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心理咨询概念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心理咨询论文,中国传统文化论文,概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72（2009）03－0083－05
一、问题的提出
当代关于心理咨询的概念众说纷纭，且都是西方人基于西方文化构建的。这些概念虽然积极意义明显，但常常深奥复杂，难于记忆。例如，Feltham and Dryden（1993）的定义，该定义的中文翻译逾四百字。[1]中国人是崇尚简易的民族。周易云：“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2]如何根据中国文化的特点，构建一个适合中国人特点的咨询定义，必将推动我国心理咨询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笔者谨根据个人对于中国文化传统和心理咨询的理解，尝试在这方面努力。
二、咨询的使命
人们来咨询，一个直观的理由就是他们的生活遭遇困难、困惑或困扰。具体如工作不顺、情感危机、学业不佳等，不一而足。虽然原因各异，但是反应却多相似。他们很烦恼，他们或郁郁寡欢、或焦躁不安。他们想摆脱这种状态，他们努力，但是没有成功。他们期望专业的帮助。理论家要解决这个问题，不得不回答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困难的本质是什么。周易“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让我们看看周易的回答。周易在《困卦》中说：“困，刚掩也。”且“君子以致命遂志”。[2]大意为困难是由于阳刚为阴柔所掩盖，此时君子当奋力一搏，成就自己的愿望。对于后面一句，当事人已经迈出了脚步，因为咨询需要勇气，当事人来咨询就是一种冒险。但是前面一句，什么是阳刚？什么是阴柔？
1.人心之“刚”
人心之“刚”就是人的主动性。中国现代著名学者梁漱溟从人心的阳刚面对人心做了解读，他说：“心非一物也；其义则主宰之义也。主谓主动；宰谓宰制。对物而言，则曰宰制；从自体言之，则曰主动；其实一义也。心之与物，其犹前之于后，上之于下，左之于右，要必相对待而有见焉。”[3]
梁进一步指出：“认识人心的主动性，宜从其生命自发地（非有意地）有所创新来体认，然后再就人们自觉的主动精神——人们的意志来认取。主动性无他，生命所本有的生动活泼有力耳。”[3]人在思想上每有所开悟，都是一次翻新；人在志趣上每有所感发，都是一次向上。人生有所成就无不资于此。生命是自动的、能动的，是主动的，更是无使之动者。凭空而来，前无所受。主动性和人的自觉性紧密联系在一起。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其实，自觉的主动性不是别的，就是人们意识清明中的刚强志气。譬如有人对于外界环境的困难险阻未尝不看得分明，且在奋斗中再三再四受到挫折，而卒能不屈不挠坚持到底，以制胜于最后五分钟的那种坚毅精神，即其好例。
人的主动性经常表现为人的灵活性和计划性。什么是灵活性？梁指出：“不循守常规而巧妙地解决了当前问题，是谓灵活性；在一时一事的形势变幻中而能随时予以适当应付，总不落于被动，是谓灵活性；出奇制胜是灵活性；闪避开突如其来的袭击，亦是灵活性。总之，灵活性就是生命不受制于物而恒制胜乎。灵活性复有赖于主动性；饱满的主动精神恰为手脚灵活之所自出也。灵活虽是不可能前定的，然却可以避免前定的不灵活，而为灵活预备好条件。”而计划性，梁指出：“计划是人们在其行事之前，却不立即行动，而就其所要解决的问题中那些对象事物，先从观念上设为运用措置一番或多番，以较量其宜如何行动，假定出一个方案或蓝图之谓也。”。人的灵活性和计划性都要求人克服动物性的躁动。躁动是灵活和计划的天敌。梁指出，“人心的灵活性必以主动性内抑制者为前提。躁动非灵活，情急最误事。必也，不动则已，动必准确达到预期效果，斯真表见了灵活性。”
2.人心之“柔”
一阴一阳谓之道，人心有阳刚面，就必有阴柔的一面。如果说阳刚面的核心是人的主动性，那么阴柔面的核心就是人心的执著性。执著是指个体沉溺于某种思维情感之中，不能自拔。在这种执著中，个体为某种思维情感左右，从而丧失了思维与行动的开放性和灵活性，挤压了人心主动性生存的空间。关于执著，佛学进行了很多阐述，并认为有贪、嗔、痴、慢、疑五种基本的形态。下面仅依据佛学，结合儒学以及现代西方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对这五种形态进行分析。
