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部城市群如何实现了对东部城市群的增长赶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城市群论文,实现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230(2013)05-0025-08
一、引言及文献回顾
城市群(带)是引领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增长极，美国经济对英国经济的超越离不开五大湖城市群和东部沿海城市带的崛起，20世纪90年代后美国经济持续增长离不开西海岸城市带的崛起。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和地区差距不断扩大直接来源于东部沿海城市群的崛起。21世纪以来，中西部地区的许多省区将促进城市群发展作为加快经济增长的主要举措，城市群经济快速增长带动了中西部省区经济快速增长，并实现了对东部省区经济增长速度的赶超。从表1可以看出，在2000～2004年和2005～2009年两个时期，东部地区后一个时期的5年平均增长率离差比前一个时期明显下降，且东部城市群下降更为明显；中西部地区后一个时期的5年平均增长率离差比前一个时期明显上升，中部城市群和典型西部城市群上升更为明显。东部城市群增长极增速下降导致了东部地区增长放缓，中西部城市群增长极增速上升导致了中西部地区增长加速，这说明城市群是带动中西部地区实现经济赶超的核心区，促进中西部地区主要城市群发展是缩小中国地区经济差距、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抓手。然而，迄今为止，关于中西部城市群对东部城市群经济增长赶超的实现机制还缺乏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
最初，对中国经济收敛和落后地区赶超的实证研究是基于新古典增长理论进行的。魏后凯利用新古典增长模型发现中国省区的经济增长收敛具有阶段性特征，20世纪80年代之前经济增长具有收敛趋势，80年代之后趋于发散[1]。刘强研究发现在1981～1998年间劳动力大规模的区际迁移是中国经济增长收敛的重要原因，新古典资本收益递减赶超机制并没有起作用[2]。紧接着，一些学者检验了新增长理论赶超机制的作用。徐现祥和李郇研究发现，落后城市的增长赶超存在新古典理论赶超机制和新增长理论技术扩散和技术转移赶超机制[3]。赵伟和马瑞永以及史修松和赵曙东对中国省区的经济增长研究也同样发现，落后地区的赶超机制不仅包括新古典理论资本收益递减机制，还包括新增长理论赶超机制[4][5]。
新经济地理学将空间因素纳入内生增长理论，强调技术进步和经济聚集的相互作用，研究发现经济集聚和经济增长是一个相互影响的内生化过程[6][7]，也就是说，经济集聚是影响赶超的重要因素。张艳和刘亮以及章元和刘修岩利用中国城市的数据发现，经济聚集显著地促进了经济增长[8][9]。范剑勇研究认为，经济集聚程度差异造成的劳动生产率差异是导致区域差距不断扩大的重要原因[10]。陈得文和苗建军利用中国省域面板数据研究发现，经济集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在中西部地区表现更为明显[11]。刘修岩等利用中国城市数据进一步实证研究发现，经济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与经济发展阶段有关，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经济集聚促进经济增长，但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经济进一步集聚会阻碍经济增长[12]。以上实证研究说明，经济聚集和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程度在不同地区存在差异，这可能是影响落后地区赶超的因素之一。
一些研究表明政府扶持之手也是影响落后地区赶超的重要因素。Devarajan等利用43个发展中国家的数据，发现政府支出占GDP比重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作用[13]。靳春平利用我国1978～2005年的数据运用VAR模型研究发现，东部地区财政公共支出的经济增长效应大大低于西部地区[14]。范小云发现中国公共资本的边际产出弹性具有区域差异性，东部地区公共资本的产出弹性显著低于中西部地区[15]。
本文通过对中西部城市群和东部城市群经济增长因素的计量回归比较分析，检验新古典理论赶超机制、新增长理论赶超机制、新经济地理理论赶超机制以及政府扶持之手对中西部城市群实现赶超的作用，这是本文的研究特色之一。本文的另一特色是，以城市群的地级市为研究样本，减轻了以中国省区为样本的实证研究中可能存在的样本内部异质性较大的问题，和以所有地级市为样本的实证研究中可能存在的样本之间异质性较大的问题。
二、理论分析：地区间比较优势变化与赶超假说的形成
