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地区政党政治的发展对两岸关系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台湾地区论文,两岸关系论文,政党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14年台湾地区“九合一”选举结果证明了马英九政府惨淡经营近八年，并未令大多数台湾民众满意，而民进党声望却再次升高。虽然在次月的地方议会选举中国民党成功逆袭，但也无法扭转2016年大选后民进党再次执政的最终结局。如今，两党的政治实力、政策主张等正日渐相似。这也意味着近三十年来台湾地区政党政治已经步入稳定发展的新常态，但也给两岸关系的未来及统一进程带来了新的危机。 一、台湾地区政党政治发展三十年及其特征 台湾从1987年7月14日开放党禁至今，除了国民党、民进党两大主要党派外，还有新党、亲民党、无党联盟等200多个党派，执政党由民选结果决定。台湾从威权体制到民主体制的转型总体上比较平和，在转型后仍保持着经济的持续增长，并被视为“民主化的成功案例”①。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台湾现代意义上的政党政治体制得以基本确立成型。 (一)台湾地区政党政治的形成阶段 1.初步发展(1987-2000年)。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台湾获得国际承认合法性的消失，国民党不得不转而寻求内部的合法性，试图改变国民党统治时期在后来者与先来者之间的不平等地位。这是国民党大规模本土化的基本动力。李登辉执政后，借蒋经国1987年“开放党禁”所搭造的本土化外壳②，大力推行台湾政治的“本土化”和“民主化”。一方面，他利用本省籍公民长期受压，盼望出头的心理，把国民党定位为“外来政权”，煽动省籍矛盾，并改变原有的“五权宪法”体制，实现了政权的“台湾化”；另一方面，在“去中国化”和“台独”立场上，他又利用和扶植以“台独”为纲领的民进党。他发表著名的“奶水论”，认为在实行“政党政治”的情况下，国民党这样的一个大党要有胸襟，要给民进党一些“奶水”③，让民进党能够长大，这样，“中华民国”的“政党政治”才能发展。李登辉的这一系列动作不仅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内的非主流派，使他自己迅速掌握了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而且造成国民党内部数度分裂，严重削弱了国民党势力，同时对民进党的发展壮大也起着不可估量的关键性推进作用，为民进党2000年的胜选铺平了道路。李登辉也因此被称为“民进党的半个党主席”④。 2.长足发展(2000-2008年)。“2000年的台湾经历了一场政治变天”⑤，这一年，以“有梦最美，希望相随”和“干干净净、打击黑金”等口号打动台湾选民的民进党代表陈水扁上台，国民党在大选中一败涂地。这一结果彻底刷新了台湾政党政治变迁的历史，标志着台湾的竞争性政党政治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据台湾TVBS数据显示，在陈水扁就职满月时，其民意“满意度”达到历史最高的77%，“不满意度”只有8%，即便是在第一任期结束时，其“满意度”也仍然达到了43%，比马英九同时期的“满意度”还要高出23个百分点(见表1、表2)。民进党执政后，着力推行“台独”路线和政策，回避、否认一个中国的原则，否认“九二共识”，提出“一边一国论”，并提出废除“国统会”和“国统纲领”，倡导“公投制宪”等等。这都导致了两岸关系发展总体上比较曲折。而因陈水扁推行的“法理台独”及行径不断遭受重大挫折，其本人也陷入内外交困的政治难局，甚至几次面临被逼下台的窘境。但尽管如此，2004年陈水扁不仅连任成功，而且在此期间两岸经贸往来和民间交往仍在继续增强，两岸关系并未因以“台独”为党纲的民进党的执政而破裂甚至导致战争。最重要的是，民进党用八年执政的实际经验顺利化解了两岸的“战争危机”，大陆不会“一下子就打过来”，也大大缓解了台湾民众的心理隐忧。因此，民进党执政八年不仅积累了执政经验，也证明了自己有资格和有能力稳固政权，维持两岸“和平”现状。
事实上，台湾自1996年才开始实行最高领导人全民直选制度。1987年成立的民进党在不长时间内即取得政权，这本身带有很大的偶然性，甚至出乎民进党自己的预料。正如有些学者所认为的，与有50多年执政经验的国民党相比，民进党缺乏足够的人才、经验和执政实力，虽然被有“换党试试看”心理的选民推上执政党的宝座，但是仓促上台的民进党在执政经验和执政能力上都与选民的期待存在着越来越大的落差。⑥陈水扁执政一周年时，民众满意度比执政满月时大幅下挫36个百分点，而其中后期的贪污腐化和巨额洗钱案更是令民进党的地位一落千丈，民意支持率在第二任期结束的时候跌到历史最低的13%(见表1、表2)。因此，2000年国民党和民进党之间的政权交替其实是一场政治意外。而陈水扁的连任除了“两颗子弹”带来的同情效应、国民党的分裂式微以及美国“以台制华”战略企图等因素外，也仅反映出台湾人心思变，选民期盼摆脱老化陈旧的国民党，希望民进党能根除国民党政府多年来的腐败。换言之，首次政党轮替并不意味着台湾竞争性政党政治的最终形成。
