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臻铃[1]2001年在《区域生态重建中的经济补偿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长江上游地区生态环境日益恶化是全社会关注的问题。生态重建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如经济、粮食、就业等问题，其中经济问题是最根本的，仅靠上游地区是难以解决的。本文通过对生态重建经济补偿的内容进行分析并加以计量，结合上游地区的实际，作者提出对上游地区的生态重建成本给予全额补偿。根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和人们对生态价值的认识过程，运用生长曲线模型和恩格尔系数相结合进行分析，建立了生态重建的经济补偿模型，并运用这一模型和有关资料计算出各受益对象对生态重建的经济偿的理论支付意愿，并进行了修正，确定出各受益对象的支付比率。笔者根据生态环境资源有偿使用并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原则，运用对策思维方法，提出建立经济补偿机制，实行区内补偿、区外补偿和代际补偿相结合的补偿模式，实现长江流域经济、生态、社会协调发展。在生态重建初期，以区外补偿和代际补偿为主，区内补偿为补充；待上游地区经济补偿能力提高以后，则以区内补偿为主，区外补偿和代际补为补充。区内补偿重点在于挖掘自身的经济潜力；区外补偿的最佳模式是进行造血式经济补偿；代际补偿除给予资金支持外，还表现为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总之，要实现长江上游地区的生态环境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不仅要靠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更要靠政府行为这只“看得见的手”。
欧名豪, 宗臻铃, 董元华, 杨林章[2]2000年在《区域生态重建的经济补偿办法探讨——以长江上游地区为例》文中指出通过对区域生态重建经济补偿的内容进行分析并加以计量 ,结合上游地区的实际 ,提出对上游地区的生态重建成本给予全额补偿。根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和人们对生态价值的认识过程 ,运用生长曲线模型和恩格尔系数相结合进行分析 ,建立了区域生态重建的经济补偿模型 ,并运用这一模型确定各受益对象对生态重建的经济补偿的支付意愿 ,从而构建一套具有可操作性的区域生态重建的经济补偿方案。
阮利民[3]2010年在《基于实物期权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流域生态补偿是保持流域内经济平衡、维持经济可持续发展、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手段。叁峡库区作为长江流域中上游地区的重要生态屏障区,其环境的好坏直接影响了当地经济发展以及下游地区的生产生活成本,如何协调好上下游经济利益以实现整个流域的福利最大化是本文研究的主旨。本文通过对流域矿产资源补偿为切入点,利用实物期权方法研究了流域生态补偿的额度、分担率等关键因素,为实现流域生态补偿提供了理论基础。本文选择实物期权方法对流域生态补偿尤其是矿产资源价值的测算是行之有效的。分布在流域上游的矿产资源,对于当地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由于顾全生态环境大局而放弃开采以达到整个流域生态的稳定平衡,受益的下游应该给予上游一定的补偿以弥补上游丧失的发展机会成本,补偿的额度必须合理,既要体现补偿机会成本又不能加重下游的经济负担,合理确定补偿额度成为流域生态补偿的关键。本文将选取流域范围内的矿产资源作为确定补偿额度的因素。但是由于矿产资源的价格等受到国家政策、经济环境以及其他资源价格等因素的影响而具有不确定性,传统的NPV方法方法已经无法解决不确定性带来的问题,而实物期权在解决不确定性问题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被越来越多的应用于解决此类不确定性问题。本文在考察了矿产资源价格变化的基础上,确定了实物期权方法在解决矿产资源补偿方面的适用性。本文得出的结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①本文提出简化的基于实物期权的矿产价值评估模型,并将这一简化的模型应用于流域生态补偿。在罗吉斯生长曲线确定的分担率的框架下,确定了流域下游对上游生态补偿标准。通过建立基于实物期权的流域矿产资源开发生态补偿的总体框架,弥补了传统流域生态补偿额度测定方法无法计算矿产资源的附加价值和补偿分担率不足的问题。②文章又考虑了矿产资源价格分布在具有离散性的条件下,通过实物期权二叉树方法对价格不确定的矿产资源价值进行了分析计算,得出了相应的价值计算方法。流域矿产资源的开发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矿产资源的实体价值上,其开发利用对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相对于实体价值扩大或缩小的效应。生态补偿机制的根本就是平衡区际经济发展,弥补由于不能开发资源而对区域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因此,本文还充分考虑了这种扩大或缩小的效应,在生态补偿额的确定过程中引入了矿产资源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因子。通过对重庆地区各类资源的数据分析,最终得出了适合叁峡库区流域矿产资源补偿的各个补偿因子及最终补偿额度。