两人的著述关系密切，部分内容甚至为直接引用。[4] 1.《新闻学》对“第四等级”及相关论述 松本在《新闻学》第一章“第四种族之发生”中，专门论述了第四等级的发生，原文如下： 第四种族者何谓也？贵族、僧侣（欧西之教徒）、平民，为构成国家之三大种族。而其称第四种族者，发生于近世纪，而为社会之一大现象，一大革命家。其职任既非如贵族之夸耀人爵，又非如教徒之祈福未来，且非如平民之行尸走血，隶马奴牛。彼盖以明敏之才干，灵秀之神经，握区区一管，以指挥三大种族之趋向，即构成国民之三大阶级，而有天赋与使命之大种族也。其种族为何？即指新闻记者之一种族而已。英之普鲁古氏，曾在英国下议院指新闻记者而喟然叹曰：是英国组织议会之三大种族之力（贵族、僧侣、平民），而有最伟大势力之第四种族也！今者，无论贵族也、僧侣也、平民也，皆不得不听命于此种族之手。彼若预言，则可以征国民之运命；彼若裁判，则可以断国民之疑狱；彼若为立法家，可以制定律令；彼若为哲学家，可以教育国民；彼若为大圣人，可以弹劾国民之罪恶；彼若为救世主，可以听国民无告之痛苦，而与以救济之途。其视力所及，皆有无穷之感化，此新闻记者之活动范围也。[5] 近世新闻纸，所以有此大力者，盖以新闻为舆论之引火线，而又为舆论之制造器也。故国民之意见，常随有卓识之新闻记者为转移。以是其一抑一扬，足以决彼等运命之浮沉；其一毁一誉，即可为最后舆论之宣告也。[6] 该书《叙论》“近世文明与新闻之德泽”中，还有如下论述： 若夫乘此潮流，涨进之，充足之，唤发人类思想之自由，益助此文运进步者，则惟近世之新闻事业也。然新闻之于社会，所以有此猛大势力者，全在创立近世文明之基础与发达思想之自由，而使之永进化而不止。是则新闻之与社会，相为因缘。社会之进运日益强大，而新闻之发达，已从可知也。[7] 此外，该书《原序》[8]中，还有相关文字论述此点： ……今也新闻纸，至能夺此能力。……此果何故耶？曰：在平民时代，不外代表国民中最聪强、最高尚之思想感情而已。盖平民时代者，非谓以多数人民之意见为国政之标准，乃以国民中之最聪强、最高尚之思想感情，为多数国民之向导，且由其力而可疏通国政也。……曰言之，则新闻纸即国民之本身也。[9] 由上可知，松本的《新闻学》较为详细地论述了“第四等级”（新闻记者）的定义、产生时间及作用，《序论》则阐释了近世文明与新闻业之关系，认为两者相互因缘，互为涨进。该书所附《原序》则特别强调了“平民时代”记者可为多数国民之向导的重要性。 2.《祝辞》有关“第四阶级”的论述 梁氏的三篇文章只有此文论述了“第四阶级”，内容如下： 清议报之事业虽小，而报馆之事业则非小，英国前大臣波尔克，尝在下议院指报馆记事之席而叹曰：“此殆于贵族教会平民三大种族之外，而更为一绝大势力之第四种族也”（英国议员以贵族、教徒、平民三阶级组织而成，该英国全国民实不外此三大种族而已。）日本松本君平氏著《新闻学》一书，其歌颂报馆之功德也，曰：“彼如预言者，讴国民之运命；彼如裁判官，断国民之疑狱，彼如大立法家，制定律令。彼如大哲学家，教育国民。彼如大圣贤，弹劾国民之最恶。彼如救世主，察国民之无告苦痛而与以救济之途。”……无他，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此三大自由者，实为一切文明之母。 欧美各国之大报馆，其一言一论，动为全世界人之所注观所耸听，何以故？彼政府采其议以为政策焉，彼国民奉其言以为精神焉，故往往有今日为大宰相大统领，而明日为主笔者。亦往往有今日为主笔，而明日为大宰相大统领者。美国禁黑奴之盛业何自成乎？林肯主笔之报馆为之也。英国爱尔兰自治案何以通过乎？格兰斯顿主笔之报馆为之也。