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党的理论形态的重大转变及其价值——建党90年来党的指导理论建设的创新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论文,形态论文,年来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133(2011)02-0005-06
在中国共产党90年的理论发展进程中，伴随党的指导理论实现的“两次伟大历史性飞跃”，其理论形态也随之发生了“四次重大转变”——如果说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毛泽东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从“世界形态”即“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形态”到“中国形态”即“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形态”的转变，那么邓小平则实现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从“革命形态”即“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形态”到“建设形态”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理论形态”的历史性转变，江泽民、胡锦涛又把这一历史性转变继续推向前进，进一步实现了从“计划经济理论形态”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形态”、从“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及其理论形态”到“集约型经济发展模式及其理论形态”的历史性跨越，并取得了新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和发展，就是这一历史性转变和飞跃在当代的光辉思想结晶。
一、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实现了党的革命理论从“世界形态”即“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形态”到“中国形态”即“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形态”的重大转变，迈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步，从而开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并引导中国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国情条件下的革命实践和实际相结合，揭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从而实现了党的革命理论从“世界形态”到“中国形态”的重大转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创立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具有普遍的世界意义，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根本遵循。因此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世界形态”即“一般形态”的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在这一理论中认为：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是夺取政权的一般规律，只有暴力革命才是“通往新社会的唯一大门”[1](P685)。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更是明确地指出：“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2](P307)马克思恩格斯还认为，无产阶级革命，不能单独在一个国家发生，“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2](P221)列宁则认为，由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性进一步加剧，“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3](P709)但列宁认为，这种革命首先是从城市开始的，应当采取“城市暴动”的形式来达到，十月革命就是如此。这些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其基本原理是普遍适用的，但在具体道路和形式上会因世界各国的国情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异。
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原理具有普遍的世界意义，但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可以照抄照搬经典作家的论述，而不顾中国的具体国情把这些“世界形态”的革命理论直接拿来为我所用呢？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以自己的革命行动做出了正确的回答。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特别是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以超乎寻常的革命胆略和创造精神，成功地开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从而创造性地实现了从“世界形态”的革命理论到“中国形态”的革命理论的重大转变。应当说，我们党的革命理论形态上实现的这一伟大转变，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充满了艰辛的探索，甚至付出了血的代价。因为建党初期，党内主张用“世界形态”的革命理论指导中国革命的还大有人在，甚至毛泽东之前的党的主要领导人大都持有这一观点。在这一观点指导下，我们党多次试图采取“城市暴动”的形式夺取革命胜利，结果都遭受了重大损失。在这种情况下，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把“世界形态”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同中国国情和革命实践相结合，先后撰写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诸多革命论著，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有了初步的探索。后来，又对中国革命斗争经验进行了深刻总结，创造性地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和“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思想，在这个基础上又逐步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和理论，并深刻地阐明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动力、对象、性质、前途和纲领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使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在多方面得到展开而达到成熟，形成为一个比较完整的中国革命理论体系，从而在党的革命理论上实现了从“世界形态”到“中国形态”的历史性重大转变。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正确地回答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基石，迈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一百多年来任人宰割、受尽欺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屈辱历史，建立了新中国，从此走上了光明幸福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二、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相结合，实现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从“革命形态”即“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形态”到“建设形态”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理论形态”的历史性转变，迈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步，从而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引导新时期的中国取得了建设和改革的历史性成就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实现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形态”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理论形态”的历史性转变，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创造的过程，也是中国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过程。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特别是党的八大的召开，我们党迈出了推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形态”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理论形态”转变的重要步伐。毛泽东在推动这一转变的过程中，虽然也提出了“工作重心要转变到经济建设上来”和“论十大关系”等具有重大价值的“建设理论”，但却没有很好地坚持下去甚至走到了另一端，致使“转变”没能真正实现，教训极为深刻。揭示这一教训的原因，显而易见的就是把老祖宗的“阶级斗争论”、“无产阶级革命论”等革命理论“泛化”了，即把这些理论的指导价值从革命时期包括“过渡时期”一直延伸到了建设时期并把它作为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这就陷入了在建设时期仍然用革命时期的“革命理论”指导建设的误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革命性论断，在革命时期要打倒旧阶级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这无疑是正确的，你如果在建设时期仍然坚持这一革命理论，搞什么“文化大革命”、搞什么“抓革命、促生产”等革命行动就不合时宜了，甚至是完全错误的。这种在建设时期仍然主张的上述等“革命理论”，我们姑且把它叫做“革命形态”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实践证明是错误的。这是教训的原因，也是“革命形态”理论产生的一个背景。如果从深一点的层次上看，那就是对国情认识的偏差和对国际国内形势判断的失误。本来在我国已经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党的八大也宣示我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也明确宣布党要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即从革命转到建设，然而这一切都被后来的“大过渡时期”的国情判断所误导——既然整个社会主义都是“过渡时期”，那么“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有国情“依据”了，就“符合”国情要求了，事实是，对国情的错误判断必然产生错误的理论，这可能是最根本性的原因。
