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学》看亚里士多德的廉政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亚里士多德论文,政治学论文,思想论文,廉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廉政，即清正廉洁的政治，它是与腐败的政治相对立的。自古道：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历史证明，无论哪个阶级、哪个政党、哪个国家，政治清廉，人民就拥护，政权就巩固；反之，政治腐败，人民就会反对，丧失民心，丢掉政权。“水能载舟，水亦能覆舟”，自古皆然。正因为如此，古今中外，一切统治阶级的有识之士，总是提倡廉政，反对腐败。在中国古代传统思想中，儒家一贯主张“仁政”，提倡“以人为本”。 孔子曰：“节用而爱人”〔1〕；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2〕；荀子则进一步提出以“平政爱民”、“重法爱民”、“节用裕民”、“爱民而安”〔3〕，做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原则。 廉政的确切含义最早见于《周礼》：“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政，五曰廉法，六曰廉辨。”〔4〕。 《周礼》提出的“以廉为本”的六条标准，成为判断、考察统治阶级吏治优劣的一般原则。无独有偶，在西方古典世界同样也留下了关于廉政的思想遗产。古代希腊伟大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大力提倡“善政”，反对腐败。其实，无论是中国儒家学说中的“仁政”，还是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思想中的“善政”，其含义都是相同的，即廉政。《政治学》是西方剥削阶级政治学的创始之作，内容极其丰富，本文仅就《政治学》中反映出的亚里士多德的廉政思想及其借鉴意义谈几点粗浅的看法。
一
廉政思想是国家学说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以国家政权执政者的行为规范及其指导思想为研究对象，包括立国之目的、政体之形式和执政之优劣。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第一卷，开宗明义地论述了国家产生的目的。他认为，一切社会团体建立的目的都在于完成某种“善业”，求得某种“善果”。“城邦则是至高而广泛的社会团体”，因而城邦建立的目的是为了达到最高而广泛的“善业”，谋求至高而广泛之“善果”〔5〕。正是从这种至善国家目的论出发， 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人的本性就是政治动物”这一著名的命题。在他看来，家庭、村落只是使人们的生活成为可能，而实现快乐、自足、至善的生活则在于国家。只有城邦才可以使人们“得到自足而至善的生活，这就是我们所谓人类真正的美满幸福”〔6〕。所以，每个人都是与城邦密不可分的， 个人如果离开城邦则无法生存，游离于城邦之外的人，不是神灵，就是野兽。
任何城邦国家产生后都必须以一种政治体制的形态而存在。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政体即城邦分配公职和权利的政治制度的形式。由于各个城邦所采取的分配形式的不同，因而政体也就表现出多样性。通过对当时各种政治体制的比较研究，亚里士多德将全部希腊城邦划分为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共和政体与僭主政体、寡头政体、平民政体六种类型。划分政体类型的标准主要有两条：一是执政的宗旨；二是执政的人数。亚里士多德认为，就宗旨而言，凡统治者顾及全邦人民的共同利益并为之图谋优良生活者，皆为正宗政体，如君主、贵族和共和；反之，仅图统治者之私利者则为变态政体，或称之为腐败政体，如僭主、寡头和平民。就执政人数讲，在正宗政体中，由一人统治者为君主政体；为少数富有且有教养的贤人进行统治的叫贵族政体；由多数具备才德且有一定财产的中产阶级统治的叫共和政体。这三种政体因腐化而变态后，则分别演变为僭主政体、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亚里士多德十分重视对于城邦政体的选择，因为在他看来：“只有具备了最优良政体的城邦，才能有最优良的治理；而治理最为优良的城邦，才能获致幸福的最大希望”。〔7〕那么什么是理想的优良的政体呢？ 亚里士多德认为：“理想的政体应该是城邦凭以实现最大幸福的政体。”怎样才能使人民实现最大幸福呢？亚里士多德指出：“人民使自己成为一切的主人，用命令、用人民当权的陪审法庭来处理任何事情，甚至议事会所审判的案件也落到人民手里了。他们这样做显然做得对，因为少数人总比多数人更容易接受金钱或权势的影响而腐化。”〔8 〕同中国儒家的“民本”思想一样，亚里士多德的这种思想闪烁着民主的进步的火花。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亚里士多德认为，凡正宗政体，皆为较好之政体；而所有变态政体都是坏政体。在正宗政体中，贵族政体优于君主政体，共和政体又优于贵族政体。在三种变态政体中，寡头政体稍好于僭主政体，而平民政体又比寡头政体略胜一筹。在六种政体形式中，最坏的是僭主政体，因为僭主往往只顾个人的享乐而置全邦人民的生死于不顾。共和政体是中产阶级执政的，能够顾及到全体人民（包括贫富两端）的共同利益的政体，因而是人世间能够求得的最现实最理想的政体。只有共和政体，才能使整个城邦实现最大的幸福。
