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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百年国耻洗雪，“一国两制”的伟大战略构想付诸实施。许多有识之士都看到，香港回归，在利于促进我国经济增长。对于我国来说，1997年是值得纪念的一年，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年。
1996年，由于加强了宏观经济调控，实行了从紧的货币政策和金融政策，物价总水平回落，在通货膨胀得到了有效遏制的同时，没有牺牲经济增长，就是说没有出现“滞胀”现象，GDP增长率仍保持在10%左右，宏观经济调控取得了令人可喜的好局面。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开始高于财政支出增长速度。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稳定增长，年新增居民储蓄存款将超过1万亿元。我国外汇储备可达1000亿美元。粮食产量比上年增加100亿公斤以上。
目前，经济生活中出现了一些反差较大的奇特现象：例如从宏观经济看，经济平衡增长，物价总水平稳中有降，居民生活稳步提高；但从微观经济来看，不少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经济效益下降，产品产销率低，亏损面和亏损额加大，有的企业产品无销路，工人发不出工资，面临很大的困难。又如，从金融看，中央银行两次宣布下调利率，松动银根；但从企业看，流动资金依然紧张，企业之间“三角债”的沉重链条依然没有彻底解开。再如，从投资看，在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各级政府通过财政拨款投资的比重大体只占20%左右；但企业搞项目投资，包括搞技术改造项目，从报项目任务书和可行性报告，到基建规模控制和银行信贷规模控制，依然困难重重。又如，财政收入在GDP中的比重依然较低，一些地方政府连年财政赤字，但各级政府的预算收入（有人戏称为第二财政、第三财政）不但居高不下，而且在全部财政性收入中的比重有愈来愈大的趋势，如此等等。
经济生活中为什么会出现上述一些奇特现象？众说纷纭。但从根本上来说，所有这些奇特现象都是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体制转变过程中必然会产生的“阵痛”。现在需要具体分析这些现象背后的内在的原因和“症结”，并找出理顺经济关系，医治经济生活中不良循环的药方。
经过两三年的加强宏观经济调控，特别是实行较紧的货币政策和金融政策，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物价总水平呈下降态势。那么，为什么经济还能保持一定的增长率呢？直接原因是，经过18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各类非国有经济的比重上升，特别是在沿海地区，成千上万的城镇集体企业、乡镇企业、民营企业、“三资”企业、股份合作企业、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成为当地经济增长的主力军和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这些非国有的中小企业“船小好掉头”，以市场为导向，产品适销对路，“东方不亮西方亮”，不断地调整改组，每年淘汰一批，每年又生长一批，长江后浪推前浪，总是显露出一派生气勃勃、兴旺发达的景象，这些非国有的中小企业市场化程度较高，政府基本上不对其日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和投资活动进行直接的行政干预，资金多方筹集，周转快，产品直接面向市场。所以，当国家实行较紧的货币政策和金融政策时，首当其冲的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国有大中型企业需要的资金量大，不少国有大中型企业主要是靠贷款起家建设起来的，企业自有资金少，资产负债率高，企业负担重，与银行系统、计划指标和企业主管部门的关联度非常大，“牵一发而动全身”，许多国有企业本身没有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改组、改革，从资产结构到人事制度，以及生产经营，基本上依然处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中运作。这是目前几大宏观经济指标如经济增长率、进出口增长、物价总水平看好，而部分国有大中型企业处境困难的主要原因。
目前，部分国有大中型企业之所以困难重重，在市场经济竞争中处于劣势，和大量的非国有中小企业相比，除了外部体制方面的原因外，企业自身还存在许多不可比的因素，处在不同的竞争起跑线上，如债务重、离退休职工负担重、其他一些非税负担重、企业包揽职工的包括住房、托儿所、幼儿园、学校等社会福利负担重。根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国有企业只有通过深化改革，逐步稀释矛盾、化解包袱，才能找到生存和发展之路。我们不能因为部分国有大中型企业面临困难，而舍“两个转变”的根本于不顾，重新放松银根，放松对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加大银行贷款的规模和额度，扩大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通过搞“泡沫经济”来挽救部分国有企业。这种“下下策”不但不会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而且会引发新一轮更为可怕的通货膨胀，从而把来之不易的稳定的经济和安定的社会秩序搞乱。
二
1997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在继续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和金融政策的情况下，怎样才能使部分困难的国有企业逐步走出困境呢？怎样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呢？总的来看，在加强企业管理的同时，要在资产重组方面迈出新的步伐，并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实行配套改革，同时，应加快投资、融资体制改革的步伐。