图1 陈水扁执政八年满意度趋势表 数据来源：台湾TVBS民调中心 3.基本成型(2008-2014年)。2008年国民党的重新执政实现了台湾地区第二次政党轮替。在马英九执政期间，台湾的经济建设有所发展，与大陆之间的关系也有所缓和。但是，面对台湾已经无法遏制的“本土化”浪潮和“民主化”趋势，在民进党的不断攻击之下，马英九通过改革国民党的组织系统和宣传系统，以及处置党产等自戕行为，继李登辉之后再次沉重削弱了国民党的实力。而马英九践行的“不统、不独、不武”、认同“台湾意识”、坚持“台湾优先”的“新中间主义路线”⑦客观上也把政党的“本土化”和台湾社会的“独立”思潮推向前进，而“去中国化”运动也蔓延成社会运动。这一切不仅进一步打击了国民党的威望和实力，也使民进党有机会继续壮大。社会矛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困境非但没有得到根本的缓解，反而进一步陷入迟滞。台湾的蓝绿对峙、社会分歧、政治纷扰日趋严重，甚至绿营逢马必反，全社会族群撕裂。台湾TVBS对马英九执政七年的满意度调查显示，在其连任当年，“满意度”已经跌至20%，“不满意度”则高达64%，而在连任结束的前一年，台湾选民对马英九的“满意度”已经降至16%，比陈水扁同时期比例还要低。两相对比，民众对国民党和民进党的执政满意度及其发展趋势是惊人的相似(见表1、表2)。这个结果也和台湾《联合报》的民调数据出入不大⑧。 亨廷顿认为，“测量民主巩固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是通过选举实现政府由一党向另一党的转移”，检验标准是“两次政权易手”，“通过这种检验，如果在转型期内第一次选举中掌权的政党或集团在此后的选举中失去权力，并把权力移交给那些选举中的获胜者，而且，如果这些选举中的获胜者然后又和平地把权力移交给后一次选举中的获胜者，那么，这样的民主政权就可被看做已得到巩固。”⑨而“九合一”选举后，台湾22个县市长中，国民党获6席，民进党获13席，无党籍获3席，蓝绿政治版图又一次呈现逆转之势。全台从南到北，几乎全部“绿化”。即便随后的地方议会选举中，国民党在22个席位中获17席，大幅超过民进党的3席，无党籍的2席，马英九政府的两个任期依然证明了此时的国民党在政党实力、执政能力等方面并不比民进党有太多优势，两党形象在台湾民众心中也并无显著差别，互相监督和制约的台湾竞争性政党政治已稳定成型。
图2 马英九执政七年满意度趋势表 数据来源：台湾TVBS民调中心 4.发展新动向(2014-至今)。在李登辉、陈水扁推行的“激进台独”难以取得普遍认可和显著成效后，实用倾向极强的民进党开始改变策略。特别是“九合一”选举结果出炉后，为最大限度地争取蓝绿选民的公约数，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在众多场合频频发表言论，标榜“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甚至“维持两岸关系稳定发展”、“不会挑起矛盾、冲突和对立”，同时强调台湾民众利益和台湾的“国家主权”，并避而不谈或模糊“九二共识”。其“和平台独”路线在“台独”内涵没有完全改变的情形下正在形成。确切地说，2014年底的“九合一”选举，“民进党终结了国民党的地方政权”⑩后，经过李登辉的扶持和陈水扁、马英九的两个“政府”四个任期，再到蔡英文的“和平台独”思维，台湾政党政治发展出现了新的值得关注的动向。从内容上看，蔡英文的“和平台独”新思维和马英九的“新中间主义路线”几乎异曲同工。这一新思维必将对未来两岸关系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二)台湾地区政党政治的特征 第一，两个主要政党实力趋近。2000年之前，国民党在台湾地区半个世纪的统治实际上积累了包括遍布全岛的严密组织和雄厚的财政实力等在内的大量资源。但李登辉在执政期间推行“台独”和全面“去中国化”，利用民进党打压和分裂国民党，造成国民党元气大伤。此后，成为在野党的国民党“痛定思痛”，逐步开启“瘦身计划”(见表3)。特别是2008年国民党重新上台后，深受西方民主思想影响的马英九在民进党的口诛笔伐和抨击打压下，通过处理党产、缩编党务、裁减党工、刻意懈怠和疏于经营与地方派系的关系，使得国民党在岛内的权势和资源再次大幅萎缩。再加上青年党员后继无力，在其执政后期政令低迷，国民党威望不断下降。而马英九推行“新中间主义路线”，也使国民党因与大陆关系而带来的天然优势和杠杆力量正不断减弱。这样，与民进党相比，国民党几乎丧失了各种优势和资源。与此同时，民进党摸爬滚打近三十年，通过“反国民党一党垄断的政治改革”以推动民主化、本土化运动；通过“代表弱势团体和社会运动的民意”，强调资源重分配和多元正义；标举“清廉、勤政、爱乡土”等价值，在台湾尤其是在新生代以及弱势群体中打下了相当有力的社会根基，并在历次竞选运动和实际执政中，积累了选举和执政经验。(11)两势相较，台湾的政党政治经过数年的“国退民进”冲击和“政党轮替”实践，特别是2014年底台湾“九合一”和地方议会选举结果都表明，实力相互胶着的台湾两党，正促进台湾政党政治新常态成为可能。
