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史家南迁与留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战时期论文,史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3)01-0160-06
修回日期：2012-09-05
近年以来，学界对抗战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群体问题的探讨，多侧重于其迁徙历程、学术成绩、政学关系等层面；①而对1937年前后，中国学人群体的地域性抉择问题少有述及。故而，笔者不揣浅陋，对战时史家群体所面临的地域性抉择问题予以论析，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抗战军兴后，中国学术的版图——原有以北平、上海等城市为中心的学术网络，受时局的影响而发生变易。从地域层面来看，抗日战争以至国共内战，导致了学术群体的大转移与大流徙。史家聚集的北平沦陷，上海成为“孤岛”，大批不甘为“亡国之史”的史家，纷纷南迁昆明、重庆、成都等地，学术文化的重心也随之发生新的转移。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学术的三大区域：沦陷区、革命区、国统区，亦日渐形成。与此同时，各大院校的史学院系、史学专业研究机构，亦多南下重组。以高校而言，当时南迁的院校如表1所示。
除了高校史学院系外，国家性的综合性研究机构如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北平研究院历史考古研究所等，亦南迁昆明、重庆等地。史语所的南迁，在傅斯年的精心筹划下，研究人员、设备、相关图书皆得到了有效的转移，这也为战时史语所的研究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北平研究院历史考古研究所亦于1938年秋转移至昆明，当时的负责人为徐炳旭、顾颉刚。院址最初设在昆明近郊黑龙潭附近的落索坡，条件简陋，又多无书籍可凭，研究工作难以进行。[2]后又迁至昆明黄公东街10号。[3]对于迁徙的经过，北平史学研究所在“本所纪事”中记述道：“1938年4月初，伪组织竟派人接收，并将本所历年所积的古物及书籍完全运去。是年冬，徐炳旭、顾颉刚两先生陆续到昆明，二十八年三月，借得北郊黑龙泉观地址，工作人员陆续来滇，始又开始工作。”②当时研究的重心，侧重于“古史料之研究及山西发掘材料之整理”，“整理陕西宝鸡斗鸡台发掘资料，准备出版外，并从事云南边陲民族史料之搜集与考证。”③与史学研究机构的转移相伴随的，则是史家群体的南迁。
一、南迁之史家
依战争的进程而言，最先受到触动的是有“文化城”之称的北平。既有对1937年前后北平的关注，多是从政治、军事层面，加以论述，而对战争危局之下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关注，则显得较为薄弱。④而对战时中国史家南迁与留守的问题，除却相关学人的回忆录、日记等记述外，相关记述尤有欠缺。故而，对1937年前后，中国史家所面临的社会环境、学人的心理状态、留守或南迁的艰难抉择等问题予以论析，实有利于对战时知识界状况的真实了解和体认。
20世纪30年代，日渐危急的外患使得当时一度追求考据、整理国故的学者不得不走出书斋，转向“外在”的经世之学，由纯粹学术到经世救国的转变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日本在军事上的步步紧逼，东三省陷落，随之又有塘沽协定等的签订，作为中国政治与学术中心的北平，俨然成为不设防城市。面对于此，北平学术界即通过自身努力而发起抗日侵略的舆论动员与民众宣传。然而，从史家具体的遭遇来看，其群体的分化更多的是发生于1937年前后。
(一)随高校而南下者
七七事变后，北平的非教会高校多选择南迁，而凭依于高校的学人亦多随之南下。当时南迁的高校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纷纷南下重组。另外，一些专业性的学术研究机构如北平研究院等，亦辗转南迁，逃离沦陷之域。但是，也有不少学人因如下原因，而未能随校南下。
