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寻梦者的“叩问”——叶文玲创作研讨会纪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纪要论文,研讨会论文,寻梦论文,叶文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作为一代生活和文学事业的过来人，没有人比叶文玲和她的同辈人更清楚以往的文学失去了什么，而今天的文学又亟需什么。于是当他们把主体的情感指向和价值追寻义无反顾地定位在“爱与美”之上的时候，这代人就注定成为了文学之梦的追寻者和传统文化精神的守望者。叶文玲以她女性特有的执著、友爱和真纯而成为这代“寻梦人”中颇为典型的代表：他们放逐与回归的心路历程，追寻又困顿的文学理想，拘囿而迷失的精神家园……杭大中文系主持召开的这次“叶文玲研讨会”，既是对叶文玲创作的回顾，更是对一代“寻梦者”的叩问。
进入90年代，中国新时期文学两种不同的力量正在分化更叠：一种是始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西化浪潮。艾略特的《荒原》、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以及精神分析批评、神话和原型批评、现象学和存在主义批评、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批评、女性主义批评和新历史主义批评等曾一度流行于西方世界的文学话语，得到了国内先锋作家和批评家不同程度的喝采，并在此启悟下，在观念、叙述和语言等方面探索着迥异于传统的现实主义的写作方式；另一种是在现实主义思潮下对本土文化的守望。他们相信，现实主义这一概念本身，决定了它在日新月异的现实面前永不过时；对中国作家而言，文学创作的现实意义就在于对中国精神力量的守望，并在这种守望中揭示出历史变化中的中国精神的命运感。
杭州大学中文系“转型期文学研究”课题组，拟通过当代文学创作中有影响的作家作品的系列研究，对上述两种文学力量作出合乎科学的价值判断，为活跃和振兴浙江乃至全国的文学事业作出自己的成绩。拉开这一研究活动序幕的，就是今年6月该系与浙江文学院联合举办的“叶文玲创作研讨会”。来自上海、南京以及本省文学界的知名学者、评论家吴中杰、陈鸣树、朱寿桐、王元骧、骆寒超、郑择魁、徐岱、金健人、盛子潮、陈军、钟本康、高松年、龙彼德、洪治纲等以及杭大中文系从事现当代文学教学和科研的中青年教师、研究生60余人参加了这次研讨会。杭大精心组织提交了14篇论文，成为这次研讨会的主体力量。本次研讨会以“对寻梦者的叩问”为主题，真挚而坦诚地就以下四个方面的议题展开了热烈的学术争鸣：叶文玲文学创作的回顾与展望；《无梦谷》及叶的其它小说；叶文玲散文创作研讨；对全国文坛格局中的中年作家及叶文玲的定位。
会议分别由中文系主任陈坚教授和现当代文学教研室主任吴秀明教授主持，杭大新老校长郑小明和沈善洪以及省作协党组书记林晓峰到会祝贺，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沈晖则从文化发展战略、振兴浙军的高度对研讨会作了充分肯定。浙江文学院常务副院长盛子潮作了大会总结。作家叶文玲自始至终参加了会议。
叶文玲：“心”的放逐与回归
叶文玲同志是我国当代有成就、有影响的重要作家，至今已有400万字、计24本作品结集出版，其中小说《心香》曾荣获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其它获奖小说还有《寂静的山谷》、《小溪九道湾》、《秋爽》、《拐角》、《浪漫的黄昏》等。长篇小说《无梦谷》出版后曾引起较强烈反响，颇受全国各地报刊的好评，美国纽约国际文化艺术中心也因这部作品以及叶文玲的创作成就而给她颁发了“中国文学杰出成就奖”。与会者一致认为，叶文玲作为一个中年尤其是中年女性作家，她的生活道路和创作历程是坎坷的，其成败得失，包括价值观、艺术观、审美观在中年作家中也是很有代表性的。巴金老人曾说过，叶文玲及其兄叶鹏的遭遇，就是我们中国中年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写照；她的全部创作，历史地浓缩了这一代作家固有的精神传统。叶文玲的这种代表性，使我们对她的研究有可能深入为对这一代中年作家的研究，并进而深入为对中国新时期文学流变的美学探讨。
