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看成岭侧成峰：乡村士人心中的清末教育变革图景——以《退想斋日记》和《朱峙三日记》为中心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斋日论文,士人论文,图景论文,清末论文,乡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298(2011)02-0101-07
吉尔伯特·罗兹曼在评价中国1905年废除科举一事时说，这是一件与“1861年沙俄废奴和1868年明治维新后不久的废藩”相当的大事，它“代表着中国已与过去一刀两断”，对中国历史有着深远的影响。[1]可以想见，包括废除科举在内的清末教育变革必然会对生活在那个时代且与传统教育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乡村士人的心理带来严重冲击。那么，这些士人是如何认识、评价这场变革的呢？他们对这场变革的体验受哪些因素影响？这对他们现实的教育活动又会发生怎样的作用？以往的教育史研究很少关注此类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真实思想和感情的流露往往受主、客观条件的制约而无法见之于公开的文字。对于那些长期生活在乡村，很少有机会发出自己声音的中下层士人而言，更是如此。
幸运的是，近年来一些乡村士人日记的相继问世解决了这一难题。这些日记尽管可能无法提供很多“史实”，但是，正如章开沅先生所说的那样：“它（们）的史料价值在于比较具体地叙述了历次重大事件在民间的反应，保存了不少普通老百姓当年的原始议论，这些倒是在一般官方文献和显赫人物回忆录中所难以见到的。”[2]解读这些日记，将其中的记载与有关史料文献进行对比互证，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和把握一个世纪前那场大变革中知识分子的复杂心态，从而加深对历史全貌的认识。本文力图通过对《退想斋日记》和《朱峙三日记》这两本近代乡村士人日记的解读和对比，考察乡村士人在清末民初教育变革中的心态及其教育影响，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的研究。
一
《退想斋日记》是近年来颇受关注的一本清末民初士人日记。它的作者刘大鹏，山西太原县人。1878年他考中秀才；1894年中举后四次参加会试，均未中。除因参加会试到过北京和河南外，刘大鹏一生绝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相对富庶但却有点封闭的晋中农村，这也使他的思想略显保守。
与同时代的大多数士人一样，刘大鹏自幼从师读四书五经，接受传统教育。从他的日记里可以看出，1905年科举废除之前，准备和参加科举考试几乎是他生活的全部内容。他时时梦想着通过科举考试出人头地、光宗耀祖。他批评那些只知谋生的读书人说：“读书之士不能奋志青云，身登仕版，到后来入于教学一途，而以多得几修金为事，此亦可谓龌龊之极矣。”[3]71在他看来，读书人只有应试博取功名，才不枉读书一场。科举考试的任何消息都牵动着他的神经。1896年5月，刘大鹏生活的地区出现这样一则传言：“近有废学校，裁科考之谣，不知是否真切。人心摇动，率皆惶惶。凡为士者竟有欲废读书而就他业之人。盖士人习业已久，一旦置旧法而立新功令，自有不知适从之势，谣之起真耶假耶，不得而知也，真令人二、三其心。”[3]57尽管事后证明这只是一条子虚乌有的传言，但这类信息已经足以使刘大鹏这样的旧式士人感到手足无措、惶恐不安。
