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基因图谱的价值论解释意义_基因技术论文

人类基因图谱的价值论解释意义_基因技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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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82-0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448(2001)01-0032-06

价值系统是人类文化的核心,人自身的重大发展变化必然会影响其价值尺度,从而导致价值系统的变迁,引起文化的转型。当代高科技的发展已使人类文明发展进入以开发人的智力资源为主的新阶段,进一步挣脱自然逻辑而皈依人的逻辑。正当此际,基因技术的突破性进展——人类基因图谱的破译,将使人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革命性变化,对人类传统价值观形成巨大冲击,预示着人类价值系统的一次彻底的变革。

基因破译——人类生命价值的重新定位

自20世纪50年代DNA(脱氧核糖核酸)的双螺旋模型建立以来, 人类对生命世界的认识迅速向纵深发展。70年代DNA 克隆技术和转基因技术的进展使人类能够在分子层面对生物进行操作,直接涉入生命过程。90年代“人类基因组”计划启动,人类的遗传物质DNA 的总和即人类基因组,由大约30亿碱基对组成,分布在23对染色体中。“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核心,就是测定人类基因组的全部DNA序列,计划包括“遗传图”、“物理图”和“序列图”的绘制。目前,“遗传图”和“物理图”的绘制已完成,2000年6月26日,美、英、日、法、德、 中六国同时宣布人类基因组“工作框架图”构建完成,这是“序列图”的草图,“人类基因组DNA序列图”的完成, 将使人们看到一份描述人类自身人体构造和运转情况的说明书,这意味着人类对生命的本质的理解进入全新的阶段,这是人类文明走向自觉时代的重要标志,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

“人类基因组计划”国际组织中国协调人、中科院遗传所人类基因组中心主任杨焕明教授介绍:由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六国(美、英、日、中、德、法)科学家联手合作的“人类基因组计划”,与“曼哈顿”原子弹计划、“阿波罗”登月计划,并称为自然科学史上的“三计划”,但它对人类自身的影响,将远远超过另两项计划。这种说法并不夸张,我们已经看到,基因研究有力地带动着生命科学和生物经济的发展,今天生物技术广泛渗透到农业、牧业、环保、制药、医疗卫生、材料、能源领域,生物信息产业迅速发展,并与其他高新技术产业相结合,形成一批富有活力的新兴产业,改变着人类社会生产和生活的风貌。多样性的生物资源的研究、保护、利用和开发与可持续发展战略密切相关,而且也关系到国家安全和种族命运(如可能导致群体选择性生物灭绝的基因武器的研制),人类对自然系统的改造已深入到可以再造和创造的程度,但在人类文明高度扩张中被破坏的失衡的自然生态很难恢复,人工生态又极度脆弱,人类在全面征服自然的过程中成为自身最大的威胁。因此,如何和平、安全地使用生物技术成为目前国际政治面临的重大课题,尤其在人类基因组计划揭示了人类群体和个体的遗传信息的基础上。人类在可能深度干涉人的自身再生产方式和自身生命过程的条件下,面临巨大的风险和挑战,对人类生命价值、人类文明前景、人类终极命运的哲学思考再度成为热点,而这种思考可能为人类提供在自身自然人化的迅猛进程中,采取一系列以人文精神制衡高科技以减少风险的有效对策——如伦理的、法律的、心理的、政治的、文化的对策——的理论基础。

人类目前破译基因图谱,了解了基因结构、遗传密码核苷酸的排列顺序,对人类生命物质基础、精神的生理基础——身体的了解达到了新的水平,对影响个体发展水平和命运的客观因素——遗传性状有了相当程度的把握,这是人类对自身本质的科学认知的新起点。自然界作为人的无机的身体,人化自然作为人精神和实践活动的产物,工具系统作为人肢体的延伸,信息技术作为人智力的延伸,都是人的本质的体现,都有力地促进着人类对自身的认识。而只有人对自己的生命奥秘和内在自然的人化过程的科学认知才是最直接的了解人本性的途径,基因研究为人类对自身的生物性的认识提供了科学基础,从分子水平上进一步证明了生命的统一性和人类生命的物质本性,为理解人在遗传因素与环境因素的相互作用中发展起来的社会行为和文化系统提供了线索。