③本文通过观察分析障碍期权的特点,发现流域矿产资源限制开采补偿具有上升敲出期权的特性,结合流域矿产资源补偿的具体情况,利用障碍期权理论方法给出了下游补偿定价模型及求解,分析了上游开采成本和下游治污成本两个关键因素对补偿价值的影响。④从流域生态补偿的角度,阐述了补偿资金的来源和分担机制。文章分析在制定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过程中,生态补偿额度在流域上下游地区之间分担有两种方式即市场交易形式与政府调控形式。作为市场交易形式,文章通过罗吉斯生长曲线模型,根据流域干流上下游地区的恩格尔系数、生态价值支付意愿模型来确定各受益对象的支付意愿,即间接收益系数;并可由上游和下游从流域干流的取水量比重来反映直接收益系数,进而解决了流域生态补偿额度分担率的问题。作为政府调控的形式,文章提出了设立叁峡库区生态补偿基金。生态补偿基金的规模主要由叁峡库区年度生态保护的投入与发展机会成本来确定,而生态补偿基金的分担比例则主要由叁峡库区、下游地区发展差异水平来确定,同时中央政府从全国范围生态受益角度也应承担相应比例。⑤提出了构建叁峡库区生态补偿机制相关建议。论文的主要创新点体现在以下叁方面:①论文针对确定生态补偿标准的难处在于发展机会成本的测算,分别运用实物期权理论的二叉树模型和Black-Scholes期权定价模型对矿产资源价值不确定性进行了分析,制定了相应的价值计算方法,根据叁峡库区矿产资源分布状况,提出了矿产资源限制性开发的生态补偿额度测算方式。②论文通过观察分析障碍期权的特点,发现流域矿产资源限制开采补偿具有上升敲出期权的特性,结合流域矿产资源补偿的具体情况,利用障碍期权理论方法给出了下游补偿定价模型及求解,分析了上游开采成本和下游治污成本两个关键因素对补偿价值的影响。③论文根据叁峡库区具有流域补偿、重要生态功能区的双重特征,建立以政府补偿为主导,流域补偿、市场补偿为补充的生态补偿体系,提出了设立叁峡库区生态补偿基金及其基本框架,包括生态补偿基金的规模主要由叁峡库区年度生态保护的投入与发展机会成本来确定,而生态补偿基金的分担比例则主要由叁峡库区、下游地区发展差异水平来确定,同时鉴于中央政府从全国范围生态受益角度也应承担相应比例。
秦建明[4]2004年在《退耕还林还草经济补偿问题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以环境经济学、公共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以我国退耕还林还草的实践为背景,通过规范分析与案例实证,对退耕还林还草经济补偿问题所涉及的四个主要方面,即经济补偿的实质、补偿的主体和对象、补偿的途径以及补偿标准和期限等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分析研究,旨在为政府有关方面顺利地推进退耕还林还草工程提供一些有益的决策参考。 本文认为,退耕还林还草是一项具有正外部性的经济活动,其提供的最终产品—生态效益属典型公共产品,经济补偿的实质就是要实现这种外部性的内部化,故应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的经济补偿机制;补偿对象除了退耕农户以外,还应包括实施退耕还林还草的县级政府;补偿主体除中央政府外,还需将退耕地区省级政府、流域中下游受益地区的省级政府、国际社会、企业和个人等纳入其中;多渠道筹措退耕还林还草补偿投入资金,切实转变经济补偿的运作方式;选择相互协调、相互补充的多样化补偿方式;现实中,不充分补偿是常态,实行成本补偿更具可操作性;应对补偿标准进行适当调整,在综合考虑退耕地区自然环境条件、社会经济状况以及林草植被的生态功能等多种因素的基础上,制定分区分级补偿标准:对还生态林应采取长期补偿政策,对还经济林(草)也要适当延长补偿年限。 与此同时,本文还认为公共财政途径是我国现阶段退耕还林还草经济补偿的主要途径,但在具体操作中引入竞争机制、探索(诸如流域上下自主协议和森林碳汇贸易等)市场化途径也是不可或缺的。
盖凯程[5]2008年在《西部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研究》文中认为西部工业化、现代化的加速面临着越来越强的资源环境瓶颈的刚性约束,区域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之间呈持续恶性耦合的态势。目前西部生态环境呈整体性恶化趋势,其恶化特征表现为连续性、顽固性和不可逆性。根据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的描述和预测,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西部地区不仅要面临着愈来愈严重的生态破坏问题,还将面临着愈来愈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西部区域生态恶化的公害性、传递性、跨界流动性和代际累积性,加上西部作为全国性生态屏障的生态区位的特殊性,决定了西部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不是一个局部课题,而是一个事关全局性的重大课题,对全国生态经济系统的稳定健康运行具有重要意义。西部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是以尊重自然和保护环境为核心价值、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基础的区域生态经济理论成果和发展理念。全文的研究共分为叁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理论解释;第二个层次是实证研究;第叁个层次是对策分析。论文主要由四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理论基础研究,包括第1、2章;第二部分是一般性研究,包括第3、4章;第叁部分为核心研究,包括第5、6、7章;第四部分为全文的落脚点和对策分析,即第8章。