吴秀明教授在题为“从梦的追寻到梦的质询”的中心发言中，对叶文玲的文学创作作了历史的描述。70年代末80年代初，涕泗交流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揭开了新时期文学的大幕。与此相应，对“爱与美”的言说不期而然地成为广大作家尤其是从“反右”和“文革”过来的一代中年作家的集体心声。作为生活的过来人和许多文学事业的目击者、参与者，没有人比他们更清楚以往的文学失去了什么，现在的文学亟需什么。因此，他们毫不迟疑地把情感指向和主体价值追寻活动定位在“爱与美”之上并身体力行于其间。从叶文玲这一时期发表的作品《丹梅》和《寂静的山谷》来看，她的创作倾向也明显类似于同代中年作家，只不过出于女性特有的纯情，在这方面表现得更执著更突出，更带有追“梦”即理想化的色彩。
陈坚教授指出，叶文玲创作的最显著特色，在于她把文学创作视同生命，全身心地用她的笔去发现美、表现美、歌颂美，并将这种美寄寓在笔下的人物形象、尤其是女性形象上，塑造出诸如丹梅、亚女、楚涧等一系列美丽善良的女性形象。由于她们大都属于普通民众，因此叶文玲的作品充溢着强烈的民本主义、人道主义的思想，显得相当淳朴真挚。吴中杰教授、陈鸣树教授（复旦大学中文系）和作家陈军（浙江省作协）等都不约而同地认为，叶文玲作品流露出来的民本意识，使得她成为一个入世的理想主义者，并以其纯情、唯美是品格在中国当代文坛独树一帜。
许多与会者纷纷指出，这种入世的理想主义色彩，体现了叶文玲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守望姿态。陈建新（杭大中文系）认为，在叶文玲的小说创作中，美与善具有相互包容性：美的人物必然是善的，善的人物才是美的。或者说，美是形式，善是内容，而所有善的人物形象，几乎都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吻合；叶文玲的道德理想和审美理想在她所描写的人物形象上得到了充分的融合。田斌君、田志华、孙凯风、陈晓波（杭大中文系研究生）等则指出，叶文玲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不仅体现在人物的塑造和文学功能的认识上，而且体现在对苦难、爱情和婚姻等生命本体的认识上。叶文玲作品中描写的大多是男女主人公在逆境中的奋斗精神，没有中国传统文化对生活的乐观态度，是不可能写出这种境界的。但是，不少学者也诚恳指出，传统文化也给予了叶文玲小说一定的负面影响，其主要表现为人物塑造时的道德化倾向以及对人物作善恶对立的简单化处理，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反思历史时的思想深度。
不少与会者对叶文玲作品所流露出的乡土意识和民间意识也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朱寿桐教授（南京大学中文系）认为，叶文玲以她并不十分引人瞩目的独创，默默地建构着一种属于新概念意义上的乡土文学，其独创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当代性、情感性和社会性上。钟本康（杭州市文联）则指出，在当代作家中，很少有人像叶文玲那样擅长于从民间从普通人身上去发现美，这一点正是叶文玲创作的优势所在。陈建新也认为，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坛存在一种返回民间生活世界的创作走势，叶文玲曾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上都生活在社会的底层，民间文化视角的获得非常自然；但是在叶文玲绚丽多彩的民俗生活画卷中，体现的往往是集体主义和人道主义的人生理想，这又表明了叶文玲对儒家的集体主义与务实精神的认同。
