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道士马真一生平行实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末论文,道士论文,生平论文,马真一论文,行实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真一是明代末年的一位全真龙门派道士，其嫡派传人王清正于清代初年曾兴复北京白云观。由于马真一、王清正一系的龙门派传谱，与清初传戒律师王常月一系的龙门律宗不是同一传承系统，故而引起学者们较大的兴趣和讨论。近年来，多篇研究龙门派的论文中均提到马真一。如樊光春在《碑刻所见陕西佳县白云观全真道龙门派传承》一文中指出：起源于华山王刁洞的龙门派，属于靳道元——姜善信——马真一一系，其第十代王清正曾于清初在北京白云观传播龙门法脉，而明万历年间到达陕西佳县白云观的道士大概也属于此一系统。②又如赵建勇撰《全真姜善信教行初考》，认为马真一是明末清初真实的道教历史人物，但马真一的龙门法脉是否来自元代姜善信，仍然存疑。③
那么，在研究明清龙门派问题时，马真一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重要人物。然而，上述论文并不是针对马真一的专题研究，只是在文章中顺带提及，而且所用的资料主要局限于《广阳杂记》、《华岳志》等少量文献记载，甚至对于马真一及其派系的真实性也不敢肯定。因此，关于道士马真一的生平事迹及其道脉传承等情况，需要进一步的考证分析。
本文主要利用档案、地方志、文集等史料，初步考证了马真一的生平行迹，说明道士马真一确有其人。他曾经隐居华山王刁洞，神异传说颇多。后来又云游辽东，与明末重臣袁崇焕、张可大等交往密切，预言皆奇中。关于马真一的道派传承，史书记载不多，但可以肯定的是，其嫡系传人王莱阳(清正)曾在清初入驻北京白云观，并对白云观的兴复贡献较大。
一、马真一是真实的历史人物
关于马真一的介绍和研究，前辈学者主要利用的资料是清代刘献廷(1648-1695)的《广阳杂记》、李榕的《华岳志》等。然而，《广阳杂记》的记载过于简略，只有一句话，即“至真字辈有马真一者，世号颠仙，言其不死，今犹在辽东云。”④《华岳志》的资料主要来自李楷的《河滨文选》，着重记述了马真一在华山一带修道预言的灵验故事，对于马真一的生平、师承等信息也全然不知，所谓“峰巅道人马姓真乙名，不知何里人。其出家始末，师授之书不可详。”⑤李楷(1603-1670)，字叔则，号雾堂，晚号岸翁，陕西朝邑(今大荔)人。明天启举人，入清官至宝应知县。康熙初经荐督修《陕西通志》。以李楷的博学多闻，及其在华山一带的长期生活，他竟然对马真一的生平籍贯无从详知，说明古代道士飘忽不定、远离尘世的隐居生活使人们无从洞窥其真实的状况。那么，马真一到底是传说中的神仙，还是真实的历史人物？
实际上，除了上述两书外，在明清档案、笔记文集中尚有不少资料涉及到马真一，通过梳理这些年代较早的文献资料，可以得到明末道士马真一的基本信息，即他是一位颇有功行法术的全真道士，是一位真实的历史人物。
据笔者目前所见，最早记载马真一的史料当属明清内阁大库残余档案，其中有一份崇祯二年闰四月二十三日的《督师袁崇焕题本》，对道士马真一的生平行迹有较详细的记述，现将该档案全文抄录如下：
督师袁崇焕题本 崇祯二年五月初三日到兵部呈于兵科抄出
钦命出镇行边督师袁崇焕谨题：为妖案有名，不敢隐匿，据实上闻，仰凭圣断事。该臣因自春入夏，沿边雨泽愆期，诚祷未获。据宁粮通判李茂根禀称，有华山道人道一真，闻能祈雨，现在近方，禀请迎祷以救旱魃等因到臣，臣始忆去冬有华山道人曾来见臣，于是着粮厅取之前来祈祷，果露处四日而雨。忽于本月初六日阅邸报，见陕西巡抚刘广生题为擒获连妖首恶，搜出造反实迹，内称妖党田学孟首告白莲谋反，张万缘等纠众造反种种逆证获据。乃万缘供称，华山有道人马绣头者，年三百岁，举动不凡，知未来事，于三年前已出关，今行兵无有盟主，思得此人，假以号召党类，又久出山，呌万缘秘拿表文，到处找寻等情。臣见之不胜骇异，为照白莲不轨，所在有之，幸仗皇上威灵，妖首殄灭，此诚宗社之福。但所言马绣头者，即马一真之旧名也。一真自言原籍河南太康县人，向住华山王刁洞修炼，发久不栉，遂有绣头之号，著于山陕等处。山陕士夫多与之游。于天启六年间剪发下山，云游山东，便舡过到皮岛观看，回至宁远、山海各处，随便山居。似此踪迹，与陕西妖贼所供马道人相同。然跛蹩而背跎，行走艰难，其年已暮，语论平实，似出家修行人。但臣属既有此人，敢不据实奏闻。除行关内道止留外，伏乞勅下该部，或解陕西抚臣原案归结，或发回原籍河南收管，或留在山海任彼焚修，统候圣明裁断施行，缘系云云，谨题请旨。崇祯二年闰四月二十三日。奉圣旨：着暂羁候，移文陕抚确查，该部知道。⑥
根据这份档案可知，崇祯二年(1629)陕西等地的白莲教造反案被破获，其教首供称他们正在寻找华山道人马绣头，想请他当盟主。这件事被陕西巡抚刘广生呈奏给崇祯皇帝，又被编入《邸报》通报给各地官员。而袁崇焕正是在看了《邸报》之后，发现辖境内祈雨立应的华山道人马一真正是陕西白莲教所要寻找的马绣头。事关重大，袁崇焕立即上了一道题本，将道人马一真的基本经历及其在辽东活动的情形报告给崇祯皇帝，请求圣裁。这是袁崇焕题本的来历。根据这份题本，可以得出道士马一真的基本信息如下：
第一，马一真又名马绣头，为华山道士，居于华山王刁洞修炼，在山陕等处与士大夫交游密切。