中国地区间比较优势变化是落后地区能够实现对发达地区赶超的根本原因。地区间比较优势变化为新古典理论赶超机制、新增长理论赶超机制、新经济地理理论赶超机制以及政府“扶持之手”的作用发挥提供了条件。东部地区经过改革开放30年来的快速发展已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利用劳动和土地要素成本低的比较优势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已经失效，必须通过转移传统产业和经济结构升级，利用技术、人力资本的比较优势来推动经济增长。东部地区原有比较优势的丧失，使得中西部地区劳动和土地要素成本低的潜在比较优势转化为现实比较优势。地区间比较优势变化使得雁阵式产业转移在中国地区之间发生，为中西部地区利用经济扩散实现赶超提供了条件。然而，经济扩散不可能涉及中西部地区所有的空间，那些经济集聚程度高的空间，更容易利用发达地区的经济扩散实现超常规增长，中西部省区的城市群就是这样的空间。
地区间比较优势变化和中西部城市群较强的产业转移承接能力，使得中西部城市群经济增长的稳态人均资本存量增大，依据新古典增长理论，距离稳态人均资本存量较远的经济体，资本积累的产出贡献率较大，这是中西部城市群实现赶超的新古典理论赶超机制。具体来说，东部城市群工业化已基本完成，所有劳动力几乎全部进入真正的劳动过程，受资本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影响，产出随资本存量增加而较少。处在工业化发展阶段的中西部城市群，人均资本存量低，且有大量的劳动者有待参与真正的劳动过程，这使得虽然从每个劳动个体上看，受资本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影响，产出随资本增加而较少，但从经济总体上看，过去没有资本的劳动不断进入真正的劳动过程，导致资本存量增加和产出同步增长，将这一过程平均到每一个劳动者，则得到人均产出随资本存量增加而较快增长的结论[16](P89－92)。另外，在工业化阶段就业人口由低生产率的农业部门向高生产率的非农部门转移加快，也使得中西部城市群的资本积累具有更大的产出增长率。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说1：在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方面中西部城市群大于东部城市群。
一般来说，在工业化阶段工业是技术进步的主要部门，在后工业化阶段工业部门对技术进步的贡献减小，技术进步主要来源于服务业部门[17]。在中西部城市群通过承接产业转移取得工业经济快速增长和东部城市群尚未实现服务经济快速发展的情况下，中西部城市群可获得比东部城市群更快的技术进步。另外，中西部城市群利用了东部地区的技术扩散也是其技术进步较快的重要原因。以上是中西部城市群实现赶超的新增长理论赶超机制。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说2：中西部城市群可获得比东部城市群更快的技术进步。
20世纪末，东部城市群依靠要素成本低的比较优势和工业FDI结合，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实现了经济起飞。目前，劳动密集型工业FDI已不再是东部城市群的比较优势，但与中西部城市群的比较优势是相吻合的。东部城市群一些工业FDI向中西部城市群转移，会促进中西部城市群的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推动中西部城市群经济快速增长。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说3：在工业FDI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方面中西部城市群大于东部城市群。
经济集聚是促进经济增长还是阻碍经济增长，取决于集聚正效应和集聚负效应的相对大小。在发展的初期集聚程度低，集聚负效应和正效应都比较小，承接发达地区产业转移，有利于增加集聚正效应加速经济增长。当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一定程度之后，集聚负效应较大，在工业集聚尤其是传统工业集聚难以获得较大的集聚正效应情况下，经济集聚增长效应会下降。中西部城市群工业经济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大于东部城市群，这是中西部城市群实现赶超的新经济地理理论赶超机制。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说4：在工业经济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方面中西部城市群大于东部城市群。