对叶文玲作品的女性意识的探讨，也是本次研讨会的一大热点。郑淑梅（杭大中文系）认为，作为女性作家的叶文玲，由于过多地认同了传统文化，使得其创作表现为一种“双声话语”的创作。一方面，源自对生活实践的朴素感受，她真切地关注着女性人生、女性命运；另一方面，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父权意识又使她常常自觉不自觉地认同男性话语而失去了自我的声音，从而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女性意识。陈力君（杭大中文系研究生）则认为，叶文玲是位女性作家，但她决不是“女权主义”作家，即使是在“女权主义”口号风靡文坛的时候，叶文玲仍始终如一地以一颗江南水乡的平常女儿心来审视并构建自己艺术世界中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形象试图摆脱传统却又难以割舍传统，试图立足现实却又留恋过去，从而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
很显然，理想与入世、传统与当代、女性意识与男权观念，成了叶文玲文本中充满矛盾的叙述。范志忠（杭大中文系）认为，叶文玲文本的矛盾叙述终究还是聚焦于“美”这一寻梦者的话语中。在叶文玲的文学话语中，“美”占据着中心位置，它具体表现为“美的毁灭”和“美的生长”这两种对立的话语。如果说，“美的毁灭”意味着美的缺席和生命的放逐，话语无可挽回地出现裂隙并体现出叶文玲对现实批判的深度、厚度，那么，“美的生长”则意味着生命理想的回归，文学话语重新得到整合并因此体现叶文玲对优秀的传统文化精神的守望。因此，寻找美、歌颂美，即使是在放逐的痛苦中仍不忘对美的祭奠，在一种分裂与整合的张力中叙述着文学话语，进而体现叶文玲在中国新时期阶段的文化立场，这无疑是叶文玲创作中运用得最鲜明也最为成功的叙述策略。李杭春（杭大中文系）则认为，作为一代寻梦者，叶文玲从骨子里捍卫着现实主义的美学原则，捍卫着人类社会的真善美，捍卫着几千年流传至今的神圣的文学信念，以至于在文坛风云际会、新潮叠起的今天没有获得应有的喝彩。在“今天”面前，叶文玲显然代表了“昨天”，代表了某种具有传统思维和理想模式的文学创作在五花八门、层次不一的现实阅读者面前的尴尬：一方面是正统严肃崇高庄严的“贵族”写作，一方面又是新奇怪异通俗刺激的“平民”阅读，两者之间的落差使得叶文玲虽然以其厚实的文学创作，一步一个脚印地在当代文学史上留下了一个寻梦者的足迹，但却难以引起应有的读者共鸣和社会反应。徐岱教授（浙江大学中文系）对此颇有感触，他谈到当他阅读叶文玲的文学作品时，总是情不自禁地想起另一文本——古希腊人柏拉图的“理想国”：两者都是对人类理想的一种可能描述，都是一种生命极限处的言说。陈坚教授则指出，在当今商业大潮的冲击之下，叶文玲这种歌唱美好、捍卫崇高的品格自有其特殊的意义，它将在最大限度内体现这一代知识分子在对优秀传统文化守望姿态中所可能达到的深度。
小说：“梦”的追求与困惑
对于叶文玲的小说创作，尤其是作者呕心沥血八年乃成的煌煌巨制《无梦谷》，与会代表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他们分别从人文关怀、政治情结、民间精神、女性意识、叙述策略、审美品格等多种角度阐述了各自的观点，向人们解剖了一个多姿多彩的叶文玲的小说世界。
吴秀明教授首先提到了知识分子叶文玲的“拯人济世”的人文精神。在中国这样一个高度德性化的国家里，凝聚在知识分子心头的集体主义情感和人道主义思想使他们自觉肩负起“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历史职责和启蒙使命。叶文玲也是如此。只不过个性、气质和思想艺术观所使然，她对她所要拯救的对象——民众的这份关心和同情显得更淳朴更真挚，而少了点居高临下的矜持和贵族气。《心香》在叙述“美的毁灭”时作家声情并茂，憎恨、悲悯、怜爱之情不能自抑；《青灯》、《夕照金洋河》更以宽厚慈爱之笔，给予精神麻木的墨莲和陷入祥林嫂式悲剧命运的云嫂以莫大关注。叶文玲把她的惓惓情怀更多地献给了普遍民众尤其是下层被污辱被损害的女性。而直到1989年的《太阳与你同行》和1990年的《秋之暮》，叶文玲才开始将艺术目光投向对知识分子本身的思考，体现出人类对自我的一种全面深刻的反思。当然，在这方面真正具有实质性突破的还要算《无梦谷》。
