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关系资本与华人家族企业的创业及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关系论文,家族企业论文,资本论文,华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创业研究是一个广受关注的话题，有关创新思维、创新能力、对有潜在价值的市场机会的敏感和识别、如何获取必需的创业资源以抓住机会创立新企业、融资风险管理、如何确立新企业的经营模式、如何开发和维持个体创造力与团队创造力等成为创业研究的主要课题。这些课题侧重于从创业者个人和创业企业本身进行探讨。本文根据笔者的实地调研和文献研究，侧重于从社会关系资本的角度对华人家族企业的创业与发展做了分析，认为华人家族企业主所拥有的社会关系资本状况对其创业和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二、华人家族企业创业与发展的社会关系资本基础
华人社会是一个特别重视并特别善于利用关系网络来达到各种目的的社会。对海外华人企业研究享有盛名的雷丁指出，关系网是理解海外华人社会与经济生活所必须注意的基本情况，中国人的家族企业通过复杂的外界网络扩大交易与势力，家族联盟通过广泛的亲属网抵消互不信任的问题。[1]个人关系网的建立是为了从三个方面取得便利：其一，取得信息，为此在一个行业中保持和各方面的接触是至关重要的；其二，稳定供应来源和市场；其三，巩固企业内部的某些关键性的关系。研究华侨史的世界著名学者王赓武在研究海外华人企业时曾指出，“他要是没有一定程度上的家族支持，或是不属于一个家族的，或者宛如家族经营网络，如结义兄弟按家族规矩进行活动，就无法展开生意。”有学者甚至将我国社会经济活动的特点概括为“关系资本主义”。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大陆私营家族企业在体制松动的缝隙中顽强地生长起来。在相当长的时间，私营家族企业得不到正式制度的支撑，政治制度和官方意识形态对其存在与发展心存疑虑，对其经营行为和经营范围有很多的限定。经过20多年的发展，私营家族企业合法性日益增强，不断得到正式制度的认同，终于成为国民经济中三分天下占其一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私营家族企业发展的历程中，社会关系资本扮演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不少学者对此做了非常有价值的探讨，其中以李路路、石秀印和戴建中的研究最为出色。他们通过大量的调研资料证明：在体制转轨过程中，国家行政权力在资源分配中的控制虽然在逐渐放松，但主导地位没有改变。由于私营家族企业在创办和发展过程中所需的自由流动资源的相对短缺，大量社会资源仍处于国家行政权力和国有单位的控制之下。因此，通过创业者已有的和后续不断编制的社会关系网络获取各种资源是私营家族企业创业和企业存续发展的基本条件。调查表明，在私营企业家来往最密切的朋友和亲戚中，其职业为干部的是最大的群体。[2][3][4]那些积累起更多社会资本的私营企业家，会比其他企业家获得更多的企业经营所需要的资源。私营企业主的亲戚朋友的职业地位（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干部）越好，其获得的贷款就越多。[2]戴建中的调查数据表明，私营企业在集资和向金融机构借贷时，有13%需要动用社会网络中的各级干部资源；在日常采购和销售、获取信息和技术、租赁或购买场地、保证水电供应等方面，65%需要社会网络成员中的各级干部的关照。“网络成员占据权力资源的层次高低，也决定着私营企业主所能取得的影响力的大小”。[3]石秀印直接提出了“企业家成功的社会网络基础论”，他重点考察了企业家在社会网络中的位置与作用，认为社会关系媒介可分为血缘的、姻缘的、地缘的和事缘的。[5]他的主要假设是：那些与资源拥有者具有更亲密的私人社会关系的人，更可能成为私有企业家。他通过大量的实证资料分析，令人信服地证明：存活与成长起来的私有企业家与拥有企业所需资源的单位的关键人物（干部）具有密切的私人关系，或与拥有物质、技术、信息、管理、经营等资源的专业技术人员、专业户手艺人、个体户等具有密切的私人关系。