第二，马一真原籍河南太康县。
第三，马一真于天启六年(1626)离开华山，云游至山东、辽东等处。
第四，马一真善祈雨，知未来事，据传已有三百岁，举动不凡，声名远播，故白莲教想请他当盟主。
第五，在袁崇焕的眼中，马一真是一位暮年道人，已跛蹩背跎，行走艰难。
那么，袁崇焕在题本中反复提到的道人马一真，实际上就是道士马真一。由于中国古代的道士有本名、法名、外号等多种称呼，又常不以真名示人，故在时人记述中常常出现不同的称呼，而实际上指的是同一个人。袁崇焕题本中的马一真，在其他文献中有称为马真一或马贞一者，有称为马绣头者，有称为马峰巅者，有称为马风子者，有称为马颠仙者，皆指同一个人。如康熙二年(1663)宋琬撰《永平府志》就记载有道士马真一。所谓“马真一，自称河南人，年一百八十余岁。昔在华山学道，崇祯初年来入广宁，居北镇庙，采蘑菇，拾野菜为食。时大旱，经略袁公崇焕曾使人致至祈雨，次日果雨。”⑦很明显，《永平府志》中的马真一与《题本》中的马一真是同一个人。
除了这份遗存下来的珍贵档案之外，在时人的回忆录、见闻录等笔记文集中也对道士马真一多有记载。如明末举人李楷年轻时曾读书朝来山(与马真一隐居的王刁洞不远)，遇到异人马真一，马预言他当以文章名世。⑧李楷成名之后，为老朋友马真一撰写了一篇传记《马峰巅传》，对其在华山王刁洞的修炼和灵验故事记载颇详(详见下文)。
总之，马真一作为明末一位曾惊动地方大员和皇帝的道士，其真实存在性不容怀疑。清人笔记《玉光剑气集》对这位传奇道士亦有生动的描述：
马绣头道人，修髯伟干，黄发覆顶，舒之可长丈许，不栉不沐，而略无垢秽……行素女术，所至淫妪，鸨姏多从之游。时孙公元化开府于登，闻而恶之，呼至，将加责焉。道人曰：“公秉钺一方，选士如林，乃不能容一野道人耶？万一有所欲为，以备可使，不可耶？”⑨
本书作者张怡(1608-1695)，字瑶星，号薇庵，别号白云先生，上元(今江苏省南京市)人。明诸生，荫官锦衣卫千户。明亡后，隐居摄山白云观，著书自娱。《玉光剑气集》中大部分是作者亲身见闻，史料价值颇高。此段关于马绣头的记载，也是张怡的亲身见闻。张怡之父可大，谥号庄节，明崇祯初年任山东登莱总兵官，署中客有道士马绣头，张怡因此亲见亲闻马绣头之事迹。而周亮工(1612-1672)在其《因树屋书影》中也引述了这段记载，曰：
张瑶星语予：“辛未(1631)秋，予觐先大夫于东牟，遇道人马绣头者，亦异人也。道人修髯伟干，黄发覆顶，舒之可长丈许，不栉不沐，而略无垢秽……”⑩
张瑶星即张怡，周亮工明确说明他的这段记载是张瑶星告诉他的。对比周文和张文，两书的记载几乎完全相同，只是周文在结尾处多出数百字，对于马绣头在东江与刘兴治的矛盾以及对张可大之死期的预言有详细的描述。
以上二书的记载都是时人对道士马绣头的所见所闻，是比较可靠的资料。而据上述明代档案，道士马真一因“发久不栉，遂有绣头之号”，故文中提到的道人马绣头就是马真一。
马真一曾经云游各地，在多处地方都留下了其事迹和传说。清代初年编写和出版的地方志如《永平府志》(康熙二年)、《山海关志》(康熙九年)、《蓬莱县志》(康熙十二年)、《登州府志》(康熙三十三年)、《朝邑县后志》(康熙五十一年)、《武功县后志》(雍正十二年)等，均对道士马真一有所介绍。如康熙十二年版《蓬莱县志》载：“马贞一，不知何许人。有人于宏正间见之，居华山，当时已百数十岁矣。”(11)
综合时人的各种记载，可以肯定马真一是一位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他活跃于明末，与文人、官员交往密切，灵异传说颇多。
二、马真一修道行实考
1.关于马真一的籍贯与年龄
关于马真一的籍贯，《袁崇焕题本》中有明确记载：“一真自言原籍河南太康县人”。考之《永平府志》、《山海关志》等，均记载马真一为河南人。尽管《河滨文选》、《登州府志》皆曰“不知何里人”，但也没有提出其他可能的地点。因此，马真一自言为河南太康县人，这一点大概是没有疑问的。
不过，关于马真一的生年，各书记载不一，真实与传说交织在一起，真假难辨。《马峰巅传》中，对于马真一的年龄、师承、籍贯则全然不知。
最早记载马真一的档案资料《袁崇焕题本》中，对马真一的年龄也没有明确记载，只是在引用陕西白莲教首的供述时提到“道人马绣头者，年三百岁”，这显然系一种神化和传说。
明确记载马真一生年的文献当属张怡的《玉光剑气集》，该书卷二十六《玄释》载：
马绣头道人……自言生于正统甲子，至崇祯庚午、辛未间，约百六[八]十余岁矣。(12)
马绣头即马真一，他自言生于正统甲子，即正统九年(1444)，到崇祯庚午年(1630)，则有一百八十余岁。清康熙二年(1663)的《永平府志》、康熙九年(1670)的《山海关志》均曰马真一“自称河南人，年一百八十余岁”。因为马真一在山东、山海关等地活动过，张怡和地方志的记载大概都是根据马真一自己报的年龄，其真实性虽然值得怀疑，但也无从查证。
又据《华岳志》载，马真一在“在宏正间时已百数十岁”，《蓬莱县志》亦曰“有人于宏正间见之，居华山，当时已百数十岁矣。”所谓“宏正间”，即弘治、正德年间(1488-1521)，如果马真一此时已百数十岁，则到崇祯初年(1628)，其年龄已达二百余岁矣。
总之，无论是马真一自己的叙说，还是外人的见闻，明代末年马真一的年龄大概在一百多岁，或者说二百多岁，其准确性虽不好断定，但可以肯定，马真一是一位年岁很高的道人。正如袁崇焕题本所说：“然跛蹩而背跎，行走艰难，其年已暮。”