首先，资金短缺为学人南下的一大障碍。北平沦陷后，时局日渐危急，而部分学人的南下之途倍感艰辛，资金的匮乏是一个重要原因。以北大学人的处境而言，时任北大秘书长的郑天挺作为北大最后一批南下的学人，较为真实地记述了当时政治环境和学人心态：“当时教职工到校者寥寥可数，多数同仁都想早离危城，但又无路费……未走教授如孟森、罗常培、邱椿、毛子水、陈雪屏等也多次开会，建议给低薪职工每人发30元维持费。”[4]学人多有离城南下之心，然因南下费用缺少，而难以成行。
由于时局不明，当时学人中多有留守打算，就连南下途中的胡适在给郑天挺的信中亦言：“台君(台静农)见访，知兄与莘(罗常培)、建(魏建功)诸公皆决心居留，此为最可佩服之事。鄙意以为诸兄定能在此时埋头著述，完成年来未完成之著作。人生最不易得的是闲暇，更不易得的是患难——今诸兄兼有此两难，此真千载一时，不可不充分利用，用作学术上的埋头闭户著作。……弟唯一希望诸兄能忍痛维持松公府内的故纸堆，维持一点研究工作。将来居者之成绩，必远过于行者，可断言也。”[5](733-734)以今日视之，胡适对时局之变化并未有全面而深刻的判断，仍寄情于留守之学人能继续从事整理国故的工作。所谓“闭门著述”，在学人生活维艰之时，已实难维系。此间，郑天挺亦有被日宪兵队逮捕之虞，且有亲日派学人钱稻孙等前来游说。不久，留守学人收到寄款，南下之路方得以成行。仅就郑天挺而言，此时南下，丧妻别子，其间压力又非常人可比。而学人南下，又多为仓皇进行，容肇祖即言：“北平沦陷，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合并为长沙临时大学，我不得不离开辛苦节俭购买的一些书籍，这时心情之乱，难以形容，仓促只身南下，什么也不能带。”[6]
其次，学人因身份不同，待遇不免有迥然之别。当时北大对南下学人的优遇，主要面对教授、副教授，而讲师、助教则不在此列。身为北大文科研究所助教的邓广铭即遇到这一困境：“抗日战争开始后，史语所南迁，北大也南迁，因为迁徙的最终地点定不下来，所以当时北大当局规定，只有教授、副教授可以去，讲师、助教不去。我留在北京，每天到北京图书馆善本书阅览室去看书。”[7]直到1939年，邓广铭收到傅斯年安排其任北大文科研究所高级助教的信函，方才南下就职。邓氏无疑是幸运的，因其此前撰写“辛弃疾(稼轩)年谱”及“稼轩词编年笺证”，而入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科学研究补助金当选人名单”，并获得1200元国币的补助。⑤此项补助，无疑对其在沦陷区北平的生活与学业助益良多。时任北大讲师的熊十力即没有如此幸运，七七事变后，教授可以到西南联大报到，仍能教书，不致失业，而熊先生不是教授，1939年迁到大后方，被拒绝收容，任他漂泊西南天地间达八年之久。[8]
可以说，当时“北平学界之士已纷乱不堪，有职守者，或随校内迁，或应聘他校，多以生存兼治学为准则”[9]。而无职者则不免面临着流亡与生存的威胁。曾经担任顾颉刚私人助理的童书业，即因在北平无公职，不得不流落于上海。
(二)因政治迫害而离校者
部分史家因战前激昂的经世态度而招致日人嫉恨，不得不在北平沦陷之时，离城他去。顾颉刚即为一例。七七事变前，顾颉刚因创办通俗读物编刊社，发行抗日色彩明显的刊物，如《民众周报》，即因“抗日色彩浓厚，冯焕章先生又有诗文刊入，遂遭日人嫉忌，于昨日由上海捕房到梧州路、福州路两处开明书店查抄，取去万余册，将在特区法院起诉”。[10](644)顾颉刚又一度担任燕大中国教职员会理事长，首倡《对时局宣言》，主张中日交涉绝对公开，不辱主权，更招致日人干涉。[11]《顾颉刚日记》亦言：“日人开欲捕者之名单，颉刚列首数名，似有不能不走之势。”[10](667)最终，在北平沦陷之时，顾颉刚被迫潜离北平，应傅作义之邀去绥远襄助西北教育事宜。
燕京大学的沈兼士，与同人英千里、张怀、董洗凡等教授秘密组织“炎社”(取顾炎武的“炎”，以识抗日)。不久扩大组织，改为“华北文教协会”(简称“华北文协”)。其宗旨是：一方面消极地以不屈服不合作的态度对付日本人，暗中提倡高风亮节、为人师表、以身作则，用无言之教，感召学子。另一方面则积极地发扬民族思想、爱国精神，以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名言，号召文教界人士参加沦陷区的抗战活动。[12]后招致日人缉捕，而被迫南下。
