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宋对峙中的使节往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使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K2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ISSN 1000- 5218(1999)-02-0010-0017
1004年，辽宋订立“澶渊之盟”以后，北宋放弃了以武力收复燕云的打算，而辽对北宋的大规模军事征服也告停止。这样，在中国古代史上再次展现了自秦汉以来南方中原汉族政权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并驾齐驱、对峙发展的历史画卷。在这幅画卷中，辽宋使节占据着浓重的一笔，他们负有专对之责，达两君之命，交两国之欢；同时，南使北上，北使南下，客观上又以自己为载体，把南北的经济、政治、文化信息传递给对方；当然也采撷到对方的许多信息，满意而归。因此，跋涉于漫漫驿路上的使者，成为了沟通南北方的重要桥梁，为加深南北方人民的互相了解与认同，做出了重要贡献。关于辽宋交聘的研究，自40年代金毓黻、傅乐焕、傅斯年的研究后，似乎沉寂了一段时间，八九十年代尤其是90年代以来，对辽宋使节的研究重新活跃，一些学者就辽宋交往中的一些问题做了深入细致的探索，拓宽了辽宋关系史的内容。本文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试就辽宋使节交聘问题做一综合论述，不当之处，请同行不吝指正。
一、辽宋互派使节的起源与仪制
辽宋在“澶渊之盟”缔结前，就曾互派使节。宋人记载：开宝七年（974年）十一月，辽涿州刺史耶律琮致书于权知雄州、 内园使孙全兴，请求通好，于是宋辽通好。 （注：[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2册）卷十五，开宝七年十一月，中华书局，1979年8月（此书版本出版社下同，略）。）而《辽史》记载：应历六年三月（开宝七年三月），“宋遣使请和。以涿州刺史耶律昌术加侍中使宋议和”（注：《辽史》卷八《景宗纪》，中华书局，1974年10月。）。这里姑且不论南北哪一方先派遣使节进行议和，但在开宝七年辽宋互派使节当是事实。次年正月，“宋遣使来贺”（注：《辽史》卷八《景宗纪》，中华书局，1974年10月。）。三月，“契丹遣使克妙骨慎斯奉书来聘”（注：前揭《续资治通鉴长编》（第2册）卷一六，开宝八年三月。）。 这是辽宋互派使节的正式开始。以后双方互派使节祝贺皇帝生辰、正旦，旧皇帝逝世新皇帝即位时，派告哀使、告登宝位使，对方也会回派吊慰使与贺登位使。只可惜这次辽宋通好只维持了短暂的6年。980年，宋太宗亲征北汉，辽出兵援汉，辽宋绝和，自此以至澶渊之盟25年间两国未通使节。
1004年（宋景德元年，辽统和二十二年），辽宋缔结澶渊之盟，断绝了25年的使节往来，重新续通，而澶渊盟约签订的实际操作过程中，又无不闪现着南北使节的活跃的身影。
1.北宋使臣的派遣
宋真宗与辽圣宗约和时规定，每年只在正旦、生辰时遣使礼聘往来，其它时间彼此不遣泛使（泛使指派往他国临时办理事务的一般使节）。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宋真宗东封泰山，派遣孙皕报知契丹，也只是到雄州（今河北雄县）而止，辽派人到白沟交授书函。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辽征讨高丽，派遣耶律宁告知北宋。耶律宁到雄州后，知州李允则未加阻止，而是派人送至开封，这是辽宋间打破和约规定的第一次泛使（注：[宋]魏泰《东轩笔录》卷一五，丛书集成初编本。）。以后南北使节往来更加频繁。