亚里士多德的至善国家目的论和政体划分学说，是他的廉政思想的基础。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立国之目的与执政之宗旨，二者是紧密相连的。只有立国以廉，才能执政为民，为了全邦人民的共同利益并为之图谋优良之生活；立国以贪，必然掌权为私，为了少数统治者或独夫民贼的享乐腐化。只有立国以廉，才能选择合理的优良的政治制度；只有在合理的正义的政治制度下，执政者才可能执政为民、廉洁奉公，才能做到为政清廉。
二
政治制度的优良与合理是实现廉政的基础，但任何社会制度总要有人去执政和治理，因而执政者的品德、素质和才干则至关重要。亚里士多德认为，在一个合理的政治制度下并非一定政治清廉，关键在于执政者是否具有“善德”。只有执政者有善德，才能实践善行，治理才有善政，城邦才能成为善邦。亚里士多德一再强调的执政者必须具备的“善德”，实际上就是一种廉政道德。执政人员的一切廉政行为都是这种廉政道德的外化。只有在廉政道德的支配、约束和调节下，执政者才能正确使用权力，表现出廉政的行为。不可设想，一个廉政道德沦丧、天理良心泯灭的执政者会施行廉政。在这种“善德”指导下的“善政”主要表现为：对内公平正义、节欲遵法、廉洁奉公、体恤人民；对外抵御外侮、睦邻友邦、和平相处、不谋霸权。亚里士多德严厉抨击了一些城邦统治者的不义之治：“在我们今日的希腊……许多人都倾心于建立专制霸国，统治各族，借以取得物质的繁荣。……我们全都可以看到那里并不是一个幸福（快乐）的社会，他们的立法家是不足称颂的。那些颂扬霸道的说法，以及实行霸道的法制（和政策）没有实际的好处而违反正理，不应当为政治家所崇尚。”〔9 〕他并且进一步指出：“掌握权力就不顾正义，这种不问是非（义或不义）的强迫统治是非法的。” 〔10〕“凡不合乎正义的政体一定难以久长， 被统治的人们将联合四邻的人们共谋革命，而统治集团和这样多的仇敌相比，为数实在太少，就无可与之相竞了。”〔11〕亚里士多德在这里已明确指出，统治集团与被统治者相比，毕竟是少数，假若政体不正义，施政者贪婪暴虐，那么迟早会激怒人民，淹没于人民共谋革命的滔滔洪流之中。“水能载舟，水亦能覆舟”，人民群众既然能够把某一政治集团拥上统治的舞台，也同样能够把它推下历史舞台。亚里士多德详细地考察了当时政体变革（革命或政变）的原因，指出不平等或不正义是引发政变的主要原因，指出掌权者拥有特权、恃权凌人，假借公职、谋求私利，侵吞公物、贪婪自肥等等，都会引起骚乱或政变，甚至统治者生活细节的不检点也可能成为引发革命或政变的导火线。只有内修外和，政治清明，方可长治久安。
要实现政治清明，长治久安，一个极其重要的途径就是慎重选拔执政者。亚里士多德明确提出了选拔城邦最高执政者的标准：“担任一邦中最高职务，执掌最高权力的人们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是效忠于现行政体，第二是足以胜任他所司职责的高度才能，第三是适合于该政体的善德和正义。”〔12〕亚里士多德认为，只有坚持这三项标准，唯才是举、唯德是举、任人唯贤、选官以廉，才能使城邦的执政者德才兼备、忠于职守、勤政廉政；才能做到廉于自身，志行修洁；廉于职守，秉公执法；廉于邦国，施善于民。所以，坚持廉政道德，坚持德才兼备，选官以廉，是实现廉政的根本途径。
三
亚里士多德认为，在理想的共和政体下，要实现最优良的治理，不仅要选官以廉，使执政者具有善德，而且“一定要使参与政事的公民具有善德，才能成为善邦。”那么，公民应当具备什么样的善德呢？亚里士多德指出：“欲达到理想城邦的最大幸福，必须公民都具备四德：勇气、节制、正义、明哲（智慧）。”〔13〕即抵御外辱要有勇气，对待私欲要有节制，参与公事要有正义，辨别是非要有明哲。公民的四德又从何而来？亚里士多德指出：“人们所由德成善者出于三端，这三端为（出生所禀的）天赋，（日后养成的）习惯，及（其内在的）理性。”〔14〕这三端是培养人生诸善德的根基。要使人们在此根基之上形成善德，就必须进行教育和启导。“立法家就必须保证他的公民们终于个个都要成为善人，并应该熟筹采取怎样的措置（教育）而后可以取得这样的成绩。”〔15〕亚里士多德十分重视对公民的善德教育，他在《政治学》中自第七卷第十三章至第八卷，十分具体而详细地阐述了公民教育的一般原则、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和应达到的教育效果。认真分析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的教育思想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1、亚里士多德强调公民教育活动要紧紧围绕培养公民的勇气、 节制、正义和明哲这四种善德而进行，即围绕对公民的廉政教育、育民以廉这个中心来开展，具有鲜明的主题性和针对性。
2、亚里士多德根据人生经历的不同阶段的特点，对于婴儿、 儿童、少年和青年选择不同的教育内容，施用不同的教育方法，提出不同的教育要求，尽力避免形式主义，增强教育效果，具有施教的层次性。
