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位的捆绑：关于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与启蒙关系的一种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文学论文,关系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众所周知，以“五四”新文学为肇始的20世纪中国新文学，是在“启蒙”的文化思潮语境下庄严登场并派生出自己相应诉求的。启蒙诉求在20世纪文学史上几经沉浮，反复凸显，并以其鲜明的现代性价值取向对百年中国文学史的主题建构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启蒙和文学之间的关系不存在悖论。事实上，面对迄今为止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已有不少研究者从二者关系角度做了不少探索。可在已有的反思范式里，主导型的倾向依然是将20世纪中国文学和启蒙看做一个同质范畴，似乎文学遇到的问题只不过是启蒙本身遇到问题，只要坚持诉诸启蒙，文学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这种研究范式固然对一部分由启蒙问题造成的文学问题的解答富有说服力，但由于回避了20世纪中国文学自身价值诉求和启蒙诉求诸多本体上的异质属性，其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发生发展过程中遭遇的一些价值问题的解答依然显得不尽可靠。基于此，本文企图理清的是，启蒙诉求所派生的人性演绎话语和文学本体所要求的人性话语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能否互相取代；启蒙嵌入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过程中的是是非非到底该怎么看待；中国文学要进一步向前发展该如何处理和启蒙的关系。 一、并非一体：中国启蒙话语的文学诉求与文学发展的内在诉求 在我看来，20世纪的中国启蒙话语其实是特定社会历史语境下出现的一个思想文化领域里有特定内涵的独立话语系统，其内在的价值诉求同文学审美话语系统的价值诉求并非等同，二者之间是一种交叉关系，而非一体关系。 启蒙本意是开导蒙昧，使之明白事理。世界史上启蒙运动是指17到18世纪欧洲爆发的资产阶级的民主文化运动，它是在近代科学发生发展的基础上，受其认知方式启发，将该时代派生出来的理性作为人们认知世界的旗帜，针对中世纪封建传统思想和宗教的束缚开展的一场思想解放运动。17到18世纪的欧洲，一些思想者基于对自身所拥有的理性的信仰，相信他们在对中世纪封建传统思想和宗教束缚的对垒中真理在握，可以“为自然立法”“为道德立法”“为历史立法”，并带领人们从黑暗走向光明，从蒙昧走向智慧，从而义无反顾地发起了这场在人类文明史上举足轻重的思想解放运动。欧洲启蒙运动中人们通过对社会、历史、科学、政治、道德等诸多领域的理性探索奠定了人权、自由、民主、平等、正义等一系列人类社会大厦的现代性基石，开启了历史发展的新走向，带来了巨大的社会进步，不过自身也充满许多悖论，其最大的不足在于过分迷恋人在那个时期理性达到的高度，把它看成是完全可以解开一切矛盾直抵人类幸福之门的钥匙。中国的启蒙运动发生于20世纪初期，其时西方世界在享受启蒙运动带来的现代文明成果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开始了对它的反思。由于历史的错位，中国社会正面临的是隔离于现代文明大门之外的、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体制背景，促使社会政治体制现代转型成了当时中国启蒙者所面临的核心问题。面对当时社会上经历了一系列的政治革命而黑暗势力依旧非常顽固的现实，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陈独秀总结道：“其原因之小部分，则为三次革命，皆虎头蛇尾，未能充分以鲜血洗净旧污。其大部分，则为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底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并此虎头蛇尾之革命而未有焉。此单独政治革命所以于吾之社会，不生若何变化，不收若何效果也”。①基于这种认知，陈独秀积极呼吁先觉的知识界开展一场对民间的精神伦理改造运动：“今兹之役，可谓为新旧思潮之大激战。浅见者咸以吾人最后之觉悟期之，而不知尚难实现也。何以言之？今之所谓共和，所谓立宪者，乃少数政党之主张，多数国民不见有若何切身利害之感而有所取舍也。盖多数人之觉悟，少数人可为先导，而不可为代庖。共和立宪之大业，少数人可主张，而未可实现。人类进化恒有轨辙可寻，故予于今兹之战役，固不容怀悲观而取卑劣之消极态度，复不敢怀乐观而谓可踌躇满志也。”②因为要对民众进行启蒙，他们需要找到一种能够被启蒙者有效连接起来的工具，文学由于在改造世道人心、影响民众方面“有不可思议之力”，于是被中国的启蒙先驱异乎寻常地重视起来，从而拉开了新文学的序幕。 正因为启蒙运动先驱们完全是基于为建立新型的社会政治框架和促进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功利性目的发起了改造国民文化心理的“五四”新文化启蒙运动，其根本的着眼点在于社会政治问题，这一时代诉求奠定了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文化史上“启蒙”理念有着许多先天的弊端。一方面，作为一场政治革命的补课去寻找文化依据，使得它无法以从容的心态在科学和哲学上全面承接西方启蒙的文化传统，从而为它的展开打下深厚的文化根基；另一方面，由于其在特定环境下所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打破与传统的政治模式相表里的封建文化意识形态，这使它在运用一些启蒙所倡导的抽象概念同封建传统文化观念杀伐攻打时，过于迷恋它表面上的优势，没有充分正视其与现实生活对接的复杂性以及现代社会里已经产生的对启蒙的反思经验。