……[10] 比较该文与《新闻学》的论述，可知梁文关于“第四阶级”的论点来源于松本，但梁文对“第四等级”的论述则非常简单，且用“报馆”代替“新闻记者”，把《新闻学》中对“新闻记者”的称赞改为对“报馆”的称赞，这种替代反映了在梁的意识中，“新闻记者”与“报馆”为同一指称。梁文又以林肯、格兰斯顿为例论证欧美报馆言论的重要性，这两个事例是《新闻学》所没有的。[11]值得注意的是，梁文提出了“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及“出版自由”，“实为一切文明之母”的观点。 3.《舆论》对“舆论之母”的论述 梁氏在该文中，论述了“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的辩证关系，内容如下： 彼其造舆论也，非有所私利也，为国民而已。苟非以此心为鹄，则舆论必不能造成。彼母之所以能母其子者，以其有母之真爱存也。母之真爱其子也，恒愿以身为子之仆。惟其尽为仆之义务，故能享为母之利权。……故世界愈文明，则豪杰与舆论愈不能相离。然则欲为豪杰者如之何？曰：其始也，当为舆论之敌；其继也，当为舆论之母；其终也，当为舆论之仆。敌舆论者，破坏时代之事业也；母舆论者，过渡时代之事业也；仆舆论者，成立时代之事业也。[12] 这段文字辨析了“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的关系，但此处的“舆论之母”概念与上段“‘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以及‘出版自由’，实为一切文明之母”的观点是不同的，“舆论之母”指向豪杰（或进步报馆）；“文明之母”则指向“三大自由”。 4.《敬告》对报馆“两大天职”的论述 梁氏在本文论述了报馆具有监督政府、向导国民等两大天职的观点： 所谓监督政府者何也？……舆论无形，而发挥之代表之者，莫若报馆，虽谓报馆为人道之总监督可也。……而报馆者即据言论出版两自由，以实行监督政府之天职者也……拿破仑尝言：“有一反对报馆，则其势力之可畏，视四千枝毛瑟枪殆加甚焉。”……报馆者，非政府之臣属，而与政府立于平等之地位者也。…..故报馆之视政府，当如父兄之视子弟，其不解事也，则教导之；其有过失也，则扑责之，而岂以主文谲谏毕乃事也。…… 所谓向导国民者何也？……要之以向导国民为目的者，则在史家谓之良史，在报界谓之良报。……报馆者，救一时明一义者也。故某以为业报馆者既认定一目的，则宜以极端之义论出之，虽稍偏稍激焉而不为病……大抵报馆之对政府，当如严父之督子弟，无所假借。其对国民，当如孝子之事两亲，不忘几谏，委曲焉，迁就焉，而务所以喻亲于道，此孝子之事也。[13] （三）《发刊词》与松本、梁氏相关论述的比较 对比《发刊词》与松本、梁氏的相关表述，可知《发刊词》的相关表述来自松本与梁氏。因此，可以做这样的推论：上述两人的论述为《发刊词》提供了理论来源，《发刊词》作者应该读过上述两人的著述。当然，《发刊词》的相关表述与松本、梁氏仍存有一些不同。 1.《发刊词》对松本“第四阶级”说进行了“发挥” 《新闻学》虽然论述了“第四等级”（新闻记者）的定义、产生时间及作用，但没有交代“第四种族”产生的原因。该书所附《原序》对“平民时代”的强调虽可理解为平民时代是新闻记者（第四阶级）产生的重要背景，但通观《新闻学》，松本没有对“第四种族”的产生作阐释。[14]《发刊词》则指出，“第四种族”即所谓“新闻记者”，“第四种族”是由“平民之趋势，逶迤而来”，“以平民之志望，组织而成”，其职业志向为监督贵族、代表平民。