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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一种新的发展观
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发展观对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同样具有双重重要的意义。在走向21世纪的过程中，中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应该建立在一种什么样的发展观上，这是需要首先确立的问题。
许多人都把实现翻两番、达到小康社会的目标仅仅看作是一个经济增长的指标。这是认识上的一个误区。实际上，这是一个综合质量指标。它既包含了生产增长的速度、数量和效益，也包含了社会发展的进步、水平和程度；既包含了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包含了精神生活的丰富；既包含了社会保障、生存环境等外在的生活状况的改善，又包含了诸如文化教育水平、思想道德水平等人的内在素质的提高。
认识上的误区源于发展观的差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半个世纪，人类的发展观经历了一个从“经济增长理论”到“经济社会综合协调发展理论”再到“可持续发展理论”渐进深化的过程。战后西方经济学家重视经济增长理论。联合国第一个发展十年（1960-1970年）开始时，当时的秘书长吴丹概括地提出“发展＝经济增长+社会变革”的发展公式。他们没有把“发展(development)”与“增长(growth)”两个概念区别开来，认为发展就是增长。在这种发展理论指导下的发展战略是以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为目标的；为了实现经济增长，还必须进行一定的社会经济变革，但这种变革也是实现经济增长的手段，因此这种战略必然忽视社会其他领域的发展目标。在这种理论指导下，许多国家出现了“有增长而无发展”或“无发展的增长”的现象。
六十年代末以来，国际学术界普遍认为，应该把“发展”与“增长”两个概念区别开来。他们认为，发展必定有经济增长，但经济增长并不一定有发展。经济增长的涵义较窄，通常指纯粹意义的生产增长；发展的涵义较广，除生产数量的增长，还包括某些经济结构和某些经济制度的变化；不仅包含经济的发展，还包含社会状况的改善和政治行政制度的改革；不仅有量的增加，而且有质的提高。衡量一个国家发展的程度，除经济指标之外，还应包括各项社会指标。他们认为，发展是经济、社会综合协调进步发展的系统工程。
随着工业发展带来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资源匮乏等严重后果，人们越来越关心这种发展的后果以及地球和人类的未来。国际学术界由此在1992年斯德哥尔摩世界环境大会上正式提出“可持续发展(sustaianble development)”的概念。1978年联合国国际环境与发展委员会首次在正式文件中使用“可持续发展”一词，并将其定义为“在不牺牲未来几代人需要的情况下满足我们这代人的需要”。90年代以来，可持续发展已成为经济学和社会学领域中的重要范畴，在制订发展战时追求可持续发展成为国际社会的一个潮流。
我们国家一直关注并高度重视可持续发展问题。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系统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实质上提出了中国社会全面发展的纲领。最近，江泽民同志指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贯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始终作为一个大事来抓。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最早源于环境保护，现在已成为世界许多国家指导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战略。”“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我国跨世纪的一个重要课题，成为21世纪的发展战略。
可持续发展是以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良好的生态环境为基础，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前提，以谋求社会的全面进步为目标的发展战略。其实质是努力推动社会进步，积极促进社会公正、安全、文明、健康发展。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发展观，其基本内涵主要是由五种观念构成。一是经济观，主张发展不仅限于增长，持续不是停滞，持续依赖发展，发展才能持续。二是系统观，主张把当代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看成是一个自然、社会、经济、文化等多因子构成的复合系统，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整体。局部的发展最终是非持续的。单纯的经济增长不能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人类要充分合作，联合行动，共同追求社会的持续发展。三是公平观，认为应该同一代人公平或区域、社团间公平，各代人之间公平，有限资源分配公平，社会公平。四是自然观，人与自然要和谐。人的活动不能越生态系统的涵容能力，不能损害支持地球生命的自然系统。“发展”一旦破坏了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社会就不会“发展”了。五是社会观，可持续发展追求的是社会全面进步和发展，是全社会共同利益，涉及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涉及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需要社会的每个人积极参与。可持续发展是坚持以人为本，以社会进步为目标，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天人合一的社会发展观。
这种发展观，作为人类社会进步的内在要求，是对传统发展模式的挑战。人类为谋求这种发展模式而建立的新的发展观，是经历几个世纪探索的必然选择，是人类认识上的一次重大飞跃。
精神文明是社会进步与发展的重要标志
由可持续发展观的基本内涵可知，可持续发展与精神文明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首先，发展包含了经济增长目标和社会进步目标。一个国家发展的程度不能仅以经济增长标志，还应当包括社会发展的指标，如反映分配状况即社会公平状况的“经济尺度”诸如收如分配、就业比例、居住条件等，反映生活质量的“非经济尺度”诸如教育、文化、卫生、健康等，还有反映社会成员精神状态的理想、道德、犯罪、人际关系等。这些指标都反映精神文明的状况。不难理解，如果注重生产的增长、经济的发展，忽视社会其他方面的进步，忽视精神文明，人民愚昧，社会落后，无疑是不可能持续发展的。如果精神文明滑坡，高速发度的物质文明最终将失去“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经济的发展势必会受到严重的牵制、阻碍和破坏。尤其是社会利益关系变动时期，在国际范围不同文化模式的相互撞击的条件下，如果腐朽思想泛滥，腐败成风，社会丑恶现象成灾，社会畸形发展，各种反差日益尖锐、强烈，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其次，增加生产、发展经济不能耗竭资源、恶化环境，破坏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和精神文明，不能牺牲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要做到天人合一，合理利用资源，切实保护环境，留给子孙后代足以满足其需求的资源。这就不能再走工业化国家发展初期那种数量增加、外延扩大、资源高耗、环境恶化的老路，必须实行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实现这种根本转变必须依靠科学技术进步，走重质量、重效益、重内涵的发展道路。其中关键是提高人的整体素质，包括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这正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
