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管理谋略的探究与运用——海尔与华为的管理实践探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华为论文,海尔论文,谋略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怎样改造中国传统管理谋略使之能有效地运用于企业管理，是一个值得探索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管理谋略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也不可能伴随封建文明的没落而消失，其作为一把双刃剑，从正反两个方面影响着当代的管理实践。而对传统管理谋略的探析，应特别重视探究对“收心、服人、王天下”的改造，“抱法、处势、守术”的替代以及“无为而无不为”的诠释与运用。
在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怎样改造中国传统管理谋略使之能有效地运用于企业管理，是一个值得探索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本文结合海尔与华为的管理实践，对“收心、服人、王天下”和“抱法、处势、守术”以及“无为而无不为”这些带有极强谋略化倾向的传统智慧为企业家改造而用的实践作些探析。
一、对“收心、服人、王天下”的改造
“收心、服人、王天下”是先秦儒家治国之道被谋略化的结果，它蕴含着儒家基本治国理念——得民心者得天下。古往今来，此理念已成为中国人治理国家和进行管理的至理名言。然而民心是什么，何谓得民心，治国者能否得民心，又用怎样的手段、方法才能得民心？我们需要思考这些问题。
“民心”就是人们的所想、所思。它既包含人们的需要、利益和希图实现的目标，又包含着人们的理想、信念、价值观等。在构成民心的各要素中，又以价值观构成其核心内容。“得民心”意指人们对你心悦诚服。“心悦”包括“同心”、“开心”；心悦诚服则表示人们或者与你“同心”（主要指深层的理想、信念与价值观相同），或者你让人“开心”（主要指浅层需要、利益和目标得以实现），而真心诚意地接受你的治理与管理。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专制社会，国家治理的实质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阶级对立从根本上决定统治者虽可靠利益恩赐在一时一事上得到人们的爱护和拥戴，但他们难以长久地得民心。因此，统治者的“得人心”很自然地演变成“收心”，即借助谋略让人与统治者的“心”表面趋同并造成“身服而心不服”，于是“得民心者得天下”最终演变为“收心、服人、王天下”之算计与权术。
面对由多个具有平等主体地位的利益相关者所组成的现代工商企业，如果把传统的“得天下”、“王天下”改造为“称王市场”，那么，在尊重和保护人权及提倡明礼诚信、团结友善的现代企业经营管理中，依靠“得人心”和“收心、服人”，要求企业员工按某个人或少数人的利益工作而称王市场的做法显然已不合时宜，但是只要注意到20世纪80年代西方所兴起的企业文化理论，我们便可能把“得民心者得天下”改造为“构同心，求通达而王天下”。这种改造意味着儒家谋略智慧在运用到工商企业管理时会发生重大变革：其一，构建以员工共有价值观为核心的企业文化，产生凝聚力和创造力。其二，变企业忽略员工个人自由发展为把个人自由发展纳入组织协调之范畴。其三，变单一依靠激烈竞争击败对手而称王市场为依靠合作与竞争，以求双赢式的共同发展与持续发展。
在海尔，主要管理者把企业文化看做企业的灵魂，在“敬业报国、创造卓越”精神的激励下，把“创中国的世界名牌，为民族争光”看做自己的使命，并通过对儒家治国模式（内圣外王）的革命性变革，提出并实施“内有文化、外有市场”的管理模式，从而造就出一种企业文化氛围，使企业所有的人认识到必须战胜自我去创新。第一个进入哈佛商学院MBA课堂的中国案例就是“海尔文化激活休克鱼”。案例主要撰写人之一的佩恩教授认为，海尔成功的关键因素是它的企业文化。她把海尔企业文化最主要的信念归结为：员工个人的责任感和主动性；持续进步和不断创新的可能性；对客户需求的满足；对社会的贡献。
对海尔来说，企业文化也是企业的扩张利器，而海尔专门设立的“企业文化中心”就担负着向海尔的每一家新加盟企业移植海尔文化的重任。例如，当海尔兼并红星电器的时候，派去的第一批人就来自企业文化中心。由他们先去演讲海尔企业文化和海尔管理，在被兼并企业里复制海尔模式。这就是所谓的吃“休克鱼”方法。此外，为了海尔的持续发展，主要管理者还特别着力于建设脱离其个人影响的制度文化，形成了独特的管理制度。