第二，蓝绿政策主张日渐相似。在经过了近三十年的台湾民主化和本土化之后，台湾各主要政党之间的主张正日渐趋同。无论是在选战还是在施政过程中，都力主首先发展台湾经济，而把意识形态等政治问题有意无意地推后。两岸关系中政治议题不断淡化，虽然政治议题依然是选战中的必然内容，但总的倾向是经济问题越来越重要(见表4)。同时，2000年以后也是两岸统独议题逐渐让位于台湾经济社会发展、不再是台湾政治第一主题的时期。根据台湾政治大学在“九合一”选举结果出炉后即公布的最新民调，台湾民众中“支持台独”的占23.9%；“支持统一”的占9.2%，剩下的主张“安于现状，不统不独”。而2015年11月来自陆委会的民调也显示，维持台海“不统、不独、不武”现状的政策立场支持度为88.5%。这对以选票多少决定执政与否的政党而言，毫无疑问，民众的偏好对政党的政策或路线选择往往有决定性的影响。这是任期即将结束的马英九政府所遵循的“不统、不独、不武”原则和蔡英文的“和平台独”思维形成的关键因素，也是国民党之所以“换柱供朱”的根本原因。当然，在选举的各个阶段，每个议题都有可能成为“最后一根稻草”，如2012年，本来选情高涨的蔡英文在竞选过程后期，因为两岸关系提不出确定的政策路线而导致选势急剧从盛到衰，倒在了“最后一里路”(12)。 第三，台湾主体意识急剧高涨。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民主化”进程加快，本土意识上升，在李登辉期间被精心打造、并在陈水扁执政后继续加以锻造的“台湾主体意识”伴随着同时期教育、宣传、历史等诸领域的“去中国化”运动，正日渐获得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的认同。特别是2008年马英九上台以来，台湾民众的台湾人/中国人认同比例急剧分化，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达到了历史最低的3.5%，认同自己是“台湾人”的达到历史最高的60.6%，两者都认同的大约三成(见图3)。台湾大学政治系石之瑜教授认为，陈水扁说他八年最大政绩，就是让马英九变绿，这句话现在可以确定是“真知灼见”。(13)而马英九“变绿”的结果就是，“马英九对于任何与大陆启动政治和解的事，都退避三舍，切割、乃至于破坏，但是在另一方面，对于两岸在各方面交流的扩大与深化，也无力扭转。”(14)而且，主张激进式“台独”的民进党用八年执政任期，向台湾选民证明了民进党上台不等于两岸发生战争，而国民党的多年执政也不等同于两岸就此统一，均平衡了来自岛内各个分裂的族群、台湾新生代以及中产阶级的强大政治压力。至此，台湾主体意识已不分蓝绿，日渐集中，政治人物也无论蓝绿，均将坚持“台湾主体意识”作为自己的基本政治立场：越来越本土化的国民党倾向于“和平拒统”，而一直奉行“台独”的民进党则剑走偏锋寻求“和平独立”。
以上都表明，在可预见的未来，国民党和民进党之间，在日趋相似的发展中，已经没有哪一方有明显的优势，而是各有优劣。这样的结果只能是政党之间互为竞争，相互制衡。国民党固然不受民众欢迎，但民进党也没让民众放心。包括其他各个党派在内，谁都没有预定和先期所固有的政治优势，都各凭手段各自发展。但与此同时，这个新常态局势的稳定仍然面临着种种问题，比如严重的政党对抗、变动中的中美关系、台湾岛内的经济发展、逐渐凸显的两岸“和平危机”等等。这也意味着，无论是台湾还是大陆，都必须正视当下台湾政党政治发展的现实，需要在相互交往和政策制定的时候重新和全面审视。 二、台湾地区政党政治发展新常态的必然性 罗伯特·达尔认为，实现民主转型、促成多元政体产生的原因可能同执政者对“压制成本”和“容忍成本”的合理计算有关。当预期的“压制成本”过高而“容忍成本”降低时，政府就有可能接受民主的推进，甚至主导这个改革进程。(15)蒋经国是该理论的践行者。后来的李登辉、陈水扁乃至马英九也都在自己的任期内对台湾岛内政党政治变迁发挥了重要的指挥作用。但台湾政党政治发展新常态的最终形成远非领导人物所能完全决定，还必须与岛内外因素形成合力。 (一)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驱使台湾地区政党政策不断趋中 安东尼·唐斯断定，“政党是由一些谋求通过在选举中获胜来控制国家机器的个人组成的一个团队”，其所有行动都是以选票最大化为目的，政策仅仅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并更倾向于有利于数量最多的收入阶层。(16)很显然，在台湾，这个数量最多的收入阶层是台湾的中产阶级。来自台湾蔡瑞明、盖浙生等教授的统计数字显示，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台湾经济腾飞的是台湾中产阶级的形成，该群体占当时台湾人口的20%，1986年，这个数字升至45%，到1994年则上升到了55%(17)，中产阶级成为台湾社会的主体阶层，台湾橄榄型社会形成，并逐渐成为“台湾社会政治转型的动力。”(18)这是台湾经济和社会发展及政治变迁的重要成果，因为任何民主政权的生存都必须提供“足够的合法性所认为的公民，这通常是由经济的不断发展来实现的”，而这种社会机制“强调的是中产阶级在现代化社会中的作用的加强”。(19)
