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用技术社会学方法解答李约瑟难题——（注：本文接受中山大学马文辉科学哲学论坛李约瑟专题研究基金资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山大学论文,李约瑟论文,社会学论文,试论论文,专题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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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这一部巨著中，李约瑟博士提出了三个问题：为什么近代科学产生于西欧而不是中国？为什么中国古代和中世纪科学没有演变成近代科学？为什么中国能在中世纪的漫长岁月里在科技方面领先于欧洲？这三个问题的核心实质是，为什么中国在16世纪后在科技方面落后于欧洲？由于《中国科学技术史》在中国和欧洲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围绕这三个问题，李约瑟和其他许多人从各个不同的角度给出了答案，但都不能令人满意。这些已经给出的答案的代表性的观点可概括如下：
1.1 着眼于科学技术本身的观点
语言。这种观点认为，西方文字经历了从低级的象形文字到高级的拼音文字的发展阶段而汉字是象形文字，处于低级阶段，且汉字书写繁杂，效率低，影响人的思维，不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例如，不利于计算机的信息处理。但这种观点不能成立。印欧语系虽经历了从象形文字到拼音文字的发展过程，但汉字不属于印欧语系，为什么也要遵从这个进化过程呢？仅从一个语系的发展特点能认为是所有语言的发展规律吗？最近有研究结果表明，用汉字进行思维的效率比用拼音文字的高三倍。信息处理技术的发展也已雄辩地证明，汉字信息处理有高效简洁的优点，并不比拼音文字差。
逻辑。这种观点认为，奠基在因果关系基础上的形式逻辑是近代科学技术的支柱，而中国则盛行辩证逻辑。这种观点与历史事实不符。近代科学的产生，并不是靠形式逻辑推动的，恰恰相反，形式逻辑在中世纪是被教会用作论证繁琐的经验哲学的工具，起了钳制科学思想、禁锢人们头脑的作用。近代科学是从反对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出发，从神学中独立出来的。关于形式逻辑与近代科学的关系，李约瑟有详细的论述：“首先，已经证明中国的语言结构较任何印欧语言更充分、完善地体现了形式逻辑。其次，从公元前四世纪的中国哲学与著作中，可发现所有主要的推理方法及演绎推理的形式。第三，显然中国没有诞生亚里士多德，也没有帕尼尼(Panini)来成功地编纂形式逻辑的特征——公孙龙及墨家信徒曾试图完成这项工作，但由于后辈对此缺乏兴趣，他们的著作保存很不完整。而现在要把它们从原文讹误中挽救出来，也可能正好因为语言具有深刻的逻辑结构，所以没有编纂的需要。第四，由于同样的原因，中国思想家的思想并未迷恋于抽象逻辑，所以整个重点可以放在超越于‘非此即彼’两分法的‘单一目光’之上的各类微细差别。第五，也是最后的问题：所有这一切与中国科学的发展有什么关系？答案似乎是根本没有影响，不论是数学、天文学、地质学、生理学或医学都是如此。只是没有发生近代科学的突破，而对这一点似乎完全未必是由于西方存在形式逻辑之故。正如众所周知，那些科学革命的奠基人同意弗兰西斯·培根的名言“逻辑无用，创造方为科学。”[1]
实验科学。系统的实验科学确实是近代科学的一个特点。但应该看到，在科学革命前漫长的中世纪，这在西方也是不突出的。中国古代也并非就没有实验科学，如炼丹术等等就是实验性的科学。
有机自然观。李约瑟认为，中国独有的有机自然观阻碍了中国产生近代实验科学。关于这一点，李约瑟认为，欧洲也有有机自然观的原始形式，但它从属于“独特的欧洲个性分裂的观点”。另一方面，李约瑟又认为，未来科学的发展所需要的，就是中国的有机自然观[2]。这两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是矛盾的。所以这个观点尚需作深入的研究。
1.2 着眼于科学技术据以发生的自然和社会环境的观点
地理环境。这种观点认为，西方是海洋国家，海外贸易发达，商品经济活跃，商人活动频繁。他们需要新产品以展开竞争，因而需要科学技术的支持并乐于为此提供资金，这就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国幅员辽阔，气候多变，水旱灾害频仍，以农为本，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商品经济不发达，科学技术没有强有力的支持者。这种观点有地理环境决定论之嫌。
经济。这种观点认为，中国古代属于自然经济。自然经济以农业为主，独家独户自给自足，妨碍了商品交换的发展。实际上，西方在机器大工业革命以前，也属于自然经济，同样以农业为主。这种观点实质上是只考察了西方靠海的渔业和对外贸易方面而不及其他，考察中国时又只是把眼光固定在农业上而没有考察中国古代发达的手工业，在漫长的海岸线上进行的对外贸易和通过陆上丝绸之路进行的对外贸易。