2.马真一在华山的修炼与传说
马真一作为道士，他的主要经历就是修道和云游，在此过程中，因其预言灵验、祈雨成功、言谈不俗等奇言特行而受到文人士大夫、当地官员的关注，甚至交往密切。马真一的生平活动主要集中于两个地方，一是以华山王刁洞为中心的山陕等地，二是山东、辽东等军事前线。
马真一被称为华山道人，是因为他在华山王刁岭修炼居住了很长时间，至今王刁岭上还有一个马仙洞，据说就是马真一曾经修炼的地方。马真一入住华山的时间，大概在明朝万历、天启年间。在此之前，马真一的生平经历无从查考，连熟识马真一的明末举人李楷都说“其出家始末，师授之书不可详”。就是说，明代末年高道马真一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这时他已经一百余岁，而其之前的修道经历却是空白，缺乏史料记载。
不过，马真一在隐居华山期间，灵异频现，声名鹊起，逐渐引起世人的关注，成为达官贵人、文人百姓追随请教的异人。故而马真一在华山的活动，文献记载较多，其中以李楷的《马峰巅传》记载较早而详实：
峰巅道人马姓真乙名，不知何里人。其出家始末，师授之书不可详。偶居于华山之王刁仙洞。以峰巅自号，或以疯颠称之，亦漫应之……道人处洞，无榻无几，因石为床。无经书文字，无药物丹灶。其弟子常光等椎鲁无知。不谈烧炼黄白及采战等法，不为斋醮符箓等事，清静全真以为教。能冬月以雪为沐浴，气蒸蒸如暑。居久之，人乃稍知其异。有某院至，使人迎于山，一见倾服，不能测其道。某地旱，官迎之于署，不立坛，不焚香，但索酒大饮，饮酒间雨下如注。人之知峰巅者日益众，奔走如山者无算。问吉凶祸福，矢口而答，无不奇中。或叩以儒典，能举五经之要旨。或问武，则言阵法韬略之事，娓娓不倦，人乃疑其儒而飞遯者。然山居不修饰，破衣垢面。作为诗皆不以格法，散于人者不存稿，答人书多落落无首尾，字画纵横无拘束，预言天下事不爽。(13)
据上可知，马真一应该在华山居住了很长一段时间。他的修炼方式很独特，是无榻无几，因石为床，无经书文字，无药物丹灶，不炼外丹黄白，不事符箓斋醮，而是清静全真以为教。但是却能冬日里以雪沐浴，气蒸蒸如暑。可见其修炼的应是内功丹法。马真一修炼既久，神异尽现。如他能预知某位重要人物的到来，能祈雨立应，能预言奇中，等等。随着这些灵异事迹的传播，华山道人马真一已经成为一位远近闻名的高道，奔走入山者无算，或问吉凶祸福，或谈儒言武，或求诗作画，马真一均能对答如流，预言不爽。
与此同时，马真一还在附近的朝来山、武功县、醴泉县等关中诸郡邑活动，与文人士大夫交往密切。在武功县，也流传着有关马真一的传说，据雍正十二年《武功县后志》载：
马象乾，字贞一，或称马颠仙。明末游历关中诸郡邑，踪迹多奇异，人莫测其奥，在武功县最久，士大夫家争延致之。一日醉后登城楼，南面恸哭，或诮其狂态复发，答曰：“尔看遍野皆杀死人，血淋成河，乌得不哭？”未几，流贼起，杀略人，卒如其言。又一日，同诸老宴集，席上有妓索赏赐，袖中出一副金耳环与妓，众视之，皆金也。妓喜，戴耳上，夜归卧。及觉，摩之，乃二豆芽菜也。其奇幻类如此。(14)
马真一在武功县游历时间较久，很受士大夫的欢迎，奇异故事亦多，如他曾预言流贼将侵犯该县，造成血流成河的惨象，不久预言就得到印证。在醴泉县，马真一亦与士人交游密切，言皆有验。《醴泉县志》载：
马象乾，字贞一，邃精易学，言皆征验，人呼为马神仙。启、祯间，往来醴泉，与诸生高冲虚、刘空白友善。一日挟纸钱访空白，空白讶，谓何为。答曰：“吾将吊一亡友，权寄此。”因留宿，与空白剧谈一夜，诘朝辞去。数日，空白竟得疾死。(15)
上述两书均记载为“马象乾，字贞一”，说明马真一原名马象乾，字贞(真)一，又有马颠仙、马神仙等称呼。
马真一的预言奇中、事多奇幻使之成为华山一带闻名遐迩的高人。他的神话也愈来愈大，愈传愈远，就连陕西白莲教在起事时，也想到了他，准备利用马真一的声名以号召教徒、扩大声势，因此派人到处寻找马真一来当盟主。也许马真一正是预知到白莲教想利用他，而提前离开了华山。即使在他离开华山多年以后，当地仍然流传着大量关于马真一的传说故事。这些故事经过长时期的积淀、发酵，或许已经脱离历史原貌，但直到今天仍在流传不断。如《华山神话传说》中记载了一则马真一寻找洞天钥匙的故事，(16)这个故事就是1980年代华山采风组根据当地的民间传说整理而成。
在华山一带，不仅有关于马真一的传说广泛流传，而且有供奉马真一的庙宇香火不断。据载华山周边有三座纪念马真一的马仙庙，一在王刁岭，一在今泉店村西，二者皆毁废已久。另一处在观北乡小涨村西，至今保存完好，香火不绝。据民国三十四年(1945)立《小涨村改建马仙洞碑记》(17)载，马真一曾对小涨村有过恩德，故村民感其遗泽，建庙祀之。后遭战火毁坏。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村民捐资重建庙宇，为图坚固，完全改用石料。这块碑记说明马真一对当地影响之深远，以至在时隔三百多年后，小涨村村民仍然不忘马真一，集资重建马仙庙。
总之，马真一作为华山道士，在关中一带留下了众多遗迹与传说。天启六年，马真一离开华山，前往山东和辽东活动，此后似乎没有再回华山。不过，乾隆五十七年《华阴县志》认为顺治初年马真一尚在华山，所谓“顺治初尚在山，后逸去，不知所之。”(18)但这种说法不见载于其它文献，暂且存疑。
3.活跃于辽东军事前线中的马真一
自天启六年(或曰五年)以后，剪发下山，云游山东、辽东各处，从而在山东、辽东一带留下众多传说和灵迹。
