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沉稳中前行——2002年长篇小说创作回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沉稳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虽然在2002年的中国文坛也并不乏一些优秀的中短篇小说出现，其中比如孙惠芬之中 篇《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毕飞宇之中篇《玉秧》、迟子建之中篇《酒鬼的鱼鹰》、 李冯之中篇《信使》以及王安忆于这一年度陆续在《收获》、《上海文学》等刊物集中 推出的一系列堪以精致称之的短篇小说，都是相当引人注目的作品。然而，从这一年度 中国小说界的总体创作态势而言，作家们的主要创作精力依然放在了自90年代以来就已 经占据了小说界中心位置的长篇小说创作上。或许是因为长篇小说一向被理解为厚重的 记载时代生活的里程碑的缘故，在作家们潜在的创作心态中，其实一直都在把能否写出 一部或几部优秀的长篇小说当作自己的一种追求目标。在2002年，中国的小说家们继续 以饱满高涨的热情从事着长篇小说的写作。就笔者对于此一年度中长篇小说的追踪式阅 读而言，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概括这一年的长篇小说创作。
首先，自90年代中期以来便呈方兴未艾之势的“新历史小说”，在这一年度依然成为 许多小说家们的创作选择。虽然同样是着眼于对历史的探究与表达，“新历史小说”与 传统历史小说最根本的区别乃在于其人物与故事完全是虚构出来的。在这一方面，2002 年度值得注意的作品有李锐的《银城故事》、李洱的《花腔》以及张一弓的《远去的驿 站》等。李锐迄今为止的小说创作可以划分为两个系列，一是以《厚土》、《无风之树 》为代表的吕梁山系列，一是以《旧址》以及这部《银城故事》为代表的银城系列。吕 梁山系列的基本故事背景是文革，而银城(李锐之故乡为著名盐城四川自贡，银城明显 有着自贡的影子)的基本故事背景则是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然后，同样是对于既往历 史的探寻与表现，但《银城故事》较之于十年前的《旧址》却已经有了明显的超越。在 我看来，这种超越乃主要体现为李锐历史意识的走向成熟。在《银城故事》中，通过对 于刘兰亭、刘振武、欧阳朗云、刘三公、聂芹轩等革命与非革命者都在一次流产的同盟 会起义中走向了与初始动机截然相反的结果的描写叙述，李锐既对复杂幽深的人性进行 了深入的探寻，也极为有力地还原了历史演进过程本身的荒谬与无秩序。但更为值得注 意的却是李锐对于银城普通百姓生活的大力铺陈，是他给予了旺财这样一个其实与这次 同盟会起义了无关系的小人物以很大的篇幅。这其间透露出的乃是李锐历史意识的另外 一个层面，那就是除了一部充满鲜血与杀戮的所谓革命的历史以外，其实还存在着一部 并不为人所注意的民间自为的历史。同样是对历史的探寻，青年作家李洱《花腔》的价 值一方面表现为对于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知识分子与革命之间的复杂关系的思考与表达， 作家通过对葛任形象的成功塑造，而对潜藏于其内在精神深处的知识分子伦理与革命伦 理之间尖锐激烈的矛盾冲突的捕捉与表现正可看作李洱思考的独特深刻处。此外，通过 对于小说文本叙述方式的独特设定，通过对三种不同叙述层次(第一层次是作为葛任后 代的“我”，第二层次是白圣韬、赵耀庆和范继槐这三位与葛任有过交往的当事人，第 三层次则是作品中引用过的诸如黄炎、田汗等多达十余人的史料记录)的叙述者的设置 ，以一种同样十分复杂的叙述方式而达到对于历史本身之复杂性的呈示重视则可被看作 《花腔》艺术价值另一个方面的表现。