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杰[1]2000年在《湘西苗区农村居民生活方式中影响健康因素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人类社会迈进21世纪之时，健康问题成为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热点。而生活在湘西苗区苗族群众的寿命明显低于生活在同一环境中的汉族．并低于全省平均水平，这不能不说明苗族生活中存在某些影响人体生理、心理健康的因素。本文采用文献资料法、访问调查法、问卷调查法、数理统计法和逻辑分析法等方法，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内苗族主要聚居的3县市，18岁以上的870名苗、汉族农村居民生活等情况的调查材料为主要依据，简要地对湘西苗区农村居民的生活环境、经济收入、消费方式、生产方式、生活习惯、社会文化、健身活动等诸要素进行考察，对影响人体健康的诸因素进行分析，揭示其有利于身体健康的民俗，为提高该民族地区农村居民的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提供理论上的科学依据。研究结果表明：湘西苗族农村居民的健康状况不容乐观，其原因并非单一因素所致，而是生活环境、经济状况、行为习惯以及对体育的认识和参与等诸因素整体作用的结果。湘西苗族农村居民经济落后，生产力水平发展低下，广大苗民仍然在温饱问题上苦苦挣扎，因此，在苗区还不可能开展广泛的健身活动。传统文化对生育观的影响是内在的、隐性的、深层次的，而不是一朝一夕能革除的。人口众多和不良的医疗卫生条件也不可能及时得到改善，都制约苗民的身体状况。丰富苗区的文化生活，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注意改善自己的饮食和营养，改掉生活中的不良习惯，有规律的生活是苗区苗族农村居民提高健康水平和改善自己身体状况的主要途径。由于苗区苗民所处的生产方式、生存环境、世界观和人生观的不同，因而从事体育活动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与朋友交往，消遣娱乐，参加比赛等方面。家务劳动是苗族农村居民闲暇时间的主要内容，占66． 7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是苗族农村群众开展体育活动的必要条件。全民健身计划已实施5年多，仍有63． 09％的苗族农民从未听说过，这表明湘西苗区全民健身计划宣传的力度不够。为此本文提出了超前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与提高苗族文化素质相结合；加强法制宣传与改善医疗卫生条件相结合：大力培养苗区体育社会指导员与强化该地区的全民健身活动相结合等参考意见。
彭彦, 张斌, 屈杰[2]2009年在《湘西苗区农村居民生活方式中影响健康的因素研究》文中指出立足于实地调查,通过阐述湘西农村居民生活方式的基本现状和特点,揭示湘西苗区农村居民生活方式中影响健康的主要因素,并具体分析这种生活方式的文化意蕴,为提高该民族地区农村居民的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提供理论上的依据。
屈杰[3]2012年在《改革开放后湘西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居民生活方式对健康影响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湘西少数民族生活方式变革问题是最具典型性和代表性的研究文本。以湘西少数民族农村居民为研究对象,采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实地考察法、专家访谈法、案例分析法、体质测试法、数理统计法等研究方法,客观分析湘西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居民生活方式的对健康的影响,寻求湘西少数民族地区群众生活方式特有的文化内涵及其与健康相关的衔接点,为提高少数民族群众的健康水平提供启发和借鉴,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作出理论和实践探索。