《无梦谷》的人文精神是什么？吴秀明教授认为，它的最大特点就是将艺术流向始终对准知识分子灵魂深处，并以一种超越的姿态，在讴歌他们忧国忧民情愫的同时，对其身上负荷的病态文化人格和心理结构进行富有理性的审视。如果说该书上半部主要通过楚汉兄妹异地生存苦难的深沉描写，以社会历史为切入点来剖析知识分子历史的悲剧命运和精神缺陷的话，那么它的后半部则致车于从爱情婚姻角度来探讨他们现实的灵魂悲剧。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赴难意识和道德感不仅在楚汉身上得到淋漓尽致的再现，就连大胆追求自由和爱情的楚涧和童浅草最终也只能“发乎情止乎礼”。童浅草坚持独守空房，楚涧身边也“当然是鲁越”，没有爱情的婚姻不可逆转地延续着。这样的描写既是知识分子自审意识强化的突出表现，更向我们揭示了这样一种人文新观念：这就是知识分子所谓的使命感和正义感，都应该建立在人格和灵魂独立健全的基础之上。
徐岱教授也就“无梦谷和人文关怀”发表了意见。他认为所谓“人文关怀”，首先就是关怀人之初，询问人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无梦谷》写出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它的问世使文革前后这段历史再次成了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
金健人教授（杭大科研处）认为《无梦谷》最能打动读者、使之进入并与作者共鸣的就是小说对苦难和爱情两大主题的处理。但小说的不足之处也在于对苦难和爱情的描写没有能够拉开距离，认同太多而批判不足；矛盾本来可以有张力，可以做文章，比如对四个主人公有许多可以批判的东西，但作者强行把它们统一到社会认知规范当中。作品的道德评价、意识形态过于浓厚，加之理想化的浪漫主义，使作品无法通过人物对这段生活作一种批判。如果用反讽的技巧来写，恐怕回味更多。
对于小说《无梦谷》，龙彼德（浙江省文联）认为是叶文玲迄今为止写得最好的一部小说，是叶文玲小说创作史上的一块里程碑。它有三大鲜明的特点：浓厚的自我色彩、曲折的心路历程和平行的艺术结构。但也存在一些不足，比如受生活原型束缚太多、对灵魂的拷问不够“残忍”以及前后结构不够匀称等等。对此，吴中杰教授认为，叶文玲创作的一个基本立足点便是面对现实，《无梦谷》正面描写了“反右”这样一个历史事件、历史悲剧，这在当代文学中应引起重视，但由于叶文玲在创作中过分贴近现实，使作品的视野受到了限制。如果能适当拉开距离，关注整个中国的命运，作品将更有力度。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成了当今不少人怯谈的一个话题，但读叶文玲的小说大家却无法回避它。会上许多代表以此为题展开了探讨。李杭春认为叶文玲创作中“歌时代的好、颂人民的美”这种天经地义的文学主题的诞生与时代政治紧密相关。50年代初步入文坛的新中国作家们的写作是与整个“计划”运行的政治经济体制相一致的，写作在那个时候已经不是个人情感的渲泄而是社会职责的体现；作家的写作不再是个人的写作，而是整个社会运行机制的一部分；作家，确切地说，其实也已经不再是个人的作家而是社会的作家，是整个社会生产大军的一部分，就像工人做工、农民种田一样，作家写作差不多成了一项社会分工，同样是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
吴秀明教授则把这一代中年作家与政治的盘根错节的关系形容为一种欲罢不能的“政治情结”：既对政治的干扰有着强烈的逆反心理，又无法铲除自身形成的政治思维和审视眼光。叶文玲作为“归来一代”的中年作家，其新时期创作总体来说偏爱从政治、社会角度去反映和表现生活，与主流政治意识形态保持同步对应的关系；其人物形象也被置于浓重的社会背景之下，并将其生活命运与政治密切相连，如《父母官》、《太阳的骄子》、《湍溪夜话》等。但叶文玲丰富的女性情感、诗化的叙事语言以及故事和人物相对于政治从而消解政治的地域—民间色彩，事实上大大缓解了叶文玲作品中浓重的“政治情结”。
钟本康也谈到了叶文玲小说的政治中心化问题。在他看来，叶文玲的小说表面上用的是政治背景，实际上写的还是人性、人情。小说情感丰富，但也积极思考社会问题，采取思考与抒情相结合的方式，写在特定社会背景下美的东西的遭受毁灭，具有现实意义。