用张一弓自己的说法，他是把本来可以以三部长 篇小说来加以表现的三个家族的故事全部浓缩进了这部只有二十余万字的《远去的驿站 》中。小说以通过对叙述者“我”的设定，将“我”的母系家族、父系家族以及姨夫贺 氏家族在20世纪前半叶的命运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既呈现出了偶然因素与必然因素 相混杂的历史发展演变过程，同时却也对于成功地塑造出了如三姥爷、大舅、老爷爷、 莲子、贺爷、贺胜、贺石等一系列足堪以丰满称之的人物形象。而正是这些因素的具备 ，使得《远去的驿站》差不多可以被称为一部史诗性的作品。
其次是出现了一批密切关注并思考当下现实生活的作品。在近几年来，作家对于急遽 变化着的现实似乎失去了把握和驾驭的能力，因而文坛所强烈需要的便是能较好地理解 并把握当下时代现实生活的优秀作品。这一点在2002年度的表现虽难言说已有很大的改 观，但却毕竟出现了一些差强人意的长篇小说。这一方面，值得注意的作品有尤凤伟的 《泥鳅》、王安忆的《上种红菱下种藕》、张者的《桃李》、艾伟的《爱人同志》、莫 怀戚的《经典关系》、苏童的《蛇为什么会飞》等。其中尤凤伟《泥鳅》关注表现的乃 是打工农民进入城市后所必然遭遇到的歧视与屈辱问题。作品中，由于进城后所遭遇的 种种打击，主人公国瑞与他的同伴们或者铤而走险走上抢劫犯罪之途，或者被迫堕落以 出卖自身的肉体为生，或者干脆在精神错乱后住进了精神病院，几乎无一例外地走向了 悲剧性的人生结局。小说标题泥鳅应该被理解为是这些打工农民的象征，一种名为“雪 中送炭”的菜肴被城市人的象征者宫超等人大口吞噬的描写则可以被理解为是对国瑞及 其同伴们无法逃脱命运之网捕捉的一种恰如其分的艺术性再现。虽然也有论者对于作品 后半部中相当明显化了的传奇式倾向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但从总体创作倾向而言，在 当下时代中，如《泥鳅》这样直面现实生活中底层民众生存苦难的作品并不是太多而是 太少了，文坛需要的正是如《泥鳅》这般突出地体现作家艺术良知的优秀作品。王安忆 曾经一度沉迷于旧上海的往事之中，一部《长恨歌》确曾引得批评界好评如云。但在《 长恨歌》之后，她又将表现视野投注到了当下时代的现实生活之中。《上种红菱下种藕 》篇幅并不算大，故事情节也难言曲折激烈。在十多万字的篇幅中，王安忆以其特有的 敏锐细腻极为细致地描写着江南小镇的生活变迁，展示正在上小学的幼小女主人公细微 的情感心理变化。早年的王安忆是以儿童文学的创作而步入文坛的，能够惟妙惟肖地逼 真再现少儿的内在心灵世界乃可以说是王安忆所独具的一种艺术优势。她的这部《上种 红菱下种藕》的成功正取决于她艺术上的这一优势。然而，虽然作家的艺术聚焦点只是 对准了一位少儿的心灵世界，但王安忆之最值得肯定处却在于她成功地借助于这个少儿 的心灵世界对当下处于急遽变化中的现实生活进行了足堪以精确到位称之的艺术折射。 一滴水可以反映太阳的光辉，王安忆则可以借一个少儿的心灵世界表现她对于时代现实 生活独到深入的思考。与本文中提及的其他作家相比，柯云路是一位曾经走失的作家， 《龙年档案》在2002年的发表，在某种意义上标志着这位走失作家又重新回到了纯文学 的阵营之中。张者的《桃李》是一部关注表现现时代大学校园中的知识分子生存与思想 精神状况的长篇小说。曾有论者将之与钱钟书的《围城》和杨绛的《洗澡》相提而论。 实际上，就其所达到的总体思想艺术水准来看，这部小说根本无法望钱杨二前辈之项背 。在我看来，张者《桃李》的主要价值乃在于通过对一系列知识分子形象(既有教授、 博士、硕士，也有本科生)的成功塑造，有力地揭示了当下时代以欲望的膨胀为主要表 征的物质消费思潮对于大学校园——这一思想精神最后的“桃花源”的彻底侵入。