研究结果表明：(1)湘西少数民族地区良好的生态环境有利于人的身体健康；湘西少数民族群众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宗教信仰能较好的满足少数民族群众的心理需求,在参加宗教活动中所产生的肢体运动使身体得到锻炼。(2)湘西少数民族农村居民吸烟、酗酒等不良生活方式,成为影响湘西少数民族农村居民健康的主要因素。改革开放之后,由于少数民族地区浓郁的民族文化惯性,抽烟、酗酒人群比例居高不下。(3)湘西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居民并没有脱离传统的农业耕种模式,经济收入水平低,经济消费集中在生产性消费。改革开放之后,湘西少数民族农村居民除了生产性消费,注重食品消费,而忽视身体健康消费。(4)湘西少数民族群众感情寄托比物质追求更重。改革开放之后,湘西少数民族地区农村打工移民热潮,造成老年居民精神生活寂寞,主观幸福感差。(5)湘西少数民族农村居民经常参与体育锻炼的人口比例很低。体育活动内容以跑步、步行、民族传统体育等为主,活动场所主要选择自家庭院、田头、树林及空地等。(6)改革开放之后,农村居民生活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余暇时间的增多,为全民健身运动开展提供了良好条件。但是,政府行政能力下降,村官职业意识的降低,农村体育设施活动经费力度不够,农村社会精英责任感缺失,成为制约农村全民健身活动开展的“瓶颈”。(7)湘西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居民身高、体重、胸围等身体形态发育水平较低。改革开放之后,少数民族农村居民身体形态有趋于肥胖的趋势,与年龄、教育程度、家务劳动等成正相关影响,这是遗传因素、自然环境因素和社会环境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赵玉静[4]2011年在《内蒙古农民生活方式、生活事件与心理健康的相关研究》文中指出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关系到国民素质、经济发展,关系到社会稳定、国家富强。农民作为我国人数最多的群体,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如何呢,然而国内少有研究对此进行调查了解。大量理论和实证研究显示,生活方式与心理健康有着密切的联系,生活方式的变化,包括生活内容、生活领域、生活节奏的改变都会引起个人乃至社会的健康问题。另外,生活事件也是影响心理健康的一个重要因素。个体在一定时间内经历的生活事件刺激量越大,其心理健康水平就越低。本研究选取874名农民作为被试,采用Kesslerl0量表(K10)、生活事件量表(LES)和自编生活方式问卷,拟探讨农民生活方式、生活事件与心理健康的总体情况及其三者之间的关系。依据统计分析结果,得出以下结论：(1)研究结果表明,自编生活方式问卷、修订过的生活事件量表和K10量表均具有较好的信、效度,可以作为本次调查研究的测量工具。(2)农民心理健康状况：调查对象的心理健康整体水平较好,K10量表平均得分为18.51±5.76,处于一般水平。被试在四个心理健康水平上比例分布不均,不同性别、民族、年龄、婚姻状况、文化程度、经济收入的人群在心理健康水平上存在一定的差异。男性、蒙族、15-24岁年龄段、未婚、大专及以上、年收入在6000-7999元之间的人群心理健康良好水平者居多。(3)农民生活方式的特点：总体来看,农民生活方式情况不是很合理。其中,不良生活方式,如劳动时间过长、消费结构不合理、闲暇活动单调、吸烟、饮酒、熬夜、缺少运动等是其生活方式中比较突出的问题。根据生活方式三种不同的划分依据,可以把农民分成不同的的类型。不同类型人群之间的生活方式不尽一致。(4)农民生活事件的群体差异：从生活事件的整体情况来看,调查对象而对的生活事件数量是适度的。在性别、民族、年龄、婚姻状况、文化程度、经济水平上都存在显著性差异。男性、汉族、35-44岁年龄段、丧偶、文盲、年收入在1999元以下的人群经历的生活刺激量相对较大。(5)农民心理健康与生活方式、生活事件与的关系：从总体上看,农民生活方式、生活事件与心理健康三者之间存在显著的关系。生活方式越科学、越文明,农民的心理健康状况就越好；生活事件刺激量越小农民的心理健康状况就越好；生活方式越科学、越文明,农民的生活事件刺激量越小。依据生活方式划分的不同类型农民的心理健康状况及面对的生活事件各不相同,“盈余型”和“轻松型”农民相对于其他类型的人群来说,心理健康水平最好；“入不敷出型”和“辛苦型”农民经历的生活刺激量都高于其他类型的人群。