（1）贪婪
贪，贪婪。社会学家A.F.Robertson（2001）指出贪婪是一种本能。[4]贪婪的首义是贪吃，接下来是与性紧密相连的词语，如欲望、贪恋和纵欲等。这二者都是关乎“消耗”的。贪婪比较原始的意义都围绕着消耗，而较近的则是关于无知的积累。随着时代的发展，贪婪从无意识的原始兽性逐渐变为一项更加自觉的物质方面的罪恶：对财富或收益过度的渴求或向往……过多或贪求的欲望。其实，贪婪的对象并不一定是名利财富，也还包含对事务完美的过分追求、对别人的重视和赞美苛求等。不管何种形式的贪婪，都体现了两个本质特征：罪恶和过度。你可以对任何事抱有贪婪之心，而重要的是你到底多想得到它以及你想得到它的多大部分。正是这一点为贪婪涂上了道德色彩并把它和其他更为温和的欲望区分开来。食物、性或金钱本身并非与生俱来即坏，但是对他们追求过甚则无疑是不好的。对于贪婪的意义——总是不断要求得到更多——这种最基本的相对理论为它的定义增加了复杂性。过度的定义并不仅仅是一个数量上的问题，而是它所蕴含的对人做出的比较性判断：这是怎样的人，他与周围人的关系如何。
（2）嗔
嗔，愤怒。愤怒是我们在感到某件事很糟糕或者很不公平时体验到的一种情绪。[5]在大部分情况下，我们因为觉得不公平而将愤怒别人；然而有时候我们的愤怒是指向某个实体，例如某个组织、政府、体系乃至整个世界。愤怒常常伴随着对欺凌的感知。我们往往在一定程度上感到不安全或者受威胁。愤怒让我们无法清醒而理性地思考。它把我们的注意力从当前的问题移开，让我们关注自己受侵犯、不公以及别人的邪恶，这进而滋长我们的愤怒。愤怒因耿耿于怀而持续并增强。愤怒影响我们的行为方式。当我们感到愤怒时，我们就会失去耐心而意气用事，变得具有攻击性，或者说出让我们后悔的话。频繁的或者强烈的愤怒耗竭我们的能量，影响我们的注意力，让我们不能幸福、和睦地生活。
（3）痴
痴，不智。不智的第一义为不能明辨是非。《孟子·告上》云：“是非之心，智也。”[6]在孟子看来，这种内在于人的辨别是非的能力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重要因素，这种能力弱势丧失则难以称作真正的人，“无是非之心，非人也。”这里的“是非”这个词，就是指人伦社会事务中的对错，符合不符合人伦“理”与“礼”。不智的第二义为不能知人知己。“孔子有时即将“知人”作为“智”的定义，樊迟问“知”，孔子回答说：“知人。”[7]不过，知人与知己紧密联系在一起。鬼谷子云：“知人始己，白知而后知人。”[8]最后，不智指不能认清形势。所谓“识时务为俊杰，知进退为高士。”“智”要求人们实践过程中能够审时度势，行为恰当。一些人时常能对形势进行引人入胜的分析，历史上著名的有赵括和马谡。然而，“精义入神以致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如果这种精彩纷呈的分析不能导出正确的行动，我们就不能认定他能认清形势。
（4）慢
慢，傲慢。傲慢的时候，人们抬高自己存在的价值，贬低他人存在的价值。在傲慢中，人们迷恋自己的某种优势，如“显赫的”出身、“漂亮的”容颜、“巨额的”财富、“如天的”权力、“出众的”才华以及“高尚的”追求等。可是，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天生我材必有用，每个人都有存在的价值。在傲慢中的人们无视他人的尊严，无视自身的不足，这必然导致人际的疏离。人是社会的动物。我们每一件事情的成功，都离不开他人的支持与协作，但是傲慢却恰恰阻止了他人的支持与协作。傲慢的人自我感觉良好，可社会学告诉我们，人的自我形成也是需要他人确认的。傲慢中的人们不再确认他人存在的价值，但是却期待他人确认自己存在的价值，这是一个巨大的矛盾。因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子所不欲，勿施于人。
（5）疑
疑，疑惧。疑惧的时候，人们为自己头脑中的幻象而恐惧。这种幻象有时是自己得了某种严重疾病，有时是考试失败，有时是失业，有时是亲密爱人离自己而去，有时是领导的批评，有时是别人的白眼，等等。“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因为恐惧的对象是尚未发生、尚未证实，所以人们张开想象的翅膀，期望通过想象确定它们的具体形态，以制之。但是因为它是幻想之物，因为人心不断流变，所以它的形态在不停地变化。将它们确定下来实在几乎是一种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且这个确定的过程常常使得幻想之物更加丰富、具体、复杂、混乱，这让人更加烦躁、挫败、恐惧。人们被自己网在了网中央。有恐惧就有逃避，于是人们躁动，本能地、急切地想否定它、压制它、摆脱它。然而，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常常，它在人们的否定、压制中越发坚强、真切。于是，人们卷入了一场与影子的争斗中，精力耗尽，徒劳无益。