3、亚里士多德主张在公民教育中，要以德育教育为中心， 同时兼顾知识教育和实用教育。在教学内容上不仅有德育方面的内容和知识教育的内容，还要进行体操训练和音乐、绘画等方面的教育，从而陶冶性格、提高审美观念、增强体质，提高公民的综合素质。因而教育内容具有丰富多样的全面性。
4、亚里士多德以斯巴达的教育为例，强调要加强善德教育， 反对为增强武力而单纯对公民进行军事素质训练。他列举实例，注重典型教育的感染力。因而教育方法具有典型示范性。
总之，亚里士多德十分注重对城邦公民的善德教育，认为只有不断加强对公民的教育，育民以廉，不断增强公民的廉政意识，才是消除腐败、推行廉政的治本之策，才是保障城邦长治久安的百年大计。
四
亚里士多德认为，要推行善政，建立优良的城邦，仅靠育民以廉、加强公民教育还是不够的。因为教育并非是万能的，还必须以建立法治、加强法制建设作为保证。在他看来，没有法律，实行“人治”弊端颇多。人虽然聪明睿智，但个人的智能总是有限的，而且人总是受到感情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人性中固有的恶性等天赋弱点，没有多少肉体凡胎的人能够超脱，常常会被金钱、权势所诱惑，从而使贪污成风、贿赂公行，拉帮结派、形成党争，借用公职、谋求私利，造成了政治的腐政和政权的腐化。法律则是“没有感情的智慧”，它具有不因人而异的严肃性、不得随意改动和废止的稳定性以及在适用范围上的统一性。因而，用法律来统治，建立法治的社会就可以避免“人治”中的上述种种弊端。所以他十分强调建立法治的重要性，指出：“为政最主要的一个规律是：一切政体都应订立法制并安排它的经济体系，使执政和属官不能假借公职，谋求私利。”〔16〕只有建立法治，健全公民的监督机制，使公民一方面养成遵纪守法的良好习惯，一方面能够监督政府，使执政者依法办事、秉公执法，才能够建立起城邦普遍良好的社会秩序，做到政治清廉，人民安居乐业。在他看来：“法律就是某种秩序，普遍良好的秩序基于普遍遵守法律的习惯。”〔17〕所以亚里士多德认为法律的统治是最好的统治，法治优于人治。只有健全法制，以法倡廉，才是推行廉政的重要保证。
五
在《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从立国以廉、选官以廉、育民以廉和以法倡廉等各个方面，论述了一整套的廉政思想体系。亚里士多德的这种廉政思想是他所处的时代的产物，因而也就不可避免地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亚里士多德生于公元前四世纪希腊奴隶制社会的危机时期，那是个动荡的年代，也是希腊城邦制度走向没落的时代。伯罗奔尼撒战争使交战双方均元气大丧，战后希腊各城邦都出现严重的经济政治危机。各邦内部内战频仍，粮食投机猖厥，高利贷盛行，土地兼并加剧，下层自由民纷纷破产，贫富对立日益严重。这种危机反映在思想领域内，表现为人们对于传统的城邦制度丧失信心，对于传统的正义观念发生动摇。当时北希腊的马其顿王国日益崛起，对希腊各邦怀有征服之心。希腊各邦不是联合御敌，而是混战不息，使各邦奴隶制经济遭受严重破坏。各城邦内部政治腐败、贪污成风、贿赂公行、结党营私、政变不已，政局动荡。目睹希腊，尤其是当时作为希腊经济、政治、文化重心的雅典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作为代表奴隶主中等阶层利益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痛心疾首。他主张用强化中等阶层力量的办法来平衡、缓和富有者与贫民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并希望这些既拥有财富，又具有善德的中等阶层能够推行善政，建立优良城邦，又挽救希腊城邦国家分崩离析的命运。然而在广大奴隶的反抗和城邦内部自由民之间斗争的双重冲击下，希腊奴隶制城邦日渐走向没落衰微，已成为无可挽回的历史定势。所以尽管亚里士多德苦心孤诣、精心设计了一整套的廉政方案，在当时根本无法实施，最终只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亚里士多德作为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家，在他的廉政思想里必然打上他所属阶级的烙印。他的立国以廉的至善国家目的论，夸大了伦理道德的意义，掩盖了国家作为阶级压迫工具的根本实质。他对于奴隶根深蒂固的阶级偏见，使他说的“人民”、“公民”仅限于参加城邦政治活动的奴隶主各个阶层。他的优良城邦理想及各种廉政措施，均不过是为了调节奴隶主各阶层之间的矛盾，加强对广大奴隶的统治，巩固奴隶主的政权。
尽管如此，二千多年前的亚里士多德，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形成这样一个比较完整的廉政思想体系，精心设计了一整套廉政方案，以求改良政治、促进社会的稳定与进步，这实在是难能可贵的。亚里士多德的廉政思想，作为古典世界思想“遗产”宝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至今仍然闪烁着文明的进步的耀眼火茫，具有借鉴的意义。
六
腐败现象从本质上说是剥削制度、剥削阶级的产物。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的新形势下，仍存在着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和条件，反腐败仍是一场复杂、艰巨、长期的斗争。认真研究亚里士多德的廉政思想以及他所倡导的立国以廉、选官以廉、育民以廉和以法倡廉的廉政方案，对于我们今天在新形势下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仍具有现实借鉴意义。