在经济发展初期阶段，落后地区的赶超离不开政府的扶持之手。在经济发展初期阶段公共基础设施相对不足，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的互补效应大于挤出效应，政府公共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大。在经济发展后期阶段公共基础设施不足得到了缓解，同时市场化水平提高使得许多公共品由私人投资完成会更有效率，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的互补效应小而挤出效应大，政府公共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下降。从技术进步角度来看，通常在发展初期阶段技术进步主要依赖于模仿和引进，财政扶持技术进步的作用明显；在发展后期阶段技术进步主要依赖于自主研发，减少财政干预，为企业提供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对技术进步具有更大的作用[18]。从人力资本角度来看，在发展初期阶段企业家缺乏在市场经济中的历练，尚不具备全方位的人力资本，作为对企业家能力的补充，政府有必要履行更为积极的经济职能[19]。从制度安排角度来看，在发展初期阶段市场缺失比较严重，政府通过非正式制度安排弥补市场缺失，有利于动员和组织经济资源促进经济增长；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市场发育的成熟和经济决策复杂性增加，使得政府通过非正式制度安排动员经济资源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下降，而市场正式制度安排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增强[20]。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说5：在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方面中西部城市群大于东部城市群。
假说6：在市场化水平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方面东部城市群大于中西部城市群。
三、计量模型、样本选择和估计方法
(一)计量模型
本文借助沈坤荣和付文林建立的以Barro模型为基础的经济增长模型[21]，通过对东部城市群和中西部城市群经济增长因素的回归比较，检验理论分析所提出的赶超机制和研究假说。假定生产函数为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式(3)中下标i表示地区，t表示年份，μ为地区固定效应，ε为误差项；
为人均GDP增长率，
为上一期的人均GDP增长率，项是为了控制经济增长的动态特征；y为人均GDP，gov为政府支出GDP占比，s为投资率。en为劳动增长率、技术进步率和折旧率三者之和；h为人力资本水平，densi为工业集聚程度，trans为交通发展水平；open为工业FDI在经济中的比重，market为市场化水平，因这两个指标为比例指标没有对其取对数。
人均GDP增长率(g)用《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提供的可比人均GDP增长指数衡量，根据这一数据还得到了以2000年为基期的可比人均GDP。投资率(s)为固定资产投资与GDP的比值。采用MRW的做法，将技术进步率与折旧率之和设为0.05[22]，则en为0.05加劳动增长率(n)。人力资本水平(h)用每万人中高等学校学生数度量。
工业FDI在经济中的比重(open)用规模以上工业外商投资和港澳台投资企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表示，这一指标较好地捕捉了存量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政府支出GDP占比(gov)为政府支出与GDP的比值。市场化水平(market)用非公有企业城镇就业数占城镇就业总数的比重表示。工业集聚程度(densi)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与城市辖区面积的比值测度。交通发展水平(trans)用每平方公里等级以上公路里程表示，福建省地级城市缺失等级以上公路里程数据，用每平方公里公路里程数代替。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同时利用了部分省区的统计年鉴，对前面两种年鉴中缺失的部分数据进行补充。样本时间段选择为2000～2007年是因为2009年后的统计年鉴没有提供地级城市工业增加值的完整数据。这一样本期也恰好避免了2008年金融危机以及中国政府为应对金融危机所进行的大规模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冲击。
(二)样本选择
《中国发展报告2010》依据中国城市群在规模、发展基础以及水土自然条件等方面的特点，对城市群的发展方向进行了科学区分[23](P126－141)。该报告指出：环渤海地区(包括京津冀、辽中南和胶东半岛)、长江三角洲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开发强度较高、资源环境承载力有所减弱，应通过优化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优化开发；哈长地区(包括黑龙江省的哈大齐和吉林省的长吉地区)、闽东南地区、江淮地区、中原地区、长江中游地区(包括湖南的长株潭城市圈、湖北的武汉城市圈、江西的昌九城市带)、关中地区、成渝地区、北部湾地区，资源环境承载力强、经济基础和人口条件好、集聚经济能力强，是近期的重点开发地区；冀中南地区、晋中地区、呼包鄂榆地区、黔中地区、滇中地区、藏中南地区、兰州—西宁地区、宁夏沿黄河地区、新疆天山北坡地区，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对较强、具有一定的集聚经济和人口条件，特别对平衡国土空间开发、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应培育开发。考虑到中西部地区培育开发的城市群集聚经济能力还比较弱，研究样本没有包括中西部地区培育开发的城市群。东部城市群样本和中西部城市群样本分别所包含的城市见表2。