以上沿用佛学的观点，列出了执著的五种类型。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是“老瓶装新酒”——仅仅借用了佛学的分类，内容与佛学俨然大相径庭。其外，这种划分是一种人为地划分，实际上五种类型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彼此间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以贪婪为例，一个人热切期待他人的肯定，于是在很多场合都努力付出、牺牲。在其中，他的心理还有三点，其一就是以为自己的付出、牺牲必收获他人的肯定，但实际上一些人并不在意他的付出、牺牲。以为自己要得到他人的肯定，除了付出、牺牲，别无他路。这是一种不智，一种“痴”。其二，他经常惶恐不安，担心他人忽略自己、轻视自己、谴责自己，而使自己颜面扫地。这是一种疑惧，一种“疑”。其三，在自己的付出、牺牲中，痛恨自己如此没有勇气拒绝，痛恨享受他的付出、牺牲的人轻松、粗心、没良心。这是一种愤怒，一种“嗔”。在这个简单的个案中，贪、嗔、痴和疑结合在了一起。另外，对于人心，没有客观的观察者。周易上说：“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同一个问题，不同的人看法自有不同。苏轼说：“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们都是局中人。
3.人心“阴阳”的关系
人心的阳面是主动性，阴面是执著性。一阴一阳谓之道，人性的阴阳两面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任何一面都不能脱离另一面单独存在。从人心的主动性看，没有执著性的挑战，主动性无以彰显，因为沧海横流，方见英雄本色。从人心的执著性看，没有主动性，生命将消逝，执著性亦无以为继。但是，人心的主动性与执著性是有竞争的。人心主动性占优的时候，执著性就会受到抑制；执著性占优的时候，主动性就会受抑。在主动性占优的时候，个体感受到自己的力量，感受到快乐，感受到自在。在执著性占优的时候，就是“刚掩”时分，就是人的烦恼时分。此时，个体经常感到被动、无助。心理咨询就是在此时发生。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执著性占优，但是主动性从未消逝，而这就是心理咨询的希望。成功的咨询要求咨询师帮助当事人“拨开迷雾见青天”，削弱执著性的优势，恢复主动性的活力。当主动性焕发活力，人就会感受到某种自在。因为执著性深植于人的内心，所以这实际上是帮助当事人战胜自我、自在生活的过程。自知者明，自胜者强。战胜自我是很难的，这也是咨询师存在的意义。咨询师在此时刻需要展现自己的能力，去帮助当事人实现他们的愿望，这就是他的使命。
三、咨询与对话
咨询是一种对话。关于对话，俄国文艺理论家巴赫金指出，人类情感的表达、理性的思考乃至任何一种形式的存在都必须以语言或话语的不断沟通为基础，“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9]，对话无处不在，广泛而深入，“……在每一句话、每一个手语、每一次感受中，都有对话的回响”，而且，“人是作为一个完整的声音进入对话。不仅以自己的思想，而且以自己的命运、自己的全部个性参与对话”。咨询何尝不是如此呢？在咨询中，当事人和咨询师都带着各自的历史，各自的个性，各自的思想参与咨询晤谈，期待通过晤谈，走出困境，自在生活。