李哲[5]2011年在《湘西少数民族传统木构民居现代适应性研究》文中提出湘西少数民族传统木构民居近年来被大量的拆毁和遗弃,在现代社会遭遇了生存的困境,主要原因就在于民居的隔热保温性能差,内部没有现代的生活设施,这就导致了室内空气环境的舒适度低,居民在其中的生活不便利,也就不愿意使用和保护传统木构民居。本文从民居动态保护的角度出发,研究湘西少数民族传统木构民居的现代适应性改良。在保护民居传统风貌、延续民族特殊生活方式的前提下,将现代的生活设施引入到传统木构民居中,提高民居内部生活的便利性；通过技术手段提高民居的隔热保温性能,改善其室内的空气环境。经过现代适应性改良,提高传统民居内的生活舒适度,使居民愿意继续使用和保护传统木构民居,在此基础上,继承和发扬传统民居的优势,研究具有民族传统风貌的新型木构民居,使湘西少数民族传统木构民居能够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得以生存和发展。文章首先分析湘西的自然、人文环境系统的基本状况,阐述湘西少数民族传统木构民居的自然、历史和社会背景。其次,通过大量的实地调研和现场测绘,论述了湘西苗族、土家族、侗族和瑶族传统木构民居的基本特征及各民族特殊的生活方式,提出了传统民居现代适应性改良所需要保护和保存的前提条件。接下来,通过现场调研和检测,论述传统木构民居的不足,提出了现代适应性改良要解决的具体问题。针对要解决的问题,选取各民族传统木构民居的典型进行分析,解决给水、排污、清洁能源来源、现代厨卫设施的引入等技术难点,提高民居室内的生活便利性。同时,通过专业软件的测试结果,按照统计学的方法进行最优化分析,确定隔热保温材料的种类和厚度,提出民居墙、地、顶等部位隔热保温改造的技术措施,改善民居室内的空气环境。在此基础上,研究具有民族传统风貌的新型木构民居的构造节点以及木材本身的强度、防腐和防火性能的改良技术,发展新型的木构民居,提出了湘西少数民族传统木构民居现代适应性改良的全套技术。最后,本文从建筑造价、建材来源、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等方面分析了这套技术使用和推广的可行性。
梁朱贵[6]2008年在《湖南省城市社区居民体育生活方式调查》文中研究表明社会的转型,必然涉及到生活方式的转型。在当前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体力劳动急剧减少,脑力劳动逐步上升的转型时期,湖南省城市社区居民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在尽情享受社会进步所带来到丰硕成果的同时,一些不良生活方式所导致的各种现代文明病也接踵而来,因此,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体育生活方式,促进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本文从社区体育、城市生活方式、体育生活方式一般理论入手,采用问卷调查法、文献资料法、数理统计法,在对湖南省城市社区居民的体育生活方式状况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影响湖南省城市社区居民体育生活方式的因素,提出了构建湖南省城市社区居民体育生活方式的对策,并对湖南省城市社区居民体育生活方式的发展趋势进行了预测。研究认为:湖南省作为一个竞技体育强省,体育生活方式却并未被广大城市社区居民所普遍接受,城市社区居民中参加体育锻炼、观看体育比赛、进行体育消费的人数并不多。影响湖南省城市社区居民形成体育生活方式的因素是多元的,传统文化、主观意识、经济状况以及体制等均从不同方面影响湖南省城市社区居民体育生活方式的形成。构建湖南省城市社区居民体育生活方式,需培养城市社区居民正确的体育价值观;发挥政府宏观指导作用,制定相关政策,发展体育事业;进一步加强社区体育的宣传教育工作,激发居民参与体育活动的热情;健全社区体育组织,发展体育经济。随着湖南省经济强势崛起,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体育价值观的逐步增强,在不久的将来,湖南省城市社区居民体育生活方式将具有主动性、自主性、多样性,湖南省城市社区居民体育人口将更显知识化、年轻化。