当它闯入文学领域时，按照自己需要建立的价值法则和整体的文学所需要的更复杂意义上的审美价值阐释是有距离的。其所开辟的人性演绎内容在抽象地追求和捍卫自由、民主、公平、正义等现代公民社会政治权利方面，固然拥有比一般性文学审美更集中、更具体的现代性价值指向，但相对于以对社会人生和人性的全面深入发掘和表现为最高价值目标的文学本体伦理诉求而言，价值诉求依然过于偏至和表面化。 这种过于偏执和表面化首先表现在对文学表现题材和内容的选择上。对文学本体而言，文学作为人学，与人有关的社会、历史、文化、生活、人的意识和潜意识等都属于其正常的观照对象。文学应该把尽可能全面深入地表现出其参与人性建构的复杂性作为第一要义，如有论者所指出的：“从根本上说，文学的问题就是‘人的问题’，正是对人的不同言说构成了绚丽多姿的文学图景，这也正是文学与人、人的活动及其生存存在着密切关联的主要原因。”③对中国现代启蒙意识的文学诉求而言，出于自身的目标，它在事实上有一个表现内容的筛选机制，即习惯于选择那些能比较直接地服务于当下社会变革的政治和道德文化意识形态为对象，特别是在启蒙意识观照下对社会历史的前进起阻挠作用的国民性的落后方面，而对距促进社会变革的功利性目标距离较远、在人性建构的社会历史文化链条中作用更为复杂微妙的诸多精神内容和意识内容都边缘化了，甚至无暇对民生的艰难性与多维性进行深层次的辩证体认。以鲁迅的《药》为例，因为要表达的主题是启蒙意识观照下民众的愚昧、麻木、落后，所以作者塑造了以浸透革命者夏瑜鲜血的人血馒头来为得肺病儿子华小栓治病的华老栓；但华老栓一家走投无路的生存疾苦，以及在以原始本能的方式同残酷命运肉搏过程中所具有生命意志和爱子之情等方面深邃的心理内容，就被作者轻描淡写或有意忽略了。再看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些看似在最高意义上深得文学与人性关系内在精髓的纲领性文章，如周作人《人的文学》中所理解的人性，从动物性和进化两方面着眼：“我们承认人是一种生物。他的生活现象，与别的动物并无不同，所以我们相信人的一切生活本能，都是美的善的，应得完全满足。凡有违反人性不自然的习惯制度，都应该排斥改正。但我们又承认人是一种从动物进化的生物。他的内面生活，比别的动物更为复杂高深，而且逐渐向上，有能够改造生活的力量。所以我们相信人类以动物的生活为生存的基础，而其内面生活，却渐与动物相远，终能达到高上和平的境地。”④这的确属于振聋发聩的声音，迄今依然代表着我们对人性理解的最高深度。可事实上，这种本来可以导向对人类灵魂做出更辩证、更深厚人性演绎的认知灵光一旦要被纳入启蒙的范畴时，马上就变味了，它所认可的“人”，只是在社会政治权利意识以及对其它心理文化内容上符合他们抽象的现代概念要求的人。由此出发，大量的与之有违的、或者不一定有违但因为覆盖在传统文化形态下的同样具有复杂内涵的人性表现形态，在他这里不加辨析地成了“人荒”。一言以蔽之，启蒙的文学诉求在表现对象和内容上经过了“启蒙意识”的选择和淘汰，已经远远无法满足深入、全面和客观表现人生人性的需要。 其过于偏执和表面化，其次表现在作者自我姿态的设定上。本来对文学本体而言，作者在面对复杂的自然、社会和人生时，可以有多元化的逻辑立场和态度，如可以是理性的，也可以是情感洋溢的；可以是高傲的，也可以是谦卑和充满敬畏之心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的；可以是自信的，也可以是内心充满无法解答的疑虑而惶惶不安的。作者采取什么样的立场态度，取决于他的经历、修养、人生观、世界观和文学观，他只要忠诚于自我就好了。但对现代启蒙话语所派生的文学叙事立场来说，情况就不一样了。受机械进化论的影响，中国现代启蒙者以西方社会历史发展的链条为依据，尽管对西方社会的当下思想知识的最新状况及内在矛盾尚一知半解，但又在当时中国的社会历史语境下拥有真理在握的绝对自信，坚信他们在批判对象面前进行的是一种布道者理所当然的“解放叙事”与“真理叙事”。如陈独秀在为了方便对民众启蒙而附和胡适的白话主张时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⑤，潜在的便是一种启蒙者的话语霸权心态。启蒙者的这种姿态固然使得启蒙者在使自己的主张得以迅速传播并战胜对手方面功不可没，也确保了由此派生的文学叙事不会偏离预定的主题轨道，但这种布道者高高在上的优越意识也往往会使得他们作为文学叙事者时，丧失了面对内在自我、面对自然、面对社会持之以恒的探索态度，并极大地阻碍和削弱了他们通过自己独立的生命经验来和他们所持之“道”进行深入对话的可能性。事实上，就中外文学史的发展实际来看，许多经典作品都非作者单纯布道式的产物，而是他本着真诚之心调动理性和非理性、意识和潜意识的各种机能在对自我、自然和社会的多重拷问和探索的结果，如曹雪芹“字字看来都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的《红楼梦》，其价值恰巧不在于作者充满自信地要告诉读者某种真理或信条，而在于作者发自内在生命体验的一种探索和困惑；若作者只是采取一种真理在握的姿态向读者图解某种外在于他生命体验的观念，又如何成就里边及其复杂的、远远超出作者自己理性观念之外的丰富价值内容呢？ 其过于偏执和表面化最后表现在其内在逻辑方式的使用上。启蒙话语所派生的文学方式有异于常态文学方式的地方，还在于斗争意识驱使下采用的二元对立逻辑模式。一般来说，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事常处于中间状态，从不同维度看有不同的意义，常态的文学方式在对它们进行表现时未必一定需要在黑白对立的意义上设置矛盾冲突，做此是彼非的价值判断；启蒙话语则服从于借对对立面的批判来迅速普及和推广自我的斗争需要，摈弃了对中间地带以及含混成分的兼容性，以自我的单一价值维度为标准，将有意识地选择出来的表现对象不无简单化地分为是非分明的对立双方，进行彼是此非的毫不含糊的价值判断，正如伯林所指出的：“启蒙运动，在反抗各种各样的蒙昧、压迫、不公正和非理性方面，其无与伦比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不过，也许是所有伟大的解放运动的共性。他们如果为了突破一般公认的教条和习俗的抵抗，就注定要夸大其词，面对他们所攻击的那些美德却视而不见。”