然而，科举制度还是在1905年9月被废除了。在得知这一消息后，刘大鹏的情绪低落到了极点。他在日记中写道：“甫晓起来心若死灰，看得眼前一切，均属空虚，无一可以垂之永久。”[3]146“昨日在县，同人皆言科考一废，吾辈生路已绝，欲图他业以谋生，则又无业可托，将如之何？”[3]147痛苦之情，溢于言表。在此后的很长时间内，刘大鹏都无法从科举废除的阴影下走出来，一直郁郁寡欢，感到生活空虚无味，甚至在科举废除将近十年后的1914年，他依然对此耿耿于怀：“予之幼时，即有万里封侯之志，既冠，而读兵书，及至中年被困场屋，屡战屡踬。光绪季年国家变法维新，吾道将就渐灭，……困厄于乡已数年矣。年垂六十，遭逢世乱，无由恢复中原，不才孰甚焉，俨具七尺之躯，毫无补于时艰，不亦虚生矣，予惭仄曷极。”[3]192可以看出，他认为自己的失意、困厄和一无所成就都是由科举废除所致。
这种心情自然影响到刘大鹏对新教育的看法。虽然刘大鹏对新教育素无好感，但在1904年初，他还是与其他一些绅士一起参与了该乡某一小学章程的起草和筹划。[3]132然而，在科举废除后，刘大鹏对新教育由不满和不屑变成激烈批评和攻击。他批评大多数新式学堂只是徒有虚表，无法真正担负起为近代中国培养人才的重任：“现在变法，改书院为学堂，而学堂规模只是敷衍门面，务悦庸俗之耳目，并不求实，凡设立学堂，铺张华丽，经费甚巨，意在作育人才而人才终不可得。”[3]140这类学校只知道以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教育学生，不重视传统思想和价值观的灌输，结果造成学生品质的低劣，学校教学质量严重下降。“今之为师者，以算学教人，洋人之学为训，其得善人能多焉？”他的回答是否定的，“否耶！洋人之学专讲利，与吾学大背，趋之若鹜，不知其非，亦良可慨也已”。[3]144更为严重的是，由于缺少了圣贤之道的引导，没有了传统礼教的束缚，新式学校中各种思潮泛滥，自由、平等、革命等“异端邪说”竞相兴起，导致人心不正，社会秩序混乱：“学堂之害，良非浅鲜……凡入学堂肄业者，莫不染乖戾之习气。动辄言平等自由，父子之亲，师长之尊，均置不问。”[3]163总之，在他看来，新教育只会搅乱乡村社会思想，破坏乡村社会伦理道德，加重乡村民众的负担，激化乡村社会矛盾，造成乡村社会动荡不安。它不仅于社会无益，反而会败坏人才，破坏乡村社会秩序。平心而论，在20世纪初新教育向广大乡村推进的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确实存在着很多问题，但刘大鹏把新教育看得一无是处，从根本上予以否定，显然不符合当时新教育发展的实际情况。应当说，刘大鹏看到的新教育有很大一部分是其消极、悲观心理投射的结果。
这种心态对刘大鹏的教育活动产生重要影响。1897年，有人劝刘大鹏教弟子学习洋务，他也意识到“今日所重者莫洋务若者”[3]74，但他并没有接受这种建议。此后几年，刘大鹏日记中又多次提及社会风气的这种转变：“国家取士以通洋务、西学者为超特之科，而孔孟之学不闻郑重焉。凡有通洋务、晓西学之人，即破格擢用，天下之士莫不舍孔孟，而向洋学。士风日下，伊于胡底耶？”[3]102“自国家变法以来，校士皆以策论考试，所最重者外洋之法，凡能外洋各国语言文字者，即命为学堂教习，束脩极厚，故当时人士俱舍孔孟之学而学西人之学，以求速效。”[3]126遗憾的是，尽管已经意识到社会风气和教育上的这些变化，刘大鹏却没有接受这些建议，主动对个人的发展方向和心理进行调整，从而错失了跟上时代前进步伐的大好时机。面对清末十年教育上发生的种种巨变，他只是在日记中一次又一次地谩骂和攻击，徒劳地发泄自己的不满。
二
相比较而言，同为乡村士人的朱峙三的心态和行为要积极得多。朱峙三是湖北鄂城县人，生于1886年，比刘大鹏小了29岁。1904年考中秀才；1905年考入一年制武昌县师范。在经历近一年的小学教师生涯后，1906年秋朱峙三又考取两湖总师范学堂，直至1911年10月毕业。入民国后朱峙三长期活跃于政界与教育界。