现代企业制度是法人企业制度，其主要形式是公司制。现在当人们讨论国有企业转机建制时，往往对“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四句话没有全面的分析和理解，或只执一端，或以一概全，或褒此抑彼，或模棱两可。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四句话之间有内在的逻辑关系。其中，产权清晰是基础；权责明确是产权清晰派生、延伸出来的内容和要求；只有做到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才能分开；政企分开了，政府对企业的管理体制才能理顺，企业内部的科学管理就有了法律、法规依据和良好的外部环境。所谓产权明晰，至少应包括以下几层意思：一是资产的最终所有者要明确；二是资产的实际数额要清楚；三是企业的法人财产权要落实，企业拥有包括国家在内的出资者投资形成的全部法人财产权，成为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的法人实体；四是出资者按投入企业的资本额享有所有者的权益，即资产受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企业破产时，出资人只以投入的资本额对企业债务承担有限责任；五是企业以其全部法人财产，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照章纳税，对出资者承担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
产权清晰、权责明确之后，作为国家投资的企业，政府机构法人与企业法人之间的关系，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明确了，以此为基础，才能做到政企分开，即政府行使政府的职能，企业行使企业的职能。政府与企业的关系，简单说来就是：你办企业，到政府来登记；你营业，政府来收税；你犯规、犯法，政府依法来处置。
对现有的国有企业要分类改组、改制。原有的小型国有企业以及市属、区属、县属集体企业，应当放开放活，通过产权重组，大部分改组为合作企业、股份合作企业或有限责任公司，也可以在明确产权的基础上实行公有民营、国有民营或民有民营。有的人数不多、产品无销路、生产无方向的小型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可以实行产权流动和兼并，并妥善处理好职工安排问题和原有债务问题。债务重组和产权流动应结合起来进行。无法兼并的小企业可以拍卖给法人企业或私人经营。
我国部分国有企业生产不景气，经济效益下降，其中有体制原因，也有结构原因。许多国有企业大而全，小而全，产品结构和企业资产结构调整艰难，同结构、低水平的重复生产和重复建设，不少出口产品竞相削价外销。国内企业不愿采用国产设备和生产线，重复引进技术设备，挤了国内市场，“肥水落了外人田”。为了提高我国企业和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必须在明确产权的基础上，通过资产结构重组，对支柱产业如冶金产业、汽车产业、建筑产业、电子产业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组，条件成熟的大型企业或集团公司，可以尽快组建为上市公司，以在较短的时间内聚集资本，落实公司法人财产权。股东大会产生董事会，董事会确定总经理，强化经营管理，强化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根据市场需求组织生产经营，以本公司的名牌产品进入国内市场，进而打入国际市场。同时，适当控制同类产品的进口，加大对走私产品的打击力度。现有国有企业大部分应按公司法进行资产重组，成为股票不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或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公司只能在少数特殊行业或应由国家垄断的行业组建。不管公司规模大小，法人财产权一步到位，落实到公司企业，减少中间管理层次。1997年，如果我们能在国有企业产权重组和结构调整中迈出新步伐，国有企业就会一部分一部分地激活经营机制，慢慢走出困境。有些体制规范、经营有方的公司，很可能在短期内鹤立鸡群，自立于公司之林，进而向国际市场进军。
三
为了继续保持经济稳定、持续增长，又不致于诱发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膨胀；为了增强国有大中型企业活力，激活企业经营机制，加快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步伐，关键在于下决心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
改革开放18年，说了18年的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但迄今为止，国有企业亏损面相当大的局面没有从根本上得到遏制，经营机制呆板。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是：特别是近二十年来，我国的国有企业都是由各级政府、各个部门计划列项、部门审批、银行贷款建立起来的，重大技术改造项目大都是沿袭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老办法。项目是国家定的，资本是国有的，投资、融资的规模又是指标控制，这样，在社会再生产环节，国有企业作为法人本身，并无多大的投资、融资决策权。加之人事体制的掣肘，国有企业法人的投资、融资决策权的缺位，进而包括责任、职权、利益在内的法人财产权的虚位，是造成政企不分，也是部分国有企业连年亏损、效益低下的根本原因。因此，不改革投融资体制，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很难走出困境，各级政府特别是专业经济主管部门很难转变传统的计划经济管理观念和管理方式；不改革投融资体制，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就很难从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经济体制也很难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投融资体制改革不但直接涉及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转机建制”的问题，而且涉及财政、计划、金融乃至整个宏观经济调控，以及中央、省、市、县各级政府事权划分。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投融资体制不彻底改革，我国改革面临的两大难题——国有企业“转机建制”和政府机构转变职能及其机构本身的改革就无法解决。
