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教育部长徐特立报请中央办一所列宁师范学校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西北办事处教育部长徐特立看到陕北苏区比江西苏区文化经济更落后。陇东曲子、环县一带连一所小学也没有。他一方面采取“小先生制”，搞“识字组”抓扫盲运动；另一方面，就是办师范学校培养教师。1937年1月，中央机关从保安（今志丹）刚迁到延安，徐特立为了改变陕北文化落后面貌，适应革命形势发展需要，培养苏区文教干部，就报请中央创办一所像江西中央苏区那样的“列宁师范学校”，毛主席批示：“学校名应以‘鲁迅师范’为妥，因为鲁迅是中国文化的旗手，在全国享有盛名，这样有利于团结更多的人抗日；又为了纪念鲁迅先生。”①
1937年2月，鲁迅师范在延安成立。后来学校从延安城搬到延长县城。当时学校的学生主要来源于：一是跟着红军长征过来的红“小鬼”，多数不识字，送到学校脱盲；另一部分是从边区以外投奔延安来的小学程度的青年。徐老为把鲁迅师范办好，1937年夏秋间，亲自到延长住校指导工作。1938年4月，鲁迅师范由延长县迁到关中分区专署所在地新正县马家堡。陕北的生源比较困难，迁到关中分区，可以吸收“大关中”的青年学生。1939年7月，鲁迅师范与边区中学合并改名为边区师范，校址设在原“边中”所在地安塞吊儿沟。
1939年6月10日，毛主席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反对投降提纲》报告，讲到干部教育时，他把鲁迅师范、边区中学都列为干部学校的范畴。毛主席说：“这些学生现在还不能看出他们大的工作成绩，但数年以后就可以看见了。”②
二、党中央一贯重视干部的文化学习，为边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1941年6月的一个晚上，毛主席来到警卫排问大家学习、工作、生活有什么问题和意见时，有人提问：“青年人怎样才能进步快”。主席说：“首先是要学文化，有了文化就会很快地学到知识，有了知识，学理论、学军事、学政策、学法律等等”。③毛主席的警卫员翟作军要求进抗大，主席说：“没有文化基础，你进抗大，学军事，学政治有困难啊！”随即给周扬写信，介绍翟作军到“边中”学习。④
1942年2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出台《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指出：“在职干部教育应以业务、政治、文化、理论四种教育为范围”。要求“一切文化程度太低或不高的干部，除了业务学习和政治教育外，必须强调文化教育，反对轻视文化教育的错误观点”。1942年4月4日，中央组织部强调不能轻视文化学习，必须认真学习以提高文化水平。据边区政府秘书长李维汉回忆，1942年9月，毛主席嘱咐边区政府把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当作抓紧进行的四项任务之一。遵照毛主席的指示，边区政府确定1943年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教育。⑤
1944年10月30日，毛主席在边区文教大会做了题为《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的演讲。指出：“我们的工作，首先是战争，其次是生产，其次是文化”。他说：“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这句话批评了轻视文化教育的思想，主席说：“在一百五十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内还有一百多万文盲，两千个巫神，迷信思想还在影响广大的群众，这些都是群众脑子里的敌人，我们反对群众脑子里的敌人，常常比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还要困难些。我们必须告诉群众，自己起来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卫生作斗争。为了进行这个斗争，不能不有广泛的统一战线”。毛主席的讲话充分说明了文化知识和培养知识分子的重要性。⑥
在毛主席讲话的精神指引下，边区文教大会提出：“培养大量的边区知识分子，是今天边区的头等任务之一。”要完成长期建设边区的任务，没有一万到几万个高小毕业至中学毕业程度的本地知识分子，是不能设想的。要达到这个目的，须采用提高现任工农干部的文化和培养与工农相结合的新的知识分子两个方法。一是在边区各中等学校普遍增设以训练区乡干部为主的“地干班”。这样边区的中学教育的班次结构起了变化，有了师范班、中学班、地干班三种班次；二是确定延大须多收各分区中学毕业生的同时，提出高小也负有干部教育的任务。今天可能有人感到奇怪，高小学生怎能当干部呢？那时农村有了完小毕业生，好象出了一个“秀才”。因为区乡政府找来一个完小学生当文书也不容易。⑦
三、鲁迅师范、边区中学、延安中学及行知中学都是在党中央、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下培育成长起来的
1939年上半年，“边中”教务主任吕良同志组织师生编撰了《一所新型的学校一一陕甘宁边区中学》，毛主席在题词肯定了学校为抗战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毛主席不仅送他的侄儿毛雪华、毛华初、毛慎义来“边中”上学。1940年8月31日，“边师”成立一周年纪念及一、二队学生毕业典礼，还为学生毕业证写了“为教育新后代而努力”的题词。周恩来同志也曾来校给师生讲话和复信给学生解答问题，并把叶华明、李鹏等许多烈士子女介绍来“延中”上学。王震同志也曾到校讲过话，徐特立同志经常来校指导工作，给同学们讲社会科学，进行教学改革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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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12月9日，行中毛泽东青年团成立大会上，中央青委何启君，教育厅长江隆基，科长辛安亭，边区青联代表田汉汀等出席了大会。1947年春，毛主席在转战陕北途中，又给行知中学十二班学生任远志的日记本上写了“光明在前”的题词。勉励“行中”师生树立转战必胜的信心。