“无 论是邵教授，还是李雨、雷文、孟朝阳，或者蓝娜和刘唱，他们人生中的大部分时间， 都辗转于物质和性之间；比起做知识和精神的宠儿，他们似乎更害怕自己被消费社会的 潮流所抛弃。他们比谁都更努力地为物质和性而奋斗。”(谢有顺《消费时代的暖色幽 默》，载《南方文坛》2002年4期)知识分子当然也有七情六欲，因而同样面临着来自于 欲望消费时代的必然冲击，但在另一个方面，知识分子也应该在精神思想方面保持一定 的超越性品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张者的《桃李》对于当下时代被欲望所四 面围拢着的知识分子有着足够的警示作用。
第三是对于爱情与婚姻生活有了更多的关注与表达。或许是因为对爱情与婚姻的关注 最易扣动读者的心弦，或许是作家自身对于男女间情感有着过多的体验与期待，在2002 年，婚恋题材的长篇小说数量可能是最多的。其中值得注意的有贾平凹的《病相报告》 、刘建东的《全家福》、万方的《香气迷人》、程青的《恋爱课》、李修文的《滴泪痣 》、《捆绑上天堂》、荆歌的《鸟巢》、《爱你有多深》、盛可以的《水乳》、戴来的 《练习生活练习爱》等。贾平凹的《病相报告》展示的是一对恋爱持续长达几十年之久 的堪以缠绵复杂的爱情经历。据贾平凹称这是一个有生活原型的爱情故事。几十年来， 虽然社会政治风云几经变迁，虽然男女主人公也经历着各自的生活坎坷，但惟有他们之 间那种真诚牢固的爱情没有丝毫的褪色。虽然《病相报告》在贾平凹的小说创作中并不 属于第一流的作品，但在这样一个情感易变杯水主义盛行的时代，如贾平凹所咏吟的这 种几十年不变的真诚情感，应该还是有着相当针对性效应的。万方的《香气迷人》中对 爱情的书写则带有几分明显的神韵气息，主人公方刚在爱情上的几经周折所凸现出的正 是爱情的复杂与难解所在。爱情的真谛是什么?爱为什么会于悄然不觉中变为不爱?原先 的不爱又如何不知不觉地转换为了挚爱?如此种种的问题恐怕都在万方的思索与表现范 围之中。在这个意义上，《收获》编辑叶开以《爱要怎样说出口》为题评价万方的《香 气迷人》，应该是相当符合小说文本实际的。然而同样是女作家的作品，程青的《恋爱 课》所呈现出的却是一种鲜明的女性主义立场。作品中的女主人公陈陈在不长的时间内 先后经历了北星、大梁等几位不同的男性，结果均未能获得真正的爱情。当陈陈最后被 迫无奈地与自己其实并不喜欢的祁老师结合的时候，她对于男性世界的失望可谓达到了 某种极致。由以上这些作品中所反映出的当下中国的婚姻爱情状况来看，似乎确实出现 了某种令人担忧的病症，这种病症的主要表现便是爱的能力的明显匮乏。我们在此无意 于当然也不可能给出这一问题一个答案，但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却是，这样一种爱的 能力匮乏的病症理应得到更多中国作家的关注，中国作家理应为读者奉献出更优秀的婚 恋小说作品来。
第四是出现了一些在小说文体上有所创新，提供了某种新的小说文体因素的长篇小说 。在2002年，在这一方面特别引人注意的作品有韩少功的《暗示》、懿翎的《把绵羊和 山羊分开》、徐庄的《废黄河》、叶兆言的《没有玻璃的花房》、麦家的《解密》、潘 婧的《抒情年华》等。当然，在我们强调上述作品在文体方面有所创新的时候，也并不 意味着前面提到过的作品便没有在文体值得注意的地方。事实上，前述表现历史、现实 以及婚恋的作品中，一些小说也同样有着文体上的值得注意处。比如李锐之《银城故事 》以一首唐诗：“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 关。”来统领结构全篇，李洱之《花腔》设计了三个层次多达二十余人的叙述者，尤凤 伟《泥鳅》中几种不同文体杂陈并用，也都是相当引人注目的文体创新。