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体制，项目是“龙头”，批了项目，再分投资、贷款、物资指标，以维系经济运转，年年说投资膨胀，年年在批项目、分指标。“热”了压一下，紧一下，项目暂停审批（实际上很少能停止审批），在建项目延长工期，又造成更大的浪费。许多“钓鱼”项目即使资金不到位，也勉强上马，资金缺口很大，“胡子”工程一拖再拖。规模控制，实际上“控而不制”。批一个项目，要盖几十个章，互相扯皮，本来收益可能很好的项目，由于拖的时间太长，结果成了“昨日黄花”。本来论证不充分，盲目上马，结果产品无销路的项目，失败了也无人负责。投融资体制不合理造成的资金浪费是最大的浪费。新项目挤旧项目，原有项目、原有企业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又不断产生许多效益不高，肢体不全的新项目，财政赤字和国债发行量过大，信贷平衡缺口大，宏观经济不稳定，微观经济效益不高，经济关系和管理关系“剪不断、理还乱”。
改革投融资体制，必须转变经济管理观念。国家所有制并不是最好的所有制形式，许多投资项目，特别是第二、第三产业中的经营性、竞争性项目，政府不应投资。此类项目投资风险大，产品和市场变化无常，主要应由私人、企业以及其他非政府机构（包括投融资机构）进行。政府从中小企业投资、从经营竞争性项目投资中退出来，一可以把有限的资金全力投入到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公益性项目如期、高质、高效完成；二可以避免各类项目审批全线出击，诱发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膨胀；三可以促进财政收支平衡，从而促进国民经济稳定发展；四可以落实各类企业项目投资决策权，提高投资效益；五可以使各级政府机构从琐碎、繁忙的批项目、分指标中解脱出来，转变管理职能，更好地对国民经济搞好综合、规划、协调、服务、监督工作。
项目投资大体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基础性项目投资，一类是公益性项目投资，一类是竞争性项目投资。
基础性项目投资包括铁路、公路、码头、水库、堤坝、电站、通讯等，应当根据中央、省、市、县各级政府的事权，主要由各级政府规划，由政府牵头组织投融资，并设计相关支持政策，包括贴息、低息贷款等。建设施工运营可以采取股份公司形式一揽子进行，改变传统的建设单位、施工单位互相扯皮的现象。基础性项目投资也要根据事权与财权一致的原则分类，比如大电网、铁路、长距离高等级跨省（自治区）的公路，主要由中央政府组织兴建；一般公路、小电站、小码头主要由地方（市、县、乡、镇）组织兴建。
公益性项目投资包括国防设施及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环境保护设施等。公益性项目投资来源主要由政府通过财政预算拨款解决。结合分税制和分级分收分支的财政体制的建立，公益性项目也要根据事权与财权一致的原则分类，比如国防设施、中央机关团体办公设施、国办大专院校等，主要由中央政府组织兴建；省（自治区）机关团体办公设施、省（自治区）办大专院校等，主要由省（自治区）政府组织兴建；其他中小学教育以及一般文化、卫生、体育、环保设施等，主要由地方（市、县、乡、镇）组织兴建，同时，中央、省（自治区）通过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和其他有关政策，予以支持和援助。各级政府的预算支出和投融资，主要应用于基础性项目和公益性项目建设。当然，某些公益性项目，如教育、文化、体育、卫生、环保等，也可以鼓励个人、社会团体捐赠或投资兴办，竞争性项目投资即以盈利为目的的经营性投资，主要通过市场进行，投资主体是企业法人或私人，由各类企业法人投入资本金，根据公司法、银行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或直接融资，或间接融资，谁投资、谁决策、谁收益、谁承担风险和责任。
为了搞好投融资体制改革，要把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分开，明确投融资的主体和法人，以及相应的责、权、利关系。从政府角度看，要把财政资金和信贷资金分开；政府财政预算要把经常性预算与资本预算分开。
间接融资要通过银行进行。因此，要加快推进商业银行与政策银行改革的步伐，确立商业银行的法人地位、经营自主权以及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规范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经营行为。
直接投资大多为长期投资，要通过资本和金融市场进行。证券市场是金融市场体系的中心，因此规范和发展金融市场，首先要规范和发展证券市场，包括债务市场、股票市场以及票据、支票、银行券等有价证券市场。规范上市证券发行和交易规则，加速制定规范证券市场管理的法律、法规，如证券经营机构管理法、证券交易法等。
加快产权制度改革的步伐。不论是经营性资产，还是非经营性资产，不但要明确最终所有者，而且要明确法人财产权，包括对实际占有资产的支配权、处置权；资产所有者依法享有收益分配权。这样，明确了资产的最终所有者，明确了法人财产权，以及相应的责、权、利关系，投资者才愿意投资，并关心投资效益，企业法人才有自主经营权并受到监督。
鼓励城乡居民个人投资，鼓励法人企业、非法人企业和非政府机构投资，政府通过产业政策、地区政策以及相应配套的经济手段对投资结构予以引导和调节。
竞争性项目投资主要由企业和个人进行，与之相应，加快项目申报、企业注册以及税收制度改革的步伐，简化行政手续，规范企业投资和经营行为，政府为企业和个人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和生活环境。这样，减少了政府的财政压力和投资风险，扩大了企业和个人的投资经营自主权，从微观看，有利于搞活经济，从宏观看，有利于经济稳定。从而，从总体上可以提高我国经济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增强综合国力，确保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四