“民间”从本质上讲是一个相对于政治的概念。陈建新在发言中肯定了叶文玲小说创作中的民间意识。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坛存在着一种返回民间生活世界的创作走势，作家们力图挣脱意识形态主流话语的束缚，用满腔热情关注民间生活形态，表现民间文化精神。在表现这一趋向的实践中，叶文玲是最早的参与者之一。1979年的《夕照金洋河》，1981年的《青灯》中已经有所体现，而她的长塘镇系列小说更与20～30年代的“乡土文学”表现出了惊人的一致。用流畅抒情的文学语言，描绘绚丽多彩的民俗生活，表达集体主义和人道主义的人生理想，这构成了叶文玲许多小说的重要特色。
朱寿桐教授则从乡土文学的历史沿革将叶文玲小说读作“新乡土文学”。在他看来，不仅叶文玲小说中的乡土概念是可迁徙的因而呈现出某种当代性，其乡土小说的独创性也体现为对乡土生活的现代性情感的投入和认同，同时叶文玲已不再执著于表现风俗画和地方色彩，而致力于一般社会信息的观照，这使得她的作品获得了厚重的社会历史质感，但同时也很容易因此消解了乡土题材的特性而那么热烈地拥抱着现实。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叶文玲小说创作中政治情结和民间意识是相互消解又相互寄生的。一方面民间意识消解了政治情结，另一方面政治情结又消解了乡土风情；它们使叶文玲的小说笼罩着许多独具风格的个性色彩。
另一对矛盾来自叶文玲小说的叙述策略。范志忠从对从《心香》到《无梦谷》的小说叙事的分析中，归纳出叶文玲小说“放逐与回归”的母题以及“分裂与整合”的叙述话语。很显然，叶文玲这一叙述策略的成功之处，不仅在于使文本充满着跌宕起伏的张力而颇具艺术魅力，而且在于因此隐喻着意识形态视野下50～60年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与抱负。一方面，不少知识分子作为被改造的对象，都身不由己地卷入各种政治运动之中，体验着被放逐的悲凉；另一方面，这些知识分子又不愿放弃使命感而探索着回归的可能。如果说前者的意义主要在于对意识形态不合理性的质疑和批判，从而使意识形态暴露出重重裂痕；后者的意义则侧重于对充满裂痕的意识形态的重新缝合。而对每一个置身于意识形态之中不能孤立存在的个体而言，重要的不仅仅是批判，更应该是完善。范志忠从这一角度解读了叶文玲对知识分子命运的深刻昭示。
与会许多代表谈到了叶文玲小说创作中的女性意识。陈奇佳、张国平（杭大中文系研究生）等认为叶文玲创作中女性意识的形成、发展，到最终形成一个较成熟又极个性化的审美观照尺度，经历了一个不断超越自我的历程。而郑淑梅更是用女权批评的观点深刻地剖析了叶文玲笔下的女性形象。在她看来，叶文玲笔下的女性形象显然地“失声”于男权中心话语，缺乏应有的色彩和声音。无论是亚女、葛金秋这样身纯心亦纯的“家”中乖乖女、安琪儿，还是丰韵、金娅等学识教养较高并已冲出了“家”的穴居状态的事业女性，甚至楚涧、童浅草等既有现代的生活观念又有传统的家庭责任的知识女性，无一真正拥有“自己的房间”。如果说“家”中沉默的勤俭持家的少女们没有自己的意志，成了男权社会规范中的牺牲品，事业女性们也由于“要和男人一样”的奋斗目标而自觉不自觉地模仿男人，成了一群虽然走出了传统家庭樊笼，却又在步入男权社会时遗失了自我的女性，那么，楚涧和童浅草们的悲剧则在于她们在经历了痛苦的、强烈而深切的爱以后，不得不把炽热的情感和痛苦的灵魂交付给道德的祭坛。郑淑梅呼吁女作家要忠于自己的感受，肯定女性生命情致，完成走进“野地”探索女性生命之声的真正的女性文本。
叶文玲小说的审美品格、道德规范也是与会代表讨论很多的一个话题。骆寒超教授（浙大中文系）认为，叶文玲小说的生命力在于她为现实主义提供了许多新质。从《浪漫的黄昏》到《无梦谷》，叶文玲小说超越了一般的社会现象而开始作这样的思考；即对社会历史转折时期一代人的心理转型的思考；小说也从表现面上的生活进入了表现深层的人的灵魂。这是一种较高层次的现实主义美学品格。
赵宇（杭大中文系研究生）认为对美的不倦追求和表现是叶文玲创作的一贯主题；另几位研究生陈晓波、杨世真、田斌君等更进一步意识到，叶文玲的创作同时被一种厚重的悲剧气氛笼罩着、窒息着，因为在叶文玲笔下，对人物在从传统向现实的转移过程中的矛盾与痛苦、他们在现实行为中的暂时无法超越的障碍的描绘，构成了人物性格和命运的悲剧性内核。