(三)为保全名节而被迫南下者
部分学人虽有留守打算，然为保全名节计，亦不得不南下。如陈寅恪，因其父陈三立病逝，持家守丧之故，迁延时日后，方辗转南行。而陈氏本有短暂留守之意：“寅恪甚赞同宓隐居北平读书一年之办法。惟谓春间日人曾函邀宴于使馆。倘今后日人径来逼迫，为全节而免祸累，则寅恪与宓等，亦各不得不微服去此他适矣。”[13](219)萧公权亦有暂留的想法。然时局危急，学人留守不免遭受日人逼迫，且有失节之虞，故而为保全节操计，也是大部分史家南下的一个重要因素。其他学人，如作为“陈(陈垣)门四翰林”之一的柴德赓，虽身居辅仁大学讲席，于1942年离平南下，亦是出于保全名节、不为亡国之史的情结使然。
当然，很多学人的南下是诸多因素综合使然的结果，上述所论，亦为南下诸多因素中的几个侧面而已。以身为燕京大学讲师的谭其骧而言，“‘新民学院’就曾多次派人来拉谭其骧去该院任教，并开出每节课100元的高价。他(谭其骧)在燕京大学始终是兼任讲师，既未转为专任，更难提升为副教授。邓之诚为此深为不平，让王钟翰向洪业说项。洪业直截了当告诉王钟翰，像谭其骧这样没有哈佛或美国大学背景的人在燕京没有什么前途，不如到其他学校发展。”[14]一方面伪大学高薪相邀，另一方面在燕大则薪水微薄，且晋升无望，在此背景下，谭其骧转至南迁的浙江大学任教。
二、留守之史家
如果说部分学人激于爱国之义愤、民族情结之驱策而毅然南下的话，那么，对于留守的学人而言，则因所处环境的复杂难辨，学人的避而不谈，后世评判的苛责偏失，而使得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尤为缺失。虽同为留守者，然缘由各异。
(一)老、病、家累难以成行者
当时，北平史家因不事敌伪，遭病疾而逝的有孟森、钱玄同等人。最初，北大南迁时，校方承认的留平教授有4人，分别为周作人、孟森、马裕藻和冯祖荀。孟森曾有诗文规劝伪满洲国“国务总理”、旧友郑孝胥，弃任伪职，未果，从此与数十年老友绝交。1937年冬，北平沦陷后，日本宪兵前往北大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向孟森强迫索取宣统元年(1909年)测绘俄蒙交界地图原本。因孟森曾撰文考证这一地区，地图曾刊载津、沪两地《大公报·图书周刊》，名为《宣统三年调查之俄蒙界线图考证》⑥。此事被日人注意，派兵强索，胁其交出，先生终因不堪屈辱而致疾发。周作人亦言：“(一九三七)十一月廿九日，在北池子一带的孟心史先生家里。孟先生已经卧病，不能起床，所以在他的客房里作这一次最后的聚谈，可是主人也就不能参加谈话了。”[15]孟森作《北平史迹丛书序》时，署为“二十六年岁首”，不想一载之后，即郁郁而逝。南迁学人闻讯后，于《治史杂志》第二期刊登了罗莘出《孟心史先生的遗诗》、罗庸《忆孟心史先生》、郑天挺《孟心史先生晚年著述述略》等纪念孟森之文。其他学人如钱玄同，于1939年春因病而逝，而《古史辨》第七册，亦有纪念钱氏之意。
另外，如俞平伯，南下未成，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父“陛青先生年高多病，只好留平照料”。[16]而辅仁教员柴德赓选择留守孤城，则与妻子临产有莫大关系。[17]
亦有部分学人，为家庭生计之故，不得不接受伪大学之职，亦多属无奈之举。比如，作为禹贡学会成员的吴丰培，在主持者顾颉刚离开后，与赵贞信等人负责保管学会产业。然则，家庭之压力甚大，“上有七旬严亲，下有六个幼龄子女，九口之家，一人肩负”，难以成行，只得在中国大学、辅仁大学兼课，然薪酬微薄，“实难维持食口众多之生计。不得已乃就伪北京大学农学院、文学院、女子师范学院、师范大学等校讲课”。[18]当时，迫于生计，而一度任教于伪北大的史家有冯承钧、瞿兑之、谢国桢、刘盼遂、容庚等人[19]。可以说，当时学人兼课于伪大学，多因生计所迫使然，与周作人、钱稻孙等恭事敌伪、担任职务者，实有迥异。
(二)凭依高校而留守者
北平沦陷后，部分高校如清华、北大、师大等皆南迁，校中学人亦多随之南下。存留于北平(日本占领北平后，曾将其改名为北京，今仍用旧称)的高校，仅有燕京大学、辅仁大学以及私立的中国大学等。