⑥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在高张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的启蒙大旗之后，是对与之对应的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毫无协商余地的否定，“此种文学，盖与吾阿谀夸张虚伪迂阔之国民性，互为因果。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使吾人不张目以观世界社会文学之趋势，及时代之精神，日夜埋头故纸堆中，所目注心营者，不越帝王，权贵，鬼怪，神仙，与夫个人之穷通利达，以此而求革新文学，革新政治，是缚手足而敌孟贲也。”⑦周作人《人的文学》一文里，在设定了他以为的现代维度的人的道德标准后，将与自己目标相违的文学类型，一概打成“非人的文学”。即使体现在具体的文学创作中也如此，鲁迅“听将令”心态驱使下创作的《狂人日记》明确地指出封建社会“仁义道德”的历史实则“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其发现固然惊世骇俗，其概括也力透纸背，拉开了挑战传统社会道德伦理的序幕，但未免也有将对方复杂内容一棒子打死的绝对化倾向；鲁迅的《阿Q正传》《祝福》中代表封建势力的赵老太爷、鲁四老爷等，也一无例外是毫无可取之处的反面对象；甚至阿Q、祥林嫂这些下层社会的民众，因为要肩负落后的国民性的原罪，也一律变成了愚昧落后的符号。这种以我为准、我是彼非的二元对立思维在20世纪中国启蒙主题里可谓根深蒂固的情结，即便一些演绎启蒙主题的作品为了造成更复杂的效果，在人物形象和主题设置上组合了多种不同元素，但并没有在更高层次上改变其启蒙主张的价值维度与其反对面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 总之，表现内容上要经过“启蒙标准”的选择和淘汰，以及“布道者”自我姿态、斗争意识驱使下设置的二元对立逻辑模式共同铸造了20世纪中国启蒙文学最大限度地服务于思想政治革命的工具性，也使其内在的价值诉求同文学自身话语系统的价值诉求不完全是一回事。正常的情况下，在启蒙之外，文学还应该存在着一条更为开阔、更为深邃的发展河道才是。 二、复杂扭结：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启蒙与文学的关系审视 由于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的特殊性，文学和启蒙不得不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和相当深入的程度上一直在一条道上艰难跋涉。究其原因，不外以下两个方面：第一，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依然未彻底完成，文化思想界的知识分子始终面临着以启蒙来建构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思想基础任务，故在特定社会历史语境下与社会文化现代性的价值取向捆绑在一起的启蒙，整体上占据着精英知识分子的主流话语位置，以至于包括文学在内的其他话语范畴长期以来不得不在同它的皈依中寻求自己的合法性；第二，20世纪中国新文学是在启蒙的社会文化语境里诞生和成长的，并在终极的价值诉求上，也和启蒙的现代性诉求有许多一致性，历史处境的特殊性以及终极诉求的诸多一致性使得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启蒙与文学这两种各有独特内涵的价值范畴处于非常复杂的纽结中。 就文学史而言，一个必须承认的事实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高潮与衰退阶段，和启蒙思潮的高潮和衰退阶段大致是一致的、互为支撑的。大张旗鼓地将文学问题和启蒙问题一体化、用启蒙来支配文学并形成文学高潮的时期有二：一是从“五四”新文学运动到抗战爆发前这一时期，一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平心而论，如果没有以启蒙为核心的新文化运动，文学史就可能需要重写，中国新文学不会在短短的几年内迅速产生和壮大，也不会在黑幕层张、泥沙俱下的20世纪早期复杂的社会环境里找到自己的现代性价值核心，哪怕其初衷是带有工具性的。 不过，尽管20世纪中国文学其发生发展与启蒙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正如我们前面所指出的，启蒙和文学毕竟并非一体，在价值诉求上还存在着异质成分，特别是相对于以对社会人生和人性的全面深入发掘和表现为最高价值目标的文学本体伦理诉求而言，启蒙的诉求尚无法完全覆盖，因而20世纪中国文学事实上还始终存在着许多质疑启蒙范式、挑战启蒙范式和逸出启蒙范式的探索。 文学创作思潮中的质疑启蒙范式的探索，较早是从怀疑启蒙者的“布道者”姿态能否有效地介入文学叙事以及人物形象塑造开始的。早在“五四”新文学刚刚兴起、启蒙正作为文学旗帜高高飘扬之际，一些被历史推到“启蒙者”位置上也身体力行地去履行启蒙职责的人，尽管其内心尚在坚持启蒙和合法性，已经在文学实践中感受到一个不无尴尬的事实：没有进入文学之前，单纯做一个观念意识形态上的启蒙者容易，只要站在高处振臂一呼，大喊主张什么和反对什么就可以收获支持者的仰慕和掌声；可一旦进入文学创作活动了，就不得不感到情况不一样了。文学是人学，这里不再是那些还可以比较有效地维护单纯意识形态概念合法性的社会政治领域，而是一个拥有人的全部复杂性的海洋，感性的与理性的、意识的和潜意识的、欲望的与人格的、事实的与想象的、社会的与文化的、已知的和未知的种种东西都聚集在一起，构成了人生人性的不同层面、不同内容。这里太不平静了，这里的矛盾纽结太复杂了，要想维护自己启蒙者身份的真实可靠性，他就需要像一个无所不知的先知一样，必须对他遇到的所有问题有条不紊地进行解答；而单纯的观念意识形态上的启蒙者显然不可能有这种无所不知的力量的。于是在严峻的挑战面前，一些有自省意识的启蒙者变得动摇了，不敢完全自信自己所要承担的角色了，进而直接在文学叙述中表达自己的困惑了。鲁迅在这里又充当了再也恰当不过的例子。早在从事白话文创作之前的日本求学时期，他就开始思索国民性改造问题，深感“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⑧。