关于叶文玲小说的审美方式，李杭春认为是相当的规范与传统。她说与其说美是叶文玲的信念和文学追求，不如说美也是规范叶文玲人生信念和创作行为的模式和范型。在美而前，叶文玲即是一个创造者，一个施者，一个主体，也是一个遵从者，一个受者，一个客体。吴秀明和陈建新也进一步指出，叶文玲笔下的“人情美”就是以“善”为内容的功利性的美；而本应以“真”为内容的“人性美”在作家笔下也成了以“善”为中心的“理想人性”。由此，叶文玲的小说看似写“美”颂“美”，其实是在写“善”颂“善”，以“善”作为审美的主导性标准。这种“以善为美”的价值范式自然需要进行现代性突破，但叶文玲所信奉的现实主义精神原则，原来就与“以善为美”的传统价值观念有一种天然的联系，因而，面对“生存还是毁灭？”这样一个问题，叶文玲在寻“梦”途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疲惫与困惑。
这种疲惫和困惑显然也是一代人的共同感受。
散文：“家”的找寻与迷失
在叶文玲的创作中，散文起步不早，然而成就卓然，特色亦十分显著。如果说作家把对生活的感悟、感喟比较多地写进了小说，那么，对生活中一些丝丝缕缕的、琐碎细敏的感受、感叹则被叶文玲写进了散文。用作家自己的话讲，就是：“我写散文，往往是这条心河流淌得最顺畅最温馨的时候。我把人生新体味的沉重和苦涩都淹留在小说里，而独独拣起那些鲜亮的，可心的果子，将它熬煎成平日最爱品尝的甜甜酸酸的清凉剂，将它炮制成散文，为的是在烦恼人生的间歇里，可以常常品味……”（《叶文玲散文自选集·自序》）。看得出叶文玲的许多抒写山水之情、故里之恋、友人之思、亲人之会的散文不仅是用笔写出来的，更是从心底淌出来的：用心发现和描绘生活中的爱与美，是构成叶文玲流光溢彩的散文世界的支柱和全部内涵。
吴秀明教授认为，叶文玲散文已被赋予了与小说不同的别样景观：专写美景、美情、美人，而将生活中的假恶丑荡涤殆尽。这完全是一种理想中的真美，是超世的美。它既是一种艺术追求，同时又何尝不在为自己疲惫的心灵寻找一个风平浪静的生命港湾！无论是对童年的回忆（如《让我再回到童年》），还是对职业生涯的追叙（如《只要素朴的白》），对母爱的描述（如《我的散文诗》）等，都透露出对个体生命的看重与眷恋。绵绵无尽的絮语使我们感到昔日的温馨恬静，社会只是一种模糊的远置的背景，而对一己生活的反复叙述则被推置于前景，占据了几乎全部时空。这正应和了汪曾祺对散文的见解：“中国人经过长期的折腾，大家都很累，心情浮躁，需要平静，需要安慰，需要一种较高文化层次的休息……散文可以提供有文化的休息。”（“散文的辉煌世界”，《人民日报》1993年12月3日）
李杭春也谈到，充满爱与美的散文让人平心静气，让人得到心灵的慰藉与滋润。因为在生活中，人们缺乏的往往不是爱与美，而是对它们的发现。叶文玲天南地北，屐痕处处。而每到一处，她都悉心地寻找美、记录美、传达美、颂扬美，俨然一名美的使者。西安的古城墙，海南的椰子树，玉环的文旦，香山的雪，叶文玲几乎要让人确信这个世界至纯至美，宛如天堂。而且我们也不难发现，叶文玲叙说这些传达这些，并不显得做作和矫情。如果说在今天善恶交织、美丑共存的人世间发现丑、暴露丑需要勇气和胆识，那么挖掘美、创造美则需要更多的睿智和良知。一个自身没有美的素养、没有宽厚博爱美丽无私之心灵的人是无法看到生活中被遮掩、被阻隔、有时甚至是被毁灭的美的。而许多人欠缺的，正是叶文玲所擅长的——她对于美的敏感，往往超乎常人之上。
陈鸣树教授深有感触地说，叶文玲的散文感人至深，在散文创作中有她自己追求的东西，她同时也通过散文创作锤炼了自己的文笔；她的散文是诗化的散文。陈军则觉得读叶文玲的散文有一种唯美主义的感受，非常过瘾。他说，从散文看，叶文玲尤其是一个纯情的理想主义者，在她的笔下，深圳就是这么美，虽然事实上深圳可能有愧于叶文玲所描述的这种美。从某种意义上说，叶文玲恐怕更接近于冰心那样书卷气比较重的女作家。
吴秀明教授进一步分析了叶文玲的散文创作现象。他说过于理想的真善美其实是一种彼岸世界的东西，一种形而上的追求；叶文玲在小说中毕竟还引进了一些假恶丑，散文则完全避开了这些，说明叶文玲只有理念上的假恶丑，而不愿意将它们真实化。这种“文学是美的宣言”的审美的理想主义，反映了中年一代作家的价值取向：他们虽经历坎坷，却始终保持对生活的乐观主义态度，他们总是本能地绕开现实中的种种不如意，去拥抱人生的理想。这是满足当代人难以企及的欲望的一种方式。
