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与中美日三角关系的利益结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日论文,中日关系论文,利益论文,结构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进入21世纪以后，如何发展正常的中日关系，是中日两国政府和人民必须面对的问题。中日两国之间存在着历史问题是无可置疑的事实，但不应让历史问题干扰或阻碍中日关系的大局和未来。两国之间发展正常关系的必要性在于双方有着共同的战略利益。同时，还不能不考虑到中日关系中的美国因素，把中日关系放在中美日三边关系，乃至国际格局和世界形势的大背景中考虑，以确定中国的对外政策和国际战略，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和亚太地区以及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一
在中日之间，历史对双方现实战略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可否认的。正是由于有人想“篡改历史”，才使得两国之间不信任感上升，并对对方的战略意图和发展方向、对己方战略利益的判断和选择产生了负面影响。中国对日本加强和扩大日美安保体制、积极向海外扩展军事影响的政策抱有警惕；日本对国力不断增强的中国有着无名恐惧和矛盾心理，既希望中国保持稳定，又试图遏制中国的发展，因而对中日关系的战略定位和对中国的政策，都存在着某种不确定性和易变性。尤其是冷战后，多年来一直维系中日友好关系的共同战略利益——苏联对外扩张的威胁——已不复存在，使两国都面临着一个严峻课题，即如何看待对方的发展，如何为双边战略关系重新定位。
在国际政治格局多极化、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今天，中日之间的利益基础和出发点、立足点是什么，两国之间还有没有共同的战略利益？笔者认为，两国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共同战略利益。
一是地缘战略利益。中日两国比邻而居，同处于一个政治经济的战略空间之内，双方利益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和则两利、斗则俱伤，双赢与互利应该成为两国对双边关系战略思考的出发点和基本利益目标。
二是地区战略利益。中日两国都是亚太地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国，理应加强合作，为构建公正、合理、平等的地区政治经济新秩序发挥积极的建设性作用，促进地区的政治多极化和经济一体化。而且也只有在和平稳定的地区秩序中，两国自身才能得到顺利而充分的发展。
三是发展战略利益。中日两国分别是亚洲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双边互补性不言而喻。中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需要稳定的经济安全环境，要争取包括日本在内的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援助；日本谋求进一步发展经济和扩大国际政治影响，离不开中国的理解和支持。随着中日经贸往来的不断增长，日本已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2003年双边贸易达到1,335.8亿美元。两国间形成了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利益共存关系，都需要通过加强合作实现互利、双赢和共同发展。
四是安全战略利益。冷战后，亚太地区出现了不安定因素扩散化和不确定化以及双边安全同盟扩大化的现象，这显然不符合地区内各国寻求多边安全机制以维护和平与稳定的趋势。无论是维护地区安全，还是解决跨国界的环境、走私等国际性问题，都需要包括中日两国在内的亚太地区各国和国际社会的合作。在今天谋求和平与发展的世界上，轻易把别国看作威胁，只会给自己制造出新的威胁；使别国感到不安全，自己也就得不到安全。对中日这两个有着历史恩怨的邻国来说，通过安全对话与合作，在保障地区安全的框架之内实现共同安全尤其显得必要。
五是全球战略利益。中日两国对未来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看法有接近之处，都反对一国独霸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都要求世界事务由世界各国共同协商解决，都主张发挥联合国在处理国际事务方面的权威作用。尽管中国主张的是各国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多极世界，日本希望的是美日欧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秩序，但在反对单极世界和一国独霸的利益需求方面，还是有互相重合的部分。