根据现有文献，马真一在山东、辽东活动的地方主要在登州府及辽南沿海一线，东至鸭绿江口的皮岛，西到山海关，南至山东蓬莱，北至北镇，都有马真一的踪迹。他曾居止的地方主要有旅顺、皮岛、北镇、宁远、山海关、登州等地。
据袁崇焕奏折，马真一“于天启六年间剪发下山，云游山东，便舡过到皮岛观看，回至宁远、山海各处，随便山居”。指明马真一自天启六年(1626)下山后，先到达山东登州府，随后搭便船到皮岛观看，然后又到宁远、山海关各处。这份奏折上报于崇祯二年(1629)，说明马真一从1626到1629年间一直在辽东的皮岛至山海关一带活动。而这一带正是明代辽东都司的管辖范围，又是后金与明军交战的军事前线。
辽东都司是明朝在辽东地区设立的军政机构，在建制上属于山东承宣布政使司。辽东都司领二十五个卫，二个州，治所在定辽中卫(今辽阳市)，辖区相当今辽宁省大部。明代末年，居住在东北地区的女真族首领努尔哈赤统一了女真各部，称汗登基，建立大金(史称后金)，改元天命，建都赫图阿拉。万历四十六年(1618)，后金以七大恨为由，起兵伐明，毁抚顺。第二年，明廷派兵十万，分四路进攻后金，结果大败。后金势力从此大振，并趁势攻占了开原、铁岭、沈阳、辽阳、义州、广宁等城，并先后迁都辽阳和沈阳。1626年，努尔哈赤病逝，其子皇太极即位，以明年为天聪元年。皇太极为扩充势力，四处征掠。1633年，后金攻克旅顺和沿海诸岛。1636年，皇太极即帝位，国号大清，改元崇德。到崇祯十五年(1642)，明代辽东全境已为后金(清朝)所兼并。
马真一自1626年云游至山东、皮岛、山海、宁远各处，这期间正是后金崛起，并在辽东一带大肆征战的时期，而宁远、皮岛等地正是明军与后金争夺的军事前沿地带。
皮岛，又称东江，位于鸭绿江口东之西朝鲜湾，今属朝鲜，改名椴岛。明末皮岛位于辽东、朝鲜、后金之间，位置冲要。明末大将毛文龙将皮岛作为根据地，招纳难民，逐渐发展成一支海外劲旅，收复了多座被后金侵占的城镇。天启二年(1622)，明廷为毛文龙在皮岛特设一个军区，名东江镇，以毛文龙为东江总兵。1629年，毛文龙被袁崇焕计杀。那么，马真一大概在1626年或1627年间到达皮岛观看，应该是在毛文龙担任总兵期间。马真一在皮岛有过什么活动，未见记载。不过，根据毛文龙平素对待寺庙的态度，可以推测马真一在皮岛期间，应该是受到了毛文龙的优待。
此后，马真一离开皮岛，于1628年到达北镇，在北镇期间曾为经略袁崇焕祈雨。这件事在袁的题本中有所载，《盛京通志》、《永平府志》等亦有记载。《盛京通志》曰：
马真一，河南人，年百余岁矣。明季居广宁之北镇庙中，采蘑菇，拾野果为食。会广宁大旱，经略袁崇焕使祷雨，立应。后去之山海关。
马真一到达广宁后，居住在北镇庙。而北镇庙作为医巫闾山的山神庙，自金元以来一直是官祀庙宇，香火旺盛。此时马真一入住后，却是采蘑菇、拾野果为食，说明北镇庙在明末的战火中已经破败，成为一座荒庙。马真一于崇祯初年(1628)到达广宁，当年冬曾见过督师袁崇焕，第二年春夏之季，广宁一带久旱无雨，在宁粮通判李茂根的推荐下，袁崇焕派人找他来祈雨，数日后果然下雨。不过，由于马真一举止癫狂，被认为是妖妄，袁崇焕将他羁押到山海关。其实袁崇焕羁押马真一的真正原因恐怕不是他的癫狂，而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正如袁崇焕题本所记载的，由于陕西的白莲教徒正在四处找寻马真一，欲得之以为盟主。故崇祯皇帝指示：“着暂羁候”。从奏折来看，袁崇焕羁押马真一是奉旨行事，也说明马真一在辽东一带的活动，已经引起了朝廷的注意，并对他有所调查。当然，马真一作为一个举止狂异的道士，除了祈雨、预言、谈经论道之外，似乎也看不出什么政治企图，故不久就默许其离开。而马真一在羁止山海关期间，却得到了关宪梁廷栋的关照，康熙二年修《永平府志》曰：
遇关宪梁公廷栋尤加亲洽，与谈休咎皆应，讲经论艺，剖抉如流，饮食不拘荤素，取足而止。诙谐之中，往往皆成谶兆。踪迹无常，人不能测，后不知所之。(19)
马真一在梁廷栋的关照下，虽说是羁候于此，却也受到较好的待遇。后来，辽东战事吃紧，袁崇焕也因擅杀毛文龙等事而被处决。在战乱之际，马真一这件事大概也就不了了之。到崇祯庚午、辛未间(1630-1631)，他再次来到山东，为登州巡抚孙元化祈雨成功，后成为登莱总兵官张可大之座上客。马真一祈雨之事，在张可大之子张怡的《玉光剑气集》中有生动的记载：
时方大旱，即令祈雨，曰：“是易易耳。”问所须，曰：“须桌数百张，结高台于郭。公等竭诚，惟我命是从，稍龃龉者，不效矣。”公曰：“姑试之，不效，尔无生理。”治坛如其式。凌晨，道人至，则索火酒一斗，犬肉数斤，啖之尽，乃登坛。命公率文武吏士，长跪坛下。道人东向而嘘，则片云从嘘处起。复东向而啸，则微风应之。少焉，浓云四布，雷电交作，雨下如注。道人熟睡坛上，齁声雷声，响答互应。历三时许，乃欠伸而起，曰：“雨足乎？”众欢呼曰：“雨足矣。”道人挥手一喝，而雨止云散，烈日如故。孙公从泥泞中踉跄起，扶掖而下，以所乘八座乘之，而骑从以归。归即送入先庄节署中。
“庄节”即登莱总兵官张可大，当时马真一为登州巡抚孙元化祈雨成功后，就被送入张可大府上居住，成为张府的座上客，并常常有一些惊世之举，如一顿吃尽百人之饭，冬日下海游泳而登岸后热气腾腾、衣不濡湿，等等。张怡《玉光剑气集》载：