1997年的经济体制改革除了在国有企业产权重组、盘活国有资产存量的同时，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外，还要进一步巩固和完善财政、税收、金融体制改革的成果。逐步建立规范的分税制，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规范的分级管理的财政体制和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巩固和完善以增值税为主体的税收制度。规范商业银行的法人地位、自主经营权和资产负债比例及风险管理。规范证券市场和资金市场。继续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信贷政策，稳定货币，稳定金融，稳定财政，从而为各类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转机建制创造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
为了减轻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负担，首先应大大减少企业的非税负担，规范财政预算管理，大部分以行政法规规定的社会收费，应走“费改税”的路子，取消明目繁多，企业不堪重负的各种“费”、“基金”、“赞助”、“摊派”等。逐步提高税收收入在全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提高中央税收在全部税收收入中的比重。要利用宏观经济稳定的大好时机，加快企业结构和产品结构调整的步伐。现在，一些国有企业面临困境，直接原因是没有市场适销对路的好产品，结果企业库存增加，资金积压。没有好的产品销售出去，企业就失去生存的基本条件。因此，要把有限的能源、原材料、运输力量以及部分流动资金贷款，用到资金效益好的企业，以增强产品适销对路的企业的生产。
要利用财政和信贷政策适当紧缩的大好时机，调整投资结构和信贷结构，逐步把经营性的投资主体转到企业。同时，鼓励城乡居民把一部分消费资金转向投资，借此，推动消费特别是城市居民消费结构的调整。
国有企业转机建制和产权重组、流动，必然会带来一部分下岗人员的重组和流动，因此，必须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步伐。
坚持社会统筹和个人帐户相结合的原则，逐步扩大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范围。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公司制企业、合作企业、股份合作企业以及私营企业，都要建立健全养老保险制度和失业保险制度。到本世纪末、下世纪初，我国将进入人口老龄化国家的行列。到那时，我国将有13亿多人口，65岁以上的老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较大，需要社会负担赡养的老人越来越多。现在不加快包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险制度改革，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部分的社会压力会越来越大。有条件的省市，应成立统一的社会保障局，并建立规范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制度。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险金（税），可以由税务机构依法征收，并列入财政专项预算，与经常性预算和资本性预算分开。根据政企分开的原则，建立规范的社会保险基金的经办机构，具体负责社会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
配合社会保险制度的建立，加快住房商品化的改革步伐。在充分考虑各方面承受能力的情况下，区别不同的住房对象和住宅类型，采取不同的地价政策。属于房地产业经营的商品房应以招标、拍卖方式提供用地，地价随行就市。国家对低收入家庭，要提供一定数量的保障住房。带有福利因素的住房，采用协议方式提供用地，地价从优，房价由政府确定。“从优地价”或“免收地价”的土地使用权不得转让，如转让，必须补交地价款，以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住房建设资金多渠道筹集，鼓励城镇职工参加住房储蓄。逐步取消居民住房分配制，多住房、住好房、多付费。
市场经济是开放经济。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进出口体制和对外贸易对国内生产和国内市场有很大的影响。在新的一年，应当加快进出口管理体制的改革，结合国内产业政策和产品结构调整，简化和改进进出口审批制度，进一步有计划地调减关税总水平，降低名义关税税率，完善国际通行的关税制度。各类外贸企业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广泛推行外贸代理制。对有条件的生产企业和科技企业，扩大自营进出口自主权，大力开拓国际市场。健全进出口商会组织，完善外贸协调、服务体系。积极促进工贸结合、商贸结合、技贸结合，鼓励外贸企业和生产企业投资、参股，组建新型的以公司制为基础的贸工、贸农、贸技结合的企业集团或综合商社，增强经济实力，增强国际市场竞争力。
1997年的经济体制改革要在“四个结合”，即总量控制与结构调整的结合，宏观调控与微观搞活的结合，深化改革与促进发展的结合，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结合上下功夫，加快国有企业改革的步伐，加大结构调整的力度，培养新的经济增长点，积极开拓市场，以促进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促进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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