作为两个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截然不同的国家，中日两国在战略利益上不可能完全一致。中国作为具有世界影响的政治大国，正积极推进经济现代化建设，谋求建立公正、合理、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日本作为世界上名列前茅的经济大国，要求扩大国际政治作用。双方同时在不同领域以不同方式谋求新的崛起，大大增加了双边战略关系的复杂性和竞争性。如何避免因“零和博弈”而导致两败俱伤，如何改变“一山不容二虎”的单向思维模式带来的战略对抗，如何使双方的战略猜忌转变为战略理解，并通过战略对话达成一定的战略合作，如何排除、化解或超越各种战略对抗因素，是进入21世纪的中日两国都需要探索和解决的共同课题。
二
近年来美日两国间加强安全合作的政策趋向，给中日关系和中美日三角关系的战略定位带来了新的不确定因素。
首先，日美加强安全合作具有在战略上遏制中国、在地理空间上染指中国领土的潜在意图，使日美有可能借口“周边地区”发生“不测事件”对中国实现祖国统一的行动进行干涉，这将使日美成为妨碍中国统一的外部阻力，给中美、中日关系的正常发展带来危险的、难以预测的变数。1997年6月30日，美助理国防部长帮办坎贝尔向日本执政三党访美团列举了对亚太地区安全构成威胁的5种情况：朝鲜的不稳定是现实威胁；中俄接近是15年后的潜在威胁；中国的军事大国化倾向不容忽视；中台关系的不稳定令人担忧；东南亚军费增长值得注意。其中有3项与中国有关。因此，中国对日美防卫合作加强的关注是极其自然的：（一）美国加强与日本等亚太国家的双边安全合作，是否意味着已经确认中国的发展将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构成威胁，因而力图形成一个针对中国的预防性安全屏障和网络机制。（二）日本是否会借机突破和平宪法的制约，将军事力量的运用从本土扩大到周边地区，走军事大国之路，向海外扩张军事作用，并借助与美国的安全同盟遏制中国。（三）这一趋势是否意味着日美从此将奉行联合的地区干涉主义，行使“集体自卫权”，以“先发制人”为行动原则，用武力威胁和干涉别国内政或地区事务，特别是会不会干涉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和行动。
亚太地区是世界上大国利益交织最为密集、大国关系最为复杂的地区之一，存在着中、美、俄、日四大国互相竞争、互相制约和利益共存的基本格局，形成不均衡、不规范、不稳定的六对双边关系和四组三角关系。这一复杂的大国关系结构处于亚太地区这个利益与矛盾交织的系统空间内，各行为主体紧密联系，相互依存，彼此竞争，形成错综复杂、相互制约的网状关系格局。其中，中、美、日三角关系是目前影响力最大、最具现实意义的三角关系，是决定亚太地区力量对比构成，制约其他双边或三角关系发展演变，影响整个地区国际战略格局走向的最主要、最基本的三角关系。中、美、日关系的战略性调整和各国对外政策的制定，无不以对方的外交政策和国家行为作为参照，从而在实际上形成具有地区性战略影响的三角关系，并作为一个整体以其运作和演变左右着亚太地区的国际战略格局。
与其他几组三角关系相比，中美日三角关系的利益结构尤为复杂。三国之间在国家利益和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在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几乎所有方面都存在着竞争与合作、冲突与协调的互动关系，正是由于这种共同利益与冲突利益交织在一起的复杂关系，使得三国都很难简单而明确地确定彼此之间的战略关系和利益边界。美国的亚太战略目标是要建立以美国为首的“新太平洋共同体”，以美国与部分亚太国家的双边安全机制作为骨干，形成美国操控下的亚太地区安全网络；以亚太大市场作为保障美国经济持续发展、稳定增长的重要依托；在亚太地区建立以美国的民主、人权为标准的泛地区价值观念体系；通过欧亚平衡的全球战略构建“美国统治下的和平”。日本力图以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后盾，以全方位的大国外交为手段，不断扩大对于国际事务的政治影响力以及参与权和发言权，从亚太地区逐步走向全球，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实现政治大国的国家发展目标。中国正在全力进行经济建设，希望通过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维护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保障有利于国内经济现代化建设的外部环境，把握住冷战结束和亚太地区振兴所提供的历史性机遇，实现中华民族的腾飞与和平崛起。