他曾和好友许寿裳经常探讨“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他的病根何在”三个相关的问题⑨，并从启蒙者角度对其有了烂熟于心的答案。走上用文学改造国民精神的启蒙之途后，鲁迅企图将他对国民性麻木不仁、混沌无知、自私自利、欺软怕硬等思考所得的观念转化为文学形象。在初期创造的阿Q这样一些观念性形象上，鲁迅的确是成功的，创造性地提出了“精神胜利法”这一影响深远的话题。而一旦鲁迅想要离开单纯的观念阐释要进一步寻找启蒙者与被启蒙者的真实精神对接时，鲁迅对启蒙者角色和姿态的怀疑以及由此带来的无力感也就相应产生了。生活里到底有没有掌握着各种真理的万能的启蒙者呢？鲁迅身为启蒙者的自信在与文学深度对接中失去了，难怪在代表着他哲学的《野草》里，他困惑到要“抉心自食，欲知本味”。五四新文学的另一个代表、鲁迅的弟弟周作人的精神轨迹也有所类似，在《人的文学》中表达出的启蒙者“辟人荒”、反对“非人的文学”的自信，不久以后也转化为“自己的园地”里自我角色的彷徨，并提出“文艺以自己表现为主体”“所以文艺的条件是自己表现，其余思想与技术上的派别都在其次”，⑩这就明确地从理论上消解了启蒙者“布道者”的外在姿态的必要性。新时期以来，许多作家更是基于现实生活中的生存体验抛弃高高在上的启蒙姿态，有意调整作家和民间的关系，如著名作家李锐在坚持“中国的文学只能沿着新文化运动所开辟的主动性道路走下去”的同时，又明确指出“中国要启蒙别人的新知识分子也同样的高高在上。这种不言而喻的精神等级，使他们常常无视卑微的生命。他们不能体会到所谓人道主义，是所有人自己的‘人道’，而不是高贵者对于低贱者的施舍和赠与。自以为身居高位的俯视者，却也是精神的盲人”，“如果真的承认生命的平等，那么就该给卑微者同样的发言权”；(11)甚至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在创作谈中也刻意否认启蒙者的身份，声称作家是“作为老百姓的创作”。这些姿态的调整，其实是更接近文学创作本质的回归。 与之同时，更多在启蒙思潮中开启了文学之门、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人，基于自己的实感经验以及生活理解力，还在创作实践中自觉不自觉地探索一些突破启蒙范式设定的二元对立思维，以更公平地更深入地理解地表现对象的道路。启蒙范式设置的二元对立思维逻辑模式固然可以在短时间内起到自我推广的效果，可许多作家是带着自己的生活经验走上创作之路的，即便他们的初衷是接受启蒙观念，可是一旦发现与从启蒙范式的二元对立逻辑里制造出的民间生活内容无法对接时，就在忠于自己经验认知的前提下进行了另外一种探索，这方面的成果最集中地体现在对批判国民性命题的反思和突破上。“五四”启蒙文学中派生的国民性主题，本意是让愚昧落后的国民性负担起中国社会连续几次革命失败、未能完成现代转型的主要责任，正如有论者总结的“自认拥有现代观念、现代知识的启蒙者把自己的优位意识绝对化，把认做启蒙对象的社会在特定状况下的一部分不好表现，看成为决定性规定这社会性质的因素”，这种僵化的认识时间一长只会演变成一种“真诚但虚妄的自我意识，实际上浅尝辄止的现实-社会认识，对自己置身其中的正在发生的历史进程中的很多部分不能有及时、准确的反应，有关时代现实的介入常常理解得非常狭隘且概念，在和社会互动时缺少学习自觉。而所有这些综合到一起，就是这么多聪明、热情、充满责任感的投入，最后却不仅不能取得他们所期待的历史介入效果，而且会造出很多和他们主观意愿背驰的思想、文化、现实问题来”。(12)“五四”时期乡土作家徐玉诺在许多人都热衷于抒发启蒙理想和探讨一些大而无当的社会人生问题时，已经开始把目光拉回了民间，写出了《一只破鞋》那样让人读起来痛感于民间本体生存命运欲哭无泪的作品。在这篇小说里他设置了“我”和“叔叔”这两个主人公形象的对比。“我”是一个在外边学校的学生，和同学们一起每天靠打纸牌赌博无聊地鬼混，“叔叔”是个一字不识的农民，把出来买东西的仅有的一点钱都交给“我”，怕“我”受苦，还怕“我”读书读累了，嘱咐“我”：“读一读要休息休息，不要用心过度。”作为学生的“我”的境界和作为大字不识农夫的“叔叔”的境界，高下相距显而易见！在当时流行将青年学生塑造为“理想者”“时代的觉醒者”的氛围下，他这样做就非常鲜明地流露出了一种朴素的民间价值意识。首创“精神胜利法”的鲁迅，在后来的文章中也逐渐修正他对国民性的认识：“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13)抗战爆发后，文学对民众的表现主潮一改国民性的批判主题而变成了正面发掘，这也并非全是政治胁迫的原因，也与作家们在战争中亲眼看到了民众的伟大力量有关。新时期的许多作家汲取历史上反思经验，在这一方面走得更远。1980年代作家张宇创作了一篇非常有名的小说《活鬼》，塑造了一个“既大胆妄为又处世洞明，既泼皮无赖又不失义气，既精明能干又能屈能伸”(14)的侯七形象，这个非善非恶服从与生存原则的侯七完全逸出了国民性批判的范畴，作者曾在小说的题记中这样感慨：“漫漫长长的一生，飘飘零零一世；明明白白是一个人，又似似乎乎有一个‘壳’。荒唐之中说荒唐，且又阴差阳错。人乎？鬼乎？鬼乎？人乎？”(15)李锐基于他的吕梁山生活经验总结道：“你很难说老百姓这样一种生存，它是合理不合理的，是同情它，恨它，还是爱它，很难讲清楚的。对那样的生命，只讲批判是没有良心的。”(16)在上世纪末，把启蒙范式按照二元对立逻辑设置的国民性愚昧落后意象的颠覆达到一个前所未有高度的，是陈思和首倡的“民间”理念，他认为民间形态虽然藏污纳垢，有很多封建性的糟粕，但其中更蕴含着一种自由自在的生命意识：“民间的传统意味着人类原始的生命力紧紧地拥抱生活本身的过程，由此迸发出对生活的爱与憎，对人生欲望的追求，这是任何道德说教都无法规范，任何政治条律都无法约束，甚至连文明、进步、美这样一些抽象感念也无法涵盖的自由自在。”(17)在理念的推波助澜下，文学创作中涌动起了一股强大的民间思潮，或阐释民间某种生存意志，或张扬民间某种道德理想，或挖掘某种民间智慧，从不同角度极大地丰富了对民间生存的理解深度。 当然，以新文化启蒙运动为逻辑起点的20世纪中国新文学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在启蒙的思想改造诉求之外，还本着观照和表现人性的自身诉求，汲取包括古代传统、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在内的其他中外文学及文化类型的探索经验，融合作家的个人思索，有意地开拓了许多新的审美领域，或指向对人性深层结构无关社会功利性的窥探，或指向对20世纪社会历史运行过程中个人经验和生存遭遇的忠实呈现，或指向对现代人生存意义的形而上思索，等等，使得20世纪中国新文学在题材和内容演绎上实际上走的也是一条远比启蒙范式宽阔得多的道路。