具体而言,各章的主要内容和观点如下:导论:介绍了本研究的研究背景、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并给出了论文的研究方法、思路、逻辑结构以及论文的创新与不足之处。第1章:理论研究综述。对国内外已有的相关理论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地梳理和评价。第2章:全文研究的理论出发点。在对基本概念厘定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作为全文研究基础的基本理论,拓展了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哲学视阈和经济学视阈,从基点、动因、机制和特性等方面对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哲学本原和经济学根源予以了剖析和理论建构,并在“生态人”的理论预设下,以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二重性为逻辑起点,构建了一个二纬度规范分析框架,最后通过相关的理论借鉴为全文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第3章: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着手,定性和定量分析相结合,全面地判断了西部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状况:从历史纬度考察西部工业化进程中的生态环境演化态势,发现西部生态环境质量是伴随着区域工业化的推进而逐步变化的;从现实纬度分析西部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运行特征,发现生态恶化与经济落后共同构成为西部区域生态经济系统运行的具体表征。同时生态恶化与经济落后(贫困)之间具有极强的相关性,二者互为因果,相互生成,构成为西部区域生态经济系统运行的核心特征;通过西部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协调度的判断,发现西部区域经济增长能力和水平的提高是以严重的生态破坏为代价的,经济主体活动造成的压力超出了区域生态环境的承载阈值,西部区域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之间是非协调的。第4章:系统地分析了西部生态环境与经济非协调运行的多重因素。西部生态环境与经济呈非协调运行的状态,其形成的内在机理是复杂的,成因也是多层次的:经济增长方式和发展水平是生态环境状况演变的最大参数,对生态破坏产生了“总量拉动型”影响。在实际经济运行过程中,产业结构、技术水平、经济主体对舒适环境的需求程度、环境投资支出以及相关制度、政策变量等都是经济增长方式和发展水平的函数,这些因素又与生态环境状况演变构成了复杂的复合函数。总的来说,在自然和人口因素不断演化、经济主体不合理经济行为过分袭扰、产业结构不合理、环境成本区际转移、资本技术支撑体系薄弱以及相关体制机制不健全等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共同导致了西部生态环境与经济的非协调运行。第5章:从区域协调的角度将西部区域性的生态问题提升到全局性的层面进行审视,提出了西部生态环境与经济非协调运行困境破题的关键:区际生态补偿。西部的发展定位面临着“要温饱还是要环保”的两难抉择,仅靠自身力量无法承担起既保护生态又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双重任务。西部困境的破题需要寻求东部经济资本和西部生态资本的平衡,通过区际生态补偿机制来调整各利益相关者生态利益和经济利益的分配关系,从而实现建立在生态环境因子上的区域非均衡增长和协调发展的时空和谐。第6章:运用EKC模型对西部环境质量演变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了实证研究:提取改革开放以来所能获取的西部环境质量表征指标和人均GDP指标等时序数据,采用多种对数模型,经过EKC峰值的对比以及模型参数的估计、平稳性和Granger-Causality检验,并通过OLS估计了西部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结果发现部分环境污染指标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关系,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的EKC关系;同时另一部分环境污染指标与经济增长之间则并不遵循EKC演化的轨迹。本文不仅通过有效性检验与拟合曲线验证了西部EKC的存在,而且尝试对西部EKC是否存在给出了合理的理论解释,通过放松约束条件、加入新变量对西部EKC进行了修正,并依此得出了西部EKC的政策含义。第7章:指出西部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实践路径:发展生态经济。具体来说,首先要恢复与重建西部区域生态子系统,以提高区域生态系统的生态效益;其次要调整与优化西部区域经济子系统,以提高区域经济系统的运行效率;在此基础上创建绿色技术支撑系统,以提高区域技术系统的连接能力,从而促进西部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的良性耦合和协调发展。