图3 台湾民众台湾人/中国人认同趋势分布(1992-2015) 数据来源：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 在这样的橄榄型的社会经济结构中，中产阶级不仅影响着本国或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同时也影响着整个社会的集体意识和价值取向，如“执政党的路线决策、政府的政策安排、社会的精神面貌和人们的文化价值走向”(20)等等。因此，在台湾的“民主化”进程中，这个以中小企业家和知识分子为主体的阶层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一方面，台湾中小企业家在20世纪70年代就占了台湾企业总数的98%以上、就业人口占台湾总人口的75%、产值则达到台湾工业总产值60%。这些企业家为了保护和发展中小企业的利益，积极主张开放地方选举、言论自由等政治诉求。(21)另一方面，包括大学教授、律师、新闻从业人员在内的知识分子也与企业家阶层在政治诉求方面有“天然的联系”。“在支持反对运动的中产阶级当中，知识分子与中小企业家的角色最重要。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是推动台湾政治改革的最主要最活跃的中坚力量，也是反对运动的领导者和策略提供者，他们均受过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学、法学和社会学的训练。中小企业家具备投入政治活动的财力，也以其个人财富为反对势力提供政治基金与可作为退路的职业。二者之间经由各种社会关系而挂钩，且有一隐约的分工。”(22)这充分说明，中产阶级对推动台湾岛内民主化并对台湾政党政治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进入21世纪后，由于台湾产业转型遭遇困境、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经济发展低迷、失业率迅速上升，中产阶级比例有所降低，但它仍是社会的主要阶层，“而且持续稳固地存在、成长和茁壮”(23)。作为台湾两党交互角逐的决定性因素，民进党和国民党都必须争得中产阶级的广泛支持才能谋取到最多的选票。而温和务实的台湾中产阶级是台湾“不统不独”观点的中间派主体(24)，该群体的观点和主张直接左右了“必须争取多数选民”、“充分利用投票人来赢得大选”(25)的国民党和民进党在两岸关系上的政治态度，使得两党都不敢贸然在“统”、“独”问题上冲动行事，否则就会失去台湾民众支持。唐斯对此的分析是，在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导的两党竞争中，选民趋于政治正常分态(Normal Distribution)。这样一来，两个主要大党的政策都会试图“像它的竞争对手一样”使其政策趋中，以赢得中间选票(the median voter)。“无论哪个政党执政，其政策都不会偏离多数人的观点太远”，从而促使两党政策不断向中间聚拢(见图4)。(25)国民党在2016年大选前夕“换柱供朱”的关键因素就是因为在国民党内部主流人士看来，洪秀柱提出的“一中同表”、在“九二共识”基础上实现“两岸分治不分裂”等政策主张偏离了“社会主流民意”，而朱立伦比洪秀柱更接近政治中间派。换言之，台湾的中产阶级大力推进了台湾政治的中间趋向，也变相推动了各政党实力渐趋接近、两党轮流坐庄的政治新常态的基本形成。 (二)台湾地区日渐浓厚的本土意识左右着各政党的政策路线走向 近三十年的“民主化”和本土化进程使台湾地区本土意识日趋浓厚，这极大地影响了台湾地区的政党政治发展模式和政治经济决策。而各政党在选举和执政过程中为了争取更大范围内的选民支持，均力争迎合民众的胃口。结果，不论是民进党还是国民党，都在强化台湾的本土意识，都为其生存选择了一系列本土化的政策，尤其是后者，还需要尽量淡化自己与大陆的原有关系和背景。虽然“对于现代民主，具体是谁掌握了权力是无所谓的……爱谁谁，谁都差不多”(26)，但是，在台湾这个有着特殊历史症结和现实政治考量的地方，特别是在统独问题上，“在选举利益的诱导下，统独矛盾裹挟着族群、省籍因素，成为影响岛内政治生态，制约两岸发展的重要原因。”(27)同时，民粹主义也被运作为“台独”的利器，不仅在“逢中必反，遇统必斗”(28)的台湾政党利益角逐过程中日渐兴盛，也绑架着台湾各种社会活动和政治决策。 进入21世纪之后，台湾在“去中国化”和“本土化”的一系列运动中，日益“结构化”、“中产化”和下层“碎片化”的社会阶层结构和阶层关系“对台湾政治体系和政治过程、选举政治生态和政党的政策走向、民众的政治意识、政治倾向和政治参与(也)都产生一定的影响”(29)。安于“不统不独”现状并含有独立倾向的价值观也日渐成台湾社会主体的共识，对台湾中产阶级，尤其是对处于代际断裂期的青年学生而言更是如此(30)。这些台湾的新生代生长在台湾，他们对父辈海峡两岸的血缘羁绊非常淡漠，追求独立和自由，甚至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台湾的生存不必必须维持强大的经济实力，台湾未来发展也不必讲究效率。因此，他们推崇“小确幸”，“不重视群体或整体利益，更重视个体与自身利益；不重视长远利益，更重视当下利益；不重视宏观的大论述，不喜欢谈论抽象与宏大的人生规划或远景目标，更重视具体、细节问题，更重视眼前实实在在的东西与具体的对象……”(31)，而这些无疑对台湾的政治变迁和政策走向有着重要的影响，并与着力淡化两岸关系、谋求“台湾独立”的民进党产生了共鸣。马英九也表示，“两岸关系要保持现状，统独问题留给后代决定。”这番言论被香港中评社和台湾《中国时报》评论为，马英九已没有解决台湾前途的雄心壮志。(32)