上述研究表明，在华人家族企业的创业与发展过程中，社会关系资本起着极为重要的资源集聚功能。但是，上述研究对以下问题的探讨仍不够深入：随着中国市场经济制度的全面推进，社会关系网络对私营家族企业创业与发展的资源集聚功能是否也在发生一些变化？从长期看，一个特别重视社会关系的制度环境对企业创业与发展究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三、社会关系资本的功能演变
关于社会网络对经济活动影响的研究是当代经济社会学取得重大进展、并极富有诱惑力的学术领域。博兰尼认为，人类经济嵌入并缠结于经济与非经济制度之中。将非经济的制度包容在内是极其重要的，对经济的结构和运行而言，宗教和政府可能象货币制度或减轻劳动强度的工具与机器的效力一样重要。
格拉诺维特进一步发挥了博兰尼的“嵌入”概念，认为经济行为嵌入于社会结构，而核心的社会结构就是人们生活的社会网络。美籍华裔社会学家林南的深入研究表明，个体社会网络的异质性、网络成员的社会地位、个体与网络成员的关系力量决定着个体所拥有的社会资源的数量和质量。[6]社会网络资本就是指嵌于社会关系网络中的资源的总和。这个资源的范围广泛、类型众多，如权利、地位、财富、金钱、学识、信息等等，通过社会网络，人们可以获得和利用这些资源，达到功利或非功利的目的。[7]
当代中国处于急剧的社会转型过程之中，社会关系作为一种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也处在演变之中，其对企业创业与发展的资源集聚功能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一般而言，创业与企业发展所需要吸纳和整合的资源主要有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笔者曾对私营企业吸纳社会人力资本，特别是吸纳经营管理人才问题做过较为详细的实证研究，发现社会招聘机制和亲情熟识网产生机制在私营家族企业吸纳社会人力资本的过程中同时发挥作用，但社会招聘机制渐渐增强。也就是说，通过社会招聘的方式产生经理比各种亲熟网推荐的比重要高一些。[8]
那么，在私营家族企业创业与发展中，社会关系网对其融合金融资本的作用有何变化呢？在此，笔者对私营家族企业融资的渠道分为亲情熟识网（简称亲熟型）、正式金融制度（简称制度型）和企业内部积累（简称内源型）三种，并考察它们在融资功能方面的差异及其变化。
20世纪80年代较为详细的有关私营企业的统计资料很难找到，即使有些调查报告，其主题也大都集中在有关意识形态问题上，比如私营企业中的“雇用关系”和“剥削现象”、私营企业主是否会形成新的资产阶级等内容上。1988年初，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对百家农村私营企业的调查报告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其中有私营企业创办时资金来源问题的一个统计资料，见表1。
表1 百家私营企业创办时资金来源(%)
资料来源：国家“七五”期间中国私营经济研究课题组 中国的私营经济现状、问题、前景[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12月.