基因研究的进展意味着科技在生命领域的祛魅,生命的神秘、珍贵和尊严都会严重削弱,人类生命的价值也面临重新定位的情势,这对于人类文化系统尤其是其核心价值系统的冲击不亚于当初哥白尼太阳中心论对神学体系的冲击。因为价值即客体对主体的意义,价值标准是主体尺度的展开,价值的基础在于主体,这就是价值领域中“立人极”的重要性所在,而基因技术尤其是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发展恰恰是对生命的有限性、完整性、一过性、天赋平权性等提出挑战,对构成人类价值系统的基础支柱冲击很大。伴随着基因研究的深入,社会生物论、社会达尔文主义、基因决定论等再度活跃,尤其是人也成为可随意更换零件和优化组合再造的机器化动物时,人类再生产方式将来可能成为工业化的复制和标准化的批量生产时(还需要对基因的有关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并突破人们的心理、伦理、法律等障碍后才有可能),人类生命的至上性、唯一性——人文精神和人本主义的根基被从根本上撼动。人类生存和生产方式的变化会带来文化的全面转型,基因技术可能促使人在改造自身的进程中创建全新的文明模式。

基因治疗——人类生存质量的提高与价值秩序重组

从目前来看,人类基因图谱的破译可使人类的生存质量有实质性的提高。首先,遗传病可得到早期诊断和治疗及控制,优生优育进入可控制阶段,可通过遗传分析进行预测,以保证生个健康、聪明、漂亮的孩子,而将有残缺的劣质胚胎淘汰,这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因医学发展和道德情感泛滥而使许多有严重残缺的生命延续并有机会传宗接代,从而客观上使人种退化的趋势减缓,也减轻了因之产生的深重的社会负担和家庭悲剧及严重的情感创伤。人类在繁衍后代的自然行为中也体现出了人的自觉能动性,这是人化的深化,也是文化发展进入高级阶段的标志。但也应看到,基因的筛选是受价值尺度的左右的,除一些严重的遗传性疾病如痴呆、多发性畸形、脑积水、脊柱裂、血友病等的基因可以确定是公认的坏基因外,大多数基因难以简单地区分好坏基因,因为一个特点就同时是其优点也是其缺点,剪除“坏”基因可能会使生命形式变得单一而脆弱。如对多动儿的基因治疗可能会减少人类基因库中的创造性因素,对某些致病基因的剪除可能会导致对另一些疾病的免疫力降低,“以不可逆转的方式改变人类基因库,是科学家最大的顾虑。很多人坚决主张只有在相应科技都发展出来以后,才能使用断代式的胚胎基因治疗。换言之,他们希望找出一种不会更改人类进化过程的神奇疗法。”〔1〕对人类基因库的生态多样性的维护,是谨慎地进行基因治疗和改良的前提,否则我们会走上一条不归路,而不知它通向何方。

人类基因图谱破译促进了基因治疗的发展,基因技术在医学领域的广泛应用使生物制药(包括药用胚胎)、器官移植更加高效和容易,但这也会引发新的问题,如生命整体性的破坏、对动物权利的严重侵犯、不同个体的存活机遇的不平等,而从总体而言,生命科学的进展还是使人类的生存质量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健康是幸福的基础,基因研究的人文价值是显而易见的。当然,非“原装人”的自我认同危机,及接受非人类器官移植者的对“人”的尊严和类意识的边际挑战,都会突破原有的人、人性、人的本质的传统观念,使人对生命本质和人类自身的理解具备新的内涵。