留守的学人，多蛰居读书、闭门著述，以不事敌伪、保持民族气节为己任。不愿辱节到敌伪大学任教的，纷纷转至教会学校及私立大学。以中国大学而言，“聘请清华燕京留平教授到中大任教。清华中文系主任俞平伯到中大任中文系主任。燕京齐思和任史学系主任，翁独健、张东荪等人亦至。”[21]又如张岱年，即因与南下学校失去联系，即蛰居北平数年，1943年方谋得私立中国大学之聘。[22]此间，张岱年、王森、翁独健、张遵骝、韩镜清、成庆华、王葆元、张恒寿等人，还成立了三立学会，以求保持民族气节、促进学术研讨。[23]
因教会大学的背景，抗战时期的辅仁大学与燕京大学得以存留。以辅仁大学而言，学者多转至此地，“虽然工资少，他们也以保持民族气节为重，坚决不为敌伪所用。当时国文系教师有：沈兼士教文字学，高步瀛教汉书，赵万里教校勘学，陆宗达教说文，戴君仁教文选，储皖峰教文学史，陈君哲教马氏文通，周祖谟教等韵学。”[24]其历史系即有张星烺、陆懋德、朱师辙、邓之诚、韩儒林、赵光贤、柴德赓等人；国文系有沈兼士、余嘉锡、罗常培、魏建功、孙人和、顾随、陆宗达、赵万里、孙楷第、刘厚滋、刘盼遂、启功等人。其中，邓之诚、孙楷弟等，即是在燕京大学解散后，转至辅仁大学任教的学人。部分留守的史家，亦多有南下之心，然受诸多因素掣肘，而难以成行。以陈垣而论，本有南下打算，1943年“悉得大汉奸曹汝霖将出任辅仁大学董事长，与高足柴德赓商量，计划离开北平南下，因校务长雷冕等人涕泣相留，未能成行”[25]。陈垣的一位学生这样回忆道：“北平沦陷后，我曾去看他，他说：‘迟早还是得走！’一转眼已是五年半了，他为着职务(辅仁校长)的关系，始终留在北平维持这最后一所大学。”⑦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为辅仁大学计，陈垣选择了艰辛备尝的留守一途。
作为留守者的史家群体，或相互砥砺志节，进行潜在抵抗；或闭门谢客、力图绝缘于政治纷扰，潜心著述；或以遗民孤臣自比，茕茕立于学界之外；或迫于政治与生存的压力，而徘徊于爱国正义与屈节事伪的嫌疑之间。作为留守者，特别是被视为社会良知代表的知识分子，似乎又遭受了比普通民众更为严格的道德评判。
三、结语
1937年前后的北平史家，其留守或南迁，可谓各有缘由：有随校而迁者，因避免政治迫害而离校者，更有为保全名节而被迫南下者。留守北平的学人，则部分因所执教的学校未能南迁，而选择留守；部分史家因为老、病及家庭拖累，甚而资金短缺，而难以成行。故而，在爱国的名义下，史家的南下与留守，实有更为具体而细致的考量。对此问题稍加辨析，可使得我们对南迁者的正义性与留守者所面临的压力问题，有一个更为真切的了解。
首先，后世学人对身处沦陷之地的史家，不免抱有如罗志田所言“倒放电影”式的论列与评判。⑧然而，战时学人对时局的观感、自身遭遇的态度，似有必要予以重新审视。
其次，我们也会发现：“知识分子常常坚守着比普通人更高的标准。而这些标准往往忽视了自己或亲人的利益。因此，当北京高校的教职员工在去留之间徘徊时，许多人不得不在爱国主义所要求的离去和举家(包括老态龙钟的父母)迁往外地的担忧间权衡。”[26]当时的学人在爱国主义的感召下，别妻离子，毅然南下，此又为可佩可敬者。而另一方面，部分学人的留守亦是多重因素权衡的结果。即如北大对教员南下的不同待遇而言，讲师、助教本就薪水微薄，又因学校南迁之地未定，“只许正副教授南迁，讲师、助教暂留北平或家乡待命”[27]，那么，学人何以南下？又如，在遭遇资金困难，家累困扰，而又少有积蓄可言的情形下，学人南下所遭受的压力与困境，与条件优厚者相较，似又应分别视之。再次，在抗战胜利后，留守学人所遭受的评判压力，则又使得对这一问题的检讨变得更具敏感性。正如钱穆所言：“其实抗战八年，留在沦陷区者，惶恐困厄，与逃避后方等，初无大异。及胜利回都，沦陷区乃如被征服地，再教育之呼声，甚嚣尘上，使沦陷区人民心滋不安。”[28]而留守者的压力则在后来更为复杂的情势中，更为纠葛地表现出来。
综而言之，既有对于留守者与南迁者的探讨，更多地局限于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层面，这一诠释路径确能解释史家虽有地域之别，而爱国情结彰显不灭的精神，且从整体上论析了战时中国学人的精神品格与治学取向。然而，在史家个体面临去留问题的权衡上，对其所面临的政治迫害、生存压力、家庭束缚，以及面对纷乱时局而做出的去留抉择等问题。放置于具体的环境中，予以个案式的分析，似可对战时学人的著述环境和政治心态有一个更为全面而合理的认知。