(三)估计方法
计量方程(3)中不仅存在滞后被解释变量内生性问题，而且集聚程度、投资率、政府支出占比等变量也存在内生性问题。在难以获得外生工具变量的情况下，动态面板广义矩法可较好地解决模型估计的内生性问题，尤其是对于“小时间维度，大截面维度”面板数据，动态面板广义矩估计可获得较好的估计结果[24]。方程(3)的估计使用动态面板系统广义矩估计(SYS-GMM)两步估计法，它克服了动态面板差分广义矩估计DIF-GMM的弱工具变量问题，而且两步估计的稳健性好于一步估计。为了避免在小样本的情况下，工具变量太多造成的估计偏误，在xtabond2估计命令中使用collaps选项以减少工具变量数。
SYS-GMM估计使用自回归AR检验和过度识别检验判断工具变量的有效性。过度识别Sargan检验在小样本情况下易产生向下的偏误，而且在SYS-GMM两步估计中Hansen检验比Sargan检验更稳健，因此我们使用过度识别Hansen检验。另外，我们还根据两个操作层面上的要求判断GMM估计的可靠性：第一，GMM估计应尽可能满足工具变量数不超过截面数；第二，被解释变量滞后项的GMM估计值介于Pooled OLS的估计值和固定效应的估计值之间。
四、计量结果及解释
表3为方程(3)的估计结果，由表3可知：(1)AR检验结果没有拒绝一阶差分方程误差项不存在二阶序列相关性的原假设，Hansen检验也没有拒绝工具变量与误差项不相关的原假设；(2)人均GDP增长率滞后项系数的SYS-GMM估计值介于Pooled OLS估计值和固定效应模型估计值之间；(3)没有违背工具变量数不大于面板数据截面数的拇指法则。因此表3中SYS-GMM的估计结果是可靠的，可以用作实证分析。
由表(3)可知，东部城市群和中西部城市群的人均GDP增长率滞后项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人均GDP增长率具有动态效应，上一年的增长显著影响次年的增长。东部城市群和中西部城市群的交通发展水平系数均显著为负，这可能是因为连接城市之间的等级公路建设投资主要来源于地级市的上级政府，增长越慢的城市交通水平往往越落后，得到的上级政府交通投资越多。还有一种可能是因为经济落后城市的交通水平提高产生了较大的回流效应，即落后地区交通条件改善导致较多的经济资源流出本区，从而表现出交通水平对城市经济增长产生负向效应。
东部城市群人力资本的估计系数明显大于中西部城市群，说明东部城市群与中西部城市群在比较优势上存在差异，即东部城市群在发展高技术产业上具有比较优势，而中西部城市群在发展传统产业上具有比较优势。与新古典增长模型的预测相反，lnen估计值为正，说明人口增长会促进经济增长。这一结果与周业安等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原因是迁入城市群的劳动者人力资本水平较高，这些人进入城市会促进技术进步，导致该地区人均产出进一步提高[25]。东部城市群的lnen是显著的，中西部城市群的lnen是不显著的，并且东部城市群的lnen估计值明显大于中西部城市群的lnen估计值，进一步说明了以上东部城市群和中西部城市群的比较优势差异。
投资率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中西部城市群估计系数是东部城市群估计系数的1.7倍，说明资本积累对中西部城市群经济增长具有更大的作用。这和假说1是一致的，表明新古典资本报酬递减赶超机制是中西部城市群的赶超机制之一，中西部城市群处在投资驱动经济增长阶段，而东部城市群已迈出投资驱动经济增长阶段。
中西部城市群上一期的人均GDP的估计系数为－4.554且非常显著，东部城市群上一期的人均GDP的估计系数值为－1.1805且不显著，说明中西部城市群比东部城市群具有更快的收敛速度。人均GDP水平反映了技术水平高低，中西部城市群作为发达地区技术扩散的主要接纳者，中西部城市群中的落后城市具有更大的技术进步空间，因而可获得更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东部城市群的技术进步主要来源于国外引进和本地技术创新，技术水平高的城市具有更强的国外技术引进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这可能是东部城市群没有出现明显收敛特征的主要原因。以上结果和假说2是一致的，这说明了新增长理论赶超机制的存在。
工业FDI产出占比对中西部城市群人均GDP增长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对东部城市群人均GDP增长率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这和假说3是一致的，说明东部城市群存量工业FDI已偏离了地区发展的比较优势，为适应地区比较优势变化，转移传统产业FDI、加快产业升级是东部城市群实现持续增长的主要方向；对于中西部城市群来说，积极承接东部地区工业FDI产业转移，发挥要素成本低的比较优势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方向。通过存量FDI的空间配置调整，将东部地区存量FDI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既有利于东部城市群通过产业升级实现经济持续增长，也有利于中西部城市群实现赶超式的经济增长[26]。