北宋使臣出访辽，有正使、副使和上、中、下三节从人，是一个规模很大的使节代表团。由于使臣代表朝廷，转述皇帝意见，其言行举止不应有丝毫纰漏，所以，北宋遴选使臣尤为严格。宝元二年（1039年），韩琦进言：“乞自今差国信及接伴使副，委中书、枢密选择进名。若有臣僚辄敢陈乞，望赐严断。”仁宗采纳了他的建议（注：前揭《续资治通鉴长编》（第9册）卷一二三，宝元二年三月壬子。）。 可是由中书、枢密二府选择使臣也有任人唯亲的弊病，于是仁宗又下诏：出使辽国使臣，“毋得用二府臣僚亲戚。其文臣择有出身才望学问人；武臣须达时务更职任者”（注：前揭《续资治通鉴长编》（第12册）卷一六一，庆历七年八月甲寅。）。就连副使的选择也很慎重， 如：皇佑元年（1034年），魏公佐被选任出使辽国副使， 但因为他前次曾以上节身份随行到过辽国，怕辽国误认为轻视而改命他人（注：前揭《续资治通鉴长编》（第12册）卷一六七，皇佑元年八月己卯。）。辽国也确实很看重宋使臣身份，熙宁六年（1073年），耶律宁出使北宋提出：“南朝近所遣使，官多卑，乞如先朝例，差高官。“于是宋神宗决定：“自今与差学士以上官也”（注：前揭《续资治通鉴长编》（第17册）卷二四四，熙宁六年四月己卯。）。北宋一代名臣士人大都出使过辽，如：王曾、富弼、包拯、欧阳修、王拱辰、苏辙、苏颂、沈括等都曾担任访辽使团的重要职位。
当面临重要出使任务，尤其两国关系紧张，遇到变故时，朝廷选择使臣尤其慎重，一般都让使臣先接伴辽使，熟悉对方，揣度其意图。开宝八年（975年），辽第一次正式派遣使臣到北宋， 北宋命郝崇信接伴，随后即命郝崇信出使辽。庆历年间（1041—1048年），辽宋由于“关南地之争”，双方关系紧张，朝廷欲派遣富弼出使辽，故先命富弼接伴辽使萧英、刘六符等。富弼与辽使以诚相待，开怀尽言，最后萧英等“亦推诚无隐，乃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弼”（注：前揭《续资治通鉴长编》（第10册）卷一三五，庆历二年三月己巳。）。这样北宋做到了胸中有数。熙宁年间（1068—1077年），辽宋关系又一度紧张，出现“河东地界之争”，辽遣泛使萧禧到北宋，宋神宗命韩缜馆伴（注：前揭《续资治通鉴长编》（第18册）卷二四九，熙宁七年正月。），随后即派韩缜至辽商议河东地界。
北宋派遣使臣出使辽，常常授以假官。景德元年（1004年），契丹请和，朝廷选择可使契丹之人，殿直曹利用自告奋勇，愿出使辽国。宋真宗认为：“小臣闻命请行，斯可嘉也。”乃授利用阖门祇侯，假崇仪副使，奉契丹主书以往。（注：前揭《续资治通鉴长编》（ 第5册）卷五八，景德元年十月乙巳。）此时曹利用卑职重任，于是假以其高官，这也是对出使之国的尊重。这种假官，在使命完成回国后就被取消，仍恢复原职。例如王整曾假官出使辽国，朝廷欲擢其官职，知谏院张方平认为：“每岁所遣使介，例皆假官以行，回而效整之行，遂成真拜之例。”（注：前揭《续资治通鉴长编》（第10册）卷一三五，庆历二年二月己丑。）王整最终也未被升迁。
对北宋使臣假官出使情况，辽人也知之甚悉。萧从顺出使北宋，问王曾：“南朝每降使车，悉皆假摄，何也？”王曾敷衍道：“使者之任，惟其人，不以官之高下，今二府八人，六尝奉使，惟其人，不以官也。”（注：前揭《续资治通鉴长编》（第8册）卷一○三， 天圣三年春正月戊子。）天圣四年（1026年），孔道辅接伴辽使时了解到：“北朝并知两制官僚之数，欲乞假官外，各令兼带本职。”（注：前揭《续资治通鉴长编》（第8册）卷一○四，天圣四年十二月。）
但是也有不授假官出使的，如富弼在庆历元年（1041年），以右正言、知制诰身份为回谢契丹国信使，右正言，知制诰正是富弼当时官职。