陈雪[7]2010年在《从断裂到弥合—山江纯苗区口传教育的现代转型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地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县的山江纯苗区有语言而无文字,所以口传教育成为其文化知识习得的重要方式。现代学校教育的进入致使山江教育呈现出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山江纯苗区以书面文化为中心的学校教育与当地生活世界产生了隔膜,与建立在口语文化之上的苗族口传教育形成断裂。作为一个主要依靠口头传承方式传承文化的民族,其口传教育如何与现代学校教育有机结合以实现现代转型,是西南地区乃至世界其他地区较为普遍的问题。笔者试图以山江纯苗区为个案,从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的维度对此进行探索。国内外有关口语文化的研究著述较多,但对于山江口传教育与学校教育第一手资料的获取,则离不开田野考察。因此,本研究运用文献法、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等人类学方法进行资料的全面搜集,并运用媒介环境学的分析方法和比较法对山江苗族口传教育与学校教育进行深入分析以探寻二者的结合途径。本研究首先对山江纯苗区的生活世界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观照,发现山江苗民对于其苗族传统口传文化异常喜爱,且他们在当地生产生活中所需要的文化知识技能也基本上都来自于口传教育：其次,分析书面文化、口语文化与教育的关系；再次,梳理并分析了山江苗族口传教育存在的类型与特点；既而,在对山江学校教育的历史、现状与存在的问题及成因的考察分析之上,追溯中国古代的文字、印刷与口语文化传统的渊源；最后,从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两个维度出发来探索山江苗族口传教育与学校教育有机结合的可能途径,以实现无文字民族口传教育的现代转型。具体途径如下：一、在教育政策上,减缓“寄宿制”推进的进程,为苗族口头文化传承提供浓厚的苗族文化氛围。鉴于村小在苗族文化传承中承载的重要功能,应以尊重差异为前提,积极探索少数民族聚居区“寄宿制”学校与村小及教学延伸点相结合的适宜模式；同时,增强村小的师资配备,优先考虑本村或邻村的人员来担任该村村小的教师；并鼓励教师积极开发本土文化课程资源以促进学校教学质量的提升。从而,因地制宜推进“寄宿制”与村小的和谐发展。二、在学校教育内,进行口头传统的多角度引入。首先,在教学程序上,将口头实践放在阅读、写作之前；其次,在教学内容上,加大口头实践的比重,鼓励口头表达,并引入游戏性的教学元素。在口头传统的引入方面,第一,可以将苗族的古老话、苗歌、民间故事等引入学校教育,特别是小学教育阶段。第二,可以适当在学校教育中增加汉族古典诗词、对联、韵文等的比重。在游戏性教学元素的引入方面,第一,可以将猜谜、讲故事等苗族传统口头游戏娱乐活动引入学校教育。第二,可以将当地民间的体育竞技游戏引入学校教育。再者,借助新媒介的优势来进行口语文化传承的现代转型。第一,可以直接将民间录制的较为优秀的口传文化音像作品引入学校,作为书面教育的一种补充。第二,可将苗族民间艺人传统文化技艺详细录制下来制成光碟在学校中播放。第三,还可以尝试利用学校广播在课余时间播放苗歌等方式进行苗族传统文化的潜移默化。三、学校教育与社区教育进行有机结合。首先,请民间艺人进入学校授课；其次,请民间艺人参与学校的各种文化活动；再者,学生在教师带领下进入村寨社区考察苗族传统文化。本研究具有较为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亦体现了某些层面的创新性。本研究第一次从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的冲突的角度来探讨纯苗区的教育问题,以此揭示人类曾经依赖的口传教育存在的意义。通过对山江纯苗区日常生活与礼仪仪式中的口传教育的梳理与分析,展示了苗族口头文化传承独特的教育内涵,拓宽了教育研究的视角。在实践方面,探讨以口语文化为中心的苗族口传教育与以书面文化为中心的学校教育之间在功能意义上的差别与可能的关联,为苗族聚居区的口传教育与学校教育有机结合提供可能途径,这对于探究无文字民族口传教育的现代转型颇具借鉴意义。当然,本研究所提出的构想还只是理论层面的思考,尚且有待具体教育实践的检验。