1891年，朱峙三入私塾接受启蒙教育。私塾的学习生活繁重而枯燥。特别让朱峙三头疼的是在科举考试中至关重要却又空疏无用、繁琐细密的八股文。他在日记中说：“试帖有进步，唯于制艺难，仅至半篇，而犹难清楚，每以三八正课（作八股文日期——引者）为极苦之日。”[4]282“八比能中股，试帖成六韵，尚不得径窍，恨其枯燥无味也。”[4]288在他看来，八股文不仅无用，而且会戕害人的性灵：“（八股文）理法太密，纤巧百出，搭题无情，搭题尤为无用，真汩没人之性灵也。”[4]328
1901年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考试中的八股文内容，使朱峙三倍感轻松。他以十分愉悦的心情写道：“自改策论后，予作文如脱羁之马，笔势开展奔放，已不受八比文之种种法制束缚。思想所在，运笔自如。”[4]306科举考试内容和形式的改变使朱峙三的学习内容和学习方法发生了变化。此后，朱峙三开始广泛阅读时务类书籍。他自己不仅订阅《申报》等报刊，还四处借阅国内外出版、发行的各种报刊。“下午由袁夏生借到郑赤帆所购时务新书，如《中国魂》，《新民丛报》之类，精神为快，可以开文派又一格矣。”[4]336“闻郑赤帆购新书多，自己不看，作为装潢之品而已。予拜托袁夏生再借数种，如《政艺通报》之类，心思顿开。”[4]336
朱氏阅读这些新书的直接目的固然是为了应付科举考试，然而在客观上不能不受这些书籍内容的影响。随着阅读面的扩大，朱峙三的思想发生重要转变。特别是那些在日本发行的各种刊物，对他影响很大。他后来回忆道：“是年冬初，得借同邑郑赤帆所购日本印行之各杂志、各禁书，如《扬州十日记》、《张苍水集》等书，始瞭然于满汉种族界限。康乾朝文字诸狱，杀僇之惨，前史所无，慨然有排满革命之念。”[4]285由于个性等方面的原因，朱峙三最终没有成为一名坚定的革命者，但思想上仍发生明显转变，这也使他与那些“传统秩序的守护人”的传统绅士有了质的区别，成为一名具有反清革命倾向的新知识分子。
在脱离八股文束缚后不久，朱峙三意识到科举废除已是指日可待。“朝廷迭有诏令废八股，大约不久当实行兴学堂。”[5]331“今日借得报纸，见有袁世凯、张之洞二督奏请速减科举办法，重新学堂也。”[5]288“报载，派张之洞、荣庆，会同张百熙釐定学堂章程。观其意欲废科举、办学堂。”[5]299他逐渐认识到“非求高深学问，以后难于立足新时代矣。”朱氏并没有说明这种“高深学问”具体是什么，但毫无疑问的是，这种高深知识决非传统教育所能传授。要掌握这种知识，必须入新式学堂学习：“吾邑城内人一入学便自大，不读书。予料科举不久即废，欲求时务之学，自以住学堂为有出路。”[5]399为了能够到新设立的县师范学堂学习，他不惜虚报年龄。在被师范学堂录取后，由于地方上的教育纷争，新学堂迟迟未能开学，朱峙三非常焦急，多次到学校打探开学日期：“寒溪学堂已成功，何以尚不开学？八乡师范生及小学生均欲急于求学，苦于无处得开新知识也”；“连日郊行，盼寒溪开学”。[5]347殷切向学之心由此可见。然而，清末新式学校的实际与想象有很大差距。新学校中虽然也开设了算术、教育学、图画、体操等课程，但不少学校实际上却是新瓶装旧酒，仍是中学为主，无法满足朱峙三旺盛的求知欲。他深悔当日未能听从友人的劝说，“以致在县求学，所得几何？坐井观天，宁非恨事”[5]353。他对自己未能及时得知报考消息而错过进入省城学堂读书的机会感到闷闷不乐，“前者文普通考试，予未知之，深以为恨”[5]366。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心态在当时的士人中间非常普遍。每当科举考试举行时，新式学堂学生固然成群结队去参加科举考试，但那些身处科举场中的士人对新式教育也是“心甚向往”。这从当时一些新式学堂的招生情况中可知。如在湖北武汉，“要考学堂须在省长住乃得悉，然每日非到水陆街学务公所打听不可。盖每一学堂招考，挂牌一二天即收去，马上就考了。虽在省住候者，闻讯稍迟而不及试者，又非学务公所有人照挂，先递名条上去，仍不得取云”，朱峙三不禁感叹道：“科举不易进学，考学堂亦难之又难矣”。[5]309