这项课题调研的抽样样本虽然极为有限，但反映出私营企业在创办时似乎受到正式金融制度较好的支撑，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表2说明，这百家私营企业从银行和信用社获得的贷款虽然达41%，但多数是通过亲情熟识关系网得到的，并且往往是以人情加上正式组织出面，担保的力度很大，这说明私营企业通过亲熟网融资的比重很大。
表2 百家私营企业获得银行、信用社贷款的途径(%)
20世纪90年代以来，相继出版的《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和《中国私营经济年鉴》提供了有关数据，综合整理如表3。
表3 被调查企业资金构成变化(%)
投资来源 开业时 1994 1995 1996
1999
业主个人 69.0 90.8 90.1 82.7
74.5
其他私人投资
24.913.6
20.4
群众集资 1.1
1.9
1.8
0.6
0.7
乡镇、街道集体
0.7
0.7
1.6
0.3
0.3
各级政府部门
1.0
0.8
1.0
0.3
0.1
其它企业 0.7
1.3
1.3
0.9
2.1
海外
1.3
2.1
1.4
0.7
0.7
其它
1.3
2.4
2.8
1.4
0.2
未指明1.0
注：①1999年的统计数字与前几年的统计口径可能不太一样，但业主个人的投资仍占最大比重。②1994、1995年度的“其他私人投资”栏目的数字欠缺。
从表3可以看出私营企业融合社会金融资本的过程具有以下特点：
(1)企业主个人资本始终是企业资金构成主体，内源型融资是主渠道。
(2)“其他私人投资”从开业时的24.9%下降到1996年的13.6%，1999年又回到20.4%，这表明私人之间的合伙投资的结合度一直没有提高。虽然统计资料没有明确说“其他私人”是否是亲情熟识的人，但根据中国的传统和现实，不是亲情熟识基础上的人际关系而合伙投资是难以想象的。
(3)其它几项投资来源在所列的时间段中所占的比重都很小，而且也可以认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有亲熟关系为基础。
表3可以大致说明，自90年代中期以后，亲熟型融资渠道在私营企业融资过程中仍有一定的作用，但其能力在递减，内源式融资能力一直很强。
根据2000年《中国私营经济年鉴》的调查，1999年私营企业向银行贷款感到困难和很困难的占63.3%，在向银行借款遇到困难时，有32.1%的被调查企业向民间借贷，利率平均为8.16%。在一些地区，如温州和潮汕地区，民间借贷有相当的规模，而向银行借贷却一直是个老大难问题。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出示的一份调查报告也显示，目前中国私有企业主要靠自有资金生存和发展，而急需的外源性融资只是杯水车薪。尽管私有经济已跃居第二，但到1999年底，它们仅获得银行贷款总额的1%，沪深证券交易所非国有企业仅占上市公司的1%。这次调查是国际金融公司(IFC)进行的，其对北京、成都、顺德、温州等地私有企业进行的调查表明，80%的私有企业因为缺少融资途径，已严重束缚了它们的发展。
从上述各种途径的调研报告中我们可以推论：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私营家族企业内源型融资能力大大增强；在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亲情熟识网融资能力非常强，但到9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社会信用资源受到严重破坏，相对于内源型融资能力而言，其融资能力有递减趋势；而制度型融资的能力始终未能提高。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讲的融资涉及到股权分享或债权关系，与通过社会关系网获取各种生产经营所需的资源不是完全等同的。一般而言，华人企业主对涉及股权分享或债权关系的融资都特别谨慎，而对保持股权独立或控股基础上的通过运作社会关系网获取各种资源显得特别热心和熟练。
四、华人社会关系网的分层结构与企业创业及发展
