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招商局的多元化经营战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招商局论文,经营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1940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西方殖民主义者大规模涌入我国，外资轮运企业也在中国相继创办起来，并不断扩张，几乎完全垄断了中国沿海及内河航运业。他们不但打开了上海以北的沿海贸易，而且把中国最大的内河长江变成了他们任意驰骋的商船通道。英国的怡和洋行、宝顺洋行，美国的琼记及旗昌洋行都先后在上海建立起轮船公司，控制了长江及我国沿海的航运业务。
当时各国侵略者对中国的经济掠夺，主要渠道即为商船运输。其中贩运鸦片、走私偷税、拐卖人口等罪恶行径无所不用其极，这些外国轮船公司获取了惊人的暴利，无论是他们的船舶进出口数量还是运输利润，都成倍地直线上升。
美国旗昌轮船公司，创办于1862年，资本额100万两，利润率逐年上扬，1867年一年净利高达80多万两，从1868年到1870年，每年净利均在70万两以上。①怡和洋行在大规模贩运鸦片的罪恶勾当中，仅营业额每年就高达700万两，其利润之丰不难想见。
在外国轮船业的冲击下，中国传统木帆船航运业立见凋敝，迅速地走向穷途末路，大量船主被迫抛弃旧业另谋生途，上海港口“有成千上万的帆船闲置在黄浦江上，闲置得快要烂掉了”②，这种景象在沿长江及沿海其他港口也屡见不鲜。
受到严重打击的不仅仅是传统的木帆船航运业，当时清廷大宗传统贸易——由东北、山东经上海转至东南各省的豆石运输及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漕粮运输，也均受到严重威胁，成为清政府亟待解决的难题。各洋商轮船公司久已顗觎此项庞大业务，他们一手掀起了激烈的竞争风浪。在把中国旧式航运业推向毁灭绝境的同时，却也激发起中国的一些官吏、商人及有识之士，开始了购买或租赁洋船的设想，有的已付诸行动。
当时洋务派骨干、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向朝廷奏呈申办轮船招商局，他说明创办此局“冀为中士开此风气，渐收利权，……以为华商保护”。③此后又一再上奏折申明设立此局“无事时可运官粮客货，有事时装载援兵军火，藉纾商民之困，而作自强之气”，并“略分洋商之利”，“庶使我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所尽”，④显然是以富国便商，回收利权为目标。得到皇帝批准后，于1873年1月17日（清同治十一年十二月十九日）正式开局，局址上海洋泾浜南永安街。从此，我国近代最早的航运企业正式诞生，标志着中国航运业从此跨入了机动船时代。
招商局创建之初，采取官督商办的组织形式，即“先筹官款垫支开办，俟其效成利见，商民必然歆羡，然后招集商股，归还官本。”⑤经营方针仅限于“分运官粮，兼揽客货”，营运船只只有5艘，2000多吨，规模不大，受益也不多。但是经过几年草创期之后，逐步开展和扩大了航运业务，很快打开局面，在上海设总局，在天津、烟台、厦门、广州、香港、汉口等地设立分局，还扩展到海外，日本长崎、横滨、神户、新加坡、槟榔屿、安南、吕宋等地也设立了分局。招商局船只活跃在我国沿海、长江直至亚洲太平洋地区，打破了外国航运公司对中国江海运输的控制和垄断，短短十年光景，1883年招商局船只增至23艘，30000多吨，累计利润高达二百多万两，⑥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这是招商局历史上发展最快、经营最成功的黄金时期。
二
1873-1884年这十年为招商局的早期，它不仅发展了自身的航运业务，而且起龙头作用，开展多元化经营，向其他相关经济部门扩大投资，并创办了一批大型工交企业，相辅相成，提高了该局的经济实力，也发展了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其他近代企业。早期招商局兴办或投资的企业包括：
1.保险公司
招商局创建之初，轮船均向洋商投保，费用昂贵，还要受制于洋人，常遭掣肘。如江船永宁号，因为用华人为船主，各外国保险公司均拒予保险。⑦1875年11月招商局设立仁和水险行及济和火险行，后两行合并为仁济和保险公司，专营招商局轮船装货保险事业。此后，除了在经济上可免受洋商保险公司敲诈盘剥外，还充实了自身的经济力量，积累了巨额保险基金，也提高了本局的竞争意识，并为扩大其他各项投资奠定了一定的经济基础。
2.码头栈房