正是有了这种心理准备，当清政府下诏宣布正式废除科举时，朱峙三表现得非常平静。他仅以旁观者的身份记下了身边一些士人的反应：“前日报载有上谕，立即停止科举，各省学政改为专考察学堂事宜，今日科举已成历史上陈迹矣。许多醉心科举之人，有痛哭者矣。”[5]355很显然，朱峙三并不认为自己是“醉心科举之人”。在他看来，科举考试已成为“历史上陈迹”，无法担负起拯救民族危亡的重任，理应退出历史的舞台，这与刘大鹏之类士人废科举时痛不欲生的情形形成了鲜明相比。
1906年初，朱峙三从师范学堂毕业后，开始了人生中第一次执教生涯。与刘大鹏不同，他看到的是人们对新式学校的认同与期待。“县市教书先生今春学生甚少，盖各生家庭均观望城内新开之三堂小学也，纷纷问讯。”[5]361-362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新式小学的筹办与教学当中，对自己在新学堂中的工作非常满意，认为学堂“诸生读书均有进步，较胜于私塾读旧书也”[5]366。这些成就让他颇为自豪，后来他回顾这一段历史时说，这半年是“予办小学极尽力时期，自信无负天职者也”[5]360。此后他又考入位于武汉的两湖总师范学堂，继续自己的学习生涯。
经过新教育的洗礼，朱峙三在价值观、知识结构、政治倾向等方面都与旧式士人有了明显的区别，桑兵教授对新旧士人进行了比较：“他们受教育的形式是新式学堂，而不是私塾书院，所学内容包括有或主要是西方近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他们虽然受过旧学教育，但在西学的冲击下，没有旧士人观念上的迂腐和政治上的保守……他们大都不是依附旧的阶级，而是追随进步势力的旗帜，政治上要求变革专制制度，经济上要求发展工商业，使国家走上近代化的轨道，实现独立、民主、富强的理想。”[6]65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由于清末教育变革，才使得朱峙三这类士人从旧式士人中分化出来，成为一名新型的知识分子。
三
同是乡村士人的刘大鹏和朱峙三，他们对清末教育大变革的体验为何会有如此之大的差异？“我们的社会选择并不仅仅取决于客观情境，还取决于我们如何对其进行主观建构。”[7]也就是说，个体的认知和行为除了受他的生理及其所处的客观环境因素影响以外，还与原有的知识结构、认识特征、态度倾向等密切相关。当个体在构建某一事物的印象时，总是有意或无意地过滤掉那些与自己意识中不一致甚至冲突的信息，强化与自己认识一致的观点，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认知。从某种意义上说，刘大鹏和朱峙三体验到的清末民初教育变革是他们主观建构的结果。兹举一例说明：刘大鹏在日记中多次强调“民间最恶学堂”，乡民强烈抵制新式学堂：“学堂之害，良非浅鲜，自学堂设立以来，……为父兄者知其悖谬，不愿子弟入学堂，遂使子弟习学商贾。”[3]163照这种说法，新式教育应该是无人问津才对。但在从事新式教育以后，他却说自己的工作异常繁忙，甚至连多年未曾间断的《晋祠志》的写作工作也无暇顾及。“今岁予充晋祠蒙养小学校教员，无暇远游，亦无暇编辑各书，以各学生人数众多，功课之繁，有教授不及之势。”[3]183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刘大鹏对乡村新式教育的判断更多是依据自己的主观感受，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并不能完全反映清末乡村教育发展的实际情况。