中、美、日三国之间复杂的战略关系在冷战后呈现出几个特点：（一）冷战时期彼此之间的战略需求关系已不复存在，三国都需要寻求和确定本国与其他两国之间在战略层次上的关系定位。（二）三国在亚太地区国际关系的新一轮调整中，都积极开展全方位的主动外交，谋求扩大本国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和发言权。（三）三国之间在利益上的矛盾和战略上的差异，使得彼此之间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领域的摩擦和竞争呈现出时而激烈、时而和缓的样态。为了不使激烈的竞争或冲突损害了三国各自的长远性根本利益，三国都注意加强对话和沟通，协调彼此之间的关系，争取建立在激烈竞争中实现有效合作的正常关系。尽管中、美、日三国对于彼此之间的战略关系和三角格局的定位尚未完成，对于这一三角关系的看法也不尽相同，对三角格局的运行机制也缺乏三国一致认同的行为规范和操作程序，目前还很难对这一三角格局的发展和走向勾画出较为清晰的轮廓；但可以肯定的是，三国在亚太地区都有着重大的战略利益，谁也不可能在亚太地区国际战略格局的发展演变和力量对比的分化组合过程中单独起领导或主宰作用。
然而，日美安保体制的进一步强化将可能使冷战后的中美日三角关系的战略性重组在方向、态势和力量对比上都产生不利于中国的发展趋势，使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都不得不在更大程度上受到美日关系的影响和制约，从而增加了通过正常的外交手段对三角关系进行有效调整的难度和不确定性，也使得中国在国际战略和对外政策总方针的思考上面临着重大而艰难的抉择。因此，美日两国基于共同安全利益和价值观念的战略认同，将使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国际关系重新调整和国际力量重新组合的进程中，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联系到美国在欧洲推动“北约东扩”，在亚太加强双边安全合作的政策行为，可以明显地看出美国从东西两个方向上挤压欧亚大陆的战略意图。
当前，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综合国力处于上升阶段，而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政治理念和文化背景上都与西方国家截然不同，因此，在国际战略格局的演变以及国际新秩序的构建过程中，如何处理与美日等西方大国的关系，就非常复杂和敏感。反映到中、美、日三角关系中，可能会形成两种方向完全相反的作用力：一方面使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对外政策和行为的回旋余地更为宽广和扩大；另一方面也使中国在与美日调整关系时，要比美日之间协调关系更为困难，从而在战略层次上对中国构成现实制约。如果美日之间战略合作与利益协调的因素上升，中美日三角关系就会进一步趋向非等边结构，使中国在亚太地区和国际社会推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时，受到更多的牵制和遇到更大的困难。
三
从美日加强安全合作和战略协调的政策走向看，两国在一定时期内和一定程度上通过双边安全合作对亚太地区国际格局进行战略控制的可能性将有所增大。因为美国要想遏制中国，不能没有日本的配合；而日本要想制约中国，也不能不背靠美国；美日双方有可能为遏止中国的发展与强大而进行战略配合与政策协调，并取得行动默契。对此，中国应该有足够的心理和政策准备，及时制定具有充分前瞻性和有效预防性的政策方针。然而，从目前看来，美日两国连手对付中国的政策倾向还具有不确定性和隐蔽性，中美日三角关系还不大可能迅速转化成为两方联合对付第三方的样式和性质。
（一）美日之间的经济摩擦和战略目标上的潜在冲突，将有可能因为地缘政治经济利益的不同而在今后争夺亚太地区主导权的过程中进一步加剧和突出。日本经济势力增长以后，首先感到威胁的就是美国，美日矛盾也首先产生和爆发于经济领域。美日之间在经济上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程度如此之深，经济贸易的互动往来如此之密切，日本资本的扩张力量如此之强，使得两国之间的经济摩擦不可避免。无论是日本对美贸易的巨额逆差，还是日元汇率的变化，无论是日本国内市场的开放程度，还是日本政府的贸易政策或日本企业的商业习惯，都曾招致美国的强烈指责和强大压力，迫使日本作出一定程度的让步，从而引起日方对美国高压政策的不满和反弹，使两国关系一度有所疏远。迄今为止，这一经济摩擦和心理冲突并未彻底解决，因而也不能排除随着日本经济的复苏、美国经济的停滞，双方的经济矛盾和摩擦再次加剧，并延伸扩展到政治外交和安全领域的可能性。