使臣出使有专对之责，不得擅自逾越使命。如郭逵出使辽，恰逢辽帝受尊号，郭逵入贺，回国后，被黜为汾州都监（注：[宋]王偁《东都事略》卷六二《郭逵传》，四库全书本。）。
出使辽国充满艰辛，有许多难以预料的困难。据《文昌杂录》记载：元英出使辽，“行至神水驿，苦风眩，昏乱不记省，随行小吏辈皆环坐以应，通一昔方稍安”（注：[宋]庞元英《文昌杂录》卷四，四库全书本。）。但是，出使途中可以获得许多赐物，另外，圆满完成任务，回国后还可以获得擢升。如曹利用就是因为出使辽国而成就功名的。据《范公墓志铭》记载：范雍“奉使契丹国，以专对有体，加龙图阁直学士”（注：[宋]范仲淹《范公墓志铭》，《范文正公文集》卷一三，四库全书本。）。又据《韩公行状》：韩粹彦出使辽国前，哲宗对他说：“此行朕所选，俟还，当以右史外卿。”（注：[宋]赵鼎臣《韩公行状》，《竹隐
士集》卷七，四库全书本。）富弼解决了辽宋“关南地之争”后，仁宗授其为吏部郎中、枢密直学士，只是富弼坚辞不受。就连富弼的副使张茂实，也被升迁，因为“茂实副富弼再使契丹，议论虽出弼，然茂实安重习事，故特迁之”（注：前揭《续资治通鉴长编》（第10册）卷一三八，庆历二年十一月壬午。）。
2.北宋对辽使的迎送
北宋接待辽使分为3个程序，首先到雄州迎接辽使入境， 即接伴辽使；至京城后，由朝廷官员陪同，即馆伴辽使；最后，辽使回国时要送至境外，是为送伴辽使。
开宝八年（975年），辽第一次正式遣使到北宋， 北宋派“郝崇信至境上迓之”（注：前揭《续资治通鉴长编》（第2册）卷一六， 开宝八年三月。）。郝崇信是北宋较早的接伴使。
景德初年，辽宋通好后，北宋对辽使的接伴、觐见仪式、国书的撰答等事务，由阎承翰、赵安仁参酌太祖、太宗朝故事定夺。景德四年（1007年），置国信司，专掌使介交聘之事，由阎承翰负责（注：[宋]王应麟《玉海》卷一五三。）。
辽使南来，先在新城（今河北新城县东南新城镇）暂驻，待北宋接伴使到后，迎其入宋境。宋通常“遣常参官内职各一人，假少卿监诸司以上接伴”，接伴使从京城差遣，又分为三番（注：前揭《续资治通鉴长编》（第5册）卷六○，景德二年五月乙亥。）。但是， 三番使臣沿路需索繁多，扰民不安，成为一个弊政，皇佑二年（1050年），曾一度罢免三番使臣，可是两个月后又恢复（注：前揭《续资治通鉴长编》（第12册）卷一六八，皇佑二年五月丙申；卷一七一，皇佑三年十月甲午。）。辽使在北宋接伴使的陪同下，每至一驿，都有北宋皇帝赐与的酒宴、茶、药，并由接伴使口宣宋帝问候。临近开封时，由开封府判官迎接入开封。朝廷选台省官员、尚书学士，在京馆伴辽使，先在景阳门外班荆馆迎饯辽使（注：前揭《续资治通鉴长编》（第5册）卷六○， 景德二年五月乙亥。），进开封后，住于都亭驿。都亭驿是专门接待契丹使节的驿馆（注：[宋]王应麟《玉海》卷一七一。）。北宋接待辽使的规格很高，据《石林燕语》记载：“契丹馆于都亭驿，使命往来称国信使，高丽馆于同文馆，不称国信，其恩数仪制皆杀于契丹。”（注：[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七，丛书集成初编本。）
北宋选择馆伴契丹的使臣，一般选择有地位有影响的大臣，即官位高，又有学识的人，如韩琦、富弼、欧阳修、孔道辅、苏轼等都多次馆伴辽使。天圣二年（1024年），李孝若接伴辽使失仪检，被贬，仁宗感叹人才难得，“比选近臣，馆伴北使，颇难其人”（注：前揭《续资治通鉴长编》（第8册）卷一○二，天圣二年六月乙丑。）。
辽使觐见北宋皇帝时，仍著契丹服，景德初年有人欲要辽使着汉衣冠入觐，阎承翰认为：“南北异宜，请各从其土俗而已。”真宗采纳了他的建议（注：[宋]王曾《王文正公笔录》，四库全书本。）。又据《石林燕语》记载：哲宗初即位，契丹告哀使入见，蔡持正因为契丹衣服与北宋不同，怕哲宗初次与契丹使臣相见会不适应，所以在召见之前，向哲宗描述了辽使仪状。（注：[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九，丛书集成初编本。）
