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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今年经济走势的基本判断
近期我国经济增长主要受需求约束。综合多方面因素分析，今年国内需求将继续保持平稳增长，国际经济走势仍有较大不确定性，但总体上对我国经济的不利影响估计不会比去年更大，国民经济有条件继续保持稳定增长的势头。
第一，消费将可能保持较高水平的稳定增长。今年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有所下降，主要是受价格走低以及上年同期代币券集中购物而导致消费基数较大等因素影响。按照可比价格计算，一季度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为10.2%，仍然接近近年来消费的平均增长水平。在收入、价格、供给等因素的支持下，预计今年后一时期消费增长不会显著回落，增长率与上年大体持平。
第二，投资将保持较快增长，增幅比上年略有提高。今年一季度投资高增长，政府投资的集中安排是一个重要因素。值得关注的是外商投资的高增长，特别是国内市场引导的投资活动逐渐活跃，因为这类投资具有可持续性。如果政策调整得当，这类投资水平还有继续提高的潜力。由于政府投资的集中安排具有阶段性，预计今年后一时期投资增长将在今年一季度水平上有所下降，但仍会高于上年的增长水平。
第三，出口增长预计将略高于上年水平，进口将较快增长，贸易顺差将明显减少。随着世界经济的逐步恢复，出口环境将有所改善。由于上年出口增幅较低，预计今年出口增幅将比上年略有提高。同时应注意到，加入世贸后我国出口条件改善不明显，而进口则可能增加，因此预计贸易顺差将有一定程度减少。
总体判断，内需将继续较快增长，从净出口角度看的外需将有所减少，预计今年全年经济增长率不低于或略高于去年，经过努力可以达到7.5%左右。
经济运行中的新特点及对策调整
近一两年来，我国经济运行中出现了若干具有着中长期意义的积极变化。一是住宅、汽车、电子通讯、基础设施等直接提升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对国民经济带动作用大的领域，开始呈现或保持了快速增长的势头；二是在我国加入WTO的背景下，国际跨国公司向我国转移生产制造能力的速度加快，并带动了外商投资的增长；三是经过近年来国有企业的脱困和改革，企业在改制、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等方面有不同程度的进展，某些进展较大的企业开始进入良性循环。东南沿海几省民营经济发展和乡镇企业改制有了新的重要突破，使经济中的活力大大增强；四是垄断性行业的改革和重组迈开重要步伐，电力、电信，民航等行业的改革重组方案已经出台，金融领域改革开放的步子也在加快；五是随着兑现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政府管理体制的调整和改革，尤其是行政性审批制度的立、改、废取得了初步进展，政府与企业，市场、社会的关系出现积极变化。
另一方面，今年以来出现的一些问题和现象也须引起重视并加以研究：一是经济增长与财政收支状况出现反差；二是经济增长与经济效益指标出现反差；三是在经济保持较快增长的同时某些方面的社会矛盾有所加剧。
近期经济生活中的积极变化，与近年来政府持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同时实行鼓励社会消费和投资，促进与扩大内需相关的体制改革和调整的政策是分不开的。应当说，宏观上的积极财政政策与微观上鼓励社会需求增长的政策是相辅相成的。没有积极财政政策支持的必要经济增长速度，社会消费和投资的增长就缺少宽松的环境，一些方面的矛盾还可能激化；反之，缺少主要来自经济内部的增长动力，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不可持续的，因为积极的财政政策无法长期实行下去。经济生活中的积极变化表明，以市场为基础的、源于经济内部的增长力量正在逐步增强。一个直接的证据是，近年来我国的经济总量规模不断扩大，但每年政府用于实行积极，财政政策而发行的国债规模变化不大，而经济增长率均保持7%以上，这就说明“内生”，增长动力的份额在逐步加大。经济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则从一个角度反映了某些政策调整的必要性。财政状况偏紧，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目前的经济增长特别是投资和出口增长对财政支出依赖过强。国有企业效益下滑，与外部环境的变化（如国际油价回落）和扶持性政策的减弱或取消直接相关。而某些社会不稳定现象，则与社会保障体制不完善和利益分配格局的变动有关。
下一步的政策导向应当十分珍惜并保护和加强以市场为基础的，源于经济内部的增长力量，使其能够在未来的经济增长中扮演主角。当前应在两方面着力：一是在能够带动消费结构升级的新消费领域进一步调整政策，降低税费，减少环节，提供便利，不少地区尚未到位的住房货币化、二手房上市交易等工作要加快进度，尽快出台汽车消费政策；二是利用加入WTO的有利机遇，进一步放宽行业准入，政府主要管好财政资金，提供公共服务，除为数不多的特定领域外，实行谁投资谁负责，尽可能减少行政性限制，提高各类投资者特别是民营经济主体的投资积极性。
另一方面，着眼于保持经济增长速度的积极财政政策，应当向支持改革、调整和扩大内需效应并重的财政政策转变。具体地说；当正在进行的国债项目基本完成以后，应将财政政策的重点转向增加对困难群体和落后地区的支持，缓解社会利益格局变动中的矛盾；增加对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国有企业转轨中历史负担解脱的支持，推动国有经济布局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取得全局性、实质性的进展；增加对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引导性资金的投入，加快探索公益性投资领域以有限的财政资金吸引尽可能多社会资金的新机制。
当前财政收入下滑的原因与对策建议
今年一季度财政运行出现一些异常情况，全国财政收入增长3.4%，比去年同期增长速度回落了24.5个百分点，中央财政收入比去年同期下降7.8%。这种情况是近年来所没有的，不能不引起关注。