刘大鹏是一个思想较为保守的士人。长期的儒学浸润，使儒家思想和价值观早已渗入到他的血脉之中，无形中支配着他的思想和行为，成为他衡量和判断是非曲直最重要的依据。在日记中，刘大鹏反复强调儒家伦理教化的神圣性：“天地之间只有一个伦理，伦理者，维持天下万世之大纲也。所以圣贤教人，首重明伦。盖伦理明则天下治，否则天下乱。”[3]2这个伦理即是儒家圣贤提倡的三纲五常等道德规范。在他看来，儒家思想和价值观是不证自明的真理。因此，在清末教育变革之前，刘大鹏已经形成一种心理定势：儒家思想和价值观是至高无上的真理，凡是与儒家思想不一致的都是异端邪说，都应当加以拒斥。然而，清末教育变革尽管从表面上看并不对儒家思想构成威胁，但科举考试对于大多数从事儒学的人来说只是一条“利禄之途”，废除了科举考试，也就切断了儒家和权力之间的内在联系，儒学必然会陷入无人问津的困境。另一方面，传统教育体制是建立在科举考试的基础之上，科举考试以儒家思想为内容，传统教育体制实际上就是儒家思想的传播体系，因此以废除科举、建立现代学校制度为中心的教育改革必然会导致原有的儒家传播体系崩溃。[8]225这些都是刘大鹏无法容忍却又无能为力的。因此，他只有在日记中不断哀叹旧礼教的衰落，对清末教育变革大加鞭挞，极力反对。反观朱峙三，在他接受传统教育时，清末教育变革已经开始。社会上对传统思想和传统教育批评之声不断，而他生活的武汉地区又是一个信息较为通畅的地区，他的长辈和老师大都非常关注时局，经常谈论时事，这些都会对年幼的朱峙三产生影响。再加上他接受儒家教育时间不长，因此，他没有刘大鹏那种维护儒学正统地位的使命感和道义感，故而能够以较为平淡的心态接受晚清教育变革。
年龄是影响刘大鹏和朱峙三心态的一个重要因素。如前所述，刘比朱大了29岁，相当于整整一代人。当乡村教育变革开始时，刘大鹏已过不惑之年，思想早已定型，他不愿意也难以接受外界的新思想、新思潮。而朱峙三恰值青春年少，有很强的求知欲，青春期所特有的叛逆心理使得他对“汩没人性灵”的旧教育非常反感。此时进行的教育变革恰好可以满足朱峙三这种求新求变的心理。随着教育变革的深入进行，这种情绪就转化为对新式教育期待与欢迎态度。即便是看到新教育中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他也会在心理上加以化解。如他批评县一年制师范学堂时说：“师范班期短，今夏又耽延多日。教习缺乏日本文，仅识得片假名、平假名而已。因阮堂长在东京所学仅半年，其空洞之教育学实无用也。日本文化贩自欧美，中国则转而贩买之，所得几何耶？”[5]357新学堂的这种状况并没有使他灰心，反而点燃他到更高级学堂去求学的欲望：“予思省城各学堂教习，或不致如此劣等也。”[5]357
年龄虽然不是个体心态的决定性的因素，但在晚清教育大变革时期，中老年士人和青年士人俨然分成两个对立的阵营，确是到处可见的事实。1901年清政府决定废除科举考试中的八股文制度，令朱峙三这样的青年士人倍感轻松，却引发了中老年士人的强烈抗议：“八股已废止，老儒多有感叹者，谓朝廷不应废制艺改策论云云。老儒盖中八股之毒者。”[5]331该县一些老童生甚至以罢试以示抗议。持新思想的青年士人对老年士人大多持防范心理。“今日上午，至九曲亭闲坐，遇同学张香亨、严赞卿二人。……与予谈二小时，方下山，并以黄兴、宋教仁所办之《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交予阅。谓此中辨满汉之义甚明，请君阅后仍还我，勿使老年秀才知之也。”[5]351大致说来，中老年士人对教育变革持反对、拒斥态度，而青年士人多持赞许、欢迎态度。
年龄差异之所以对个体心态发生影响，除生理、心理原因之外，是因为它承载着不同的阅历。科举废除之前，刘大鹏早已成为举人，距传统功名的顶峰仅有一步之遥，正当他准备在这人生阶梯上最后一搏，攀登顶峰之际，科举制度却轰然倒塌。现代心理学认为，个体挫折心理的强度，与其抱负水平密切相关。当受挫的个体对引起挫折的原因有很强的攻击倾向而又不能直接报复时，就有可能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可见的、较软弱的非自己所属团体及成员而加以敌视和攻击。在这些情况下就会出现无辜者受攻击的现象。[9]196-197科举废除对刘大鹏来说无疑是一次严重的挫折。随着教育变革的进入，刘氏的挫折感不断加深。当挫折得不到合理处置时，刘大鹏就把矛头指向新教育，对其极力攻击。