再次，人类社会是一个由社会、经济、文化等多因子构成的复合系统，相互联系和依存。可持续发展是全社会共同利益的体现，涉及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社会成员应树立系统的、全局的、集体的观念。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就更应树立具有民族精神的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观念。形成和培养这些思想观念和行为规范，更需大力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精神文明建设要以人为本，提高人的整体素质
社会的主体是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主体也是人。精神文明建设以人为本，就是把人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据、出发点和归宿，着眼于提高人的整体素质。
首先，精神文明建设以人为本是人的本质决定的。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搞》中明确认定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类特性为“自由自觉的活动”，而人的类本质是人的“自由自觉”的主观能动性。[2]考察人类历史，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无论是人类个体，还是人类整体，其活动所追求的终极目的，都是能动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以使自身“全面自由的发展”。精神文明建设是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一种高级活动，其终极目的是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其次，精神文明建设以人为本是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决定的。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同时也是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享有者。当前我国进行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是要提高生产力，满足人民需要。人民群众的需要有两个方面，即物质生活的需要和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为了满足这两种需要，必须同时提高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搞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因此，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是人的精神世界的建设，根本任务是提高包括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在内的人整体素质，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因而精神文明建设作为一种主体性建设是人自身的现代化建设，其出发点和归宿点是人，必须坚持以人为本。
再次，以人为本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性质和特点的体现。物质文明建设是改造客观世界，基本上是一种“物化”和“外化”的过程。人们通过劳动，把各种构想、设计、方案、理论等精神成果，转化为具体的物质形式和客观存在。精神文明建设是改造主观世界，基本上是一种“人化”和“内化”的过程。人们借助物质条件把精神文明的内容和要求内化为自身素质，产生精神成果。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主体都是人，但物质文明建设的客体是物，产品是物质产品。在这里，作为主体的人与作为客体的物是各自分离的。精神文明建设的客体是精神，成果是精神产品。这种精神产品，无论是理论、法律、政治、艺术、宗教等形式，还是心理、情感、品质等形式，都是人的思想、品德、文化等素质的凝结和体现。在这里，作为主体的人与作为客体的精神是不可分离、集于一体的。
我国现阶段的精神文明建设是在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条件下进行的。两个转变是我国实现战略目标的根本关键。它不仅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而且对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文化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和积极影响，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新的条件。实现两个根本转变，实施可持续发展，最根本的是取决于人的整体素质。近年市场经济体制大大促进了人的整体素质的提高，如四川省1995年外出务工的人员比1994年减少23万人，而收入却增加了63亿元，其原因就是外出务工的人员的素质提高了。[3]但同时也应看到，当前一些地方人员道德、文化有所下降——据重庆市总工会对部份企业职工素质状况的调查表明，一是政治素质下降—接受调查的31家企业，15万职工，党员仅占职工总数的7.5%，团员仅17.8%，相当部分青工受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影响，不思进取，不讲奉献，主人翁意识谈薄；二是文化素质低下——在生产操作人员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仅占这部分职工总数的2.1%，高中占31.6%，初中毕业以下的达66%，甚至还有个别文盲。三是技术技能结构不合理——初级技工为22.2%，中级技工45.6%，高级技工仅19.6%，一些重点工种和岗位人才短缺。有资料表明：我国平均每个劳动者创造的国民生产总值只及西方发达国家的2～4%，机械工业劳动生产率只相当美国的1/12、日本的1/11，钢铁工业劳动生产率只相当美国的1/18、日本的1/13。人的整体素质是包括道德、文化、技能在内的综合因素。在推进精神文明建设中，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是一个非常紧迫、十分重要、格外艰巨的任务。同样，科学、文化、教育建设在精神文明建设中是物质文明建设的知识、能力保障和智力支持，对思想道德教育也有巨大的促进作用。因此，人的科学文化素质是人的素质的重要内容，对人的思想道德素质有重要的影响。但是，思想道德状况是精神文明的主要标志，规定精神文明建设的性质，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同时，思想道德建设与科学文化教育建设比较，要复杂得多，困难得多，艰苦得多。思想道德建设既不同于物质文明建设的物化性、固定性、一次性的特点，也不同于精神文明建设的科学、文化、教育方面建设的长期有效性、相对稳定性特点。思想道德方面，如政治思想、精神状态、伦理道理、心理素质、情感意志等等，具有明显的可变动性，出现逆转和反复是常有的。科学、文化、教育建设还具有显现性、外向性、实用性，易于操作和检验，思想道德建设则具有隐形性、内向性、抽象性，不易操作和检验。所以，思想道德建设要长期、持久、反复地进行。当前，由于社会处于新旧经济体制转型时期，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滋长，导致人生理想失落，政治观念淡漠，精神动力不足，精神支柱不力，道德滑坡，纪律松弛，封建迷信盛行，丑恶现象沉渣泛起，社会治安秩序混乱，严重阻碍着经济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我们必须警醒，采取有力措施，大力加强思想道德建设。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不懈地对全体人民尤其是广大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引导他们确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实践社会主义道德，遵守国家法律和社会纪律。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跨世纪的一代新人，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大力促进社会的文明与进步，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6-97页。
[3]《人民日报》1996年5月29日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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