庄节公固好士，署中客常数十人，每夕必列席共饮，饮必招道人与俱。道人言笑不倦，而多不食，或劝之食，则命取大罂，尽投诸殽核其中，以水沃之，一举而尽。复劝之，则取他席上殽核投罂中，尽之如初。乃至尽庖厨所有，百余人之馔，悉投悉尽。或戏曰：“能复食乎？”则取席上诸拌盂杯盌之属，十五累之，举而大嚼，如嚼冰雪，齿声楚楚可听。庄节公治兵庙岛，拉与俱，宿署楼上。楼滨海，海上自入冬，即无日不雪，雪即数尺。人争塞向墐户，而道人夜必敞北窗，以首枕窗而卧。早起雪压身上如堆絮，道人拂袖而起，额上汗犹津津然。或投身海中，盘薄游泳。及登岸，遍身气如蒸，而衣不濡湿。(20)
在登州期间，马真一还与老朋友陕西举人陈尚策相遇，并多有预言。《登州府志》载：
陕西举人陈尚策曾于华山谒之，问以后会，马曰登州。崇祯辛未，策果除郡推官，马适至，多隐语，至登陷方验。(21)
马真一并未久住山东，不久，他告别陈尚策，再次渡海前往辽东，又一次到达皮岛(东江)。此前，皮岛总兵毛文龙被杀，由陈继盛和刘兴治分统皮岛，1630年，刘兴治杀死东江副总兵陈继盛以及明朝官员21人，发动兵变，独据皮岛。到1631年马真一再次云游东江时，岛帅刘兴治对他并不友好，马真一受辱后愤而离岛。周亮工《书影》对此有详细记载：
既而往游东江，东江帅为刘兴治，道人至，则聚诸淫妪如在登时。兴治闻之怒，呼而责之，将绳以法。道人曰：“公尸居余气，乃相吓耶！公何能杀我？人将杀公耳。”兴治益怒，道人指其左右曰：“此皆杀公者也，俟城石转身，则其时矣。”兴治命责之，鞭扑交下，道人鼾睡自若，兴治无如何也。道人出，语其徒曰：“辱我甚，不可居矣。”乃往海中浴，浴竟，见有一木大数围，知是土人物，从求得之。自持斧略加刳凿，才可容足，辄坐其中，乱流浮海而去，不知所终。其后兴治以贪残失士心，改筑岛城，城石尽转，而兴治为其下所刺。(22)
马真一这次的皮岛之行，虽未得到岛帅刘兴治的厚待，但他的预言灵验，却赢得了当地人的崇信，以至于他曾经居住的洞窟被称为马仙窟。据朝鲜王朝大学者成海应(1760-1839)的《研经斋全集》载：
先是有马姓者，居岛窖中，隆冬不知寒，啖木实，言必有验。未几乘舟去，有兴治乱。故名其窖曰马仙窟。(23)
这里所谓的“马姓者”，指的就是马真一。文中记载他在皮岛时“居岛窖中，隆冬不知寒，啖木实”等事迹，与周亮工《书影》的记载可互补，反映了马真一云游各地时的一贯作风。马真一在皮岛的奇言特行和灵验故事广为流传，影响深远，以至在时隔百余年之后，朝鲜学者介绍皮岛时，将毛文龙、刘兴治、马仙作为皮岛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一起记述。
马真一在云游皮岛前后，又曾到过旅顺，与总兵黄龙有过接触。《登州府志》载：
抵旅顺，总兵黄龙问以事，卒出恶言，黄怒挞之，跃起趋而北。旅顺陷，黄龙死焉。大约其所至之处，后必有变，类多微辞。(24)
崇祯三年(1630)毛文龙被杀后，大将黄龙临危受命，被派往旅顺，接管了东江兵的军事指挥权，成为东江总兵。崇祯六年(1633)，孔有德叛乱，黄龙中了后金的调虎离山之计，旅顺沦陷，黄龙自杀身亡。因此，马真一抵达旅顺的时间应该在1631-1633年之间。马真一本来是黄龙的座上客，大概预言到黄龙的军事失利而惹恼了黄龙，所谓“卒出恶言，黄怒挞之，跃起趋而北”。此后，关于马真一的行踪，史书中并无明确记载，只曰“不知所至”，“莫知所之”。
亦有传说直到康熙年间马真一仍在辽东者。如刘献廷的《广阳杂记》转述孙宗武所说“言其不死，今犹在辽东”，就是说，民间传说马真一在康熙年间仍然活着，并且隐居在辽东一带。
综上所述，马真一于天启六年(1626)到崇祯六年(1633)间多次往返于山东和辽东之间，此后不知所之，或曰仍在辽东一带隐居。而马真一在此期间，与多位高级军政长官如毛文龙、袁崇焕、梁廷栋、孙元化、张可大、刘兴治、黄龙等都有接触，或祈雨，或谈休咎，或预谶，事事皆应验如神。那么，马真一以一个疯癫道士的形象，多次往返于辽东战事前线，活跃于军营帅门之间，这种行为如何理解呢？
个人认为在明朝与后金关系极其紧张的背景下，马真一下华山，过山东，渡海到辽东战事前线，可能是预感到明末社会的变局，出于对明朝前途的担忧，故而不避危险，来到战争的最前线，并以其擅长的预测、祈雨等方术，成为多位将帅的座上客。
综观马真一在山东、辽东军营中的主要活动，一是祈雨，二是预测。崇祯二年(1629)，马真一在广宁为袁崇焕祈雨成功，随后在山海关成为关宪梁廷栋的幕客，与谈休咎，皆应验如神。到崇祯三年(1630)，马真一再度来到山东，为登州巡抚孙元化祈雨成功，并成为登莱总兵张可大的幕僚。在张可大府中，马真一可能对于辽东战事进行过建言建策。所谓“庄节公固好士，署中客常数十人，每夕必列席共饮，饮必招道人与俱。”张氏幕府数十人，每日列席共饮，共饮间自然会涉及到辽东战事，大家献计献策也是必然的。而且张可大每到一处，似乎都带着马真一，所谓“庄节公治兵庙岛，拉与俱，宿署楼上”，张可大到庙岛统兵时，都要拉着马真一前去。这可能不是个人感情的问题，说明张可大与马真一之间可能是有军事战略需要商量的。
然而，马真一尽管受到张可大的知遇之恩，但有些事情他不能明说，也没法改变。如马真一预测到登州的变乱和张可大的死期，可是无能为力，只能抚膺痛哭。据载：
方道人之在署中也，每酒后辄抚膺痛哭，先大夫叩其故，则指予曰：“郎君有仙才而年不永，使从我游，不死可致也。”先大夫曰：“年几何？”曰：“尽明岁之正月。”次年壬申(1632)，春王四日，道人方与岛中诸将士轰饮次，忽西向而恸曰：“可惜张公今日死矣。”盖登州城陷之日也。乃知向日酒后之言，盖托讽耳。(25)