海尔文化带有主要管理者的个人印记，但由于已经成为代表海尔员工共同利益的核心价值观，也就使海尔文化的构建能走出“收心、服人、王天下”谋略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与海尔的主要管理者一样，中国著名企业家似乎都产生出常人难有和难以实现的使命感、责任心，并以此为动力，书写光辉人生。当然，这就使这些企业的企业文化带上了企业家鲜明的个性特色。由此可以看出，一方面企业家的优秀品质保证了企业文化的高品位；另一方面，企业家个性中受到传统管理谋略负面影响的部分，又从消极的方面影响着企业文化的构建。为此，我们转向探讨中国企业家对古代法家“抱法、处势、守术”谋略智慧的运用。
二、“抱法、处势、守术”的替代
管理大师德鲁克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中提出，泰罗是第一个把知识应用于工作，即把知识用来研究工作、分析工作和监督工作的人。泰罗从研究提高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出发，提出了“科学地对待工作”的思想观点，建立了科学管理理论。什么是科学地对待工作？按泰罗所述可归纳为：承认工作（哪怕是工人的简单劳动）是一门精深的科学；用科学研究替代个人判断来发掘工作的规律，形成相应的科学知识；用科学知识替代个人的经验管理。
于是，我们可从泰罗的“科学管理”中得到一种重要的管理方式——科学控制。所谓科学控制，意指借助建立在科学知识基础上所行使的控制来实施管理。科学控制用关于工作的科学知识作为评判控制合理性的依据，控制的工具是各种制度化了的纪律，即有关工作的规章制度、程序标准、方法和技术，并使人们清楚干什么、干多少、怎样干、报酬多少及报酬的方法。
与科学控制相对应，还存在着一种专制式人治控制。它是中国古代封建专制主义制度下的主要管理方式。专制式人治控制与科学控制的不同点在于行使控制的依据、工具等方面的不同。如果说科学控制主要依靠科学知识、理性思维来实施管理的控制，那么专制式人治控制则主要以个人的情感、意志、价值偏好和超理性的控制，甚至是为所欲为地实施控制。中国古代管理总体上都属于专制式人治控制，其中尤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的“抱法、处势、守术”谋略最具典型性。
韩非生于战国后期，当时列国争霸、弱肉强食已成社会痼疾，无论君臣之间还是诸侯列国之间都充分表现出了一种赤裸裸的强权政治，法家思想大受君主们的欢迎。韩非在总结前期法家管理思想和实践的基础上，集大成提出了完整的法家治国谋略——抱法、处势、守术。即以法治为中心，法、术、势相结合，君主必须做到法莫如显、势至于尊、术不欲见，借助“抱法、处势、守术”以驾驭君臣而治理国家。吴兴明在谈到这一点时认为，作为君主统治天下的手段，法、术、势无一建立在正义、公正和道德的基础之上。他还认为，法的实质是强力控制，势的实质是强权威慑，术的实质是权术阴谋。无论是强力控制，还是强权威慑，抑或是权术阴谋，它们都是法家专制式人治控制的方式。
综观20多年来中国企业成长的风风雨雨可以发现，企业能否取得持久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走出法家“抱法、处势、守术”谋略的阴影而代之以科学控制。例如，海尔的管理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张瑞敏所创造的与员工沟通的《海尔词典》的诸多条目（如OEC管理法、斜坡球体定律、吃“休克鱼”、长三只眼、零距离、市场链、负债经营、源头论和SBU等），以及他用格言所提炼出来的海尔经营理念（如管理模式、人才观念、用工制度、品牌战略等），就包含着科学控制不可缺少的要素，如铁定的管理原则、严谨的组织结构、森严的规章制度和前瞻的战略规划等。又如，华为的管理者任正非则在他们的企业根本大法——《华为基本法》制定过程中显示了行使控制的非凡才能。1996年3月， 任正非邀请专家组起草管理大纲。当时正值香港基本法起草，受启发而将管理大纲改名为《华为基本法》。专家组确定《华为基本法》代表华为公司的价值观体系和管理政策系统，并据此起草提纲。任正非认为起草的提纲只强调了约束而未解决动力问题，要求专家组进行修改，在动力基础上健全约束。