第8章:系统地提出了有价值的思路与对策:在借鉴国外发达国家落后地区经济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以树立和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创建生态文明的社会氛围或文化,以创新经济发展模式、优化产业结构和推进科技创新为核心特征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为主要途径,综合运用经济、社会和政治的方法,坚定不移地走科学发展之路,并通过设计一系列合理的协调机制(信息显示机制、环保融资机制、综合决策机制、公众参与机制)来促进西部生态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论文的创新性思考可能包括:(1)研究方法。一是运用数理统计分析方法较为全面地对“西部EKC”进行了实证研究,从回归模型是否有效这一被现有研究所忽略的角度考察了西部EKC的存在,并尝试对其进行了合理的理论解释;二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独特而不科学的方法论范式进行了批判式创新。在借鉴其分析范式时,采取逐步放松假定条件和加入新变量以增强其与现实契合力的方法,提出了一条“修正后的西部EKC”,减少了理论假设与现实世界的摩擦性,保证逻辑结论能够透过现象看到本质,从而跳出了其在分析环境经济问题时所设置的逻辑陷阱。(2)逻辑始点。在和谐理性“生态人”的理论预设下,创建了一个二维度规范分析框架,以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二重性——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的关系——为逻辑起点进行逻辑分析和推理,技术分析和制度分析并重:既分析人与自然之间的技术关系,又分析人与人之间的制度关系;既通过模型构造、参数估计来研究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的技术函数和关联性,同时又将制度作为内生变量,充分研究相关主体生态利益及经济利益分配关系的平衡与协调对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作用机理。(3)创新点。一是提出了一个区域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评价模型,并运用该模型对西部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协调度进行了刻画和描述;二是对生态补偿的经济学基础进行了修补、夯实,推行了Pareto标准,指出区际生态补偿的建立实质上是一个Kaldor——Hicks改进的过程,并提出了一个“外部性非对称性应用”的概念,依此分析了西部区域生态环境破坏与建设的双重“外溢效应”;叁是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IPAT模型进行了拓展,并运用两个扩展了的IPAT等式对西部大开发以来西部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的影响因子进行了实证分析。
黄文清[6]2008年在《西部地区“一退两还”后补偿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一退两还”(即退耕还林还草)是我国于世纪之交在西部地区实施的一项战略性措施,不仅对西部区域经济发展,而且对全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将产生深远影响。由于“一退两还”工程实施区绝大部分是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生态环境十分恶劣、人地关系严重失调的山区、丘陵区以及荒漠区,使得该工程在客观上便具有了生态环境建设与经济结构调整的双重性质。然而这个双重性质却难以通过西部落后地区自身的循环来实现,必须在强大的外部力量的推动下来促使“退得下、还得上、保得住、不反弹”格局的全面建立。为此,中央政府特出台了以经济补偿为核心的“一退两还”政策,确保了该工程的良好运行。但是,由于该工程是一项关系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粮食安全保障、农民脱贫致富和生态环境治理的系统工程,涉及面广、政策性强、操作难度大,其生态目标要求其政策必须保证这项工程长期有效的实施,否则既达不到预期目标,又浪费大量人力、物力。与此同时,大量的分析研究发现,在实际操作中尤其在耕地保护与粮食安全问题带来的压力下,“一退两还”政策的持续稳定性受到冲击。第一个“258”补偿期即将结束时,退还地区还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新旧结构的衔接与均衡问题,生态与经济难以在短期内实现良性循环。因此,建立可持续的补偿机制,便显得十分必要。为此,在按照既定政策解决好目前补偿问题的同时,应加强对补偿期结束后的预期研究,即探讨后补偿问题,以便从整体上完善“一退两还”政策,增强政策整合后的整体效用和长期效用,以保证“一退两还”生态目标的最终实现。这对于奠定西部地区的发展基础,为东中部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生态空间,并由此引领国民经济的健康、持续、协调发展,无疑具有重大意义。后补偿作为一种在现行的既定补偿政策效用期结束后根据发展需要而采取的再补偿形式,与现行补偿政策相比,其未来实施既是对既定政策的一种继续,也是对政策在更大范围内的调整与完善。由于二者在背景、对象与环境等方面已存在差异,后补偿与现行补偿相比,在补偿标准、补偿主客体、补偿方式与途径等方面也应存在区别。如现行补偿侧重于对目前工程项目的贯彻和落实,属于任务型,而后补偿则应从促使和实现退还地区可持续发展以及确保退还效益和彻底解决退还过程中的深层次问题的角度出发,更侧重于制度型。这对西部地区在退还工程中有效维护国家宏观目标的实现,同时促使区域经济和农户个体目标的顺利达成,实现西部地区的脱贫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价值。论文的基本框架可以分为四大部分共计十章内容。