注释：
①以抗战时期的知识分子为对象的研究有：王金鋙《抗战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魏继昆《国统区抗日知识分子的历史轨迹及其贡献》(东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1996年)；林志宏《战时中国学界的“文化保守”思潮(1941-1948)—以〈思想与时代〉为中心》(国立“中央大学”历史系硕士论文，1997年)；张红《抗战中内迁西南的知识分子》(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闻黎明《抗日战争与中国知识分子——西南联合大学的抗战轨迹》(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等。相关论文有：桑兵《抗战时期国民党对北平文教界的组织活动》(《中国文化》，2007年第24期)则是从政、学关系上，论述了战时北平文化界学人倾向问题；王奇生《战时大学校园中的国民党：以西南联大为中心》(《历史研究》，2006年第4期)，论述了西南联大知识分子，其学术分合背后政治因素的影响，其探讨视角皆值得借鉴；崔巍《抗战时期沦陷区的学术研究及知识分子状况述论——以1940年至1945年南京市为例》(《民国档案》，2007年第3期)，论述了沦陷区南京知识分子群体的分化。
②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集刊编辑委员会：《史学集刊》，1944年8月，第4期，第100页。
③燕京大学历史学会出版：《史学年报》，第3卷第2期，1940年12月，第186、187页；《图书季刊》，第4卷，1943年第1、2合期，1943年3、6月版，第187页。
④值得注意的是，桑兵《抗战时期国民党对北平文教界的组织活动》(《中国文化》，2007年第24期)则是从政、学关系上，论述了战时北平文化界学人倾向问题；王奇生《战时大学校园中的国民党：以西南联大为中心》(《历史研究》，2006年第4期)，论述了西南联大知识分子，其学术分合背后政治因素的影响。此外，马嘶《1937年中国知识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以通俗的笔墨，对平、津、沪的知识分子作了个案式的介绍，涉及的史家有陈寅恪、郭沫若、吕振羽、郑天挺、魏建功等人，但文学色彩较浓，多描述而少论析。
⑤《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第十三次报告》，1938年6月，南开经济研究所特藏部藏书，内列“邓广铭：国立北京大学学士，历史学，‘辛弃疾(稼轩)年谱’及‘稼轩词编年笺证’，金额：1200元国币。”当时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的董事长蔡元培，副董事长孟禄、周诒春，名誉秘书胡适。胡适在此申请中助力颇多，而邓广铭成为历史学类奖金的惟一获得者。
⑥《图书季刊》1936年第3期，亦转载《宣统三年调查之俄蒙界线图考证》一文。
⑦朱海涛：《北大与北大人——陈垣先生》，《东方杂志》，第40卷第7号，1944年4月15日。方豪则认为，陈垣留守孤城北平，盖因“先生最爱书，视同生命，抱残守阙，不愿远行”。(方豪：《对日抗战时期之陈援庵先生》，自《陈援庵先生全集·书信附录》，台北：新文丰出版社，1993年，第662页。)
⑧王汎森亦注意到这一倾向：“对某一定点上的历史行动者而言，后来历史发展的结果是他所不知道的，摆在他面前的是有限的资源和不确定性，未来对他而言是一个或然率的问题，他的所有决定都是在不完全的理性、个人的利益考量、不透明的咨询、偶然性，夹杂著群众的嚣闹之下作成的，不像我们这些百年之后充满‘后见之明’的人所见到那样完全、那样透明、那样充满合理性，并习惯于以全知、合理、透明的逻辑将事件的前后因果顺顺当当地倒接回去。”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新史学》14卷4期，2003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