汉密尔顿曾指出，华人家族企业通过一系列随着时间地点的变化而扩张或收缩的联系而表现出来，企业的界限经常是模糊的，因为它们不能完全通过财产权、所有权和控制权来定义。[9]相反，企业的界限是由通过社会性的关系使人们联系在一起的网络来定义的。实际上，费孝通对这一点早就有比较透彻的认识，他认为，中国乡土社会采取了差序格局，利用亲属的伦常去组合社群，经营各种事业，使这基本的家变成民族性了；但家的结构不能限于亲子的小组合，必须加以扩大。[10]“家”这个概念就有很大的伸缩性，“在中国乡土社会中，家并没有严格的团体界限，这社群里的分子可以依需要沿亲属差序向外扩大。”“家里的”可以包罗任何要拉入自己的圈子表示亲热的人物。自家人的范围是因时因地可伸缩的，大到数不清，真是天下可成一家。正是中国人“家”的概念的伸缩性，使得华人家族企业融合社会资本的能力以及由此达到的成长空间是其它文明中的家族企业所难以比拟的。它比西方文明中的家族企业更能组织起大得多的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从而在更大的经济规模上适应企业的发展要求。[11]这是中国家族企业不同于西方家族企业的特征之一。还应指出，中国文化传统中虽然有这种“化天下为一家”的功能特性，但并不表明中国人对家和家族的边界没有清晰的概念，恰恰相反，中国人对“自家人”和“外人”之间的区别有着极为敏感而又有着高度艺术性的认识和把握。既重视区分“自家人”与“外人”，又极力想模糊、打破这种界限。这确实是一个矛盾，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长期习惯而不深察的重要课题。总之，从家庭、家族的关系延伸到全社会这种泛家族关系特征使得华人家族企业具有很强的社会关系网络融资能力。
华人社会关系网络在传统上具有多元多层关系特征，概括起来大致可分为“家族关系”、“泛家族关系”与陌生人之间的关系这三种类型。在血缘亲情关系之外，华人对其它关系均可以以家族关系的泛化来联结、编织，并以泛化的家族规则为基础，维持和扩展着关系网络，所以陌生的“外人”是可以根据交往的需要而不断地被泛家族化的。由此可见，虽然华人个体之间的社会关系是多元多层的，但却有一根主轴线，即由血缘亲情为基点向外伸展到“九同”范围，可根据需要把任何“外人”拉进“九同”范围之内，使之成为“自己人”，并用泛家族规则来调节这种关系。显然，这种关系具有灵活性、包容性、工具性等特征。这是帕森斯的“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人际社会关系二分法所难以解释的。华人社会关系与西方社会关系的重大区别是：在血缘亲情这种特殊主义的社会关系和无血缘亲情的普遍主义关系之间存在着泛家族化社会关系。由此我们可以勾画出在华人家族企业创业与发展的过程中，三层社会关系网与其融资的关联。见图1。
图1 社会关系资本与家族企业的成长
图1表明，在家族企业成长过程中，网络中所嵌入的各种资源不断地被企业吸纳和集成，企业组织形态也不断地发生演变，同时也表明企业的人力资本合作秩序越来越扩展。在家族企业融合社会的金融和人力资本的过程中，社会网络起着重要的作用，它一方面以中介功能调节着企业融合金融和人力资本的数量、质量和途径，另一方面它本身也是一种社会资本，在企业融合金融和人力资本的过程中，企业主及家庭家族成员的社会关系网络也同时与各种社会关系网络处在不断融合、构建的过程中。从图1中可以看出，家族企业成长过程也是从人格化的血缘亲情关系向非人格化的人际关系的合作秩序的扩展过程。诺思认为，这是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变的关键。如果有的家族企业面临成长的资源需求，但又不能或难以突破家庭／家族、甚至泛家族关系等人格化交易关系的局限性，这个企业运作效率就会低下，在市场竞争中会被淘汰出局。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家族企业的成长都完全遵循图1所描述的路径。不少家族企业主非常注重消除家族亲情网对企业成长的负面影响，他们或在企业创办时就立下亲属不能在企业中担任管理职务的规矩（如浙江方太集团），或在企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管理资源瓶颈时，采取措施让家族成员退出企业管理岗位（如浙江金义集团）。另外，在全球化过程中，随着都市化的发展，家族企业与社会关系资本融合的形式会日趋多样化，但泛家族化社会关系对华人企业经营和管理行为始终会产生重大的影响。
五、社会关系资本、路径依赖及对私营家族企业创业与发展的影响
在当代中国加快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家族企业利用社会关系网络积聚资源，其关系指向大都是政府导向的。虽然政府对各种资源的调配权已大大降低，但对经济活动的规制权却大大增强，私营家族企业也许减少了通过社会关系网从政府官员手中获取所需的实物资源，但却增加了对经营许可权的关系网的竞争。那么，家族企业组织与政府组织之间复杂的关系联结是否会使它们陷入相互报酬递减的恶性循环之中？这是否会妨碍私营家族企业进一步创业与发展？