各部分的主要内容如下:第一部分为全文的引子,包括第1、2、3章。其主要内容与结论为:(1)概述了本研究的时代背景与选题意义,评述了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发展动态,重点对生态重建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以及“一退两还”补偿问题进行了系统梳理与归纳。提出了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研究假设、研究内容和创新点,并对研究中使用的数据来源进行了说明;(2)重点运用公共物品与外部性理论、自然资源价值理论、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效率与公平理论、制度变迁理论等主要原理对西部地区实施“一退两还”经济补偿的必要性进行了深入分析,在为现行的“一退两还”补偿机制的实施提供理论依据的同时,也为全面构建“一退两还”后补偿机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3)从整体上对西部地区实施“一退两还”生态补偿机制的生态和经济背景进行了分析,并借用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观,从理论上论证了“一退两还”生态补偿机制对西部地区实现生态改善和经济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积极作用。第二部分为本文的主体,由4、5、6叁章构成。(1)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法、综合指数评价法和偏离.份额分析法(SSM)等多种方法,以调查的截面数据和农村固定观察点1992-2006年的时序数据为基础,对西部地区“一退两还”补偿机制的实施效果进行了分析,从实证上论证了“一退两还”补偿机制的实施对西部地区生态改善与经济发展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揭示了该机制所存在的诸多缺陷及其对预期目标实现的影响;(2)从理论上分析了切实巩周“一退两还”成果的关键在于建立新的产业结构。并在此基础上,确立了西部地区新产业结构得以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灰色预测模型对其进行了预测,得知在既定补偿机制下西部地区真正构建起新的具有良性循环的产业结构,需要到2020年左右,并且急需大量的农业投入以及非农产业的快速发展;(3)通过借鉴美国、欧洲等国家和地区在“一退两还”补偿过程中的主要经验,构建了西部地区“一退两还”后补偿机制的理论框架,并将该理论框架确定为两个组成部分:由公共财政补偿手段和市场化补偿手段构成的“一退两还”生态效益补偿制度及其配套支撑体系。第叁部分包括第7、8、9叁章,为本研究的落脚点。其主要内容与结论为:(1)基于公共财政补偿的视角,对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的原则、补偿主体与对象的范畴、补偿额度与期限、补偿资金筹集渠道与补偿方式等进行了探讨,并运用条件价值评估法(CVM),评估出处于长江中游的武汉市居民对“一退两还”提供的生态效益的支付意愿为103.10-175.76元/(a·户);(2)基于市场手段补偿的视角,通过借鉴国际上森林生态效益市场化补偿的主要经验,并结合“一退两还”工程实施情况,认为可以通过开展碳汇贸易、森林水文服务交易、建设生物柴油原料林基地等3种市场化手段来获得生态建设的补偿资金;(3)基于政策整合后的整体功能大于单个政策的局部功能的视角,从生态建设和反贫困的角度分析了西部地区“一退两还”后补偿的配套支撑体系,为早日将“一退两还”后补偿机制贯彻实施并保证其顺利运行提供经济、制度、政策和法律保障。第四部为第10章,为全文的结论部分。在前文的基础上,重点归纳了本研究的主要思想,揭示了本文的创新性及其不足,并展望了未来进一步研究的设想。通过以上章节内容的分析,可以归纳出本文可能的创新点:1.研究视角上,直接从西部地区的经济条件和生态区位的现实情况出发,将目标定位在我国既定“一退两还”补偿政策实施期结束后西部落后地区的发展及其生态建设长期效用的巩固上,并对如何实施后期补偿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从而使本研究视角具有一定的新颖性,为研究成果的前瞻性奠定了基础。2.研究方法上,直接引入了灰色系统方法对西部退还地区构建新产业结构所需的时长和资源量进行了科学的预测,得到在既定补偿机制下西部地区需要到2020年左右才有可能真正构建起新的具有良性循环的产业结构,并且急需大量的农业投入以及非农产业的快速发展。同时,引入了CVM条件评估方法,评估出处于长江中游的武汉市居民对“一退两还”提供的生态效益的支付意愿为103.10.175.76元/(a·户)。3.研究结论上,通过分析证实了西部退还地区在既定补偿期结束时难以达到预期目标和构建起新产业结构,并提出了“一退两还”后补偿机制的概念,以及西部退还地区在既定发展环境与条件下新产业结构得以构建所需的时间与资源量。此外,本文在优化“一退两还”公共政财补偿途径的同时,重点提出了碳汇贸易、森林水文服务交易及生物柴油原料林生产基地建设等叁种“一退两还”市场化补偿途径,并增加了配套支撑体系的分量,从而为全面深化、拓展和完善生态补偿理论以及贫困地区的发展理论做出了一定贡献。