（二）美国的长远战略目标是在亚太国际新秩序中占据领导地位，发挥领导作用，它对日本未来的发展方向并非毫无警惕，为此它会借助中国牵制日本，利用中日矛盾保持美国在战略上的优势地位。而日本的国家发展战略目标则是成为与美国平起平坐的世界领导者之一，尽管日本在当前利益和策略上都需要利用美国的安全保护，但它想成为“世界政治大国”的国家目标已经确定无疑。日本之所以还谋求美国的安全保护，一方面是自身实力还不强大，还背着历史包袱，另一方面是想把美国推上遏制中国的前台，避免因日本出头而引起中日关系的恶化，力图从中美矛盾和竞争中渔翁得利，同时不动声色地从经济政治等各个方面扩大日本对亚太地区和国际事务的影响。因此，日本谋求的“世界政治大国作用”与美国坚持的“全球领导者地位”在国家战略目标的层次上存在着矛盾冲突和发生碰撞的可能性。日本显然不会永远安于受美国保护的现状，一旦其国家实力进一步增强，将会要求摆脱美国的束缚和控制，成为在战略、政治、经济和安全等各个领域与美国展开全方位竞争的对手。日本外交长期以来“作为西方一员”的政治定位，以及不断变化的“脱亚入欧”和“脱美入亚”的政策摆动，使得其外交战略带有某种程度的“东西不分”的角色错位。这一战略定位的模糊和摇摆，以及被冷战所掩盖的文化差异，加上历史问题，使日本的对外政策存在着内在的矛盾性（国家实力有限与利益目标过高的矛盾）和外在的两重性（主角意图与配角现状的角色混乱）。因此，日本国家发展的战略方向仍具有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性和易变性，以致美国把日本视为“既合作，又竞争”的伙伴，并用安全合作控制日本的发展。
（三）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经济稳步发展，国力日益增强，经济潜力和发展前景看好，市场规模十分可观，这一事实对于想保持经济稳步增长的美国和刚从衰退谷底走上经济复苏的日本来说，都是不可忽视的。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国际经济竞争的激化，市场因素在美日外交决策中的作用将继续增大，各自的利益需求将使得美日连手对中国进行遏制更为困难。至少在亚太地区，任何重大的国际问题如果没有中国的参与，就不可能得到公正、合理、妥善、有效的解决。朝核六方会谈就是明显的例证。中国在美日争夺亚太地区主导权的斗争中的独立作用不可低估，尤其是因地缘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中国对日本政府外交决策的影响可能会更大。
（四）从政治理念和战略思维上说，美日都不想让中国发展成为能与西方国家分庭抗礼、平等竞争的对手，都必将采取各种可能的方式和手段，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进行控制，企图使中国的发展符合西方的价值观念和战略要求。但在采取何种政策手段达到这一目标方面，美日都不得不谨慎行事，因为中国是一个奉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强大对手。如果美日采取切实的共同行动，连手遏制中国，就将彻底打破中美日三角关系的现有平衡状态（尽管是非等边、非对等的平衡），进而可能引发亚太地区国际形势的动荡不安和战略格局重新调整，甚至不排除“新冷战”或“冷和平”状态的出现。但是，亚太地区国际形势紧张也必然会危及和损害美日两国的基本利益，这就使得美日在考虑连手遏制中国的政策选择时，又不能不持慎重立场。
总之，冷战后中美日关系格局是一种充满变数，但基本结构又相对稳定的状态。其相对稳定的结构功能和相互制约的基本特征表现为：1.三国之间不再构成直接的军事威胁和武装对峙，而是处于相互依存与矛盾、协调与制约、合作与竞争、对抗与对话的多种样态并存的结构框架之中。2.三方关系的发展最终取决于三国实力对比的消长变化，但外交决策的科学性、正确性与策略的灵活性、有效性，将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环境下，对各国国际地位的高低和国际影响的大小，产生相当程度的影响。3.大国之间已经没有确定敌国和为对付敌对势力或第三国而结成安全同盟的客观必要性，因此无论是单边主义的政策行为，还是双边安全同盟的扩大加强，都无助于地区的和平与发展。4.国际社会的政治经济化和经济政治化，以及国际政治的民主化、经济的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为全球范围内的各种三角关系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基础条件和有利的大环境，使有关大国通过外交手段调整国际关系的政策意志，具有了更大的现实性和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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