在市场推进过程中，政府资源调配权的逐步减弱和对经济运行的各种规范或不规范的规制权的逐步增强，导致私营家族企业主利用这种纵向社会网络资本，使得私营（家族）企业与政府组织之间形成了双重路径依赖关系。[12][13]
1.企业组织与政府组织之间形成相互报酬递增的路径依赖关系
私营企业的创业者及时抓住政府对资源控制权逐步放松的机会，获取创办与发展企业所需要的资源，在体制缝隙中存活、成长、壮大。于是，私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税收、就业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表明政府的收益越来越多。反过来，政府对私营企业的合法身份越来越给予积极的肯定，对私营企业的创办与发展越来越多地从正式制度上予以支持，特别是为私营企业创造与其它类型企业同等的、公平的经营环境。政府日益增多的制度支持下私营企业在投资与经营行为更加规范和强化，对各种正式制度的需求进一步增加，市场经济制度体系进一步完善。这样，政府组织与私营企业组织之间可以形成良性的互动递进关系。私营企业创业与发展就会在更加公平、公正、公开的环境中展开能力的竞赛。
2.私营企业与政府组织之间形成相互报酬递减的路径依赖
在体制转轨过程中，政府官员所掌握的资源分配权和经营许可权逐步加大对私营企业的倾斜，有相当长的时间，并不是正式制度安排，而是由掌握资源分配权的官员根据与请求者的关系亲疏程度和私下获益多少来做相机分配的。于是，寻租现象成为当代中国广受人们关注并痛恨的社会腐败现象，有不少学者对此做了大量研究。在我国，寻租活动的展开主要是通过家族和泛家族这种非正式的社会关系网络进行的。它包括血亲、姻亲、同宗、同乡、朋友、同学、战友、老领导、老部下等关系。到了20世纪90年代，人情网淡薄了，更需要在人情网上加上金钱手段的编织。因此，“关系网”其实就是进行权钱交易的神经网络。这种非正式社会关系网络由于能够牵动诸多资源的流动，影响其流向，因而成为一种具有资源支配功能的资源，并进而成为寻租者逃避法律制裁的依仗和凭借。这种路径依赖使得大量的本应归入国库的收入落入到少数私人腰包，政府收益减少。于是，政府调控经济的能力降低，政府官员对营造公平、公正、公开的经营环境缺乏动力，各类企业或创业者面临的是一个不公平、不公正、不公开的竞争环境，政府规制经济活动的各项正式制度的社会需求降低。市场制度体系发育受阻，甚至出现“无商不奸”与“无商不艰”并存的局面，这无疑会严重抑制私营家族企业的创业与发展的能力。
潘必胜结合中国近代家族企业发展，从宏观角度指出在市场法制不完备的情况下，家族企业通过社会网络与行政力量的勾结，将行政力量引入企业经营会形成官僚家族企业，由此使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经济体制不可能建立起来。[11]“如何建立一道私人经济与政治权力之间的隔离带和过滤网的工作还未得到重视，政企不分成为家族势力通过企业组织渗透行政机构的通道。”Max Boisot和John Child对当代中国企业与政府组织，特别是与地方政府组织之间的关系也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并指出当前中国出现一种“类似晚清的官僚资本体系和有权势的家族控制相结合的民族资本主义体系”。[14]其经济秩序的演变并非朝向市场秩序，而是一种可能称为网络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形式。他们所揭示的征兆有可能成为未来中国企业组织与政府组织相互之间路径依赖的一种趋势，值得特别警惕，并亟需深入研究。
客观地说，私营（家族）企业通过社会关系网络与政府组织之间形成的双重路径依赖关系是现实存在的。有些学者只看到其中一重路径依赖而忽视、否定另一重路径依赖的存在是过于偏颇的。当然，在全国不同地区，这双重路径依赖各自所占的比重是有差异的。如果地方政府对经济管理与经济活动逐步加大依法规制，则积极的路径依赖就会占主导。反之，消极的路径依赖就会占主导，地方经济秩序就会更乱，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就受阻。从全国看，积极的相互报酬递增的路径依赖仍在不断增强其主导地位。在加入世贸组织后，这种趋势可望能进一步增强。由此可以使得各种类型的企业创业与发展有更合适的土壤和公平的环境，各种外部制度安排的逐步完善会更加有效地激发创新能力，会更有效地催生和积累企业家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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