图4 单峰正态分布的中产阶级社会驱使政策不断趋中 最近，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公布了台湾民众20年统独立场趋势图(见图5)，数据显示，超过七成的台湾民众持续大幅倾向于“维持现状”或“维持现状再决定”。而在马英九7年任期内，“偏向独立”的也稳中有升，达至历史最高点的18%，“偏向统一”的则持续下降至历史最低点的7.9%。这说明，反映台湾人身份认同的“台湾人认同指数”一路上升，民众也愈来愈倾向独立。(33)这也和台湾《联合报》2016最新统计数据相一致，该数据显示，主张“尽快统一”的占19%，“先维持现状再独立”的占17%，“永远维持现状”的占46%，“先维持现状再统一”的占8%，“尽快统一”的占4%。亦和台湾TVBS民调中心2014年10月的民调“维持现状”的占64%、“倾向独立”的占24%和“倾向统一”的占7%的结果接近。台湾文化大学教授钮则勋对此认为，对大陆有感情的一代人已经逐渐凋零，在陈水扁“去中国化”政策下成长起来的人也已成年，加之马英九政府宣传不足，被在野党的“反宣传”击败，使不少百姓都认为，两岸交流只有财团和特定阶层收益，都是民调有此结果的原因。(34)不过，台湾“统消独长”的事实，对两岸关系格局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尚需进一步观察。(35)
图5 台湾民众统独立场趋势分布比例(2000-2015) 说明；据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台湾民众统独立场趋势分布图(1994-2015)”制作 (三)西方民主思潮潜移默化地推动着台湾地区政党政治的发展趋势 台湾轮流执政的竞争性政党体制深受西方民主思潮的影响。自1940年代末开始，为了塑造和保证一个‘非(反)共、亲美、与中国分立的台湾’”，美国“广泛介绍一批又一批台湾学生涌到北美洲‘深造’”，经过五十年“人员培训、人员交换和留学政策十分‘成功’地在台湾培育了大批满脑子美国价值的留美精英，由他们广泛、深入地占据了台湾政界、官僚系统、产业界和文教学术界”，“这个一直持续有效于今日的政策，从今日台湾广大精英层一般地亲美、反共，感情上和政治上必欲脱离中国的这么一个政治局面看来，显然绩效卓著。”(36)台湾作家郑鸿生说：“我们一方面经由反共的民族精神教育得到大我的启蒙，另一方面又受到冷战时期美式现代化思潮的影响，开始了个人自由的追寻。这双重思潮看似冲突，却又互补。我们这个战后新生代在接受美式现代化思想的启蒙之后，开始造国民党的反。在各种内外因素的配合下，终于在公元2000年把国民党拉下台了。然而，这个国民党在台湾促成的‘反共亲美’意识形态至今仍然当道，而退潮的却是那个在反共民族精神教育下塑造的中国人意识。”(37)亦有美国学者认为，台湾的“学术和政治精英大多在美国接受了高等教育，他们普遍倾向于两党制度。实际上，2008年台湾新的议会选举部分就是基于他们头脑中的两党政制设计。”(38)这些学成归来的社会精英在设计和型塑新的台湾政治体制的过程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三、台湾地区政党政治对两岸关系的影响 综上所述，当前台湾地区政党政治的发展已经不再是2000年民进党上台时期被认为的“一场政治意外”、台湾的“政党轮替仍不确定”的状态，而是经过马英九的两个任期以及从2014年“九合一”和地方议会选举以及2016年台湾大选后，台湾的蕴含着“和平危机”的竞争性政党政治，其伴随着主要政党的路线政策渐趋相似步入了一个新的常态化阶段。这一变化对两岸关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一)有利于促进两岸关系的长期和平稳定 1.两岸在政治关系上短时间内不会大起大落。无论是以“和平台独”为新的发展理念的民进党，还是奉行“不统、不独、不武”的国民党，在和大陆的关系问题上都不得不权衡各自的利益以便能保持稳定掌权。虽然民进党的执政未必一定会带来两岸危机，但是“台独”和大陆所期待的未来统一大业毕竟是相互背离的两个方向。这就像是一个钟摆，如果操纵这个钟摆的政党荡出了实际分裂国家的尺度，那么对两岸关系而言，其结果肯定是危险的，而从目前的发展形势看，国民党和民进党都在试图规避这个风险。