上文提到的登州城陷事，指的是崇祯四年(1631)，登州游击孔有德反叛，攻陷山东沿海州县。次年正月，叛兵攻陷登州城，张可大自缢于太平楼上。
此后，马真一渡海到达皮岛、旅顺等地，此时辽东战局更加混乱，马真一也未得到礼遇，又往往因其预测到战事不利而得罪将帅，遭到驱逐。1633年，旅顺沦陷之后，辽东局势急转直下，明军败亡已成定局，马真一也就隐居不出，故不再有其记载。但马真一在辽东的影响也非同一般，以至在时隔半个世纪后，刘献廷撰《广阳杂记》时，时人还流传其不死，“今犹在辽东云”。
三、马真一与王刁山龙门派
马真一作为一个道士，其出家始末，师承何人，这些信息都不可得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他是全真道龙门派第六代“真”字辈传人，其传承系统来自陕西王刁山。清初刘献廷(1648-1695)《广阳杂记》载：
孙宗武言，今世全真道人所谓龙门派者，皆本之邱长春，其地则王刁山也。王刁山在华阴太华之东，奇峭次于花岳，开山之祖，乃王刁二师，故以人名山。邱长春曾主其席，演派至今遍天下也。其法派凡二十字，曰道德通玄静，真常守太清，一阳来复本，合教永贞明。至真字辈有马真一者，世号颠仙，言其不死，今犹在辽东云。今兴复白云观道人王莱阳，乃其嫡派，莱阳名清正。今白云观已焕然非故矣。盖宗武于华阳时已与之交，知其人甚悉。又言华阳道派有二，一太华，一王刁也。太华宗陈希夷，王刁宗邱长春。(26)
刘献廷记载龙门派起源于王刁山，又说马真一的嫡派传人王莱阳兴复白云观，这些与教内传统说法均存在分歧。那么，刘献廷所记是否可靠？王刁山是否为龙门派起源地？马真一一系龙门派的传承情况如何？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刘献廷(1648-1695)，清初著名学问家。字君贤，一字继庄，别号广阳子。一生不仕，以教读著述为事。曾参与《明史》及《一统志》的纂修工作。学识渊博，颇为时人所推重。于史事不信陈说，每据传闻，加以调查，然后证实之。其存世著作《广阳杂记》虽记事较杂，但论述精当，翔实可信。其中关于龙门派的记载，亦是引用时人孙宗武的记述，是来源有据的。
那么，孙宗武又是何人？在正史或地方志中并未找到关于孙宗武的传记，不过，在刘献廷的《广阳杂记》中提到过孙宗武的父亲孙云锦，曰：
宗武尊公讳云锦，字长发，四川成都人，蜀府仪宾也。绥寇之乱，出奔京师，遂寄籍顺天。辛卯举人。(27)
在同书中，还记载了一个故事，亦是孙宗武所述，讲的是在康熙十六年(1677)间发生的一件奇事，即朝邑县民妇罗氏从华山舍身崖跳下后，不仅未死，醒来时则在自己家中。因为其时孙宗武的父亲孙长发正任华阴县令，对此事有所勘核，故绝非虚逛。
从上述记载中，可以知道孙宗武是顺天人，其父亲孙云锦，字长发，是辛卯举人，曾任华阴县令。又乾隆《华阴县志》载：“知县……孙云锦，四川人，九年任。迟维城，字屏万，广宁人，十八年任。”(28)据上可知，孙宗武的父亲孙云锦在康熙九年(1670)至十六年(1677)间任华阴县令。那么，在此期间，孙宗武随父任居住于华阴，进而熟悉华山的道教、华山的掌故，也就理所当然了。《广阳杂记》中提到孙宗武在华阳时就与王清正有交往，与之很熟。后来，孙宗武回到北京，王清正也来到北京白云观，两人继续有交往。故孙宗武对华山道教龙门派的述说，或许就直接来自道士王清正，应该是清代初年的教内说法。由此看来，刘献廷引述的孙宗武所言，就是时人对时事的描述，是真实可信的。
那么，在孙宗武叙说的关于清初龙门派的信息中，其中龙门派的二十字字谱“道德通玄静，真常守太清，一阳来复本，合教永贞明”，与其他碑刻或道书记载相一致，没有争议。而另外的信息如龙门派起源于王刁山、马真一传人王莱阳兴复白云观等，却与教内传统说法存在较大差异，需要进一步的厘清。
关于龙门派的起源地是龙门山还是王刁山，学术界历来存有争议。传统认为，龙门派得名，源于丘处机曾在陕西陇县龙门洞修行。但清代后期教内学者陈教友(1824-1881)在其《长春道教源流》一书中否定了这种传统说法，“所以称龙门派者，贞常弟子姜善信承世祖宠遇，建龙门建极宫，其后徒众日盛，创此法派，故云龙门也。”(29)陈教友认为龙门派渊源于靳贞常的弟子、活跃于元世祖年间的姜善信，因姜善信创建龙门建极宫(大禹庙)，徒众日盛，故其开派名为龙门派。又因靳贞常、姜善信长期居住于华山王刁洞，故陈教友引述刘献廷《广阳杂记》之语，认为龙门派起源于华山王刁洞。
陈教友赞同《广阳杂记》的说法，认为龙门派起源于华山王刁洞，并提出了自元代靳贞常、姜善信到明代马真一的传承系统。这种推断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广阳杂记》引述的孙宗武所言，是来自当时的教内说法，至少代表了华山地区的教内说法，而这也正好说明，华山一带是龙门派的重镇，华山王刁洞在明末清初已经作为龙门派的起源地看待。
马真一作为华山道士，是龙门派第六代“真”字辈传人。至于他的师父是谁，史无记载。在他之后的传承，亦无详细谱录。不过，从零星的文献记载中可知，马真一在华山有不少弟子，其中一个徒弟叫常光，“其弟子常光等椎鲁无知”。(30)此后，马真一的嫡系传人王莱阳(清正)，曾兴复北京白云观，“今兴复白云观道人王莱阳，乃其嫡派，莱阳名清正”。(31)按照龙门派字谱，王莱阳为第十代“清”字辈，应为马真一的玄孙辈。