如“五四”时期郭沫若有个小说《少年叶罗提之墓》，即汲取西方唯美主义、表现主义的方法及心理分析成果，表达一个恋嫂少年隐秘的情爱心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象征主义流派、新感觉派等流派作家的许多作品的内容主导倾向，也和启蒙的诉求相距甚远。当代文学进入新时期后，随着文学环境的开放，超越启蒙题材诉求的对人性自身隐秘角落的探寻以及形而上思索的创作更是进入一个新阶段，数不胜数。像先锋小说对人性的形而上思索、部分“70后”“80后”作家对私人经验的传达、新社会历史叙事中对传统文化的再阐释，等等，表达的主题尽管完全在启蒙的思想改造诉求之外，却自有其特殊的深度模式。 也就是说，20世纪中国文学事实上也一直在探索着一条对启蒙范式有所超越的道路，以在审美意义上更深入、更丰富地呈现人生和人性。关于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在启蒙范式之外进行的探索实践，这里需要补充一点的是，它们只是在打破启蒙作为一种旨在教育民众的功利性思想文化工具意义上而言的，而不是对启蒙背后的合理的现代性价值原则的否定。事实上，启蒙开辟的中国现代思想文化整体上的转型，决定了其后思想文化乃至文学的运行被它带到现代性的整体法则下，不同程度地承袭了它背后的价值元素。如上世纪末“民间”思潮中对民间自体所蕴含的“自由自在”生命本能诉求的认定，实际上承袭着启蒙所倡导的理性精神与平等、自由理念的一种对普通人认识的深化；20世纪中国文学中许多启蒙范式之外的对人性的探索也是在对人的现代认知基础上的。之所以不把这些承袭了启蒙所带来的现代性的整体法则下的文学探索仍然都算作启蒙文学，是因为它们中许多已经不再有任何布道情结，不相信自己是某种外在真理的代言者，不是为了向民众灌输某种真理式观念。 三、重返启蒙：无法成为解决当下文学价值危机的出路 自“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中国新文学至今已经有了近百年的历程，尽管有斐然的成绩，但其并非行走在坦途上，至今仍是充斥着无数的激流和险滩。文学创作也在繁荣的表象下，遭遇到了一系列更为严峻的价值危机。危机的表现之一，是市场所显示出的巨大异化力量。畸形商业消费文化的过度侵蚀使得一部分作家投身商业写作的大潮中，为迎合一些低俗的欲望消费需要，而不惜违背一些被启蒙思想推崇的、已经经受历史检验的作为现代人的基本价值维度，将文学沦为本能的廉价宣泄，更不用说大量的渴望“天上掉馅饼”的白日梦意淫之作，致使欲望化、狂欢化、低俗化等种种价值乱象到处充斥。危机的表现之二，是人们在新文学经历百年经验积累后产生的审美大境界需求，与它实际上无法调动起这个时代所拥有的各种资源，建构出一些足以匹配这个时代的思想境界之间的矛盾已经充分暴露。是的，到了20世纪末，历史赠与当下文学创作的资源是如此的得天独厚：当下的中国作家拥有建国后几代作家前所未有的开放氛围、获取古今中外思想文化资源的便捷渠道和自由阐释空间，亲历着20世纪中国历史大转型过程中积淀下来的丰厚社会历史及文化内容；而且对当下的中国作家，经历了近百年艺术经验探索积累，已不存在着表现技术上的难题。机遇、资源和环境确实太青睐当下的中国作家了，这样的机会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极为罕见。这样的时代，作家本应该创造出足以匹配这个时代的、立足于人类文明顶端的、具有巨大思想探索意义的巅峰境界的作品；事实上却不是这样。当下的文学创作尽管整体上已经基本达到了20世纪以来中国新文学的一个高峰，已经出现了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以及一大批实际水平与之不相上下的作家，但整体而言一直存在着思想上的短板。当下中国作家不乏在现代文学那里已成经典的对民间的同情立场，不乏人格尊严和社会正义的诉求，但即使是最优秀的一批作家在进入社会历史进行把握和表现时，也总是在思想层面存在着浅尝辄止、避重就轻、避实就虚甚至是装疯卖傻的现象，缺少原创性的宏大思想探索。这一时期出现的一些最优秀的作品，通常存在着只习惯于把握过去维度、难有当下维度和严重缺乏未来维度的思想短板。具体地说，他们做的最出色的部分是用现代文明常识性的观念去同近现代革命史、五六十年代的新中国社会运动历史、文革以及改革开放早期过程等已经积淀了大量反思成果，不具有太大理解难度的历史对话，如莫言的《檀香刑》、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阎连科的《日光流年》等都是如此，在这里他们可以游刃有余地展现自己的才华，运用各种元素将相关艺术场景演绎得淋漓尽致。一旦要作家们运用思想原创力同正在行进的复杂现实对话，其创作就相形见绌了，且不说大量作家有意回避当下正在发生的主流现实，便是像阎连科的《炸裂志》这样旨在正面描述改革开放后乡土畸变的、引起重大社会反响的寓言性作品里，也没有找到真正的当下社会畸变的思想切入点，只有不无取巧地极度放纵荒诞的感觉，将它夸大到笼罩一切的程度。如果要他们展开宏大的思想性想象同未来对话，那对所有的人来说几乎都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面对当下这种情况，一些人把原因归结为该时期启蒙思潮再度被边缘化，从而主张再度高扬启蒙旗帜，以思想文化的又一次启蒙运动来解决文学价值危机。 那么再度重返启蒙到底能否成为解决文学价值精神及审美境界的一副良药呢？我认为对这种意见，应该结合启蒙自身作为一个特殊价值范式的特点以及当下文学问题生成的具体背景慎重分析。 我承认，重新强调启蒙的价值诉求确实可以解决当下一部分严重丧失现代人学维度和社会历史认知维度基本立场的文学价值乱象。当下畸形商业消费文化的过度侵蚀诱使许多作家随波逐流，迎合市场欲望消费的敏感点去进行创作，严重丧失现代人学维度的基本立场的现象在当前的确突出，如《上海宝贝》《骚土》《骚天》《骚宅》《非常猎艳》《我这里一丝不挂》《出卖男色》等诸如此类的作品。它们或利用逐利的出版市场，或利用网络这个便捷的平台进行欲望宣泄，“本能与身体已经成为文学的两个关键词，女性用身体独白，男性用下半身狂欢，夸张的床上运动、尖锐的‘下半身’啸叫、剧烈的肉体震荡渗入文学的所有角落。