1、加强党的建设，端正执政宗旨，立国以廉， 是我们进行廉政建设的基础
立党为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宗旨，这是由党的性质决定的。党的宗旨决定了我们党在成为执政党后掌权为公、执政为民，决定了我们的各级政府是为人民办事的机构，决定了我们的党员干部是为人民服务的公仆。然而在我们的一些党员领导干部中，却出现了贪污贿赂、贪脏枉法、失职渎职、腐化堕落等腐败现象，铺张浪费、奢侈挥霍等歪风也严重存在。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严重影响了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干扰了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如果听任腐败现象蔓延，党就有走向自我毁灭的危险。”〔18〕所以江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反对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党内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有其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一是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小生产习惯势力在社会上还有广泛影响；二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使我国的经济生活发生了深刻变化，西方腐朽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也乘机而入；三是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体制、法制和政策的完善需要一个过程，我们在教育、管理和监督工作中存在着一些薄弱环节，使消极腐败现象容易乘机滋生。所以一些党员干部经受不住新的历史性变革的考验，理想丧失，信念动摇，世界观发生蜕变，经不起权力、金钱和美色的诱惑而走向腐化堕落。一句话，当前在我们国家还存在着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和条件。要杜绝腐败现象的滋生，关键在于把我们党建设好，大力加强党的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尤其要对广大党员干部加强宗旨教育，使他们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念，端正执政宗旨，立国以廉，这是我们进行廉政建设的基础。只要我们下大气力把党建设好，广大党员能够牢固树立宗旨观念，党风廉政建设就一定能够搞好
2、改革用人制度，坚持廉政道德标准，选官以廉， 这是我们进行廉政建设的根本途径。
应当看到，我们的党员和干部队伍主流是好的，大多数党员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但是也应清醒地看到，近些年来，在资本主义腐朽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纵欲主义等腐朽思想的侵蚀下，我们党员干部队伍中确有一部分人廉政意识日渐淡漠直至丧失，使自己的行为失去道德支撑和内在制约，私欲膨胀，在权力、金钱和美色等考验面前一败涂地，其中一些人滑向了罪恶的深渊。究其原因，与我们的用人制度不完善，在干部的选拔、任用上缺乏民主监督大有关系。致使一些人不是刻苦学习、勤奋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办事，而是把主要精力用于拉关系、找门子、寻靠山，一门心思做着升官发财的美梦。一旦他们目的得逞，居高位，握重权，便必然大肆谋私、肆意搜刮、侵吞挥霍，从而形成一种恶性的循环。因此，改革用人制度，完善监督机制，推行公开选拔、择优聘用，实行任期目标责任制，扩大透明度，把好干部关，把政绩突出、廉洁奉公、群众公认作为推荐、考察干部的重要依据，真正做到选官以廉，这是我们进行廉政建设的根本途径。
3、立足防范，加强思想教育，育民以廉， 这是我们进行廉政建设的治本之策
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从根本上说，是为了增强全党拒腐防变的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提高党的战斗力。因此，我们既要惩处腐败分子，更要立足教育，着眼防范，在全党筑起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为此目的，我们就要大力加强对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思想教育。要通过深入的思想教育，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不断增强其自身的免疫力；提高广大群众自觉参与廉政监督的积极性，不断增强其参政、议政的能力。