招商局初建时，只有天津紫竹林和上海浦东两处码头栈房，主要用于储运漕米。以后由于转口货增多，码头栈房不敷使用，招商局除迅速扩充以上两处外，又逐年营造添置了不少码头栈房。据统计，十年间共建置牛庄、烟台、福州、厦门、广州、香港、汕头、宁波、镇江、九江、汉口，以及日本长崎、横滨、神户、新加坡、槟榔屿、安南、吕宋等19处，连前共为21处，各处均设立仁济和保险公司，担保商货，方便商旅，每年租税不下10余万两。⑧为本局航运提供了方便的服务，也增添不少房地产业，加强了该局经济力量。
3.兴建同茂铁厂
随着招商局业务的扩展，运输能力增强，船舶数量日益增多，修葺船舶必不可少，建局初期均为委托外商船厂代修，费用高，服务差，诸多不利。1874年招商局筹款在上海虹口自设同茂铁厂，另一方面自我服务，无论费用、修葺期限、质量等都便于掌握，一方面也为日后中国人自造船舶培养和储备了技术力量，可称目光远大。
4.投资煤矿
煤是轮船航运的动力来源，李鸿章曾向皇帝启奏：“船炮机器之用，非铁不成，非煤不济……诚能遴派妥员，招觅商人，购买机器，开采价值，必视洋煤轻减，通商各口，皆可就近广为运售，而洋煤不阻自绝，船厂亦应用不穷”。若“采炼得法，销路必畅，利源自开，榷其余利，且可养船练兵，于富国强兵之计，殊有关系”。⑨他认为开采煤矿一能为航运业提供充足而廉价的动力燃料，二可为国家大开利源，三又把洋煤排挤出去，收回利权，是从经济和政治上一举三得的“举国大利”之事。
1877年清政府在安徽贵池设立煤矿局，试用洋法开采，招商局诸多领导人纷纷投资该矿，并“送试办章程”，从资金和管理上予以大力支持。
1882年招商局向安徽送荆门矿务局投资6万余两。同年又向开平煤矿投资21万两，促进了开平矿生产力的提高，第二年该矿日产量超过600吨，保证了北洋舰队和部分洋务派官办工业用燃料，也成为招商局燃料的坚实后盾。
此外，招商局对淄川、磁州煤矿都有部分投资，并为其提供工矿章程，以利经营管理，既支持了新建煤矿的发展，也为招商局轮船筹备了充足、廉价、便利的燃料。
5.对外商贸公司
李鸿章曾在奏折中分析：“窃维西洋富强之策，商务与船政互相表里……整顿通商，尤为急务”，他认为“四出通商，以为利国利民之本”，⑩洋人视中国为一大利源，纷至沓来，而中国却足不出户，任凭洋人驰骋，极为失策。他建议走出国门，到外国去直接进行商贸活动。1881年李鸿章接受船政大臣黎兆棠的意见，筹办宏远外贸公司，与航运业相互配合开拓外贸业务，但由于巨资难筹，终于未能付诸实践。
同年顺德黎召民在上海及香港集资15万英镑，由招商局船承运有关人员，携带股份资金赴英国伦敦，创办肇兴公司。在买卖货物上受到招商局领导人的支持，如郑观应曾“助资若干”，还“自办宁州茶五百箱往销售”，(11)但在英国商人的倾轧排挤下，不到三年亏本过半，终于被迫停办。
6.关栈及揽载行
1887年12月20日上海海关发出通告，自次年1月1日起，凡外国进口货物存于关栈暂缓付税者，必须存于中国政府核准的关栈。招商局上海虹口中栈、北栈即为政府正式核准的关栈，该局持有关栈垄断权，不允许外商设栈分利，以免利权旁落。后又经招商局禀请，所有进口火油也归招商局栈房存放，不准外国商栈插手，表现了对招商局的格外关照。以上决定虽遭上海大多数外国贸易公司的激烈反对，甚至严辞抗议，清政府总算顶住了压力，为保护本国商人利益做了一件得体的事。
招商局建局初期，不少洋行在中国设立揽载行，与中国航运业竞争客货。为与之抗衡，招商局在上海、天津、重庆等地分设揽载行七、八处，大力揽求客货生意，在竞争中毫不示弱，几年之间揽载货运收费达40余万两，揽载搭客约万人之多，对促进招商局业务发展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具体经营者营私舞弊，各行亏损日重，招商局不得已于1884年将其全部关闭。
7.纺织与缫丝业
上海机器织布局创办于19世纪80年代，是我国最早的机器棉纺织企业，也是在李鸿章倡导下开办的近代洋务企业。1891年李鸿章命招商局在备记项下提银10万两，附入织布局股份，掣票分给各股商收执，(12)1894年该局失火，第二年李鸿章仍就织布局原址设立华盛机器纺织总厂，另在上海、宁波、镇江等地招集华商认添新股，并分设10厂，所有老股作二成抵华盛新股。但附商股者不甚踊跃，又从招商局所属仁济和拨搭32万两资金支持开办。(13)
烟台缫丝局创办于1882年，是采用近代技术加工野蚕丝的小型中外商合资企业，其中外商资本占40%，华商占60%，该局的认股工作也得到招商局的大力支持，不少领导成员都持有丝局股份，该局在上海的有关财会业务等也完全由招商局代理，两局间人事及财务交往频繁。
三
招商局作为一家大型近代企业，其早期在多元化经营方针指引下，不仅创办了一批与轮船航运业密切相关的企业，而且多方投资，加强或支持了其他新型近代企业的创建与发展，从内外两方面扩展了自身的经济实力，对中国近代工交企业的发展也做出了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贡献，其成功的经验及重大意义可简单归纳为以下五点：
1.一业为主，多种经营，提高经济效益