人在这些作品中成了‘快乐的牲口’”。(18)还有许多作品或以职场、官场、商场为背景，或以玄想的历史空间为背景，不顾社会历史发展的正常逻辑以及人性成长的内在逻辑，让主人公在里边往往是凭借运气或巧合就可以东成西就，左拥右抱，处处逢源、名利双收，以至于充斥着“生命内容的粗鄙化和本能化，精神维度的浅薄化和平庸化，以及心理方式上爱做不切实际白日梦”的“猪气”。(19)对这类作品的价值乱象，重提启蒙所强调的人格尊严和价值理想，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必要的，“启蒙哲学就其根本的旨趣与目标是要批判各种统治人的‘神圣形象’和‘非神圣形象’，确立起人的主体地位，但即使到20世纪‘历史终结’这样一个目标仍然远未实现。在资本逻辑统治一切的时代，不但人们的思想而且人们的现实生活都面临异化的困境，各种神圣形象和非神圣形象对人的奴役有增无减；人的主体地位似乎并未真正确立，相反人成为失去了批判性、独立性的类似于客体的‘单向度的人’”。(20)启蒙运动的目标并没有完成，它对文学中人的价值异化的批判作用仍然存在。然而以上畸形商业消费文化过度侵蚀造成的价值沉沦尚属于表层问题；对于历经考验而凝聚成的中国文学主流说，尚具有足够的判断力来警惕这种现象。20世纪中国新文学经历了近百年探索实践后所遇到的思想原创力不足的问题，若以继续诉诸启蒙的方式来寻求解决，恐怕就有些勉为其难了。 一方面原因是启蒙本体在当下处境的进一步捉襟见肘。20世纪末的中国社会面临的不仅是启蒙的问题，还有很多是启蒙后甚至是反启蒙的问题，它们交杂在一起的复杂性远远超出了固有启蒙范式的逻辑应对能力。再在经典意义上重返启蒙并引领时代精神，在理论上已经是一件不可能的事。这是因为，第一，启蒙所强调的自由、个人权力等价值诉求，在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宣传后，人们已经不再陌生，不过在特殊的时代环境下，它起到的作用不是去积极塑造容纳所有人利益诉求的公共空间，而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个体不择手段地追求自己私人利益的借口，为各种自私自利的欲望肆无忌惮的疯狂上演打开了方便之门。第二，启蒙所追求的现代化社会生活理想在本土政治社会实践过程中，目前也遇到许多前所未有的挑战。如在批判传统权力体制的同时，市场化和全球化本是早期启蒙者追求的目标之一，以为用了它中国社会的经济体制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一目标在1990年代以前的中国更多地停留在想象阶段，启蒙知识分子在对它赋予过多的正面期待之际，对它的负面作用还没有充分的心理准备。而到了上世纪末以后，尽管出现了许多被权力扭曲的因素，可它还是一定程度上已进入现实，进入了我们社会的日常生活细节中，在释放出巨大的创造财富能力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社会和价值问题，像权力和资本结盟而成的新利益集团对社会资源肆无忌惮的掠夺和对弱势群体的盘剥、资本的贪婪性和逐利性造就的新的社会鸿沟与阶层分化、全球化过程国与国之间弱肉强食游戏规则的不平等性等，太多超出固有启蒙图式期待的新情况、新因素已经使得原有的启蒙者失去了自己的话语优势，以至于有学者感叹道：“在这样错综复杂的形势下，几乎任何一种处于特定目的而实行的政治路线、理论主张乃至行政措施，都可能在不同的情境中被利用、被扭曲，严重地偏离初衷，甚至发生相反的效用。”(21)第三，随着思想文化领域探索的深入，过去启蒙所倚重的“无所不能”的理性的弊端也越来越被当下的人们体会到。早在马克思时代，西方启蒙主义将理性绝对化的现象就已经被质疑：“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22)过分迷恋一些抽象的形而上逻辑原则无非是一种自以为是“理性的暴政”。后现代思潮崛起后，理性的非真理性、非本质性及非现实性更是被充分揭示，想依靠理性所建立起来从知识律到道德律到政治律三位一体的、具有普遍主义特质的启蒙，其合法性在形而上层面也被严重动摇，受此冲击的知识界已经不可能再像五四时期一样建构出一种自足启蒙话语体系。种种原因都决定了中国的启蒙思潮是一个有特定内涵和边界的“历史的中间物”，它是站在中国社会转型的中间地带，扮演一个笼统地向前指路者的角色；而一旦行人跨过它所在路口要继续朝前，遇到更复杂的歧路，却无力继续给你一个更具体的方案，这个时候再遇到的问题就属于新范畴了，就需要大家一起重新探索。 更主要的另一方面原因是，启蒙本身也是后来出现的文学问题的制造者。中国文学自身思想境界不足的问题，尽管有一部分是由于理性的误区，需要强化启蒙的价值诉求；但从根本上说，我认为一个长期被忽视的问题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所遭遇的一个最大误区并非在于启蒙是否存在问题，而在于没有充分兼顾对方的独立性，将并非完全同途的启蒙捆绑太紧，以至于让作家在心里上产生一种路径依赖，出现的任何价值问题都要从启蒙的现成概念中寻找答案。启蒙为文学本体的正常发展背上了它承担不起的包袱，文学也在对启蒙的过分依赖中丧失了进一步进行原创性、超越性思想探索的动力。毫无疑问，启蒙开启了20世纪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现代性的序幕，对它的正面价值怎么评价都不为过，但任何事情都是一分为二的，它的首创之功也使得自己有意无意地在中国语境中获得了对现代性终极价值的拥有权，形成了一种图腾。这一图腾力量的强大不仅仅体现在它理所当然地拥有对许多领域的最高价值解释权，而且体现在它还形成了一套完善的自我调整机制，在遇到一些外部的挑战和反思力量时，可以通过放弃或抛舍一些外围的或浅层的非核心东西，来确保自己对现代性终极价值的拥有权，诱使对方陷入一种“反启蒙”的“启蒙”的逻辑陷阱。这使得启蒙在20世纪中国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营造出了一张密不透风的网络，从正反两面牢牢地挟裹着20世纪中国的现代性实践。20世纪中国文学整体出现的思想性的短板与之有密切关系。