社会形态。这种观点认为，近代科学之所以未在中国而是在欧洲产生，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在欧洲首先兴起。但事实上，近代科学不是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而是产生于西欧黑暗的中世纪的封建社会。同时，把科学的产生与发展看作一种社会制度作用的结果，也失之于简单化。资本主义制度也在荷兰等等国家建立，但为什么近代科学只是产生于英国、法国、德国呢？这种观点还认为，科举制度作为古代中国选拔人才的唯一途径，只是考核文、史知识，没有涉及到科技方面。但应该看到，科举制度本来就主要是国家选拔官吏的途径，是否具有选拔、培训科技人才的功能取决于国家的需要。事实上，科举制度也曾经在一段时间之内选拔过天文、历法方面的人才。一般而言，只有当社会发展到相当程度并产生了需要之时，专职培训科技人才的机构才有可能产生。
政治。这种观点认为，中国古代的封建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阻碍了近代科学的产生，而同时期西方实行的军事贵族封建主义，群岛分散，城邦割据，没有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统治，其社会脆弱，不稳定，这给科技予发展的空间。实际上，科学技术创造物质产品，物质产品是任何社会都需要的。在古代中国，农业、水利、天文、历算、医药、建筑等等一直是统治阶段常抓不懈的事。朝廷组织的类书编纂也保存了诸多科技史料。朝廷中设有工部或相应的机构管理手工业。至少在鸦片战争以前，明清两代朝廷都采取过一系列措施来支持科技发展。鸦片战争之后，也有“同治中兴”的短暂辉煌和洋务运动的局部成功。科学技术并不与封建集权官僚制度相对立。
集团利益。这种观点认为，科学技术是中性的，任何社会集团都需要，但在某一社会的一个特定阶段，科学技术怎样发展，发展什么，要由社会集团根据自己的利益来确定。集团斗争必然会牵制科技的发展。近代科技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是因为落后的满族贵族以武力征服全国，使得人口锐减，土地荒芜。同时，满族贵族大肆圈占土地，对工商业的发展采取限制的政策，为了自己集团的利益扼杀了产生近代科技革命的可能性。[3]这种观点是政治决定论的变种。这不足以说明西方工业革命是伴随着资产阶级和资本原始积累而发生的，近代科技革命也是在社会集团斗争的血雨腥风中产生的。
1.3 思维和文化的层次观点
思维方式。这种观点认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整体性的、模糊性的，不利于作精确的定量实验研究。如果事实果真如此，那么中国古代那么多辉煌的数学成果就无从解释了。何况，思维方式并非一成不变，思维方式是在现实问题的解决过程中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过程中形成和变化的。
民族性格。这种观点认为，中国人因循守旧，盲目排外，求稳惧变，不尚竞争，性格内向，所以近代科技革命不可能在中国发生。如果中国人真的是这样，那么这上下五千年的灿烂文明何以能产生而且长存不灭？如果中国人真的盲目排外，那么，何以佛教传入中国后能生根、开花、结果，使得中国取代印度而成了向世界传播佛教的大本营？作为儒家六经之首的《易经》，开篇乾卦就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道家的核心思想是以柔克刚。佛教虽然超脱世外，也要求修行者刚毅坚卓，精进不懈，并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情怀。敢于、善于因应变化，积极奋发向上，是中华民族的真精神。
传统文化。这种观点认为，传统文化阻碍了近代科学的产生。事实上，中世纪的欧洲社会首先接受了古希腊的传统文化。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德的著作在文艺复兴以前就已经传入西方，然而西方仍产生了近代科学。这说明近代科学与古希腊的传统文化并无必然联系。日本历史上接受中国文化的东西最多，也属于汉文化圈。如果中国的传统文化阻碍近代科学的发生，那么，为什么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日本却能在科学技术、国家实力等等方面都有很高的发展？也就是说，阻碍近代科学在中国产生的中国传统文化却能促进日本的近代科学的发展，这岂非矛盾？视传统文化为阻碍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的原因的观点，是把传统文化看作一个永恒不变的实体，一个唯一的实体，并过分地夸大了它的作用。这实质上是怯懦和推御责任的表现。
1.4 从近现代西方科学技术发展的空间模式着眼来提出答案的观点
科学中心转移。这种观点认为，16世纪以前中国也许是世界科技的中心，但后来由于科技成果产生的速度降低，产生量减少，科技中心就由中国转移到了西欧，近代科学也就不可能在中国发生。这个观点实际上并未回答为什么科技成果的产生量会减少。