那么，根据孙宗武所言，清初兴复白云观的道人是王莱阳。而传统说法是，清初王常月在北京白云观开坛说戒，中兴了龙门派。到底孰是孰非？王常月与王清正谁先谁后？两人有何关系？
据嘉庆年间闵一得著《金盖心灯》卷一《王崑阳律师传》，道光二十七年孟至才、完颜崇实合著《白云仙表》之《崑阳王真人》等资料记载，王常月号崑阳，原名平，山西潞安人，生于万历甲午年(1594)，一说生于嘉靖元年(1522)，逝于康熙十九年(1680)。他从龙门派第六代赵真嵩处接受三坛大戒，成为第七代传人，此后，他恢复全真道公开传戒的做法，进行了广泛的传戒活动，门徒弟子遍及南北，从而使龙门派出现中兴景象，到清中期，龙门派已成为全真道最大派系。
根据记载，王常月于清顺治十二年(1655)北上京师，挂单于灵佑宫，于顺治十三年(1656)在北京白云观传戒。顺治十五年、十六年，又于白云观登坛授戒。凡三次登坛，度戒子千余人。康熙二年(1663)，王常月率弟子南下，先后在南京、杭州、湖州、苏州、武当山等地传戒授法，收徒众多。
《金盖心灯》等书载王常月在江南传戒多年后，又返回了北京白云观，康熙十九年(1680)仙逝，葬于白云观西偏。不过，陈教友《长春道教源流》卷七根据清末朱绪曾的《国朝金陵诗征》，认为王常月羽化于南京隐仙庵，(32)若如此，则王常月自康熙二年南下后，并未返回北京。
总之，王常月在北京活动的时间大概在顺治十二年到康熙二年间。而王清正入住北京白云观的时间又是何时呢？
据《广阳杂记》载，孙宗武在华阳时与王清正相识，而孙宗武之父孙云锦在康熙九年(1670)至十六年(1677)间任华阴县令，说明其时孙宗武与王清正均在华山。大概在康熙十六年(1677)之后，孙宗武一家回至北京，而王清正也应在此之后来到的北京白云观。
刘献廷虽是直隶大兴人，但他自康熙五年(1666)举家南隐吴江后，一直寓住吴地，活动于江南一带，直到康熙二十六年(1687)，才应聘北上京城，参加《明史》和《一统志》的修纂工作。康熙二十九年(1690)离京。在京期间，他访旧友，结新知，博采轶事，益其见闻。其《广阳杂记》中的孙宗武所言，大概就是此时采访而得。
根据孙宗武与刘献廷在京的重合时间，则两人的见面当在1687-1690年间，所以文中记载的关于龙门派、王清正等事，均为此时的见闻。由此推测，王清正兴复白云观的时间，应在1677至1690年间，“今白云观已焕然非故矣”，说明其时白云观已经修复得很好。
综上所述，王常月在北京活动的时间是顺治十二年至康熙初年，而王清正兴复白云观的时间是康熙十六年至康熙二十九年，两人活动的时间有先后，两人活动的内容也不一样，王常月的主要活动是传戒，王清正的主要贡献是修复。
又，《重修白云观碑记》载：“今我朝康熙四十五年，见其地基太狭，则易隙地以广之”，“规模阔大”，“今上重建玉皇殿、三清殿、长春殿、七真殿、灵官殿、四圣殿……”说明白云观在康熙四十五年(1706)曾得以大规模重修。但此碑碑末题“大清康熙四十五年八月中浣谷旦，白云观住持王常月谨识”，又题“光绪十二年四月初八日刘诚印重勒”。①这里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王常月早已于康熙十九年(1680)仙逝，而此碑却说康熙四十五年住持王常月作了这通碑记，从时间上看这是不可能的。此碑是光绪十二年(1886)刘诚印重勒，原碑已不可见，也不知道刘诚印根据什么资料重勒的石碑，这通碑文的可信度如何呢？
乾隆间官修《日下旧闻考》载，白云观于乾隆二十一年奉敕重修，“殿内恭悬圣祖御书额曰驻景长生，七真殿恭悬圣祖御书额曰琅简真庭，皇上御书额曰葆素含元，玉皇阁恭悬圣祖御书额曰紫虚真气”。②所谓“圣祖”，即康熙皇帝，从当时各殿内悬挂的众多圣祖御书匾额来看，白云观在康熙年间肯定进行过大规模的修复工作，因此说上述碑文的内容应该是基本可靠的。如上文所述，康熙年间王清正曾兴复白云观，而且康熙二十九年前后王清正还居住在北京白云观。据此推测，时隔十六年后，即康熙四十五年，白云观的重修或许仍为王清正所主持。
那么，碑末关于“王常月谨识”又如何理解？笔者认为是重刻石碑时的误解所至。这通康熙四十五年的重修碑记可能是王清正所立，只是到了光绪年间碑石毁坏，故刘诚印重勒了这通碑记。而在重勒的过程中，误改成了“王常月谨识”。究其原因，大概有以下两点：
一是碑石风化，有些字模糊不清，原碑可能为“王莱阳谨识”，后人误以为“王崑阳谨识”，而莱阳为王清正，崑阳即王常月，后来刻石者干脆改成“王常月谨识”。
二是清代中后期，以王常月为中兴之祖的龙门律宗非常兴盛，北京白云观也成为律宗之祖庭，传戒之中心，王常月在教内的影响和光芒盖过了其他祖师，后人只知有王崑阳，不知有王莱阳也，故顺理成章地认为此碑记就是王崑阳(常月)所撰。
总之，马真一作为龙门派第六代传人，其传承系统来自华山王刁岭，而在明末清初，华山是龙门派的重镇和传播中心。其后，马真一的嫡系传人王莱阳于康熙年间入住北京白云观，并进行了大规模的修复工作。
马真一，原名马象乾，字真(贞)一，又称马一真、马峰巅、马疯颠、马绣头、马风子、马颠仙等，华山道士，全真龙门派第六代传人。原籍河南太康县，自言生于正统甲子(1444)。明末居华山王刁洞修炼，事迹多奇幻，远近闻名，与山陕文人士大夫交游密切。天启六年(1626)离开华山，云游至山东、辽东等地，出入辽东军事前线，与多位高级军政长官如袁崇焕、梁廷栋、孙元化、张可大、刘兴治、黄龙等都有接触，或祈雨，或谈休咎，或预谶，事事皆应验如神。崇祯六年(1633)以后，下落不明，亦有传说直到康熙年间仍在辽东者。