关于对话，英国思想家戴维·伯姆则指出，对话仿佛是一种流淌于人们之间的意义溪流，它使所有对话者都能够参与和分享这一意义之溪，并因此能够在群体中萌生新的理解和共识。[10]对话追求的不是单方面的胜利，而是“一赢俱赢”，“在对话中，人人都是胜者”。对话追求的是平等、自由、公正地进行交流和沟通。谈话者之间互相尊重彼此的人格、观点和观念，能够形成充分的友谊感和信任。每个人都认真地倾听他人的意见和想法，每个人也都能彻底地表达出他内心深处最真实的想法和看法，然后让不同的观点和意见之间彼此碰撞、激荡、交融，从而让真理脱颖而出。如果要为谈找出一个目的或动机的话，那么谈的意图就是为了实现最自由、最彻底、最无拘无束的交流和沟通，在谈话过程中去探索和发现真知与灼见。戴维·伯姆的观点对于心理咨询具有非常的意义。在一些咨询流派中（如精神分析、认知行为主义和交互分析等），咨询师像巫师一样，似乎把握了太多的话语权和解释权，这实际上妨碍了当事人的充分表达，进而妨碍了当事人的自我救赎。另一些流派中（如人本主义、焦点解决和叙事疗法等），当事人也许拥有了太多话语权，咨询师则像一个魔鬼一样，躲在背后，操纵咨询的进程，这实际上束缚了咨询师的手脚，自然也妨碍了当事人的救赎。也许此时，咨询师当亮出自己的智慧。对话要求咨询师谢绝面具，勇敢地面对挑战。咨询的希望不在当事人身上，不在咨询师身上，因为二者都是受限的人。咨询的希望永远在双方碰撞的火光之上，那火光照亮了前方的路。
四、咨询与艺术
咨询是一门艺术。关于艺术，法国史学家兼批评家丹纳指出：“不论建筑、音乐、雕塑、绘画、诗歌，作品的目的都在于表现某个主要特征，所用的方法总是一个由许多部分组成的总体，而部分之间的关系总是由艺术家配合或改动的。”[11]咨询何尝不是如此？咨询中，当事人提供了无限丰富的信息。但是咨询师只能根据自己教育、个性、心情等自觉或不自觉等抽取若干信息组合起来，形成一个画面、一个模式，来理解当事人，来推进问题的解决。因此，不同的人，他的抽取与组合自有不同。人的抽取与组合常常是基于理论的，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任何理论对于现实都是一种削足适履。这也许是一种遗憾，然而正是这种遗憾成就了咨询的艺术之美。
艺术是关乎时代，关乎文化的。丹纳指出：“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11]我们的咨询也一样，我们咨询师的咨询风格无法逃脱我们文化、我们时代的影响。中国的咨询艺术不可避免地具有中国的特点。关于中国艺术，中国现代著名学者方东美指出：“中国艺术的通性，乃在表现盎然的生意。一切艺术都是从体贴生命之伟大处得来的，我认为这是所有中国艺术的基本原则。”[13]在方看来，中国的艺术家尤擅于驰骋玄思，在创作中宣畅气韵生动的宇宙机趣，所以他们透过艺术品所要阐述的，正是对宇宙之美的感受，在大化流衍之中，要将一切点化成活泼神妙的生香活意。真正的中国艺术家与“匠”不同，他不能只在技巧上下功夫，不能只透过科学的一隅之见来看生命与世界，或以一些雕虫小技来处理作品，他应该是一个整合的心灵与创造的精神。回到咨询，中国的咨询也许要求咨询师勇敢地作为一个真实的人、完整的人，跃入咨询对话中去，与当事人一起漂流。在其中，努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应物变化，与时迁移，用心体会当事人的情绪和思想随机变化，并推动这种随机变化向积极的方向演化。在其中，咨询师完成对当事人的救赎，也完成对自己的救赎。如此，方能体现出中国艺术的“盎然的生意”。至于西方的各种理论，当与生活智慧并列，权作工具之学，不可拘泥。
五、总结
人的内心有两种阴阳基本力量，一为主动性（阳），一为执著性（阴），二者相互依存，相互竞争。当执著性占据优势的时候，主动性就受到了抑制，人便感受到困境、困难或困惑。当此之时，当事人来寻求心理咨询师的帮助。因此，心理咨询师的使命就是帮助当事人削弱执著性的优势，让主动性焕发活力。当主动性焕发活力，人就会感受到某种自在。因为执著性深植于人的内心，所以这实际上是帮助当事人战胜自我、自在生活的过程。在咨询中，当事人和咨询师都带着各自的历史，各自的个性，各自的思想参与咨询晤谈。因为咨询的双方（咨询师和当事人）都是受限的人，都有自身的优势与不足，咨询的希望不可寄于任何一方，而应放在双方对话产生的火花之上。因此，咨询必须是一种对话。在对话中，咨询师不得不根据自己教育、个性、心情等自觉或不自觉等抽取若干信息组合起来，形成一个画面、一个模式，来理解当事人，推动问题解决。这一点构成咨询的艺术属性。艺术关乎文化，关乎时代。“中国艺术的通性，乃在表现盎然的生意。”中国咨询师当继承中国艺术传统，展现中国艺术的魅力。综上所述，心理咨询是咨询师与当事人之间进行的、旨在帮助当事人战胜自我、自在生活的对话艺术。这个定义，深植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并吸纳了现代西方思想，简单明了，为在咨询中整合运用中西方智慧提供了巨大的空间。
［收稿日期］2009－08－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