邓小平的认识是十分清醒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必须从“革命形态”向“建设形态”转变了。怎样转变？那就得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即从根本上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进一步科学确定中国国情。作为“建设形态理论”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奠基者——邓小平，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科学确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国情，并正确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相结合，创立了符合当代中国实际和实践要求的“建设形态社会主义理论”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从而成功地实现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从“革命形态”到“建设形态”的转变。邓小平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创造性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从而为实现这一历史性转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创造出丰硕的成果。应当看到，邓小平在探索实现社会主义理论形态转变的进程中，不仅创造性地构建了以社会主义本质论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论为核心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框架，而且还为这一建设理论形态的成功实践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这就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依据，从而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实践推进到新的高度和新的境界，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上又矗立了一座新的丰碑。
三、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国际新局势和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新实践相结合，实现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特别是经济建设理论从“传统形态”即“计划经济理论形态”到“现代形态”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形态”的重大转变，迈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步伐，进而开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并引导跨世纪的中国不断取得新业绩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创新的进程中，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做出了重大的理论贡献，特别是在经济领域创造性地推动了从“计划经济理论形态”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形态”的重大转变，实现了我国经济理论的革命性变革和创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指导下，成功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开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并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实施了一系列重大经济改革措施，从而把当代中国引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轨道，极大的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理论创举。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特别是经济建设理论实现从“传统形态”即“计划经济理论形态”到“现代形态”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形态”的重大转变，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艰难曲折的探索和创造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邓小平开了在当代中国“可以搞市场经济”的先河，江泽民则不仅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作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还特别阐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科学内涵、理论特色和价值功能，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作用”等重要思想，并创造性地付诸了实践。在这个过程中，江泽民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展开了全方位的系统的理论创新，最终形成了以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和经济理论创新为显著特色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一个理论体系，集中体现了这一时期我们党推动发展的理论成果包括经济理论形态转变等重大成果。其中关于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相结合的思想、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的思想以及“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等思想，都是具有重大创新价值的思想，这些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的经济思想已经成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体系中最具特色的内容，是实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特别是经济建设理论从“传统形态”即“计划经济理论形态”到“现代形态”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形态”转变的标志性崭新成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成为我们党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其中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中心而形成的一系列重大经济思想起着独特的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说，如果不在经济领域推动从“计划经济理论形态”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形态”的深刻转变，即如果不实现我国经济理论的这一革命性变革和创新，就无法继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就无法取得如此伟大的成就。这是被实践所证明的正确结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创立是无价的，实现从“计划经济理论形态”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形态”的转变也就是无价的。推动并实现这一理论形态的根本性转变是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建设上的最为辉煌的成果，将永远载入党的理论创新发展的史册。
四、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国情的阶段性特征相结合，不断推动实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理论从“粗放形态”即“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及其理论形态”到“集约形态”即“集约型经济发展方式及其理论形态”的历史跨越，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到新阶段，成功创立了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进而开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发展道路并指导当代中国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一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国家发展的客观实际特别是从发展面临的严峻形势出发，创造性提出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战略思想，并深刻阐明了“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的工作大思路，从而指导当代中国的改革和建设始终沿着正确的发展轨道前进。从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是理论和实践的最佳结合点和创新点。而推动实现从“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及其理论形态”到“集约型经济发展方式及其理论形态”的转变或跨越，就是实现这一结合和创新的重要前提。实现这一重大转变，首先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更有一个观念问题。