偶然发生论。这种观点认为西方发生科技革命和中国没有发生，均为偶然。这种观点实际上并未提供任何答案。[4]
综上所述，李约瑟难题所涉及的是中国和西方几千年历史中的政治、文化、社会、经济等诸多方面的综合性问题。面对如此复杂的问题，企图用单因单果的观念寻找一个原因来回答它，是不可能令人满意的。上述14种观点之所以都有失偏颇，原因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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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约瑟难题隐含着一个前提，即中国古代科技与近代科技有本质的不同。但实际上，中国古代科技与近代科技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异[5]。《巧工记》说：“天有时，地有利，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知者造物，巧者述之，守之，也谓之工。”其他文献记载也说明，中国古代技术的特点在于：工匠都是个体劳动者，他们之所以能称为工匠，判别的标准就是他们手中有没有长期锻炼得来的“绝活”、“绝招”，即超乎常人的技巧。工具与操作二者在他们的技术中，工具处于从属的地位。在操作中，对直觉、灵感比较重视。他们的技术往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6]。其实，技术的合目的性、手艺主导性、经验与灵感体悟相结合的活动，是中、西方古代技术的共同点。亚里士多德就说过：“凡是由于必然而存在的东西都不是生成的，并与技术无关。”“技术依恋着巧遇，巧遇依恋着技术。”[7]同时，高层次的科学，特别是物理学，则是讨论必然性的学问。直到启蒙时代，狄德罗在《百科全书》中，仍把技术归入艺术一类，只不过他把一般意义上的人文艺术称为自由艺术，把工艺技术称为机械艺术。他认为，艺术是“人们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嗜欲和好奇心等等而施于自然物的生产活动或努力”。“如果这个对象被实现了，那么，使之成功的规则和技术处理的总和就被称之为技术”。他又强调，机械“艺术的东西是难以明确描述的，这是由于缺乏准确的定义，也由于其操作的复杂性……要想弥补这第二项不利条件，唯一的办法就是亲自去熟悉它”[8]。在中国，从《汉书》开始，至少一直到《元史》，都与西方同样的把人文艺术和机械艺术列入方技或术数类中。而且，中、西方古代技术都既有理性的一面，又有经验的一面，究竟哪一个里的理性多还是经验多，孰伯孰仲，实在难以作出总体的判断。
从中国古代科学和技术与西方没有实质性的不同出发，如果说西方近代科学技术与它的古代科学技术发生了质的变化，那么李约瑟难题就是，为什么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没有如西方一样发生质的变化？如果说西方近代科学技术与它的古代科学技术没有发生质的变化，那么李约瑟难题就是，为什么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在近代没有得到大的发展？但无论是否有质的变化，量的变化都是存在的，质的变化必须有量的变化为基础。所以，我们认为，李约瑟难题的核心就是为什么16世纪后中国科技成果的产生，在量上减少了，在速度上降低了。科学的质变要靠技术的质变来推动，所以李约瑟难题的实质就是技术质变的问题。技术的质变，没有外界强有力的因素的刺激和推动而自然发生，是不可想象的。那么，解决李约瑟难题就应该用技术社会学的方法来综合性地考察何以近代中国的科技成果的产生量会减少，产生速度会降低，从而没有从量变转化为质变而导致科技革命的发生。这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2.1 技术社会静力学
从这个角度来看，技术创新是一个以技术人才为主体的社会政治运作过程，反映了社会上不同阶层、集团的利益调节和分配的格局。为此，要从技术的社会历史、社会属性、社会功能、社会制度、社会集团、社会生态等方面进行考察。
2.2 技术社会动力学
技术知识作为不同的、相互竞争的文化知识系统中的一员，其本身的状况体现在技术产品上。技术产品是在文化上建构起来并在文化环境中进行解释和被作出评价的。人们在设计、解释、评价技术产品时都有灵活性。为此，需要考察技术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科学、经济的社会互动，以及这些互动在整个社会大系统中的综合作用与耦合关系。例如，对社会人生的看法、价值观点、思想观念、思维方式等，都对具体的技术创新活动有影响。
2.3 技术社会发生学
科技是与社会生活相适应的文化形态的一部分。它的发生发展都只能在社会大环境中进行。这可从如下几个方面展开研究：技术导向的社会选择，科技生长点的产生与扩散，技术开发的社会过程，技术转移的社会机制，技术成果的社会评价，技术革命的社会契机，技术发展的社会影响。例如，作为医学社会化的一个标志是1568年在顺天府成立了一体堂宅仁医会，大约同一时期，作为数学的社会化，珠算取代筹算适应了商业的繁荣。