历史经验证明，党风、政风与社会风气紧密相连，它们与加强思想教育有着直接的关系。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是建国以来党风和社会风气最好的时期。那时我们的广大党员和干部自觉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廉洁奉公，不谋私利，涌现出了千千万万象雷锋、焦裕禄那样的英模人物和优秀干部，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树立了良好的公仆形象，党群、干群之间建立了血肉相连的鱼水之情。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我们党在执政后重视发扬思想政治教育的优势和光荣传统，坚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和武装广大党员干部。近些年来，党内腐败现象之所以滋生蔓延，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放松了思想教育，削弱了思想政治工作，“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没有很好地解决，致使党员干部中一些人人生观、价值观发生蜕变，重财轻德，重利轻义，有的不择手段地损公肥私，以权谋私，贪污贿赂、腐化堕落，成为千古罪人。古人云：“欲影正者端其表，欲下廉者先其身”，“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因此，按照党中央关于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要求，在全党深入开展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的活动，进行党性党风党纪教育和廉政法规教育，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政治素质，使广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身体力行共产主义道德，正确对待和和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坚持自重、自省、自警、自励，真正做到育民以廉，这是我们进行廉政建设的治本之策。
4、完善廉政法规制度，健全法制，以法倡廉， 是我们进行廉政建设的重要保证
回顾近些年来有些腐败现象没有得到有效遏制，甚至还在一些党政机关、司法机关蔓延，大案要案、共同违法违纪案件呈上升趋势，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法制尚不健全，党内监督、制约机制还不完善。当权力缺乏必要的监督和有效的制约时，必然会导致权力的滥用和腐败的滋生。因此，加大反腐败工作的力度，就必须进一步健全法制，完善廉政法规制度，强化监督制约机制。我们要通过完善机制、健全法制，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要通过强化民主监督，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群众团体的监督以及舆论监督的作用，使任何人都没有不受监督的特权。要通过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防止滥用权力以权谋私。同时，针对新形势下党员干部出现的或可能出现的问题，见微知著、防微杜渐，制定道德和行为规范，明确哪些行为是允许的，哪些行为是禁止的，从而以法倡廉，提高广大党员干部遵纪守法的自觉性，维护法纪的严肃性，为党风廉政建设提供重要保证。
5、居安思危，警钟长鸣，惩腐倡廉，常抓不懈， 是我们进行廉政建设的基本方针
亚里士多德是在公元前四世纪，希腊奴隶制社会面临严重危机，城邦分崩离析的情况下提出他的廉政思想的。在中国漫长的古代社会，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家或思想家大声疾呼推行廉政之时，正是当政昏庸、吏治腐败，“苛政猛于虎”之日。任何剥削阶级政权在其建立之初，一般能够接受前朝覆亡之鉴，政治比较清明，吏治比较清廉，轻徭薄赋，于民休息，因而政权也就比较巩固。但是任何剥削阶级的政权都是建立在阶级对抗的基础之上的，剥削阶级的本质使这种清明、安定带有极大的相对性。所谓河清海宴、四方升平只不过是表面现象，腐败已经扎根，危机正在滋生。唐代安史之乱的祸根不正是根植于开元盛世吗？只不过在这种盛世，统治者们正沉醉于歌舞升平之中，做着江山永固、万代相传的美梦，是很少有人提倡廉政的。只有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是铲除一切剥削和压迫的根子，走共同富裕之路的最彻底的革命，才能够从建立政权之初，就大力倡导并真正做到廉政勤政，反对腐败。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指出：“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19〕1945年，黄炎培先生参观延安时向毛泽东提出，纵观中国历史，历代统治其兴也勃也，其亡也忽也莫不与廉洁、腐败息息相关。