只不过相比较 而言，这些小说更多地以对历史或现实、婚恋的表现而更加令人关注而已。在如上所引 文体有所创新的作品中，最值得注意者当为韩少功的《暗示》。早在几年前，韩氏就曾 经以一部《马桥词典》而引起批评界的众声喧哗，在文坛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如果说 《马桥词典》更多地是以对语言的探究而实现文体创新的话，那么这部《暗示》则走得 更远。在这部由“隐秘的信息”、“具象在人生中”、“具象在社会中”、“言与象的 互在”四部分组成的长篇小说中，韩少功紧紧抓住了人类不仅可以以言传意，而且更可 以以象传意这一质点问题展开了自己对于人生、社会诸问题的深入思考和探究。如果说 ，几年中的《马桥词典》充斥于全篇的主要还是故事，虽然这些故事都已经完全零碎化 了，但毕竟还符合小说的基本规范的话，那么这部《暗示》中虽然也偶有一些虚构的故 事和人物穿插于其中，但占据文本主要地位的却已经是作家对于人生社会诸问题的理论 思考了。因此，虽然《钟山》杂志在发表《暗示》时将其放置在了长篇小说栏目中，虽 然有很多读者或批评家也将其理解为一部长篇小说，但若真正地尊重文本实际的话，那 么倒不如把《暗示》称之为一部巨型的思想随笔更为合适。其实，对于韩少功而言，在 他写作《暗示》的时候，究竟要把这部作品写成小说亦或思想随笔并不是一个关键的问 题。真正关键的问题在于，无论采用什么样的表达方式，只要能恰如其分准确无误地把 自己的思想传达给广大的读者就意味着艺术上的成功。在这个意义上，则又可以把《暗 示》的问世看作某种艺术上的“返祖”现象。正如同古代的《庄子》可以集散文、寓言 乃至小说的因素于一体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一样，我们殊几也可以把韩少功的《暗示》看 作是具备了这样一种性质的文学作品。虽然表现的是已被众多小说家表现过了的知青生 活，但懿翎的长篇处女作《把绵羊和山羊分开》还是在2002年吸引了众多批评家的目光 。在我看来，《把绵羊和山羊分开》的艺术独特性一方面在于通过一位只有十五岁的少 女尚未成熟的目光观照着文本这一特定时期近乎于疯狂的不正常生活，并以对诸多知识 分子暴死事件的记录描述而对知识分子的精神与命运进行了另一种究诘与表达。另一方 面则表现为通篇所使用的充满戏谑与反讽色彩的叙述语言，由于对这样一种语言的设定 运用而使得整部小说蒙上了一层堪以奇异称之的艺术色彩。此外，懿翎在这一长篇中对 于那位数学天才江运澜的成功塑造也为新时期以来的小说人物画廊增加了一个新的个性 化形象。在此值得一提的还有小说界新人徐庄的《废黄河》，这也是一部厚积薄发的长 篇处女作，作者徐庄将多年的心血都浸润在了这一作品之中。这既是一部长篇小说，又 可以被视为一部中短篇小说的集结。通篇并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但若干篇中短篇小说 所叙写的却是近一百年来发生于“废黄河”这同一地域中的乡村故事，其共同的主题指 向是相当显豁的。在这个意义上，将这部长篇小说看作成功地还原了中国近百年来的民 生状态的“乡村肉体史”，还是很有一些道理的。
以上，我们对于2002年长篇小说的总体创作态势作了一番匆匆的回眸扫描。应该承认 ，在2002年间的长篇小说创作中，并没有出现那种令众多读者和批评家交口称赞的具有 较大轰动效应的作品。或许这本来就是一个真正的文学不可能产生极大轰动效应的时代 。惟一能告慰于人心的是，在2002年，我们仍然有一批作家在认真地从事着长篇小说的 写作，长篇小说依然在以一种极其沉稳的神态在脚踏实地地于默默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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