北宋皇帝召见辽使一般在崇德殿（又名紫宸殿），如果是祝贺太后生辰、正旦，太后也要在紫宸殿召见。召见后即在紫宸殿设御宴（注：[宋]王应麟《玉海》卷一六○。），由大臣陪宴，并用乐（注：《宋史》卷一一九《礼志二十二》，中华书局，1977年。）。
起初辽使对升殿拜见北宋皇帝时的座位安排很不满意，几次提出请升位。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天圣四年（1026年），“太常礼院定国信司奏，正旦朝会，契丹使依旧仪设位龙墀上，次节度使南，升殿坐位如侍宴仪”（注：前揭《续资治通鉴长编》（第8 册）卷一○四，天圣四年十二月。）。又记载：“垂拱殿燕，契丹使坐在西，皇帝、节度使位少后，集英殿大燕，在学士少后，并近南别行。”（注：前揭《续资治通鉴长编》（第10册）卷一三八，庆历二年十一月壬申。）
由此可知，北宋皇帝在殿上坐北朝南，辽使座位安排在西侧，而且在节度使或学士之后，即不在皇帝近前。对于这种座位设置，辽使很不满意，天圣五年（1027年），萧蕴出使北宋，提出：“中国使者至契丹，坐殿上位高，今契丹使至中国，位下，请升之。”北宋以此是真宗皇帝所定，不可更改为借口，没有应允（注：前揭《续资治通鉴长编》（第8册）卷一○五，天圣五年四月辛巳。）。庆历二年（1024年）， 萧偕出使北宋，又提出北朝坐南使班高，而南朝坐北使位绝下。仁宗“诏阖门自今契丹使，不以官位高下，并移坐近前”（注：前揭《续资治通鉴长编》（第10册）卷一三八，庆历二年十一月壬申。）。从此辽使座位得以升高。
辽使辞行时，仍在紫宸殿由宋帝召见，赐国书，设御宴。嘉佑元年（1056年），仁宗染疾，辽使辞行时，仁宗语无伦次，即扶入禁中，以后遣大臣就驿赐宴，授国书（注：前揭《续资治通鉴长编》（第13册）卷一八二，嘉佑元年正月己未。）。嘉佑四年（1059年），“契丹使辞，命宰相韩琦押燕于都亭驿，以上未御殿也”（注：前揭《续资治通鉴长编》（第14册）卷一八九，嘉佑四年正月辛丑。）。即在皇帝不能召见辞行辽使时，也会派重臣押宴送别辽使。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时上（英宗）不豫，命宰臣就馆宴之，使者以非故事，不即席”，后来曾公亮做了一番工作，辽使才肯入座（注：前揭《续资治通鉴长编》（第15册）卷二○九，治平四年正月庚戌。）。
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契丹使臣耶律谐理等辞归国， 诏供奉官阖门祇候王侁送至境上。伴送使盖此使”（注：前揭《续资治通鉴长编》（第3册）卷一九，太平兴国三年十月。）。 也就是说，辽使离开开封后，一般接伴使又成为送伴使，一路相伴相送，沿路仍累设酒宴，一直送至境外。
3.辽国使臣的派遣
有关辽国使臣的派遣情况，由于资料缺乏，我们所知甚少，只能根据宋人和《辽史》中的零星记载，以及近年来出土的墓志做一简单的分析。
澶渊议和后，辽每年派使臣出使北宋成为重要国事。同北宋一样，辽派遣使臣也分为正使、副使，以及上、中、下三节从人，是一个规模庞大的使团。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景德年间（1004－1007年），辽一次出访北宋使团的人数为，大使1人，副使1人，上节18人，中节20人，下节85人，合计125人（注：前揭《续资治通鉴长编》（第5册）卷六○，景德二年五月乙亥。）。以后可能人数有所增加。天禧五年（1021年），高丽国出使北宋的使团就有170人（注： 前揭《续资治通鉴长编》（第8册）卷九七，天禧五年九月甲午。）， 辽相对于高丽来说是大国，而且与北宋是平等关系，其出使北宋使团的人数不应比高丽少。