这在大陆地区对2014年“九合一”选举后民进党主席蔡英文访美计划的反应也可见一斑，如果两岸共同的政治基础遭到破坏，则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而这个政治基础或者说底线无疑就是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一个月后，蔡英文发话说，民进党处理两岸关系的基本原则就是“维持现状”，“维持台海和平”，避而不谈“九二共识”。蔡英文的“和平论调”和马英九的“和平拒统”出现了并行的趋势。虽然未来依然会充满各种变数，特别是这种变动还不能完全预测，也不能确定安全，反而还会时不时擦枪走火。但在总体上，大陆对台政策会持续地稳中有变，大陆和台湾地区各政党在两岸关系的定位及发展问题上依然有一定的弹性空间，“地动山摇”的局面，除非出现意外，否则，无论是国民党继续执政还是民进党被轮替上台，至少在短时期内不会出现，和平稳定依然是两岸关系的主流。 2.两岸经济社会往来总体上呈稳定上升大势。对大陆而言，无论台湾哪个政党执政，都要强调“一个中国”的框架前提。实践也不断证明，台湾地区政党政治发展到今天，各政党也不会轻易去触碰“底线”，双方都越来越务实和注重实效，都不会随意放弃这种和平稳定的局面。这种政治上的和平稳定需求为两岸经贸往来和社会交往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本来就处于互补和依存状态的两岸经济发展在这样的环境中无疑会有着更加良好的发展预期。据商务部台港澳司和海关总署关于两岸贸易往来的数据显示，2000年以来，两岸贸易总体上处于上升势头，除了政党大选轮替前后，其他年份都保持了可观的发展态势(见表5)。而国台办最新的2015年1月至12月的国台办数据也显示，大陆与台湾地区进出口贸易额为1885.6亿美元，虽然同比下降4.9%，但依然势头良好，两岸经贸往来正平稳运行。换言之，除非有大的政治波动或者世界经济形势动荡等，两岸的经济社会交流将会越来越紧密，这个和哪个政党执政似乎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二)使两岸和平统一进程受到影响 1.两岸的统一进程将长期徘徊不前。或者说，在未来若干年内，两岸关系不会有什么大的实质性的转机。一方面，经济上，以贸易、投资、金融三方面关系为主的两岸经济关系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后，目前处于“不进则退的瓶颈期，速度正在不断放慢甚至有停滞观望的迹象”，原因既有市场因素，也有两岸政策因素。(39)两岸交流中双方达成的“先经后政”、“先易后难”默契正走入深水区，有所作为的空间并不大，两岸之间对政治的定位复杂而微妙，中短期内难以达到“以经促政”的明显效果。而来自陆委会的民调显示，近十年来，台湾民众对两岸交流速度的看法基本没有大的变化，认为“刚刚好”的接近受调查人数的一半，认为“太快”的也仍然维持在三成左右。这说明台湾民众对加快发展两岸关系仍然顾虑重重，不希望跟大陆走得太近(见图6)。
2.大陆对台政策的制定、通过和实施将愈加受限。在当前台湾的政党政治制度下，大陆的任何一项对台政策，即便大陆方面给予明显的优惠，也都将受到台湾竞争性选举政治的“认可检验”，否则就只能是大陆的一厢情愿。因为台湾内部各政党之间仍然处于不断地磨合的状态，为了收揽选票和打击对手，各主要党派之间仍然是对抗而非合作的关系。伦敦大学费尔博士说：“尽管台湾两党制度中存在着适度的思想距离，但是在如何处理和大陆的关系等突出问题上，主要政党仍相距甚远。”他还认为，台湾政治在形式上改变为两党制度，却不是向一个中心的思想汇聚，而是以高水平的极化和低水平的合作为特征来跨越党派分歧，特别是在“总统”选举以及处理和大陆的关系中。并预测，在不远的将来，从新世纪以来出现的这种政党制度很可能长久地出没于台湾政治，(40)而且这并非在短期内就能获得解决。曾任李登辉民主协会会长的彭百显也撰文指出：“目前台湾民主化亟须提升民主素质，以强化理性决策机能，尤其台湾当前的政治分歧支配着整个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反映在政党的利益角力与政党意识对立方面，如今严重的政商勾结以及蓝绿意识互不相容，矛盾了政体政经思维，非常不利经济成长。”(41)加上台湾民众认知大陆政府对台湾不友善的态度也一直高居不下(图7)，以及对统独问题倾向于安于现状等因素，即便是明显惠及台湾，大陆对台政策也未必会获得台湾民众的认同。2014年春夏之交的台湾“太阳花学运”已经充分表明，大陆对台政策将越来越多地受制于台湾地区竞争性政党政治，两岸关系发展在未来中短时期内将遇更大挑战。
图6 近年来台湾民众对两岸交流速度的看法 数据来源：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 3.两岸民众将会出现心理懈怠并难企及政治共识。尤其是对台湾民众而言，伴随着对大陆有深厚感情的老一代台湾民众的逐渐老去，两岸之间长时期的“不统、不独”局面将会使他们感觉“统一无望”，而本土意识剧涨并耽于这种和平局面的中生代又倾向于安于现状。与此同时，沐浴在台湾近三十年的民主化、本土化、“去中国化”运动中的台湾新生代也已经成长起来，他们对于自身的身份认同以及民族属性问题上的模糊和困惑比政党分歧更容易成为两岸关系不稳定的因素。而且，这批新生代的政治态度也更加强硬(42)，台湾政党政治未来的发展必然难以忽视新生代的影响。这样一来，民众对两岸关系统一与否基本上保持了冷处理，这种心理懈怠期一旦无限期拉长，假以时日，两岸民众的政治共识问题就将越来越难以达成。而如何有效解决这个问题，对双方乃至地区稳定而言，是个巨大的考验。因此，“独派”的上扬、“中间派”的彷徨和“统派”的式微都不仅是两岸问题中必须面对的深层危机，而且是岛内政党政治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亚太区域稳定与否的一个关键环节。(43)