马真一作为龙门派“真”字辈道士，其出家始末、师承何人，不可得知。不过可以肯定，其传承系统来自华山王刁岭，其弟子众多，有常光等人。明末清初，华山作为龙门派的重镇和传播中心，人才辈出，如马真一的嫡系传人王清正于康熙年间入住北京白云观，对白云观的兴复贡献颇大。
①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23辑，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第272—274页。
②熊铁基等主编《第二届全真道与老庄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86—388页。
③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三，中华书局标点本，1957年第1版，第130页。
④李楷：《河滨文选》卷五，《清代诗文集汇编》3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71页。
⑤《明清史料——“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刊明清内阁大库残余档案》，第八本，第713页，1931年刊印本。该条资料系社科院历史所杨海英研究员提供的线索和复印件，特致感谢。
⑥董耀会主编《秦皇岛历代志书校注·永平府志下》，北京，中国审计出版社，2001年，第630页。
⑦李榕：《华岳志》卷二《高贤》：“李楷字淑则，号河滨，朝邑人。读书朝来山，遇真人马巅仙，谓当以文章名世”。
⑧(清)张怡撰，魏连科点校《玉光剑气集》卷二十六《玄释》，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916页。
⑨(清)周亮工：《书影》第九卷，中华书局，1958年第1版，1962年上海第2次印刷，第230页。
⑩(清)高岗等：《蓬莱县志》卷六仙释，页五。康熙十二年(1673)刻本。
(11)(清)张怡撰，魏连科点校《玉光剑气集》卷二十六《玄释》，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916页。
(12)李楷：《河滨文选》卷五，《清代诗文集汇编》3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71—172页。
(13)(清)沈华修、崔昭等纂《武功县后志》，卷四拾遗，页十七，雍正十二年(1734)刻本。
(14)(清)蒋骐昌、孙星衍：《醴泉县志》卷十二《旧闻》，乾隆四十九年(1784)刻本。
(15)参见郭守义编《华山神话传说》，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54—58页。
(16)参见张江涛：《华山碑石》，三秦出版社，1995年，第505页。
(17)(清)陆维垣等修，李天秀等纂《华阴县志》，卷十道释，页67。
(18)董耀会主编《秦皇岛历代志书校注·永平府志下》，北京，中国审计出版社，2001年，第630页。
(19)(清)张怡撰，魏连科点校《玉光剑气集》卷二十六《玄释》，北京：中华书局，2006，第916—917页。
(20)(清)方汝翼、贾瑚修，周悦让、慕荣榦纂《增修登州府志》卷十五，光绪七年刻本。载《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48册，第152页。
(21)(清)周亮工：《书影》第九卷，中华书局，1958年第1版，1962年上海第2次印刷，第231页。
(22)(朝鲜)成海应：《研经斋全集》外集卷六十三古迹类，小华古迹，《韩国文集丛刊》278册，第158页。此条资料系社科院历史所杨海英研究员提供，特致感谢。
(23)(清)施闰章等：《登州府志》卷十八《仙释》，页25。康熙三十三年(1694)刻本。
(24)周亮工：《书影》，第232页。
(25)(26)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三，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130页。
(27)(清)陆维垣等修，李天秀等纂《华阴县志》卷七《职官》，第28页。
(28)陈教友：《长春道教源流》卷六，《藏外道书》第31册，第114页。
(29)李楷：《河滨文选》卷五，《清代诗文集汇编》3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71页。
(30)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三，第130页。
(31)尹志华：《清代全真道传戒初探》，载赵卫东主编《全真道研究》第一辑，齐鲁书社，2011年，第247页。
(32)小柳司气太：《白云观志》，第141—142页。
(33)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5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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