基因技术的应用促进了人的健康生存和延长生命,这意味着科学对死亡——绝对的否定——提出有力挑战,这种挑战使宗教的自慰和伦理的安抚及艺术的自欺均黯然失色。人类在高科技的武装下终于可以直面“生老病死”,在这个必然性的黑暗王国见到一线曙光。生命的价值是主体尺度和人生价值的基础,生命的有限性是价值系统尤其是人生价值和意义的前提,思考死亡是人生哲学的起点,生命的有限性使价值凸现,人们常以情感的好恶表达对正负价值的判断,而情感的强度和敏锐性直接与时间相关,正如马斯洛所言:如果我们知道自己永远不死,我们就不可能热烈地去爱。虽然真正的价值只有在时间长河的淘汰中浮现(经历理性的审视),但最高的价值、最强烈的情感只是短暂显现的(对价值和情感的感知往往通过直觉),“时光有限”会增加珍视程度,在强化情感中强化价值,“来日方长”则无形中会冲淡情感淡化价值。罗洛·梅在其《爱与意志》一书中也提到:“不免一死的意识,不仅丰富了爱,而且建构了爱,爱是必死与不朽的交汇点。”〔2 〕人类生命的有限性是人类价值体系的重要支柱,而现在,基因技术对生命极限的挑战(目前只是延长生命、延缓衰老、提高生命质量)会引起价值序列重组,原本是人生重心,现在可能只成为一个阶段;原本是虚无缥缈的梦想,现在可能成为现实化的环节。当然,寿命作为遗传性状,是受环境和基因共同决定的,在对基因的改造短期内还不能普遍实现的条件下,对生存环境的选择和改造、设计将成为文化的重心,与生命科学、生物经济、基因改造相应的生态文化已经兴起,积极谋求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精神生态及心理生态平衡,建构高科技时代人类健康的生存空间和生存状态。

无性繁殖——传统社会及其价值系统瓦解

目前,微生物克隆在生物制药领域已很普遍,植物克隆已在基因农业中广泛应用,动物的克隆技术也走向成熟。而从理论上讲,人的克隆也是可能的,人类基因图谱破译更为之奠定了基础。克隆人类意味着人可以创造和复制自身,行使以往上帝才有的权力,人在自身生产领域也突破了种的尺度,可以按照其价值标准和美的规律来生产,这是件诱人而又容易引起恐慌的事情。

正因为基因技术的应用对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会产生巨大的影响,社会也对基因技术的发展给予极大的关注,基因技术的每一步进展都会引起轩然大波。目前,全球的政治学家、科学家、社会学家、伦理学家、宗教学家,都卷入了关于人类基因图谱破译所带来的道德、法律、伦理、心理问题的讨论,有些国家已制定严格的立法,对有关研究和技术应用进行限制,但由于克隆技术研究的费用相对较低,政府又不能完全控制企业和科研人员的个体行为,国家之间的技术竞争也可能突破规则,所以,对克隆人类这一目前尚在萌芽期的技术还是应以现实的态度直面为妥。培育出“多莉”绵羊的研究小组负责人英国的伊恩·威尔莫特博士认为复制人类的技术相当困难,在道德上令人无法接受,同时他针对人们对无性繁殖技术的抨击指出:“人们不能责怪科学家有这样的发现,我们并不是科学怪人。如果我们没有此项突破,其他人迟早也会完成这项突破。至于应当如何运用这种技术,现在要由社会来决定。”〔3 〕对克隆技术的控制使用应进入社会理性和全球伦理的范畴,这是高科技时代人类自觉创建文明的重要标志。