四、1946年1月边区政府召开中学教育会议，制定了中等教育的总任务
1946年1月14日至2月22日，边区政府召开中学教育会议，认真学习了1942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和1944年毛主席在边区文教大会上的演讲。对1943年以来的整风和改革的成果进行了认真的检查和总结。这次会议在边区中等教育的发展史上有着重大的意义。受边区政府主席的委托李维汉同志听取了教育厅长的汇报和审阅了政策研究室的书面报告。会议制定了边区中等学校教育的总任务，是有计划地培养边区知识分子，提高现任区、乡干部的文化水平。根据这一总任务，会议进一步明确了中等学校的方针，应是与边区实际结合，学以致用，培养未来干部和提高现有干部（包括小学教师），即有为人民服务精神并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干部。教学内容必须以文化教育为主，文化教育又必须以语文为主。⑧
毛主席听了教育厅长柳湜关于会议情况的汇报后，高兴地在王家坪一个小会议室接见了与会同志。毛主席热情地和每个人握手。问每个人的名字，老家在哪里？高云屏（米脂中学教导主任）说他是陕西人，刘宪曾（绥德师范教导主任）和刘端棻（子长中学校长）是河北人，董纯才（西北局宣传部教育科长）是上海人。毛主席听后，笑着说：“哎哟，陕西人、河北人、上海人，五湖四海呀！革命就得五湖四海。我是湖南人，也跑到陕北来了！”当他听过董纯才的名字后，风趣地说：“你咋叫这样个怪名字？纯才，纯才，叫人听起来还以为是蠢才蠢才哩！”毛主席说得大家都笑了。与会同志面前都放了一小碗花生，毛主席说：“吃吧，这是我们自己种的，又不是掏钱买的”毛主席问到学校教育情况，谈到了国共两党的重庆谈判和当前的革命形势。他问与会同志：“我去重庆谈判，群众有什么意见？现在大家对形势有什么看法？”主席听说与会同志忙于学校的事务，没有到群众中去调查。他说：“学校的工作要搞好，这是应该的。但还要关心党和国家的大事，时刻注意群众的情绪，看群众在想什么，他们对我们的工作有什么意见和看法。教育可不要脱离政治呀！”接见进行了一个多小时。晚上，特地给与会同志在教育厅放映了电影《列宁在1918》。这在当时是莫大的优待了。⑨
五、在党中央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支持下，边区中等学校与高等学校组成延安时期由低到高完整的干部教育体系。
在党中央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支持下，陕甘宁边区的行知中学等6所⑩中等学校打上了“红色”印记，为培养边区急需的初级干部做出了积极贡献，与抗大、陕公、延大、鲁艺和民族学院等大专院校培养中高级干部，组成了延安时期由低到高完整的干部教育体系。高等学校面向全国，培养的是高级干部，中等学校面向边区，担负着区乡干部的扫盲和学习文化的任务，高等学校与中等学校除了学员层次和学习内容不同外，有10个一样。即：一样为革命培训干部；一样享受供给制待遇；一样没有固定的学制；一样经常迁移校址和变更校名；一样的学习环境和条件；一样准予缓役；一样参加整风运动；一样投入大生产；一样转战陕北；一样随时抽调统一分配工作。解放战争时期边区的中等学校还变成医院，或组成战地服务团，直接或间接为战争服务。战争形势好转后，在各中学学生中还进行了“三查”（查阶级、查思想、查工作），不适当地清洗了一些学生。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中等学校又及时转变为党校，为新解放区培养干部。有的参加土改，有的组织生产自救，充分显示了边区中等学校坚持干部教育方针的巨大作用。
陕甘宁边区的中等学校与普通学校却有10个不一样。即：学校性质不一样；班级设置不一样；课程内容不一样；生源结构不一样；学习目的不一样；领导关系和地位不一样；学习环境和条件不一样；学制长短不一样；生活待遇不一样；结业后去向不一样。可见边区的中等学校与一般的普通中等学校有原则的区别。革命战争年代不同和平建设时期，大量的工农干部迫切需要学习文化，没有文化，谈不上学习政治理论和政策。边区政府从实际出发，把中等学校作为干部学校，把提高基层干部的文化作为第一要务，是完全正确的。西北局于1947年11月还专门作出改变边区中学师范为干部学校的决定，指出“学校名称照旧，归地委直接领导”。
1949年初行知中学和延大附中合并后成立的延安中学与边区其它中学一样，根据省教育厅通知逐步都转变为普通中学性质，取消供给制，不再统一分配工作，主要任务是向高一级学校输送合格新生及普及中学文化科学知识，提高国民素质。
参考资料：
①、③《忆延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0、331页。
②《六大以来》（上）中共中央书记处编，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39、1040页。
④《回忆毛主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279页。
⑤、⑧《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565、576页。
⑥、⑦、⑨《回首延安——边区教育生活十二年》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88、189、190、112、113页。
⑩行知中学、陇东中学、关中师范、三边师范、绥德师范和米脂中学。
论文作者:常成
论文发表刊物:《教育学文摘》2019年第8月15期
论文发表时间:202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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