辽做为契丹族政权，其贵耶律氏、萧氏，而贱他姓，这一点也体现在使臣派遣上。派往北宋的使臣，正使必须是耶律氏或萧氏，即契丹族，副使可以由汉族或其它族人充任。在辽宋“关南地之争”过程中，刘六符是辽朝方面的主要谋划者与操作者，在庆历二年（1042年）二月，他出使北宋索要关南十县，九月又出使北宋约和，并要求北宋称岁币为“进贡”。这两次出使，刘六符虽然是辽方面的主角，但因其非契丹族而只能担任副使（注：前揭《辽史》卷八六《刘六符传》。）。
辽遴选使臣，一般选择才学出众，熟稔北宋情况的人。据《乘轺录》记载：“（辽）自与朝廷通好以来，岁选人材，尤异聪敏知文史者，以备南使。故中朝政教，皆略知梗概。”（注：[宋]路振《乘轺录》，罗继祖辑，愿学斋丛刊本。）景德二年（1005年），辽圣宗第一次向北宋派遣使臣祝贺新年，正使为耶律合住，耶律合住曾任涿州刺使，参预过辽宋议和，机智而又有文才（注：前揭《辽史》卷八六《耶律合住传》。）。副使韩
“体貌魁伟”，“洞晓韬钤”，曾出使夏国册封李继迁为夏国王，是干练的外交家（注：《韩墓志》，向南《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
辽也常常派遣接送过北宋使臣的伴使出使北宋。如邓中举“大安三年冬，充南使接伴，将以观其专对之良也。次年冬，果命公充南朝生辰国信副使”（注：《邓中举墓志》，前揭《辽代石刻文编》。）。王师儒也曾接伴宋使，后出使北宋（注：《王师儒墓志》，前揭《辽代石刻文编》。）。
辽人出使，是从寒冷的北方，到气候温润的南方，而且契丹人的游猎生活，使辽人惯于长途跋涉，所以没有太多的不适应。使臣圆满完成任务后，还可获得升迁。如韩回国后，“授引进使，转客省使”（注：《韩墓志》，向南《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萧合卓出使北宋回国后，升迁为北院枢密使（注：前揭《辽史》卷八一《萧合卓传》。）。在“关南地之争”中立下功劳的耶律仁先，授功臣，中书门下平章事（注：《耶律仁先墓志》，前揭《辽代石刻文编》。）。刘六符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注：前揭《辽史》卷八六《刘六符传》。）。
4.辽国对北宋使臣的迎送
辽对北宋使臣的迎送，也分为3个步骤，即接伴、馆伴与送伴。 据《梁援墓志》载，梁援曾“三奉命接送南朝国信副使，六充馆伴副使”，并“因馆伴能以语辩屈宋人，超拜翰林学士”（注：《梁援墓志》，前揭《辽代石刻文编》。）。
景德二年，孙仅出使辽国，入辽境后有涿州刺史及伴使相迎，沿途居民无偿向使节提供酒食，而且“具蕃汉食味，汉食贮以金器，蕃食贮以木器”，以后“奉使者率循其制”（注：前揭《续资治通鉴长编》（第5册）卷五九，景德二年二月癸卯。）。
六十余年后，陈襄出使辽国，更详细记载了辽人相伴相送情况。陈襄先到雄州白沟驿，辽接伴使在白沟桥北立马相迎；宋使进入辽境，沿途驿馆，辽帝赐筵，同时所经州县地方官也要出面相迎；到中京后，接伴使辞别，而由馆伴使相迎，然后觐见辽帝，辽帝赐与使臣及三节人衣带等物；辞别辽帝、太后之后，接伴使又转为送伴使，送至白沟桥北，“酌酒换鞭”，依依惜别。（注：[宋]陈襄《神宗皇帝即位使辽语录》，《辽海丛书》第8集。）
在迎送使臣方面，辽宋并无太大差异，但是辽国接见宋使的时间和地点却同宋有很大不同。
按惯例，双方互相派遣使臣祝贺正旦与帝后生辰，这里无论是正旦还是帝后生辰都是有确切日期的，使臣应该是适期入贺。但史料记载却不是这样，辽国在兴宗以后帝后生辰常常改期受贺，一般在每年十二月及来年一月，宋正旦使与生辰使先后抵达辽国祝贺。这一点傅乐焕先生已做出考证（注：傅乐焕《辽帝后生辰改期受贺考》，《辽史丛考》，中华书局，1984年。）。