基因技术尤其是克隆技术的发展可能会改变人的生殖方式,从人工授精、试管胚胎到遗传工程和无性繁殖,人的繁衍越来越像工业化的复制,人的亲缘关系简化,代际关系打乱,个体成为孤绝个体,社会网络可能更彻底地摆脱自然血缘关系的影响,成为高效率的社会机器,科技理性的统治更可能贯彻其逻辑的彻底性。人类再生产中的情感与人性因素不断冲淡,作为传统社会的细胞——家庭的作为人类自身再生产和养育、教化的第一场所的地位与功能削弱,生育与婚姻的分离使社会结构进一步松散化,人类的社会交往的基本形式及机制改变,这些都对以传统的自然人伦关系为基础的伦理观念、道德规范、政治制度等形成强烈冲击,基因技术不仅是科技革命的标志、经济革命的先导,也是政治和文化变革的强大动力源。

克隆人类的可能性首先是在伦理道德领域及政治领域提出一系列新课题,如药用人类胚胎是否具有生命权、人权,人工生命对生物伦理和生态平衡的影响,对现在广泛流传的担心如战争武器人、工具人、恶意复制(如复制希特勒)、基因犯罪、失败试制品(包括转基因试制品)的处治,克隆的优先权以及伴生的基因平等权、代际平等权问题,基因专利权与基因“圈地”、基因大战问题等等,在这些问题上,价值理性必须能够制衡科技理性,否则,技术手段的成熟与纯技术理性及非理性的结合会引起文化系统的混乱,基因技术的不当使用会造成人在人自己创造的文化中碎裂和隐退。

目前,在克隆人类尚未现实化之际,进入理论视阈的主要是新伦理规范,如维持生命整体性的生命伦理,维护生命机会平等权的医学伦理,保护基因隐私权、反对基因歧视的道德规范,平等观念深入到基因平等层次的新政治理念等,维护生命的丰富性和自然形态,尊重每个人的独特性,重视每种基因的两面性,是这个物种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灭绝的时代的较少风险的选择。但文化保守主义可能会延缓危机却不能解决问题,人类价值系统的根基已被撼动,这就是基因决定论正在切断伦理之根,在基因图谱绘出人的一生的身体、情绪发展基本倾向,而社会文化系统对个体又是既定的存在的前提下,作为伦理道德之根的“自由意志”显得苍白无力。 “DNA 又螺旋结构共同发现者之一的克里克(FrancisCrick),1996 年告诉国会一个委员会说:‘我们以前认为命运掌握在一星象之间。现在我们知道,我们的命运主要是掌握在基因里。’”〔1〕当然,我们知道,人类行为是由基因、环境、教育等共同决定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对人生的塑形作用不容忽视,但也应看到,传统价值体系在高科技时代已濒临崩溃,其终极价值目标如真、善、美等也突破了原有的狭隘视界,纳入全新内涵,人类在克隆技术逐步成熟的基础上,人的外在自然——身体、内在自然——心理的人化过程会大大加速,主体尺度会集中反映这一变化,因此价值观系统会发生重大变革,其主要趋势是以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为目标,以健全的理性为基础,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基本内涵,以应对全球性问题为指向,建构高科技时代人类的主体性和新的价值系统。

基因改良——以价值理性驾驭科技力量

人类基因图谱的破译使基因改良步入实质性阶段。基因技术因其直接关系人的生命和生存状态,是人们以最大热忱关注的领域,是人们迫切要求了解和急需利用的高科技,从基因研究到基因技术利用的进程是无法遏制的,尤其是其直接与人类的求生存的本能结合,向衰亡、匮乏和不完善挑战,这是人类的终极理想,而现在人的能力发展到了这个程度,他就必然会改变自然来为自身服务,利用规律趋于目的,这是任何控制手段难以根绝的欲望,个体会以最激烈的方式对社会规范作出反应,目前对基因技术的伦理和法律的制约,也可能因经济利益或情感情绪的驱动而出现突破口,从基因治疗到基因改良、从遗传学到优生学本是贯通的,在科研、技术、经济、生活一体化的高科技时代,其间更是息息相关。