2.4 技术创新的横向研究
这可从两个层次展开。宏观技术创新。这包括：其一，农、工、商各产业，印染、陶瓷、纺织、五金等各行业，全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态势（经济区）三个方面的结构整合；其二，政府宏观指令的成龙配套及其调控机制、效果；其三，技术的教育、传播、扩散机制。微观技术创新。这主要研究技术创新的人才主体——技术人才的微观活动环境。这包括，手工业作坊的内部结构，即师徒关系、劳动组织等；手工业作坊的外部环境，如行会和地方政府的管理机制等；手工业作坊的产生、倒闭、集成和分裂等等。技术人才的微观活动环境对技术人才的创新活动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2.5 技术创新的纵向研究
这可从三个层次来展开：基础创新，指科学理论创新；增量创新，指具体的工艺技术的改进和新物品的发明；发展创新，介于基础创新与增量创新之间，是沟通二者的桥梁。这里应该注意的是，科学远非一个逻辑上统一的整体，技术更是如此。因而，基础创新、增量创新、发展创新之间的双向关联关系，不会如理论上设想的那么严密、齐整，其间有种种情况显示出其复杂性，尤其在古代。
2.6 科学范式（传统）与科技知识体系
在不同的历史、文化、社会背景中，科学范式（传统）、科学知识体系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特点。中国古代的科学范式和科学传统，可以从《墨经》、《管子》、《吕氏春秋》、《淮南子》、杨泉的《物理论》、邵雍的《皇极经世》、沈括的《梦溪笔谈》、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徐光启的《农政全书》、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等等科技著作中，分析其体例、各领域知识的次序安排、渗透于其间的哲学思想、研究方法等等方面而得出。科学范式（传统）、科技知识体系对技术人才的创新活动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例如，在科技范式上，中、西方古代人文艺术和机械技术都是混为一体的，后来西方的两类艺术发生了分离。大约与西方同一时期，在中国也出现了分离的萌芽。以科技知识与人文知识的分离作为科学社会化的标志之一的是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但总的看来，中国的分离表现得不很明显。另一方面，欧洲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也已开始深入到中国科学技术的骨髓中，开始作为一个强有力的因素推动中国科学技术范式发生变革。徐光启(1562～1633)发挥易学中“革故鼎新”的精神，主张“治历明时取象于革”[9]，引西法入《大统》，主张编写《崇祯历书》（1625年）。方以智主张中、西汇通，企图以易学改造西学。焦循（1763～1820年）则想以现代数学改造易学。但总的看来，这一时期科技范式的变革缺乏更强有力的外部因素的推动，也就是说，社会变革没有使中国传统的科技活动的运作方式和科技体系的结构模式作出变动，更惶论改变更深一层的科技的基本思维方式、科技术语的基本意义。
总之，上述6个方面构成了一个系统地解答李约瑟难题的方案。我们认为，根据这个方案作认真细致的研究，必定能较为圆满地为李约瑟难题给出答案。但这项任务显然是本文无力完成的。不过，我们乐于将初步的结论的一部分列出，以期抛砖引玉：中国古代的天人关系论、科技知识的体系形态、科技哲学思想、社会形态、政治结构、人文思想是同构同态的，在深层次的思想机制上是一致的，相互之间的内在联系非常柔韧而牢固。由于这种整体全息同构机制，其中一个部分单独发生变革进而带动整体变革的困难程度，比西方各国要大得多。在17世纪前后，商品经济在江南地区已有较大发展；手工业作坊已经接近转化为工厂（工场）的门槛；实证思想等等已经渗透到科技知识和科技哲学中，使它们在形态上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人文思想已先期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形态的变化也已经处于酝酿之中；政治结构也处于变革的前夜。中国产生近代科学的各种相关因素均已大体齐备，但总的来说，尚未达到能够使整体变革呼之欲出的地步，缺少一个相应的科技生长点来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功效。也就是说，影响科技创新的各因素缺乏强有力的联动机制。满族贵族实行武力压制，全面恢复不含变革因素的东西，粗暴泯灭可能导致变革的因素，政治因素与商业经济的一时的对抗性关系作为序参量在关键时刻起了阻碍科技生长点的产生的作用，导致科技创新机制失真乏力，使中国科技事业失去了发生科技革命和转化为近代科学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