在《华为基本法》的起草过程中，任正非提出了凝聚力的“灰色”表述和“知本主义”新观点，他逐渐明确起草过程就是梳理过去的思想闪光点和推进新的思想探索的过程，并明确提出借助参与企业基本法起草过程的讨论，调动大批干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华为基本法》的制定告诉我们，在成功企业中，优秀企业家个人思想发展历程往往统一于企业文化的形成，而企业文化的形成及造就员工共同的价值观又十分仰仗企业家的个性与行使控制的特殊才能。《华为基本法》除包含公司的核心价值观外，还包含着华为公司的基本政策系统（包括经营政策、组织政策、人力资源政策和控制政策），它们是管理者用作科学控制的主要工具。需要指出的是，在当今中国大多数著名企业家身上，既可以看到现代企业家叱咤风云的韬略大计，也不时能发现他们所具有的旧式谋略家的计谋。这大概是转型时代中国企业家角色的双重性所使然，问题是我们能否宽容地看待这一切。
三、“无为而无不为”的新诠释
任正非在为《走出混沌》一书写的序中把管理无为而治与管理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联系到了一起。他还明确同意“管理控制的最高境界就是不控制也能达到目标”的观点。他认为：“这实际上就是老子说的‘无为无不为’。基本法就是为了使华为达到无为无不为的境界。好像我们什么都没有做，怎么公司就前进了？这就是管理的最高境界。谁也不去管长江水，但它就是奔流到海不复回。华为公司将来也要像长江水一样，不需要管理层成天疲于奔命，自动地势不可挡地向成功奔去。‘无为而无不为’，是什么去推动呢？是一种机制和文化氛围在推动公司前进”[2]（P80）
张瑞敏非常推崇老子的《道德经》，并把“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当做座右铭。他说：“海尔十几年的成就主要不在于有形的东西，而恰恰在于无形的东西。一个企业没有文化就等于没有灵魂。老子《道德经》中无形就是灵魂，就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的根源是道，而道恰恰是非常重要但看不见的东西”[3]（P2）。由于张瑞敏习惯使用这些玄妙的语言谈论企业管理， 所以有人才会发出“不用哲学看不清海尔，不用哲学说不明海尔”的感慨。
我们没有必要更多地探究两位企业家管理实践的传统思想之源。他们的实践为我们重构“无为而无不为”的管理之道提供了丰富的养分。为此，我们可溯源至中华原典之一的《易经》。《易经》的核心是把人们对世界的认知和自身的价值与治国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当然，从现在来看，《易经》所表达出对世界的认知不一定正确，对自身的价值的确定也不一定合理，但由于《易经》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走向与发展，今天的企业管理依旧可望从其中寻找价值观上的支撑。
《易经》之乾、坤二卦的《象辞》分别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吸取“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我们可以从海尔与华为的管理实践中总结出重要的价值观，这就是刚柔相济，即刚健有为、奋进向上与柔顺宽容、负重奉献两种精神相辅相成，同融一体。
以此重新审视海尔与华为的管理可以发现，企业成功所提供给人们的启发似乎不应是老子道家的“无为而治”，应该是被以下内容具体化的“无为而无不为”：第一，“无为”不是“不为”，而是不强加妄为。管理者实施科学控制，被管理者服从和接受控制，也才能形成合力来实现管理的目标。第二，“无不为”离不开由被管理者参与的自我管理。相应地作为企业管理基础的科学控制必须灵活和具有弹性地为自我管理提供时间、空间、资源（有形的和无形的）上的支持，让科学控制与自我管理能融为一体，让管理真正达到“无不为”。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我国的一些著名企业在扬弃中国传统谋略智慧和吸纳西方现代管理理论基础上，经过成功的实践探索，向人们提供了一种“以优秀企业文化为基础，融科学控制与自我管理于一体”的管理模式。我们不妨将其称之为“无为而无不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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