基因改良是科技人文化、人文科技化趋势的最集中的体现形式,人在人的自身生产中可以将理想与现实、目的与手段合一,自然进化过程被人的自觉设计渗透,人可以修改基因图谱、选择理想基因,而且可根据“基因图”调整生活方式使人体处于最佳生命环境,或通过调节生物钟的方式,延长人的生命,这样人的目的论的选择和审美的选择成为可能,人的天赋权利的天然平等被人的选择所造成的人为差异替代,价值观不再只是间接地起作用,而是直接参与塑造人及人类文明的风貌,人类的追求优越的本能促使人类利用基因技术来优化自身,对优生学创立者高尔顿揭示的文明社会以科技、法律、宗教、道德力量固化下来的与“自然淘汰法则”不一致的、增加不良遗传基因的“逆淘汰”现象有所控制,这会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产生一系列正效应。

但也应看到,现代文明的科技理性与人文理性失衡、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失衡、物质发展与精神发展失衡的内在矛盾也可能因基因技术的发展而激化,形成对人类精神生产、人类自身再生产的破坏性影响,如以效率和效益为最高尺度选择、塑造和淘汰人可能会造成人性的萎缩(首先表现为情感的冷漠和意志力的薄弱及不介入的态度),造成创造性的萎缩(首先表现为在无限丰富的物质和信息的包围中人的注意力和兴趣的丧失),从而从根本上破坏了以开发人的智力资源为主的知识经济时代的根基,因为健康的人的心理是知情意的统一平衡态,智力的发展不是孤绝的,在健康心态中智力才可能正常高效地发挥,智商与情商、意商虽不是一一对应却是正相关的,对于人类文化整体而言,心理结构与文化结构的平衡,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平衡,理智与情感的平衡是必要的,在一定历史阶段,整体的动态平衡可能以个体的失衡、片面发展为代价,而无论如何,个体的丰富性是文化持续发展的前提。人以社会化的共同尺度来规范人、再造人、教化人,本是人类社会的普遍原则,而一旦与基因技术结合便易走向极端,价值标准的单一可能会造成严苛的片面的文化,破坏了基因资源的多样性,打破长期自然演化过程中形成的平衡和制衡机制,易形成新的难以遏制和逆转的危险,使现代文明的异化现象进入最深层次,而人性的异化和人的再生产方式的人为控制和操纵使人的主体性在极度扩展中趋于虚无,完全控制的世界是机器的世界,是个体自主性彻底丧失的世界,是排斥人、逼迫人逊位的非人的世界。从近期看,科技理性统治与基因技术结合易使以“我族中心”和“人种优化”为旗号的狭隘民族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复燃并具有更大的破坏性。新的特权阶层在科技武装下得到绝对的控制权,可能形成科技理性统治下新型极权形式,极权在世界范围的扩张会打破人文世界的基本平衡态,造成激烈的文化体系的冲突,造成不同基因类型为生存和发展权利进行殊死斗争,而生物武器和基因技术的滥用会使未来的战争更具毁灭性,使在核威胁下(外在于人的威胁)危若累卵的人类文明又在基因大战(来自内部的威胁)的阴霾中雪上加霜。

因此,高科技又有其自主发展的自然趋势,有其难以控制的一面,而一旦失控,后果不堪设想,尤其是基因技术,直接将生命、将人自身作为操作对象,可能直接更改生物进化和人类进化进程,对人类文明和人类命运的影响是致命的,在这样的领域中,科技的野性发展会使“我们的文明是在飞速走向进步还是飞速走向灭亡”成为最大的最迫切的问题。基因改良还是基因改坏,不是短期可判定的,而在基因改良技术的背后,始终起决定作用的是人们的价值观念、情感驱力和美学理想,是其对利害好恶美丑的选择。因此,高科技时代价值理性和价值体系的重建,对人类能够成功驾驭科技力量,继续保护主体地位,促进自身的全面、自由、健康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收稿日期:2000-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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