朱峙三生长在一个清贫之家，全家仅靠其父行医支撑，成年后又常常为家庭经济所困。虽然有一段时间，他与刘大鹏一样醉心于科举考试，但此时科举制度已是强弩之末，他完全没有刘大鹏那样高的期待，而仅把获取功名作为改善家庭经济状况的一种手段。他说：“科举在清代为寒士求出路第一门径，以故无恒产者舍此不能救贫，至于做官则在第二步。”[5]285事实是，1904年当朱峙三考中秀才时，这一头衔不仅没有使他的家庭摆脱贫困，反而因筹措考费举债过多而受到拖累，陷入了更加贫困的境地。“甲辰虽入学，得亲族货财之助，用度太宽，以致负债开始。自后愈积愈多，反为寒士之累。”[5]319从某种意义上讲，科举考试的废除对他而言反而是一种解脱，这也是他能够以较为平淡的心态面对清末教育变革的一个重要因素。
作为地方上著名的乡绅，是科举制度使刘大鹏获得了很多资源。他在乡里之所以有较高的社会声望，之所以能够广泛参与地方公众事务（如修缮晋祠等），之所以能够长期在富商武佑卿家担任塾师，获得一份远比其他塾师优厚的薪水，都与“举人”这一头衔有很大关系。因此，刘大鹏对科举制有着深厚的感情。朱峙三却不然。1903年他第一次参加科举考试未中，就深刻感受到了世态的炎凉和人情的淡薄，因而愤愤不平：“科举为误人之政策。已入学者为乡人敬重，未入学者，乡人冷眼或非笑之。”[5]304次年他虽然顺利考取秀才，收获的却是到处打“抽丰”的心酸和更加沉重的家庭经济负担，这使他对科举制度非常失望，即便是1910年清政府举行的拔贡和孝廉方正考试，也未激起他的兴趣，而是选择在新式学堂继续他的学业。
应当指出的是，无论是思想较为“守旧”的刘大鹏还是较为“激进”的朱峙三，他们的行为都离不开对个人及家族利益的考量。例如一贯对新式教育心存反感的刘大鹏对新成立的山西大学堂聘请洋教习的做法十分反感，对那些不与洋人合作的教师发出由衷的赞许：“今岁省城将一切书院改为大学堂，选才华秀美者入学肄业，每月给薪水，所学以西法为要，有主教，有助教，以通西法者为之，此外又延洋夷为师（刻下尚未延来），在堂助教者，闻洋夷为师而告退之者数人，可谓有志气者矣。”[3]111但是，当他得知山西大学堂名额不够继续招生时，却立即命令自己的儿子去报考该校：“省中大学堂业经有一百六十学生，又招二十六人，以满四百之数，于本月初十日前报名，……命瑄儿上省报名应考。”[3]115思想与现实行为之间的严重脱节，恰恰可以说明刘大鹏在新旧两种教育制度的双重夹持下进退失据的矛盾心态，这也是清末民初教育变革下乡村士人中一种十分常见的现象。
当然，刘大鹏和朱峙三日记中反映的只是清末教育的一个侧面，仅仅是他们个人体验和认识的反映。实际上，清末的教育变革可能既非刘大鹏所说的那样一无是处，也非朱峙三期望的那样美好。刘大鹏、朱峙三的例子提醒我们，只有从多方面、多角度观察，才有可能揭示历史的真相。
清末教育大变革使传统士人阶层发生了重要变化。这种变化不仅表现在经济、政治、职业等方面，也表现在士人的心态上。不同的心态不仅影响着他们对这场变革的认识、体验，而且也影响到他们实际的教育活动。作为新教育经办主体的士绅和作为“受众”的广大民众，他们对新式教育的认知、态度、情感等等，直接影响到中国教育早期教育现代化的发展。正如英克尔斯所言，“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的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10]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很多问题，都可以从士人和民众心态方面找到答案。这个角度上说，士人心态不仅能够为中国近代教育史研究提供一个有益的视角，它自身也应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收稿日期：2011-0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