辽使出使北宋，一般都到开封，觐见与辞别宋帝时，一般都在紫宸殿。而宋使出使辽国却并无固定地点。因为契丹族是一个游牧民族，辽帝每年游幸于春水秋山之间，所以接见宋使也就不可能拘于燕京或五京之间。关于这一点傅乐焕先生也早已明确提出（注：傅乐焕《说辽主见宋使非拘于数地》，前揭《辽史丛书》。）。
景德元年辽宋议和之际，宋使曹利用在行营中觐见辽承天太后与圣宗。当时因为是战时状态，所以“礼容甚简，以木横车轭，上设食器，坐利用车下，馈之食”（注：前揭《续资治通鉴长编》（第5 册）卷五八，景德元年十一月丙子。）。
4年后，路振出使辽国时，辽帝后接见宋使的礼仪宏大而严谨（注：[宋]路振《乘轺录》，罗继祖辑，愿学斋丛刊本。），礼仪日臻规范。在《辽史·礼志》中详细记录了“宋使见皇太后仪”、“宋使见皇帝仪”、“曲宴宋使仪”、“贺生辰正旦宋使朝辞太后仪”、“贺生辰正旦宋使朝辞皇帝仪”，就说明了这个情况。
二、使节的历史影响
在辽宋和好的百余年中，河北至山西一线辽宋边界是双方接触的前沿地带，而使节则深入到双方的腹地，是南北交往的一个更深的层次，对南北经济和文化的互相影响起到了独特的作用。
每年辽宋互派使臣祝贺帝后生辰、正旦，都馈赠大量贵重礼物。据《契丹国志》记载：辽赠给北宋的礼物有御衣、貂鼠皮衣、玉带、皮靴、丝绸、各种马具、酒、山果、各种野味腊肉以及名马。北宋赍送给辽的礼物有：金质酒器、食器、茶器、御衣、玉带、皮靴、各种银器、绢、酒、茶、盐、蜜果、干果等（注：[宋]叶隆礼《契丹国志》，扫叶山房刻本。）。
辽兴宗曾幽禁法天太后于庆州，以后又迎回，对这件事宋人认为是“以觊中国岁聘之利”（注：前揭《续资治通鉴长编》（第10册）卷一二七，康定元年四月。）。因为法天太后地位恢复后，北宋又要重新向她祝贺生辰正旦。这里宋人的说法不一定正确，但是由此可以想见辽宋当时岁聘礼物是相当丰富的。
除了南北朝廷正式馈赠礼物外，迎迓与送别使臣时也要赐与使臣及三节从人大量礼物。
使节代表本国与出使国双方以官方名义互赠礼品之外，随行人员还常常利用出使或迎接对方使臣之机，偷偷地私下进行贸易交往。皇佑三年（1051年），北宋皇帝下诏：自今通事殿侍与契丹私相贸易以军法论处（注：前揭《续资治通鉴长编》（第12册）卷一七○，皇佑三年三月乙卯。）。因为通事殿侍是翻译，其与契丹人私下贸易当然是最容易的。
南北双方大量互赠礼物，可以说是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内容，表现形式上虽不是贸易往来，但其客观效果，却使大量北方物产流传到南方，也使大量南方物产传入到北方，使南北互通有无的范围扩大。辽在祝贺承天节时，甚至“遣庖人持本国异味，前一日就禁中造食以进御”（注：[宋]叶隆礼《契丹国志》，扫叶山房刻本。）。在这里，南北距离不再遥远，汉族与契丹族也不再陌生，相互往来增进了双方的了解与认同，而使臣则是沟通南北的缕缕丝线。
在辽宋百余年的和好中，有一个充满曲折而又感人至深的故事，即南北皇帝交换画像的故事。辽宋结盟后，形成了南北两个大国的对峙局面，双方政治上平等，南北皇帝以年齿论长幼定辈份。在通好四十余年后，辽兴宗派耶律防出使北宋，偷偷画下仁宗像，又觉画得并不很象，想再派耶律防重绘仁宗画像，被北宋拒绝（注：前揭《续资治通鉴长编》（第12册）卷一七一，皇佑三年八月乙未。）。辽兴宗又派使臣到北宋，提出“通好50年，契丹主思南朝皇帝，无由一会见”，“欲交驰画像，庶觌以纾兄弟之情”。（注：前揭《续资治通鉴长编》（第13册）卷一七七，至和元年九月乙亥。）
以后辽国使臣持辽兴宗画像来求宋仁宗御容，但就在这时辽兴宗逝世。辽道宗即位后，又派人求仁宗御容。北宋派张昪出使辽国，提出以前辽兴宗是宋仁宗的弟弟，弟先面兄，于理为顺，而现在宋仁宗是辽道宗的伯父，所以辽应该再先送道宗画像，北宋才可送仁宗画像。后来辽送道宗画像到宋，宋也送仁宗画像到辽（注：[宋]王偁《东都事略》，卷七一《张昪传》。四库全书本。）。