《发刊词》还认为，第四种族的产生必待“贵族与平民之界既分”，“平民得与于三大种族之列”，然后依“平民多数之志望”，“并合发表”而为“第四种族”，于是平民也得“足以抵抗贵族教会而立于平等之地位”。 应该说，这种关于“第四等级”形成的解释是不科学的，但反映出作者尝试运用域外新闻理论观照中国现实问题的努力。如果考虑到清末社会语境下“国民”与“平民”的同构性，这种解释也有一定的合理性。而且在民族危亡时期，“第四种族”与“平民”关系确实很密切，清末中国尤其如此。因此，《发刊词》虽引用了松本“第四等级”的理论，却多有发挥。 2.舆论（言论）之母的论说与松本、梁氏论述的差异 上述松、梁二人的著述均对舆论的强大力量表示了膺服，如松本“故国民之意见，常随有卓识之新闻记者为转移”的表述，梁氏“欧美各国之大报馆，其一言一论，动为全世界人之所注观所耸听”以及报馆通过舆论手段监督政府、向导国民两大“天职”说等表述。两人也都论述了新闻与文明的关系，松本认为近世文明与新闻业互为因缘，相互涨进；梁启超则进一步认为，“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实为一切文明之母”。可以说，梁氏的观点是从松本的观点发展而来，但两人均没有明确提出“舆论（言论）为一切事业之母”的观点。 梁氏与《发刊词》均使用了林肯、格兰斯顿的例证，但两者论证的观点是不同的。梁氏的目的在于阐述“欧美各国之大报馆，其一言一论，动为全世界人之所注观所耸听”的原因；《发刊词》则是为了得出“言论为一切事实之母”的结论。因此，《发刊词》“舆论（言论）为一切事业（事实）之母”的观点，虽源自松本与梁氏的相关著述，但内涵却存在很大差异。尽管《发刊词》的观点还比较模糊，比如“舆论”与“言论”不分、“事业”与“事实”混用，但这一观点本身蕴涵的含义已经超出上述二人的相关论述。 由上述分析可知，《发刊词》作者不仅读过上述松本、梁氏的相关著述，而且进行了深入地思考。 二、创办《国民日日报》前，陈独秀与章士钊各自的新闻理念 创办《国民日日报》前，陈独秀与章士钊均发表过能反映其新闻理念的文字，这为比较两人的新闻理念提供了可能。[15] （一）陈独秀创办《国民日日报》前的相关新闻理念 陈独秀在参与创办、编辑《国民日日报》之前，虽未曾办报，但却留有相关报刊言论文字。如第二次演说会期间，发表于《苏报》、署名为“皖城爱国会同人”的《开会之启》中即有“思想言论，事实之母”的文字[16]，这八字与《发刊词》中“舆论者，造因之无上乘也，一切事业之母也”，“有足为事实之母之言论，必先有为言论之母之观念”暗合。此外，在陈独秀拟定的《安徽爱国社拟章》中“本社既名爱国，自应遵守国家秩序，凡出版书报，惟期激发志气，输灌学理，不得讪谤诋毁，致涉叫嚣”[17]的论述与《国民日日报》1903年10月21日所刊《近四十年世风之变态》[18]一文对《清议报》、《新民丛报》所使用“揭”、“攻”、“诋”、“骂”、“嗤”、“聒聒”等词所持的批判态度是一致的。第一点表明了陈独秀在《国民日日报》之前即有“思想言论，事实之母”的观点，后一点表明陈独秀对《清议报》、《新民丛报》作了批判性的阅读。 （二）章士钊创办《国民日日报》前的相关新闻理念 章士钊在创办《国民日日报》之前，曾任《苏报》主笔。作为《苏报》主笔，以下三篇论说极有可能是章士钊所写，即便不是其所写，文章观点也为其赞同，反映了他的新闻理念[19]，具体如下： 论湖南官报之腐败（5月26日） 报馆者，发表舆论者也。