招商局的主要业务范围是轮船航运业，这在当时属于新兴事业，向前看需要工商业的普遍繁荣，才可能有客货运载的大量需求；向后看需提供充足的燃料、方便的维修保养等一系列自身服务，才可能提高营利能力及竞争能力，从而有利于提高整个企业乃至全社会的经济效益。如果缺少一业为主，多种经营的战略规划，很难想象招商局会“一花独放”。
2.起龙头作用，带动其他企业的发展
招商局早期正处于我国开始寻求救国之道的时代，一些有识之士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口号，要求振兴民族工商业，收回被洋人掠夺侵占的利权。招商局为适应主业需要，创建和带动起一批全新的企业，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波及效应相当大，带动了煤矿业、铁矿业、机器制造业、造船业、邮电业、纺织业、外贸等一系列近代企业的产生和发展，促进了20世纪初我国一批新式工商业的诞生，为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功不可没。
3.保护利权，不受洋人挟持
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入侵，要把中国变成他们的原材料来源地和商品倾销市场，不允许中国独立地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招商局充分发挥自身潜力，调动外界一切有利因素，掌握住资源及市场优势，保持了经营的独立性，在与洋商的竞争抗衡中，打破了洋商公司在中国一统天下的垄断局面，保卫住中国利权，也显示了中国人抵制外侮的爱国热忱。
4.集股投资，加速资金集聚
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张之洞曾概括当时创办近代企业的集资规律：“先筹官款垫支开办，……然后招集商股，……付之商人经理，则事可速举，资必易集”，(14)洋务派创办招商局即以此精神为本，招商局在其多元化经营中，也采用了相同办法，他们以股份制方式，把商人资本引入近代产业部门，从而集中起民间闲散资金，投入于发展社会化大企业中，加速了资金的集聚，既解决了政府资力不足的困难，又摆脱了洋人资本的控制和侵夺，还推动了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一条创办大型工交企业的新路，其率先和示范作用不可低估。
5.各局各业间互济互利
招商局多元化的经营涉及广泛的工交企业，多方面的经济合作必然给各方面都带来直接或间接的经济利益，增强各方的经济实力，包括生产与经营上互利互补，资金互济，从而也分散或降低了风险，显示了开展多边合作的优越性。
但是，在肯定多元化经营的积极作用与重大意义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其明显的欠缺或局限性。首先是战线过长的困难，招商局承受着来自各方面、多行业的竞争对手（包括洋商）的压力，经受多种挫折，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其次是分散了资金的使用，牵制和削弱了本局的经济力量。再次，它刺激了中国第一代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产生，招商局诸多领导成员凭借权势，随心所欲地跨行业投资，局产成了他们依仗的后盾，为他们私人大发其财提供了便利条件，官僚买办资本迅速聚积，促进了中国第一代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迅速形成。
注释：
①刘广京：《英美在华轮运势力的竞争》，第101-105页。
②聂宝璋：《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下册，第1269页。
③《论试办轮船招商局》，《李文忠公全书》第1卷，第40页。
④《李文忠公全书》奏稿第20卷，第32页。
⑤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第27卷。
⑥参见《国营招商局七十五周年纪念刊》。
⑦郑观应：《增订盛世危言新编》第3卷，《商船》（上），第30页。
⑧《近代航运史资料》，第1091页。
⑨《李文忠公全书》奏稿第19卷，第44页。
⑩《李文忠公全书》奏稿第41卷，第26页。
(11)郑观应：《盛世危言》卷3，商务印书馆版，第15页。
(12)《交通史·航政篇》第1册，第10页。
(13)《李文忠公全书》奏稿第28卷，第10页。
(14)1879年交通部提出24字方针前加“以航运为中心”6个字，遂改成30字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