正是启蒙话语在对现代性拥有最高价值解释权的霸权地位塑造了作家在意识深层里根深蒂固的代言者心态，虽然在文学实践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对启蒙范式要求的国民性之类具体表现内容、高高在上表现姿态以及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反思和调整，但大多数作家骨子里对它的深层价值的膜拜并没有消失。对作家来说，当他的思维个性受一种近似“最高真理”的东西的支配时，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他在思想创造层面就已经自认矮人一等。他要充当的角色充其量不过是二级思想市场的阐释者或代言者，所做的主要工作也不过是二级的概念层面或技术层面选择，诸如普及理念的思维辩证与否、手法完美与否、与现实的对接是否有说服力等。即使在具体的内容、程序和细节方面体认到了启蒙范式的某些弊端，也通常无法在更高、更深入的核心价值层面挑战它的合法性，并以具有巨大原创性的思想者姿态独立站在思想文化的风口浪尖与历史发展的十字路口，像司马迁写《史记》那样以“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不依傍任何现成的概念来探索社会和历史奥秘。事实上，中外文学史上任何具有巨大思想性的作品，都不是靠作家对某种固定概念的阐释而造就的，作家们都必须在无所依靠的背景下运用各种资源进行独特的个人性探索，如曹雪芹“字字看来都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写就的名著《红楼梦》正是他融合作家的生命经验独立探索并进行形而上升华的产物；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等也是因为体现作者对社会、历史、生命、正义的个人巨大原创性思想探索而引人注目的。二级价值市场上“卫道”和“代言”角色的内在自我认同严重地压抑了作家们在更高的层面的思想原创力，并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种思维惰性和自我阉割，使其无法以纯然自由的姿态尽情地遨游于思想的殿堂。就拿鲁迅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态度来说，我们已经可以充分地看出启蒙的内在思维定势对其作为一个文学思想家的阉割。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在人性阐释方面有着卓越思想的俄国作家，在世界文学史上有极高的地位，鲁迅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论述主要体现在《〈穷人〉小引》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事》两篇小文章里。在这里鲁迅从文学本体上敏锐地感受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伟大在于对人的灵魂的出色探寻和拷问，他用不无犀利之词点出了这种追寻和拷问的特点，诸如“这确凿是一个‘残酷的天才’，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23)“他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炼它们，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来”，(24)但具体到鲁迅的个人态度却是“却常常想废书不观”。他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性的形而上思索面前止步了，给出的理由是“虚伪”，不利于反抗现实世界的不公，“陀思妥夫斯基式的掘下去，我以为恐怕也还是虚伪。因为压迫者指为被压迫者的不德之一的这虚伪，对于同类，是恶，而对于压迫者，却是道德的。”(25)内在认知与现实态度之间的分裂的关键性因素就是鲁迅内在的启蒙情结所形成的路径依赖，它使得鲁迅把最核心的价值诉求止步于启蒙的道德律要求的现实世界的公平正义上，而对抽象的形而上探询本能地予以疏离。即便在鲁迅怀疑自己是否有资格承担合格的启蒙者身份的《祝福》《孤独者》《在酒楼上》《野草》等一系列充满孤独绝望情绪的作品里，也是视角向下的，主要是基于此岸世界启蒙理想难以实现的伤痛而非完全独立进行的形而上探索带来的纯粹的理性思辨。鲁迅如此，20世纪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许多作家更如此。新世纪以来，许多作家在摸爬滚打过程中，基于自身的体验和文学史上的实践经验，本来已经对文学惯有的启蒙范式做出了许多合理化质疑和反思，可在他们超越了最初的体验性表达阶段而寻找更高层次的价值皈依时，心理意识上的路径依赖在这里又不由自主地复活了，他们依然又放弃了独立的思想性探索，没有勇气也没有力量以独立的人格精神去探讨理性和未来，推出一些在人类思想长河里真正具有先锋性和原创性的思想成果，而是回到已被固化的早期启蒙的价值图腾下避雨，即便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莫言在一次演讲中曾形象地把自己到目前为止的创作分成几个阶段：为一天三顿吃饺子的幸福生活而写作、为写出跟别人不一样的小说而写作、为证实自己而写作、为农民和技巧试验而写作、为讲故事而写作、为改变革命历史小说的写法而写作、沿着鲁迅开辟的道路向前探索。(26)也就是说他探索来探索去，最终还是回归到鲁迅对中国社会历史的批判和国民性探索的启蒙文学老路上。当然这种回归也不是简单的回归，也提供了一些新内容，如《檀香刑》对刽子手赵甲的塑造就是一个独特的贡献，莫言曾说自己写这部小说是“在童年时期读鲁迅的《药》《阿Q正传》，知道鲁迅对这种看客非常痛恨。鲁迅最大的一个发现就是发现了这种看客心理。但是我觉得鲁迅还没有描写刽子手的心理”(27)，他因而藉此呈现一种更为复杂的国民性思考。可这毕竟也是在固有价值范式基础上引入民间量度的一种修修补补，属于二级思想市场的一种拓展。再以莫言的《生死疲劳》为例，借用六道轮回的叙事手法固然别出心裁，可其中表达的对20世纪后半期民间生存遭遇极大不公的揭示和悲悯等主题意识、对民间不同人物类型的性格和行为逻辑设置，许多方面即便不是早在同时期的文学叙事中成为常识，但也并非绝无仅有，所差的无非程度上而已。