……于是业报馆者，以为之监督……此报馆之天职也……吾为此言，非谓官场人人与国民反对，事事与国民反对也，若以报馆而论，则官场视之当如神圣不可侵犯，而业报馆者之应付官场，当如严父之教训其劣子，丝毫不肯放过，则岂有官场与报馆合而为一者哉，以泰西宪法之精美权限之确立，而□报馆犹视为绝大之监督，拿破仑日，有一反对报馆其势力之可畏，比四千枝毛瑟枪尤甚焉…… 报也者，文明之现象也，报归官办，文明国之所绝无者也，文明国之所无，野蛮国或有之。今吾国既出此野蛮之报，然则报尚得谓之文明之现象耶，呜呼…… 论报界（6月4日） ……夫报馆者，与社会为转移者也……虽然以社会之进步为报馆之进步，非报馆之性质也。报馆之性质，乃移人，而非移于人者也，乃监督人而非监督于人者也。唯有此性质是必出其强硬之手段，运其灵敏之思想，无所曲循，无所胆顾，对于政府为唯一之政监，对于国民为惟一之鄉道，然后可以少博其价值，而有国会议院之倾向。 吾国报馆之无价值久矣，迁就于官场，迁就于商贾，迁就于新旧党之间，下至迁就于荡子狎客，而稍有不用其迁就者，必生出种种之反对，反对尤甚，莫如官场，以其性质本不伦，而今日又报界黑暗官场婪戾之时代…… 读新闻报自箴篇（6月30日） 今者若朝若野均有其捕拿革命之好名词。以图升迁，以谋異赏。而为此时代之交通机关者，实惟报章与新旧有直接之关系者。……吾于是净瞩中国有名之报章，察其宗旨之果坚定与否。□论之果足助长风潮与否，而不得不放声为报业哭…… 细读上述三篇论说，可以发现，章氏的持论与梁氏的论点有胶合之处，而且主要来源于梁氏的《敬告》，其对报刊监督政府的观点以及所引拿破仑的言论，均表明《敬告》—文对章氏的影响。章氏对其时报业现状的批评也源自于梁文，当然章文对报业现状的批评显然比梁文有所发展，而且与《发刊词》中对报界现状的批评相合。但是就《发刊词》中最为重要的“第四等级”与“舆论（言论）为一切事业之母”的论点，则无一笔。这说明章士钊此时（1903年6月）只受到了梁氏《敬告》一文的影响，似乎他只阅读了《新民丛报》，而没有阅读过《清议报》与《新闻学》。 由上可知，章士钊肯定参与了写作，而《发刊词》部分内容也暗合陈独秀的理念。 三、相较章士钊，陈独秀接触松本、梁启超相关著述的可能性更大 本文第一部分指出，《发刊词》的作者应该阅读过松本、梁氏的相关著述。第二部分则从理论上证明陈独秀参与写作《发刊词》是可能的，而章士钊则肯定参与了《发刊词》的写作。然而，这还不能排除章士钊独撰的可能性。如果章士钊在《苏报》停刊至《国民日日报》创刊的短短一个月内，阅读了松本、梁氏的新闻著述，就有可能排除陈独秀参与写作的可能性。以下即对陈、章二人接触松本、梁氏著述的可能性进行分析，以此论证陈独秀参写的可能性。 （一）两次留日让陈独秀具备了阅读松本、梁氏著述的可能性 陈独秀第一次留学日本是在1901年11月，到东京后，陈独秀就参加了当时留学生中唯一的团体“励志会”，而“励志会”即有专门的“译书汇编社”，出版《译书汇编》月刊。[20]该刊第七期（1901年7月30日）所载“已译待刊书目录”中，第23种即为松本的《新闻学》。然而《新闻学》一书最终未刊载，陈独秀也因政见不一退出了“励志会”。因此，没有直接证据证明陈独秀在日本读过《新闻学》。然而相较于章士钊，陈独秀毕竟近水楼台，而且陈独秀对西学有着浓厚的阅读兴趣。1902年3月在安庆发起藏书楼，该藏书楼被安庆官方及保守派称为“西学藏书楼”，所藏书籍也是陈独秀第一次留日期间收集的西学书籍[21]。不仅如此，陈独秀此时办报愿望强烈，1902年曾拟办《爱国新报》，1903年再次表达了创办报纸的愿望。因此，留日期间阅读《新闻学》是极有可能的事。 梁启超作为近代知识分子的先觉者、启蒙者，其创办的《清议报》、《新民丛报》均在日本发行，且在留学生中具有很大的影响。上述梁氏的三篇论述刊发时间分别为，《祝辞》（《清议报》第100期，1901年12月），《舆论》（《新民丛报》第1号，1902年2月），《敬告》（《新民丛报》第17期，1902年10月）。