廖春艳[8]2007年在《新疆哈萨克族生活方式与健康的研究》文中提出在人类社会迈进21世纪之时,健康问题成为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热点。本文采用文献资料法、调查法、实地考察法、数理统计法等方法,对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内哈萨克族主要聚居的新源县、尼勒克县、伊宁市16岁以上的哈萨克族城乡居民的生活方式进行研究,对其中影响健康的诸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对象总样本量是1054份,其中男536份、女518份,城市348份,农村706份。每10岁一个年龄段,每个年龄段样本量是农村男女各55份,城市男女是30份。研究结果表明:新疆哈萨克族城乡居民的健康状况不容乐观,其原因并非单一因素所致,而是生活环境、经济状况、消费情况、行为习惯以及对体育的认识和参与等诸因素整体作用的结果。新疆哈萨克族城乡居民的饮食结构不尽合理,吸烟、饮酒的比例较高。体育活动参加者的比例为44.31%,达到体育人口标准的比例仅为14.90%。因此丰富新疆哈萨克族城乡居民的文化生活,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使他们注意改善自己的饮食和营养,改掉生活中的不良习惯和有规律的生活是新疆哈萨克族城乡居民提高健康水平和改善自己身体状况的主要途径。由于新疆哈萨克族城乡居民所处的生产方式、生存环境、世界观和人生观的不同,因而从事体育活动的原因主要表现在防病治病、健康长寿和培养意志等方面。家务劳动在新疆哈萨克族城乡居民闲暇时间中占很大的比重,分别占22.88%、26.35%。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是开展新疆哈萨克族城乡居民体育活动的必要条件。新疆哈萨克族的民间体育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但全民健身计划的宣传力度不够,在城乡居民中仍有很多人从未听说过,城乡居民当中从没有听说过全民健身计划的分别为10.44%、32.92%。为此本文提出了超前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与提高哈萨克族群众文化素质;努力改善牧区医疗卫生条件,加强宣传教育与强化法制观念;大力培养新疆体育社会指导员,使之对体育活动的开展有专人指导,进行各类体育文化展览和宣传,强化该地区的全民健身运动;大力发展伊犁州特色旅游业和哈萨克族民族手工业,转变广大的哈族妇女的思想观念,通过民族刺绣,为广大妇女同志开辟一条新的增收途径等参考意见。
赵雅兰[9]2015年在《花垣苗区墟场文化及传播初探》文中认为集市贸易是人类社会和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而产生的一种商品交换形式。在我国,集市贸易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四千多年前的井边贸易。湘西人把集市贸易称为墟场,其历史久远。自古迄今,墟场遍及湘西全境,成为人们进行商品交易和社会交流最重要的场所与方式,对湘西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社会的正常发展,发挥着显著的作用。花垣苗族地区墟场可谓源远流长,红红火火,是湘西墟场极具特色,也最有历史和文化内涵的部分。它延续至今,一直以来,人们赶场对于当地的人们来说,不仅充当开展经济贸易的重要角色,而且成为民俗文化的独特载体,乃是不曾或缺的经济生活与文化生活,固化为例行的经济文化节日。本文运用文化学、民族学、社会学、文化学、人类学、经济学、历史学和传播学等学科理论,通过文献资料调研、专家访谈、实地考察、逻辑归纳等研究方法,在认真考察花垣墟场产生、变迁和发展历史的基础上,阐述了花垣苗区墟场文化的概念,剖析它的构成要素及其特质。结果表明:1、花垣苗区墟场产生、变迁的根本原因是经济的发展,剩余产品和私有财产的出现以及货币的使用,苗区墟场产生还与当地民族风俗节庆有关;2、系统地阐述了花垣苗区墟场文化有着它特殊的民族习俗、活动习俗、生活习俗的文化元素,并理清了苗区墟场的文化内涵及文化功能;3、分析了花垣苗区墟场文化的传播形态与方式,墟场文化传播促进了民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现代化,诱发了农村的宣传教育,丰富了苗民精神文化需求;4、探讨了花垣苗区墟场文化传播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如:整个社会对墟场文化建设重视不够,墟场文化核心理念缺乏补充,墟场文化传播管理缺乏人才等;5、提出了发展花垣苗区墟场文化及其传播的对策性建议:重视宣传教育,建设文明墟场文化,增强文化理念,营造墟场和谐环境,发展周边集市,拓宽对外贸易市场,加强文化传播,积极发挥墟场作用,规范墟场管理,提高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创新旅游产业,发展墟场经济文化。