但对于叶文玲散文的“爱与美”模式，吴秀明教授同时也指出：它虽然摆脱了缺失自我的”杨朔模式”，与新时期散文尤其是女性散文创作在寻找“家园”的意趣上走到了一起，相较于50年代，其创作也明显发生了由社会性向个体性，由客观向主观，由情感理性向感觉体验的从外到内的本体转型，但这种对自我和家园的过分自恋沉迷，同时也使作家在走出外在社会规范之后又陷入了新的偏狭琐细的境界。它虽对散文文体向本体的回归不乏意义，并为作家疲惫的身心提供了一种心灵慰藉，但相比以前的散文，更多的只是量上的积累而无质的更新。尤其是作家生命和生存体验中所悟到的沉重苦涩在此荡然无存，文本与其人生观艺术观相背离。这是叶文玲的迷失之处，亦是新时期女性散文——推而广之，也是整个新时期散文——量多生腻、底气不足的根本所在。
与会代表还谈到叶文玲散文创作中的浓郁的乡土意识或曰民间文化精神。陈力君认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大自然的恩赐和历史的积淀共同形成了“楚门世界”淳朴的民风和传统与现代化并行不悖的别具一格的人文环境。因而描写江南水乡及楚门的自然风光与风土人情是叶文玲散文创作中篇幅最多也是最成功的篇章。甚至对一些异地景致的喜好取舍也以故乡的青山绿水为参照，比如对潢川春景的夸赞：“雨中至潢川，越发感到她像江南移来的，一隅隅的山水，一方方的水塘，一丛丛的秀竹，村舍间，连黄黄的‘烂泥路’，也地地道道是江南才有的颜色。”这样的情有独钟，说明她完全认同了纯净明朗柔美清澈的江南文化气脉。
陈建新也深有同感。他认识到叶文玲本身独特的生活道路使她非常自然地获得了“民间文化视角”，比如她多次在散文作品中描写到的在乡间看“的笃班”的情景便是明证，所谓的“的笃班”是江浙一带的地方戏曲演出班子，他们所演出的地方戏曲，蕴含着很多民间文化精神，它们对叶文玲的世界观、审美情趣甚至艺术表达都有很大的影响。
沈晓莉（杭大中文系研究生）从叶文玲“带着山的色、水的音”的语言运用上证实了这一点。尽管吴方言不像普通话那样口语和书面语相一致，吴侬软语一经搬到纸上，那种甜、软、糯的韵味就几乎全走了，但叶文玲却辟出了一条蹊径。她用乡土味浓厚的江南的方言土语、俗语写作散文，尤其大量运用了江南人独有的叠音词，描述鸟语花香的江南美景；浓淡相宜的江南意境，使她的散文具有独特的乡土地域色彩。
会上，高松年（杭州市文联）和苏振元（杭大外语学院）也专门就叶文玲的散文创作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们认为，叶文玲的散文创作不容忽视：从数量上看，占了其作品的三分之一强；从质量上看，也毫不逊色于她的小说。她的散文的独特品格首先表现为一种入世务实、追求诗美的女性抒情散文特点；从创作思想来说，主要继承了巴金等人的注重真实的风格；从创作情感来说，则主要继承了朱自清和前期丰子恺的主观抒情风格。
叶文玲：怎样的一方水土？
叶文玲以她丰厚的文学创作和鲜明的个性色彩赢得了自己在中国当代文坛的一席之地。在中国文坛的现有格局中，叶文玲究竟身处怎样的一方水土？我们来看一看与会专家、学者们的意见。
陈建新这样分析：有人曾经对我国近代以来的知识分子进行分类，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为第一代，陈独秀、鲁迅、胡适、郭沫若为第二代，周扬、胡风、冯雪峰是第三代，以50年代被打成右派的王蒙、张贤亮、陆文夫等人为代表的“十七年”时期知识分子是第四代，文革知青是第五代，新时期及以后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只能排在第六代了。看得出前四代知识分子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更多的精神联系，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爱国热情，这与儒家思想在传统文化中的深层影响有关，他们都称得上是屈原式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
李杭春也认为，叶文玲以自己的勤奋和天资跻身于王蒙、宗璞、张贤亮、茹志鹃等所代表的这一代作家中间，他们大多在50年代初崭露头角，“反右”以后消声匿迹，直到70年代末重新复出并一度成为创作主力。他们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有幸在十分年轻的时候便感性地经历了新旧社会的强烈对比，并且在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刻接受了严谨正统的共产主义信念和理想以及现实主义文学“宪法”的灌输并加以执行，表现在文学创作中，就是坚定不移地捍卫神圣，捍卫优美，捍卫崇高。