上述文章发表时，陈独秀恰在日本留学。因此，陈独秀阅读《清议报》、《新民丛报》也是完全可能的。 （二）章士钊接触松本《新闻学》、梁启超《清议报》的可能性较小 由前述章士钊在《苏报》上发表的论说可知，章氏接受了梁启超在《敬告》中提出的新闻观点。然而章氏是否在此之前接触过梁氏其它两篇论说呢？是否阅读过松本的《新闻学》呢？又是否可能在短短的一个月内就接受了松本、梁氏的新闻观点并有所创造发挥呢？ 松本的《新闻学》虽由商务印刷馆于1903年印行，但大范围的发行、形成影响则应在1904年[22]，而章氏的办报活动则主要集中于1903年。因此，理论上章氏是有可能看到《新闻学》，但是如果考虑到在短短一个月内，阅读、接受《新闻学》，进而有所创造发挥，实现思想资源的转变，这种可能性则是微小的。 《苏报》案的发生，章士钊义兄章炳麟、义弟邹容作为主犯牵涉其中，章氏必须出手营救，《国民日日报》对“沈荩案”的高度关注即是章氏出于营救章、邹二人的考虑。不仅如此，按照白吉庵在《章士钊传》中的论述，《苏报》被封后，章即从事“实际工作，又开始与黄兴加强联系，计划如何开展革命工作”。他是在送走黄兴后，才刊行《国民日日报》。而且即使在编辑《国民日日报》期间，章士钊还“抽出时间，去推行他与黄兴议定好在南京方面的工作”[23]。可以说，《国民日日报》创刊前后章士钊都在从事“实际工作”。这种情况下，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完成思想资源的转换，由关注报馆转向关注记者，是有困难的，况且《新闻学》的大范围传布则是在1904年。因此，章士钊在创办《国民日日报》前，阅读松本的《新闻学》并进而有所发挥是有困难的。 那么，章士钊是否阅读过《祝辞》、《舆论》两篇文章呢？这种可能性也是微弱的。如前所述，上述两篇文章分别发表于《清议报》（1901年12月21日）和《新民丛报》（1902年2月8日），《敬告》一文则发表于1902年10月第17期。需要指出的是，《敬告》与《舆论》发表时间相隔八个月，而且《新民丛报》一经创刊旋即取代《清议报》成为新型知识分子阅读的主要刊物。 章士钊则于1902年3月才东下南京，同年夏入读江南陆师学堂，1903年4月退学赴上海参加爱国学社，5月任《苏报》馆主笔[24]。东下南京前，章主要忙于生计，因而读到《清议报》的机会非常微小。1901年12月《清议报》即因火灾而关张，新刊的《新民丛报》旋即取代了《清议报》的地位。入读南京陆师学堂期间，章士钊是有可能阅读《新民丛报》的[25]，但读过《新民丛报》并不意味着也看过《清议报》，甚至也不意味着读过《新民丛报》创刊号。事实上，章士钊刊发于《苏报》的论说在显示梁氏《敬告》一文影响的同时，也透露出他没有读过《祝辞》一文。《苏报》论说中用拿破仑的话作为例证与《发刊词》中用格兰斯顿、林肯作为例证，也可以证明这一点。更何况，退学去沪后的章士钊全力投入书报宣传工作，在这种情况下，章氏能否重翻已经落伍的《清议报》是大可怀疑的。 由上可知，相较于章士钊，陈独秀不仅有可能接触松本、梁氏的相关著述，而且也有“充裕”的时间“改造”松本、梁氏的论点。 尽管没有确切“史实”来“坐实”陈独秀与章士钊合撰了《发刊词》，但是通过对相关文本的比较分析，可以认为陈独秀参与了《发刊词》的写作。这种讨论是必要的，既有利于接近历史的本来面目，也有利于辨清陈、章二人的报刊主张，更有利于研究陈独秀早年的报刊实践及新闻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