导致这种状况主要原因是：第一，前几年政策性和非常规性增税因素多，而今年这类因素减弱或取消，而且出现了一些政策性和非常规性的减税因素。第二，对政策性减收数量估计不足。例如对变数较多的证券市场，出口实行“免、抵、退”政策后的减收数量估计不足。第三，预算支出中扩张性政策力度可能偏大。基于对去年后几个月经济形势的分析，为了防止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速走低，财政的扩张力度加大。基本建设支出比去年同期增长60.1%，是近年来最快的。受去年行政事业单位增加工资的影响，教育事业费，行政管理费支出增长都在30%以上。
即使如此，对今年财政走势仍可作如下判断：如果后三个季度经济增长率保持在7%以上，消费市场比较活跃，经过适当调整预算中的政策性支出，并采取其他可行的增收节支措施后，完成今年预算收支的各项指标还是有基础的。
为此，首先要正确处理财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当前经济的内生增长有了一个好的势头，既要重视财政收入下滑问题，也要重视保护企业的投资和生产热情。忽视经济发展而简单追求财政收入高增长，从中长期看将会损害财源基础。从目前情况看，财政收入增长宜保持在等于或略高于经济增长的水平。关键是要将该收的税切实收上来。第二，对某些经济发达，税源充足的地区加强税收征管。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强调藏富于民，税收征管不到位，随意性较大，与经济不发达地区收过头税形成明显反差。应加强对这些地区的税收征管，这对调节地区差距也有积极意义。当然这样做必须依法行事，不能搞过了头。第三，对个别高利润行业可以适当提高流转税税率。第四，适当降低财政基建投资的增长幅度，压缩国债投资规模，腾出赤字空间，抵补出口退税预算资金的缺口。
促进落实“走出去”战略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鼓励我国企业到境外投资，不仅有利于企业增强国际竞争力，而且有利于跨越贸易壁垒、减少贸易摩擦和扩大出口，从而带动国内经济增长。目前我国竞争性行业中的一些大型企业实行跨国经营的条件相对成熟，通过到境外投资发展，有可能在较短的时期内形成一批中国的跨国公司。现行境外投资管理体制，已经不能适应“发展中国的跨国公司”目标的要求。应以实施大企业“走出去”战略为重点，放松管制，改革和调整现有的管理体制。
第一，进一步完善境外投资的鼓励政策。赋予大型优势企业更大的境外投资决策自主权；鼓励各类企业发挥优势，对境外实行“组合投资”；在总量控制前提下，适度放宽境外投资用汇限制。
第二，加强对境外投资的宏观指导和服务。制定国家关于境外投资的发展战略和中长期规划；及时发布境外投资的国别指南和企业所需的政府信息；充分利用援外资金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境外投资条件；我驻外商务机构应该加强对国内企业海外投资的服务与指导。
第三，精简审批内容，减少审批环节，提高审批效率。对企业使用自有和自筹资金投资项目，建议只审核投资地、内容、规模、期限等主要内容，不再审批有关项目商业风险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合同和章程等。投资的商业风险应由中介机构去评估，由投资者承担。
第四，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和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要分开，监督职责要明确。政府境外投资审批机构不再承担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对境外投资项目的事后监督，主要应以境内投资主体为对象，同时应该明确职责，防止政出多门，给企业造成不必要的负担。
采取有效措施化解新形势下的社会矛盾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转轨进入新时期，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出现了新旧矛盾交织的局面。一是失业问题突出。就业总量供大于求且结构失衡，一定时期内失业问题集中于特定领域或特定群体；二是收入差距扩大。特别是不合理、不合法因素导致的收入差距扩大。
当前社会矛盾的一个显著特点，不是由于蛋糕变小了，而是由于蛋糕的分割有问题。这与国际经验显示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社会矛盾加剧的特点具有相似性。化解社会矛盾的重点，是培育、完善社会协调整合机制，加强沟通、理解、合作。为此，除经常强调的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保护困难群体、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等外，还应关注以下两个问题：一是媒体舆论的正确导向和适度平衡。二是发展行之有效的社会协调机制。与我国加入WTO后的规则调整相结合，提高各级政府办事程序和信息的透明度，进一步拓宽公众参与公共管理的渠道，如更多地举办有公众代表参加的政府决策听证会等。
加强对扩大消费、加快发展新型主导产业的研究
国际经验和我国过去一些年的经验都表明，保持经济的快速增长，必须要有若干个高于平均增长速度的主导产业的带动，尽管不同的发展时期主导产业不同。这些主导产业通常是满足新的消费需求，而消费需求结构的升级才能有效地带动消费需求总量和社会总需求的扩大。1997年以来的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从一个角度可以看成是消费结构升级所带动的主导产业转换所致。所谓内生的增长动力增强，实际上就是在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能够起到主导作用的一批新型产业正在形成。因此，应当深入研究消费需求结构与消费需求总量扩大的关系；消费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如何影响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而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如何影响城乡就业总量和结构，特别是如何影响农村人口进入非农产业和城市的机会；如何消除城乡消费结构、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中面临的体制和政策障碍，使经济整体进入良性循环。在宏观水平上，则需要研究消费结构和总量的变化如何影响总需求，如何正确处理新形势下的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国计”与“民生”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