陈建新同时指出，这一代知识分子接受的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传统文化结合在一起的新文化的熏陶，同时，因为特殊的历史际遇，也深受俄罗斯文学和西方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表现在精神追求上，就是强烈的爱国主义、理想主义、集体主义、利他主义、人道主义，对中国传统的美德，诸如真诚真情、善良宽厚、忍辱负重、见难相助、知恩图报等等，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还极力赞颂宣扬。叶文玲自然也不例外，在其文革后重返文坛的第一篇小说《丹梅》中，丹梅这个艺术形象虽然有着那个时代无法避免的政治痕迹，但却绝对不是一个政治斗士，把她放在任何一个时代都会受到正直的中国人的喜欢。因为她的人道主义、集体主义、利他主义的生活理想和生活态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都属于善的范畴，都会受到人们的推崇。
从近现代文学发展史考察，叶文玲属于50年代“十七年”时期的第四代知识分子。她根深蒂固的现实主义美学信仰和忧国忧民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证实了这一点。而从乡土文学的历史沿革看，又有学者倾向于将叶文玲视为“新乡土”一代作家。朱寿桐教授以鲁迅当年给出的“乡土文学”这个宽泛的概念，及后来作家们对乡土风俗的批判启蒙或者乡土风情的珍爱陶醉两大系列的创作为参照，指出进入新时期以后，伴随知青文学的出现，乡土文学出现了将二者综合起来的趋势。而同样是鲁迅浙东同乡的叶文玲，却没有再重走先辈们的路子，她带着她的烙印改变了传统乡土文学的套路，建构起一种属于新概念意义上的乡土文学，并由此确立了其在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陈力君和陈奇佳也在他们的论文中提出了叶文玲创作中独有的把传统与现代化、淳朴民风与商品意识奇妙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得以在除旧纳新的过程中进一步深化发展的新乡土意识。
而作为一名女作家，叶文玲在当代女作家尤其是新时期女作家中间的举足轻重的地位更成了与会代表探讨的一个话题。
专业作家陈军认为叶文玲是一位非常有个性的或者说具有鲜明创作特色的当代女作家，是一个纯情的理想主义者，有着强烈的生命意识。在新时期女作家中，她或许没有张洁深刻，但也不像张洁那样“尖刻”；她也强调现实主义的入世精神和态度，但与庸俗社会学又大相径庭；而与现代文学史上的陈学昭相比，其创作数量和创作面都有所拓展。她恐怕更接近冰心，是一个书卷气较重的纯情、唯美的女作家。
盛子潮（浙江文学院）把中国新时期女作家的创作分为三个浪潮：以张洁、谌容为代表的以对政治的敏感而引人关注的第一次浪潮，以池莉、方方为代表的以其原生态的文学描写而引人关注的第二次浪潮，以及以陈染、林白、海男等为代表的以女性的私人话语引人瞩目的第三次浪潮。叶文玲在年龄上可能靠近张洁、谌容这一代女作家，但从创作特色看则显然没有确切的归属。叶文玲的特点在于她写出了常人所能感受到的种种东西，这是一个著名作家必备的素质。
历时一天的会议开得紧张而热烈。许多代表在会议结束后仍然意犹未尽。在今天这样一个浮躁、平面化、世俗化的人文环境下，杭大中文系能主持展开如此深入务实的学术争鸣，本身就体现了一种人文关怀。
标签：散文论文; 叶文玲论文; 叶文论文; 叶文有话要说论文; 文学论文; 寻梦者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艺术论文; 文化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读书论文; 理想社会论文; 作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