中共政权如何跳出从艰苦创业到腐败灭亡的周期率？当时毛泽东同志十分有信心地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完全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自然会廉洁奉公，不会人息政亡。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就谆谆告戒全党，要全党同志务必继续保持廉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建国之初，党领导开展了三反、五反、整党整风运动，坚决惩处了刘青山、张子善等党内腐败分子，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在整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良好的党风和社会风气成为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然而“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法制遭受践踏，国家和民族遭受严重损失，对于党风廉政建设更是造成了严重危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对反腐败斗争抓得不力，腐败现象迅速蔓延，严重破坏了党群关系，干扰了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到了“不抓不行”的地步。1990年3月， 党中央制定了《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以后，又召开一系列会议，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大力加强反腐败斗争的力度，严肃查处了一系列大案要案，惩处了一批腐败分子，维护了党纪国法的严肃性，教育了广大党员干部，振奋了党心民心，保证了改革的顺利进行，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建国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我们抓紧了廉政建设，党风、社会风气就明显好转，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就得到加强，经济建设就顺利进行；反之，如果我们放松了廉政建设，腐败现象就会滋生蔓延，党群关系遭受破坏，党的事业遭受损失。因此，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强调指出：“反对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我们党是任何敌人都压不倒、摧不垮的。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绝不能自己毁掉自己。如果腐败得不到有效惩治，党就会丧失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警钟长鸣。”〔20〕反对腐败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中国有句老话：“慎终如始，则无败事”，只要我们始终如一，警钟长鸣，居安思危，常抓不懈，既树立持久作战的思想，又一个一个地打好阶段性战役，认认真真地抓好廉政建设，我们的政权就一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我们的党就能够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注释：
〔1〕《论语·学而》。
〔2〕《孟子·尽心下》。
〔3〕分别见于《荀子》中的《王制》、《强国》、《君道》。
〔4〕《周礼·天官家宰·小宰》。
〔5〕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卷一24 页。 吴寿彭译， 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本文的《政治学》引文，全部引自该译本。
〔6〕《政治学》卷三第四章140页。
〔7〕《政治学》卷七第十三章382页。
〔8〕亚里多德《雅典政制》日知、力野译，商务印书馆1978 年版46页。
〔9〕《政治学》卷七第三章351页。
〔10〕《政治学》卷七第二章347页。
〔11〕《政治学》卷七第十四章386页。
〔12〕《政治学》卷五第九章271页。
〔13〕《政治学》卷七第九章367页。
〔14〕〔15〕《政治学》卷七第十三章384、385页。
〔16〕《政治学》卷五第八章269页。
〔17〕《政治学》卷七第四章354页。
〔18〕1990年3 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
〔19〕《毛泽东选集合订本》488页。
〔20〕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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