花垣苗区的墟场文化作为立足于墟场贸易之上,依附于社会文化之下,又一脉相承发展而来的特殊文化形态,自从墟场产生那天起就开始存在了。不论人们是否觉察、是否认识或是否承认,它都客观自然地存在着,生生不息地传承着,年年岁岁,构成当地苗族社会经济文化的一道奇异景观,成为今天吸引许多人走进湘西、来到花垣的一块文化活化石。希望本论文在为花垣苗族墟场文化及传播提出有效办法的同时,其他墟场文化传播可以借鉴。
吴炜[10]2006年在《杭州市高校青年教师健康状况和生活方式现状的调查分析》文中认为本文采用文献资料法、访问调查法、问卷调查法、数理统计法和逻辑分析法等方法,以杭州市高校(本科)269名青年教师的健康和生活方式等情况的材料为主要依据,对杭州市高校青年教师的健康状况与生活方式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杭州市高校青年教师的生理健康状况不容乐观,教师所患疾病具有职业特点,主要是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和运动器管疾病。教师心理是健康的,他们的社会适应状况较好;杭州市高校青年教师的吸烟、饮酒率明显低于全国成人水平。总体来看教师饮食习惯较合理,有相当一部分教师睡眠不足,入睡时间较晚;还有部分教师有熬夜习惯,杭州市高校多数青年教师工作、生活压力大,教学与科研任务占去了他们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教师对体育锻炼功能的主观认识是好的,但每周参加体育锻炼的次数很少,影响他们参加体育锻炼的主要因素是工作忙没时间。他们对体育项目爱好广泛,散步是首选内容。他们参加体育锻炼的动机是全方位的,其目的是以消遣娱乐、减轻压力和消除疲劳为主。导致杭州市高校青年教师健康状况差的原因是由于他们不良的生活方式所造成的,尤其是工作压力、工作环境、工作方式、体育参与等几方面。为此,本文提出了对杭州市各高校青年教师加强健康教育,普及健康知识,使他们改变不良的生活方式,建立科学的生活方式,提高他们的自我保健意识。如做到:戒烟限酒、合理膳食,加强体育锻炼、劳逸结合、保持心理平衡等。社会与各高校共同努力,为教师创设宽松的工作、学习环境。杭州市各高校领导应该重视本校体育活动的开展,重视场地器材的投入,及加强校园体育文化的建设,定期组织体育活动,努力促进全体师生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建立体育辅导站,为青年教师提供技术咨询和技术辅导等参考意见。
参考文献：
[1]. 湘西苗区农村居民生活方式中影响健康因素的研究[D]. 屈杰. 北京体育大学. 2000
[2]. 湘西苗区农村居民生活方式中影响健康的因素研究[J]. 彭彦, 张斌, 屈杰.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09
[3]. 改革开放后湘西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居民生活方式对健康影响的研究[D]. 屈杰. 湖南师范大学. 2012
[4]. 内蒙古农民生活方式、生活事件与心理健康的相关研究[D]. 赵玉静.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11
[5]. 湘西少数民族传统木构民居现代适应性研究[D]. 李哲. 湖南大学. 2011
[6]. 湖南省城市社区居民体育生活方式调查[D]. 梁朱贵. 湖南师范大学. 2008
[7]. 从断裂到弥合—山江纯苗区口传教育的现代转型研究[D]. 陈雪. 西南大学. 2010
[8]. 新疆哈萨克族生活方式与健康的研究[D]. 廖春艳. 新疆师范大学. 2007
[9]. 花垣苗区墟场文化及传播初探[D]. 赵雅兰. 湖南大学. 2015
[10]. 杭州市高校青年教师健康状况和生活方式现状的调查分析[D]. 吴炜. 北京体育大学.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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