卢祖国[7]2010年在《流域内各地区可持续联动发展路径研究》文中提出流域是人类文明的摇篮,也是区域经济的主要生长点,世界各国河流两岸均是各行政区域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流域是整体性极强、关联度很高的区域,流域内不仅各自然要素间联系极为密切,而且上中下游、干支流、各地区间的相互制约、相互影响关系极其显着。在中国流域管理的实践中,形成了国家与地方条块分割,以河流流经的各行政区域管理为主,各有关管理部门各自为政,“多龙管水、多龙治水”的“碎片化”分割管理状态。针对此种状况,本文分析研究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功治水案例,结合我国实际,试图找到能促使流域各地区可持续联动发展的相互衔接、互相支持的路径：一是从流域管理体制上着手,寻求各地区的利益契合点,有效加强流域行政区之间的横向沟通与合作；二是在水权初始分配时采用行政调配手段,在水权再分配过程中引入市场机制,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叁是实行生态补偿机制,依靠行政手段建立起相对公平合理的生态修复机制；四是实施适度工业化发展战略,鼓励发展循环经济,大力发展生态经济园区,构筑新型流域产业带,推动流域各地区协调可持续发展。本文以此为逻辑脉络,阐述了流域各地区可持续联动发展的理论基础、动力机制和发展路径。本文还以西江流域为个案,重点分析了域内各地区保持可持续协同发展的策略和思路。
蒋丹璐[8]2012年在《叁峡库区及上游流域生态补偿机制与水污染管理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流域生态补偿是保持流域内经济平衡、维持经济可持续发展、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手段。叁峡库区作为长江流域中上游地区的重要生态屏障区，其环境的好坏直接影响当地的经济发展和下游地区的生产生活成本，如何协调好当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做好上游地区的水污染防治工作，是本文研究的主旨。对库区水污染现状的汇总和整理是本文研究的出发点。通过对水污染风险的梳理，本文将叁峡库区目前比较严重的水污染问题归纳为叁点。一是工业废水排放，二是农业面源污染，叁是跨境水污染。本文首先针对跨界水污染纠纷问题，通过建立跨界水污染生态补偿机制，对上游地区形成制约。然后在跨界水污染生态补偿的制约下，研究上游地区对本地的面源污染和点源污染进行管理的问题。针对库区污染比较严重的农业面源污染问题，本文设计针对农户的生态补偿机制。其目的是从遏制面源污染的源头，彻底改变土地等自然资源原有落后的利用方式，促进农业生产技术和农户生产生活水平的提高。针对工业污水排放也就是点源污染管理问题进行研究。同样是在跨界水污染生态补偿机制的约束下，上游地区政府如何平衡本地的经济发展与污染排放的问题。从政府和企业间的互动博弈，研究政府如何有效的对点源污染进行控制的问题。最后同样是在跨界水污染生态补偿机制的传导作用下，研究政府如何制定政策，引导企业做出技术升级的投资决策，改善本地区的环境。本文得出的结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①针对跨流域污染问题，建议建立跨流域的生态补偿机制。通过分析，认为上下游可以采用最终开价仲裁法议定污染量的补偿系数，并且对于不同程度的污染应当采用阶梯系数。当污染量较小时，补偿系数可以比较低，当污染量较大时，单位污染量给予的赔偿系数应当较大。②针对农业面源污染设计了结合直接补偿与小额贷款的生态补偿思路。建议通过政府担保和利息补贴等方式，确保农户生态补偿项目的顺利实施。首先对生态补偿机制的设计，并模拟参与生态补偿项目的双方主体的博弈过程。根据农户和地方政府的参与约束条件、激励相容约束条件计算出使得补偿主体双方都能在补偿项目中获利的参数取值。认为生态补偿项目设计中，适当的惩罚机制，可以降低农户违约的道德风险。合理的利息补贴可以缓解农户逆向选择的问题，降低农户的整体风险水平，保证补偿主体的收益。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说明向农户提供利息补贴并不但不会影响政府的收益，相反还十分有利于生态补偿活动的良性循环，提高生态补偿项目的覆盖面。建立结合小额贷款的生态补偿机制，是生态补偿实践的值得探索的一个新思路。③针对工业点源污染问题，通过构造流域上游地方政府和企业间的随机微分对策模型，分别求解地方政府扮演监管方和企业合谋者两个角色时，不同均衡策略和流域总体的污染水平，得出了地方政府在缺乏中央政府监管时，更倾向于与企业进行合谋的结论。同时也说明了为什么出现政企合谋时，会给当地带来较高的经济产出和较高的污染水平。这从理论上解释了现实中地区经济发展伴随难以消除的高污染现象的内在原因。本文认为，政企合谋现象的存在使污染减排的效果大打折扣，而模型说明了政企合谋的存在是一种均衡，因此需要外力来破除这种均衡。④政府可以降低本地污染的政策除了对企业征收污染税之外，地方政府还可以通过制定合理政策，来引导企业进行技术升级和设备改造达到降低污染排放的目标。由于微小的政策变动，都会给企业决策的很大的影响，政府需要在根据经济环境和行业信息，考虑到企业的潜在反应后，才能既兼顾到企业利益，又达成环境指标。论文的主要创新点体现在以下叁个方面：本文的创新之一在于对生态补偿机制的创新设计。将农户小额贷款与直接经济补贴相结合，设计一种生态补偿思路，从激励机制方面对生态补偿机制设计进行探讨，并采用数理模型对生态补偿作用于流域跨界污染领域的过程和效果进行定量分析。一方面，这种补偿思路没有增加生态补偿的资金负担；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农户未来的发展。因此本文认为，建立结合小额贷款的生态补偿机制，是生态补偿实践的值得探索的一个新思路。本文创新之二是应用方法上的创新，在污染治理这个问题应用微分对策工具并不多见。在考虑到环境决策背后的生态补偿背景，用微分对策对行政区内污染控制主体（政府和企业）进行连续时间下的决策分析，能够同时考虑到局中人面对环境政策的理性反应，较为真实地模拟局中人的行为，为给出合理的政策建议提供理论基础。本文创新之叁是在研究结论上的新发现。通过对污染治理博弈问题的研究，本文发现政企合谋现象的存在使污染减排的效率降低，而模型恰好说明了政企合谋的存在是一种博弈均衡，因此本文认为需要提出政策来破除污染治理中的这种均衡，使水污染治理工作更有效率。