这样几经南北使节往还努力，南北皇帝终于在画像相见。
南北使节北上南下，传达着南北帝后的互相问候及其他信息，同时使节在一路风尘的跋涉中，在豪饮浅啜的酒筵中，其言行举止无不折射出其生活的文化内涵与特质。从使节的活动中，我们能感受到南北文化的差异性与相容性。
乾兴元年（1022年），宋真宗逝世，辽派遣耶律宁、姚居信前来吊慰。辞行时，要求问候皇太后，而接伴使程琳却认为，“今皇太后乃嫂也，礼不通问”（注：前揭《续资治通鉴长编》（第8册）卷九八， 乾兴元年六月丁巳。）。耶律宁等只得做罢。
天圣三年（1025年），萧从顺出使北宋，正值庄献明肃太后（刘太后）垂帘听政。当时宋使到契丹，都能面见辽承天太后，所以萧从顺要求面见北宋太后，而馆伴使薛奎告诉说：“皇太后垂帘听政，虽本朝群臣亦未尝见也。”（注：前揭《续资治通鉴长编》（第8册）卷一○三，天圣三年正月戊子；欧阳修《薛公墓志铭》，《居士集》卷二六，《欧阳修全集》，北京市中国书店，1986年。）当然萧从顺也就见不到庄献明肃太后了。
嘉佑三年（1058年），北宋因为辽太后是宋仁宗的弟妇，“敕使者但遗书契丹，传达聘物，而契丹欲面见使者致书，（王）鼎以礼折之，契丹诎服，自是为常”（注：前揭《续资治通鉴长编》（第14册）卷一八七嘉佑三年八月辛亥。）。
而另一方面契丹人的表现与北宋人却大不相同。路振北使到辽中京，亲自拜见了辽承天太后，而且还看到了承欢太后膝下的男孩。
才华横溢、风流倜傥的王拱辰出使辽国后，一路与伴使纵酒放歌，在混同江拜见辽兴宗，辽兴宗亲自为其弹琴酌酒。回国后，殿中侍御史赵抃认为，如果不惩治王拱辰，以后契丹使臣来也依此例要北宋皇帝弹琴酌酒，不知将如何推辞。于是朝廷命罚王拱辰黄金二十斤。（注：前揭《续资治通鉴长编》（第13册）卷一七九，至和二年四月。）
宋人在与辽人交往中，拘于纲常礼教的束缚，而辽人则不尽然，其接见宋使虽有规范的礼仪程式，但也强烈地表现着自己的民族个性。如太后直接面见使臣，并不为怪，皇帝亲自为使臣弹琴酌酒也并不失礼。这是中原汉族文化与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的差异性。但是随着南北对峙和平局势的持续，这种差异性逐渐为对方所认可，这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形成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其中双方使节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辽宋约和自澶渊之盟（1004年）迄燕云之役（ 1122年）共118年，加上开宝至太平兴国年间的和平（974—976年），总共124年， 这期间辽宋全部聘使估计约1600余人（据傅乐焕先生考）。使臣出使一般都需要2个月左右时间，面对漫漫驿路，深入异国它乡， 这种特殊的情感体验，使他们创作了大量的出使作品。尤其是北宋使臣的文学修养极高，如刘敞、欧阳修、苏辙等人都流传下许多使北诗篇，王文康使北，著有《戴斗奉使录》（注：[宋]朱弁《曲洧旧闻》卷四，四库全书本。），苏耆出使契丹“每舍必作诗，山漠之险易，水荐之美恶备然，尽任归而集上之，人争布诵。”（注：[宋]苏舜钦《先公墓志铭》，《苏学士集》卷一四，四库全书本。）遗憾的是有些作品没有流传下来，但在当时一定产生了很大影响。人们在品味诗人离家远行的孤独寂寞与北方的朔风寒雪时，也真切地感受到了契丹人的生活。
收稿日期：1998-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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