中西部城市群工业集聚程度每提高1％，人均GDP增长率平均提高2.682个百分点；东部城市群工业集聚程度每提高1％，人均GDP增长率平均提高0.3257个百分点。中西部城市群工业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较大，而东部城市群工业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比较小，这与假说4是一致的，说明了新经济地理理论赶超机制的存在。因此，从发挥集聚经济增长效应的角度来看，将一些传统工业从东部城市群转移到中西部城市群也是必要的。
中西部城市群政府支出GDP占比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东部城市群政府支出GDP占比的估计系数为正但不显著，并且前者是后者的6.4倍，这与假说5是一致的。东部城市群市场化水平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中西部城市群市场化水平的估计系数为正但不显著，并且前者是后者的2.3倍，这与假说6是一致的。以上研究结果说明，对于处于经济起飞发展阶段的中西部城市群来说，政府扶持之手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但对于进入创新驱动增长阶段的东部城市群来说，减少政府干预、更多地发挥市场的作用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方向。
五、结论和政策含义
21世纪以来，中西部地区实现了对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赶超，但目前对中西部地区如何实现了对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赶超还缺乏全面的实证研究。本文运用中国城市群的地级城市面板数据，通过对东部城市群和中西部城市群经济增长因素的回归比较，实证分析了中西部城市群的赶超机制，研究发现：赶超机制来源于新古典理论赶超机制、新增长理论赶超机制、新经济地理理论赶超机制以及政府扶持之手的作用；东部地区原有发展比较优势丧失，使得中西部地区要素成本低的潜在比较优势转化为现实比较优势，是上述赶超机制得以发挥作用的根本原因。
本文的政策含义有三个方面：第一，中国地区间的比较优势已发生明显变化，应加快东部沿海传统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以推动中西部地区快速发展。事实上，近期中央政府正通过在中西部地区设立较多的产业转移示范区，来加快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步伐。从2009年国家批复设立《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以来，2010～2012年国家又陆续批复设立了《广西桂东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重庆沿江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湖南湘南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和《湖北荆州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第二，提高中西部地区城市群经济集聚度，释放经济集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充分发挥城市群对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是中国形成合理的区域产业分工格局、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第三，充分有效发挥政府扶持之手的作用，建设如同沿海城市群的集聚经济圈以加速中西部地区崛起。今后一段时间因为要为承接产业转移提供硬件环境支撑，中西部地区可能仍要保持较大的“生产型财政”比重。东部地区经济增长已由要素驱动阶段过渡到创新驱动阶段，应减少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推进“生产型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变，加快政府职能向市场扶持型转变，充分利用市场的作用推动经济增长。
收稿日期：2013-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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