总之莫言的最大贡献在呈现本土社会历史的各种艺术元素创造性集成、阐释的个性化发挥方面，而不是其立足于人类文明前沿面向对现实和未来的思想原创力，不是在当代社会思想的顶端添砖加瓦。许多其他作家这方面的问题更严重，这种情况恰巧暴露当下作家潜意识里对启蒙范式的路径依赖的严重性：他们事实上大都已经无力彻底改变自己骨子里的抽象启蒙价值原则的二级代言者角色，已经无力独立综合运用各种资源去让思想在时代上空自由翱翔。具体地说，假如把写作用建房子来比喻的话，思想好比建筑师的建筑，个人生存经验好比是建筑材料，个人的艺术才能好比是对建筑师在一定建筑思想支配下利用固有建筑材料设计和建造具体房子的能力，我们的作家所擅长的不是具有巨大个人原创性的设计思想，而是“利用已有的建筑思想来驰骋自己的设计和建造才能，争取把房子建造得美轮美奂”(28)；当抽象的启蒙价值诉求如现代化、自由、公正、人权、市场化等概念和复杂的现实对接出问题时，他们的创作也就紧跟着现出疲态了。 不再简单地套用过去的启蒙范式来解决当下的文学问题，这固然对习惯于在价值建构意识上有了“路径依赖”的作家们来说是一种窘境，但又未尝不是一种契机，因为这个时候它把作家逼上了一个不得不选择的十字路口：要么在沿袭中衰退，要么在创造性的思想探索中浴火重生，高屋建瓴地审视和把握这个时代。也许李锐的这段话可以给我们以一种启迪：“我们必须把他们已经达到的某些目的和成果，内化成为我们手下的过程，而不是去再造他们的目的和成果的复制品。我们只能在这个充满了创造的功能性过程中印证和完成自己”“我们再不应把‘国民性’‘劣根性’或任何一种文化形态的描叙当做立意、主旨或目的，而应当把它们变成素材，把它们变成血液里的有机成分，去追求一种更高的文学体现。”(29) 20世纪中国新文学和启蒙之间属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却又并非同质的关系。启蒙催生了20世纪中国新文学，并奠定了20世纪中国新文学的现代性价值基础，但既无法、也不应该垄断中国文学的发展方向。20世纪新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就需要在吸纳它内在合理元素的基础上摆脱启蒙依赖症，用独立的眼光认真观察和思索我们的时代和生活，寻找一条更能全面调动自己创造性的道路。也许，在眼下来说，让启蒙的回归启蒙，让文学的回到文学，不管对于启蒙还是文学，都是一种解放吧。 ①⑦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2卷6号，1917年2月。 ②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1卷6号，1916年2月。 ③(18)朱首献：《文学的人学维度》，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第11页。 ④周作人：《人的文学》，《新青年》5卷6号，1918年12月。 ⑤陈独秀：《答胡适之》，《新青年》3卷3号，1917年5月。 ⑥[英]以赛亚·伯林著，岳秀坤译：《扭曲的人性之材》，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70页。 ⑧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9页。 ⑨许寿裳：《我所认识的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页6-7页。 ⑩周作人：《文艺上的宽容》，见止庵校订《自己的园地》，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9页。 (11)(16)李锐、王尧：《本土中国与当代汉语写作》，《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2期。 (12)贺照田：《李泽厚的“启蒙与革命”缺乏反省检讨意识》，http://t.w.cn/wenhua/sixiang/1562947.html (13)鲁迅：《且介亭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94页。 (14)姚晓雷：《张宇论》，《文艺争鸣》2007年8期。 (15)张宇：《活鬼》，河南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1页。 (17)陈思和：《民间的沉浮：对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尝试性解释》，《上海文学》1994年第1期。 (19)姚晓雷：《莫让“猪气”成为一种文学时尚——从当前流行的一部网络小说谈起》，《当代文坛》2007年第3期。 (20)彭文刚：《启蒙之后的启蒙》(吉林大学2013年博士学位论文)，第2页。 (21)王晓明：《半张脸的神话》，南方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第6页。 (2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2页。 (23)鲁迅：《〈穷人〉小引》，《语丝》周刊第83期，1926年6月。 (24)(25)鲁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事》，本篇原用日文写作，最初发表于日本《文艺》杂志1936年2月号，中译文亦于1936年2月同时在上海《青年界》月刊第9卷第2期和《海燕》月刊第二期发表。 (26)(27)莫言：《我为什么写作——在绍兴文理学院的讲演》，《传记文学》2012年第11期。 (28)姚晓雷：《试论新世纪文学中当下乡村社会生活的主体呈现困境》，《学术月刊》2013年11期。 (29)李锐：《厚土自语》，《上海文学》1988年第10期。标签：文学论文; 人的文学论文; 中国文学论文; 鲁迅的作品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人性本质论文; 文化论文; 启蒙思想论文; 艺术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读书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人性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