与传统的计划经济理论和实践相联系，在理论上就是“粗放型经济增长理论”，在实践上就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这样的理论、实践和观念，并没有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而彻底改变，甚至还在变相地发挥作用。这正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最大障碍。所以，真正实现从“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及其理论形态”向“集约型经济发展方式及其理论形态”的转变包括理论、实践和观念的转变，就成为党在新世纪新阶段推动理论和实践发展的当务之急。实现这种转变我们党始终在探索中。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明确提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为标志，就拉开了推动这一转变的序幕。从提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到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着力解决和改善民生等问题，这就清晰地勾勒出了实现这次重大转变的理论和实践脉络。从理论上看，科学发展观是实现这一转变的理论成果和依据。科学发展观关于“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的思想，不仅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理论”的根基，而且也为实现从“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到“集约型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从实践上看，实现这一转变的集中体现就是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战略决策。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是深化改革的重大战略举措，更是推进我国实现科学发展的唯一正确选择。这又是一场新的伟大革命。总之，不断推动实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从“粗放形态”到“集约形态”即“科学发展形态”的转变，就是我们党在新世纪新阶段理论和实践创新的最集中体现，正是这一创新才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进展、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发展。
五、中国社会主义理论形态从毛泽东思想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不断转变和飞跃，充分体现了党的指导理论的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无限的生命力和创造活力，其理论和实践价值日益得到彰显和普遍认同
中国社会主义理论形态从毛泽东思想到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性飞跃和转变，不但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代，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指导理论具有无限的生命力和创造活力，而且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前进发展，对于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的振兴，都将具有重大的意义。
其一，中国社会主义理论形态从毛泽东思想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历史性跨越，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推进和发展的必然结果和最新成果。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是中国社会主义理论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形态”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理论形态”转变的成功范例。这一科学理论体系，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从基本国情和现实实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特别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做出了符合时代和实践要求的科学论证和说明，并以此为统揽科学谋划了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蓝图和发展战略，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进入了新的境界和新的高度。这一理论所揭示的规律性结论，特别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正确结论，不仅对于中国而且对于世界各国的建设和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借鉴价值。这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新的里程碑的光辉价值所在，也更加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理论体系的生命力和创造活力。
其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也具有重大的实践价值，是推进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事业继续发展、激发其创造活力的强大思想武器，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可靠思想保证。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历史经验已经证明，固守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和模式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只能把中国引向“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漩涡和计划经济的僵化模式中，而不能把中国引向现代化。只有把中国社会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不断地从“革命形态”转变为“建设形态”、从“计划经济形态”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态”、从“粗放型经济增长形态”转变为“集约型经济发展形态”，才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事业引向康庄大道并取得新的伟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和平与发展时代条件下两种制度竞争并存的客观实际出发，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同世界包括资本主义世界的文明联系起来，从而把中国引向开放、引向世界。否则，如果始终固守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和模式，只能把当代中国引向后退甚至引进死胡同。这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划时代实践和世界价值所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反复证明，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道路，才能把当代中国引向进步，引向光明的未来。这个理论体系和这条道路，反映当代中国国情和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代表中国人民根本利益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进方向，已成为当代中国人民的幸福源泉。离开了这个理论体系和这条发展道路，中国就没有希望。坚持这个理论体系和这条道路不动摇，中国就有希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就有希望。
其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还具有重大的国际价值，是推动世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新希望，是重振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的光辉旗帜。从上世纪80年代始，世界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严重挫折，社会主义国家从原来的15个减少到了5个，而这些国家的发展也是很不平衡的，特别在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理论、走什么样的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差别也很大，总体是国际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然而，在中国，由于中国共产党人紧跟时代变化的脚步、顺应时代的发展要求，及时地实现了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和实践形态的重大转变，创造性地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成功地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从而在国际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中树立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提供了民族国家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成功范例，特别是经受住了国际国内严峻形势的考验，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这块土地上被巩固下来、发展起来，而且已经发展为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这些历史性成就令世界瞩目，从而给世界人民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带来了新希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发展道路，已经为振兴国际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成功经验和重要选择。应当看到，建党90年来，党的理论和实践就是在这种飞跃和转变中不断向前推进和发展的。党的指导理论的伟大飞跃特别是党的理论形态的重大转变及其成果和价值是不可估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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