张乐[9]2009年在《流域生态补偿标准及生态补偿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安徽省淠史杭流域为研究对象,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对生态补偿标准的确定及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文章以可持续发展、生态学、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系统论等科学理论为指导,以文献研究、资料收集、实地调研以及利益相关分析法为基础,对研究区域的生态补偿范围进行了划分,采用溢出效益法、成本核算法对流域生态补偿标准进行了核算,提出了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基本框架,从而使研究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估相结合,理论性与可操作性相结合,旨在为我国流域生态环境的保护、恢复提供理论指导和借鉴。通过研究,本文得出以下结论:(1)在探讨流域生态补偿理论及内涵的基础上,对流域生态系统所提供的一些重要服务功能进行了归纳,通过对流域生态补偿机理的研究,明确了补偿主体和补偿客体的具体对象。(2)结合淠史杭流域上下游的自然环境、社会状况及相应的生态功能区划,对流域的生态补偿空间范围进行了划分,分为“生态价值受偿区”与“生态价值补偿区”;并对流域内涉及生态利益的相关群体进行了分类,阐述了利益群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影响。(3)提出了以溢出效益核算、成本核算为依据的流域生态补偿标准核算体系,构建了溢出效益法核算模型和成本法核算模型,运用溢出效益法计算出的生态补偿标准为7.05亿元,运用成本法计算出的生态补偿标准为2.34亿元,得出理论上获得补偿标准的两种不同方案,供决策者根据财力进行选择。(4)通过分析我国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现状及特点,在综合考虑流域经济、社会、政策等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提出了以“管理与协调机制”、“政府与市场有机结合的资金运作机制”及“制度保障机制”为支柱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总框架,明晰安排了生态补偿资金筹措机制及“输血型”生态补偿资金与“造血型”生态补偿资金的管理和运作模式,充分利用现有政府管理资源实施生态补偿资金的管理和监督,完善落实生态补偿的各项制度建设。
杨谨夫[10]2015年在《我国生态补偿的财政政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生态环境是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基础。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制约了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保护生态环境,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双赢”是各国必然的选择。我国同样面临着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难题,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我国在取得巨大的经济成就时,环境制约日趋强化。因此,保护生态环境逐渐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但由于生态环境保护具有公共性、外部性等特点,协调其保护和建设过程中的利益相关方的关系成为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塞尼卡和陶希格在提出补偿发展理论后,生态补偿作为环境经济手段得到重视并被大量研究。目前,生态补偿已经被认为是实现生态环境保护的外部成本内部化以及平衡相关方利益最为重要的手段,生态补偿理论的研究与实践探索在各国深入开展。在生态补偿机制的研究过程中,政府应当扮演的角色以及发挥的作用一直是研究的重点,而财政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更是研究的重中之重。目前,各级政府都具有建立一套比较系统的生态补偿机制的强烈意愿,也具备了一定的基础条件,但进展依然缓慢。一方面由于我国生态补偿理论研究和实践起步较晚,基础非常薄弱,关于生态补偿的内涵各方有不同的认识和理解；另一方面在生态补偿的实践探索中,存在政策边界模糊和政策手段的范围扩大的倾向。应该说,在生态补偿市场机制尚未形成的现实条件下,虽然政府和研究者都意识到财政应该在生态补偿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但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就众说纷纭,并未达成共识。正是基于以上的现实需求,本文选择“我国生态补偿的财政政策研究”作为研究的目标。目前,财政支持生态补偿或生态环境保护的政策散见于各类文件中,一方面各种政策并未形成体系,随意性强；另一方面财政进行生态补偿的领域有限以及方式手段单一,难以发挥引导作用。因此,财政政策要在生态补偿的实践中真正发挥效力,必须形成一套基于财政理论与环境经济理论的政策体系。本研究就是希望实现以上目标,最终形成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生态补偿财政政策体系。