图7 台湾地区民众认知大陆政府对台湾不友善态度 数据来源：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 (三)新常态使得两岸关系在国际形势面前愈加复杂化 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大陆和台湾的这种长期“和平分裂”的态势，实际上也符合了美日等国的基本利益，它在大陆、台湾地区、美国、日本等关系上保持了一种微妙的平衡，却让两岸的统一进程被无限期搁置。这对致力于统一的大陆而言是非常不利的，尤其是伴随着中国和周边国家，特别是在和美国之间的经贸摩擦和意识形态斗争越来越白热化的今天，台湾问题始终是作为美日手中重要的“一张牌”，将在中、美、日等国之间的关系发展上发挥着难以忽视的作用，从而也使得两岸关系的解决愈加陷入国际关系的漩涡，越来越复杂化。 台湾地区政党政治的发展是岛内外因素长期共同作用的结果。各主要政党之间政策观点和路线方针的“趋同”、“趋中”倾向反映了台湾岛内的经济社会变迁和台湾民众的心理变化及未来预期，也折射出了台湾政党政治在国际形势变化中的不断挣扎与自我调适。而当前两岸之间形成的长期和平局面无论对稳定两岸交往还是平衡美、日等国际势力都是有利的，但美中不足的是，也正是这种局面使得两岸关系陷入“和平危机”，两岸之间进一步实质性的发展将陷入困局，两岸的统一大业也将会被无限期的拖延和搁置。 ①T.W.Ngo,Hong-zen Wang ed Politics of Difference in Taiwan,London:Routledge,2014. ②汪晖：《当代中国历史巨变中的台湾问题——从2014年的“太阳花运动”谈起》，《文化纵横》，2015年第1期。 ③④赵贤明：《惊爆十三年——李登辉的恩怨情仇与是非功过》，第69页，第65页，台湾贤志出版社，2000年版。Gang Lin & Xiaobo Hu,"US-China Relations and the Taiwan Factor,"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Vol.8,No.22,1999. ⑤Ming-sho Ho,"Environmental Movement in Democratizing Taiwan(1980-2004):A 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 Perspective",Jeffrey Broadbent and Vickie Brockman.ed.East Asia Social Movement,New York,Springer,2011. ⑥林冈、储俊庚：《民进党执政失败的根源探析》，《台湾研究》，2008年第6期；Xiaobo Hu,Gang Lin,"The PRC View of Taiwan under Lee Teng-hui," The American Asian Review,Vol.20,No.1,2002. ⑦马惊涛、李永枝：《如何应对马英九“新中间主义”路线？》，《南风窗》，2007年5月(上)。 ⑧台湾《联合报》年度趋势数据显示，马英九第一任期结束，只有23%的民众满意，66%的民众不满意，连任一年后，满意率是21%，不满意率上升到70%，第二任期即将结束的民调结果则与TVBS的民调结果相同。 ⑨亨廷顿：《第三波——二十世纪末的民主化浪潮》，第291、321页，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 ⑩王昆义：《台湾统独的终结及其最后一人》，(台湾)《中国评论》，2015年3月号。 (11)郭正亮：《失去历史能量的民进党》，(香港)《南华早报》，2015年3月25日。 (12)吴强：《蔡英文能否走完“最后一里路”》，《凤凰周刊》，2014年第20期。 (13)石之瑜：《请马英九画一张中国地图》，香港中评社专论，2008年5月3日，http://hk.crntt.com/doc/1006/3/4/9/100634994.html?coluid=39&kindid=0&docid=100634994，2015年8月10日。 (14)石之瑜：《为何台湾的统与独都失去希望？》，(新加坡)《联合早报》，2013年5月25日。 (15)罗伯特·达尔：《多头政体——参与和反对》，第26页，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16)Anthony Downs,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New York: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1st edition,1957,p34. (17)(18)严泉、陆红梅：《台湾的中产阶级》，第13～14页，导言第7页，九州出版社，2009年版。 (19)Lipset Seymour,Political Man.The Social Bases of Politics.New York:Doubleday 1960.p.49. (20)严翅君、李小红：《中国当代中产阶层社会态度的研究及其价值》，《唯实》，2011年第8、9期。 (21)严泉、张茜红：《略论台湾中产阶级政治参与的特点》，《现代台湾研究》，2008年第4期。 (22)孙代尧：《台湾威权体制及其转型研究》，第20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23)沈惠平：《台湾中产阶级的现状分析》，《台湾研究》，2010年第4期。 (24)萧功秦：《台湾政治中的各派势力》，《南方人物周刊》，2008年第30期；胡晓波：《台湾的选举文化》，林岗、陈卫星合编：《台海两岸关系前景》，第13～27页，亚洲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25)Anthony Downs,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New York: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1st edition,1957,pp.136～137,139,pp.139,122,118. (26)赵汀阳：《每个人的政治》，第144页，社科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27)李文艺、周丽华：《台湾社会“统独”意识消长原因及发展新态势》，《台湾研究》，2011年第2期。 (28)马颖杰：《“全民总统”马英九》，(新加坡)《联合早报》，2010年10月4日。 (29)李鹏：《台湾社会阶层关系现状及其对政局的影响》，《台湾研究集刊》，2012年第3期。 (30)王鸿志：《台湾新社会运动现状、背景及影响》，(台湾)《中国评论》，2014年7月号。 (31)王建民：《当代台湾青年的社会心态与价值观》，《今日中国》，2015年第2期。 (32)《马英九已没有解决台湾前途的雄心壮志》，(台湾)《中国时报》，2010年5月11日。 (33)许昌平：《民众趋独反统，马任内胜扁时期》，(台湾)《中国时报》，2015年5月21日。 (34)《政大调查：台民趋独反统》，(香港)《明报》，2015年2月21日。 (35)佚名：《统消独长为事实，却无法撼动两岸关系格局》，(台湾)《中国时报》，2015年3月1日。 (36)陈映真：《台湾的美国化改造》，丹阳著《回归的旅途——给文琪的十五封信》，序言，人间出版社，1998年版。 (37)郑鸿生：《台湾的认同问题与世代差异》，《文化纵横》，2013年第5期。 (38)Dafydd Fell,"Taiwan's Party System in the Ma Ying-jeou Era",in Jean Pieere Cabestan & Jacques delisle ed.Political Changes in Taiwan under Ma Ying-jeou—Partisan conflict,Policy Choices,External Constraints and Security challenges,New York:Routledge 2014,pp.37～38. (39)朱磊：《海峡两岸经济关系评析》，在第九届华人学者台湾问题研讨会上的发言，北京，2015年7月。 (40)Dafydd Fell,"Taiwan's Party System in the Ma Ying-jeou Era",in Jean Pieere Cabestan & Jacques delisle ed.Political Changes in Taiwan under Ma Ying-jeou—Partisan Conflict,Policy Choices,External Constraints and Security Challenges.New York:Routledge 2014,pp.38、56. (41)彭百显：《从政治经济探究台湾发展困局》，载《台湾国际研究季刊》，2012年秋季号，第8卷第3期。 (42)据新台湾“国策”智库“2015新台湾国策智库趋势调查”结果显示，当被问及台湾如果不能维持现状，是倾向于独立还是统一时，支持统一的20～29岁年轻人占12.4%，支持独立的则高达83.5%，而在太阳花运动前，这两个数字分别是18.9%和71.1%。 (43)汪晖：《当代中国历史巨变中的台湾问题——从2014年的“太阳花运动”谈起》，《文化纵横》，201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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