论文共分为八章,第一部分是对生态补偿的财政政策的有关理论进行分析,第二部分是对国际上生态补偿的政府模式经验进行梳理以及对我国生态补偿实践进行分析,第叁部分是从当前经济发展阶段、财政体制和主体功能区划等角度分析了对生态补偿的财政政策制定的影响,并提出生态补偿的财政政策整体框架；第四部分提出一些完善方案,重点是对生态补偿转移支付制度的完善和设计。具体章节说明如下：第一章从当前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矛盾出发,分析了当前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重要性,并结合我国生态补偿开展的实际情况以及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本论文研究的目标、思路以及基本方法。第二章首先是对生态补偿的基本理论进行分析,主要包括生态服务价值理论、外部性理论,并探讨了政府模式和市场的优缺点。第叁章主要是对国际上生态补偿方式进行梳理,并在接下来的部分就国际上生态补偿财政政策的实践情况进行分析与研究,并归纳出国外政府作为生态补偿主体的经验,为我国的生态补偿的财政政策体系建立提供参考价值。第四章主要是对我国生态补偿的方式进行梳理,特别是分析了生态补偿的财政政策,并从税费政策、纵向转移支付制度以及横向补偿叁个角度进行梳理,发现存在的问题以及借鉴成功的经验。第五章从当前经济发展阶段、财政体制和主体功能区划等角度分析对生态补偿的财政政策制定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生态补偿的财政政策的基本框架。第六章针对生态补偿中面临的实际问题提出了我国生态补偿的税费政策完善的对策。第七章针对我国纵向转移支付制度的现状,这一部分提出如何完善生态补偿纵向转移支付制度的思路,并针对现有政策中的问题以及生态补偿的实际需求提出一些改进措施,最后依托主体功能区划设计了一个覆盖全国主体功能区的纵向转移支付体系,补偿生态保护的发展机会损失。第八章研究了生态补偿横向转移支付制度,提出了一般性的解决思路。并以汉江中下游地区为例设计一个生态补偿横向转移支付体系,利用数学模型对各省分担额度进行了量化测算。通过论文的研究,作者得出以下结论：第一,通过对加入环境变量的内生增长模型的分析,作者发现存在一条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共赢的路径,但前提条件是,经济发展地区必须将资本更多的分配在环境治理与生态保护方面,放弃部分经济增长速度。然而地方政府以及当地市场主体并不会主动进行这样的资本配置,因此只有通过中央政府的干预才能实现,这时中央政府必须对这些地区进行补偿才能保证政策的可持续性。这也为中央政府进行生态补偿提供了理论支持,并且得出补偿重点是地区损失的机会成本这一结论。第二,通过对外部性处理方式的探讨,作者认为生态补偿市场模式虽然描述的非常美好,但存在先天的不足。首先是交易费用为零与完全市场信息假设在现实中难以成立；其次生态环境产权难以划分清楚,像普通商品一样通过市场实现自由交换的交易费用和谈判成本非常大；最后市场补偿模式没有考虑初始资源的配置状况,不符合追求社会公平性的需求。然而政府补偿模式中政府作为补偿主体,可以规避以上问题,补偿的效率和公平性优于生态补偿市场模式。第叁,生态补偿的政府模式包含两个层次：第一层包含政府和市场两个主体,政府通过税费及税式支出的手段,从市场主体筹集补偿资金或者直接对市场主体进行补偿；第二层包含各级政府主体,是政府间的补偿,主要手段为转移支付。其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转移支付主要是补偿发展权限的损失；地方政府主体之间的转移支付主要解决外部性问题。因此,对生态补偿的财政政策的研究,需要完善生态税费政策,从而实现补偿资金的筹集；建立纵向和横线生态转移支付,实现政府间补偿资金的流动,从而实现由地方政府之间的资金补偿到自然补偿的转化。本文可能的创新有以下3点：1.从理论上对生态补偿政府模式的必要性进行了分析,并对生态补偿政府模式和市场模式进行了比较分析,从可行性和公平性的角度上认为政府模式更有优势。2.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现状、财政体制情况以及主体功能区化的现状提出了生态补偿财政政策的完善和改进的思路。3.在理论分析和与我国国情相结合的基础上,提出了以政府模式为主,以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解决方案,并从纵向转移支付和横向转移支付两个方面对方案进行细化。
参考文献：
[1]. 区域生态重建中的经济补偿问题研究[D]. 宗臻铃. 南京农业大学. 2001
[2]. 区域生态重建的经济补偿办法探讨——以长江上游地区为例[J]. 欧名豪, 宗臻铃, 董元华, 杨林章.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2000
[3]. 基于实物期权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研究[D]. 阮利民. 重庆大学. 2010
[4]. 退耕还林还草经济补偿问题研究[D]. 秦建明. 中国农业大学. 2004
[5]. 西部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研究[D]. 盖凯程. 西南财经大学. 2008
[6]. 西部地区“一退两还”后补偿机制研究[D]. 黄文清. 华中农业大学. 2008
[7]. 流域内各地区可持续联动发展路径研究[D]. 卢祖国. 暨南大学. 2010
[8]. 叁峡库区及上游流域生态补偿机制与水污染管理研究[D]. 蒋丹璐. 重庆大学. 2012
[9]. 流域生态补偿标准及生态补偿机制研究[D]. 张乐. 合肥工业大学. 2009
[10]. 我国生态补偿的财政政策研究[D]. 杨谨夫.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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