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断流与长江洪涝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洪涝论文,黄河论文,长江论文,启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必须重视水利建设
1998年5月24日， 江泽民总书记关于我国水资源的批示中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要认真做好水的资源开发与节约用水工作，两者不可偏废。解决北方缺水问题，已有若干方案，现又接到（周）子健同志来信，并所附的人民日报内部参阅第12期（总第404 期）上郭开写的‘关于大西线调水工程’一文。南水北调方案，乃国家百年大计，必须从长计议、全面考虑、科学选比、周密计划。”并要求国务院有关部门认真研究，组织落实。
6月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已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政军领导机关和人民团体印发此批示，要求认真组织学习、研究落实具体措施，切实把水资源开发和节约用水工作做好。去年夏季长江和嫩江、松花江流域的洪涝灾害与黄河断流更进一步牵动全国各族人民和海外华侨华人的心。今年元旦，江总书记在全国政协茶话会和元月11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金融研究班结业式上讲话中，又从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高度，从跨世纪发展的高度，深刻阐述了水资源的极端重要性。温家宝副总理在元月19日与两院院士座谈水资源问题时作了传达，并积极支持两院院士对水资源进行的多学科、多领域综合研究。可见党中央和国务院是如何重视水资源问题了。
我国是个水旱灾害频发的国家，历代水旱灾害不绝如缕。建国前，旱则赤地千里、哀鸿遍地，涝则平原沃野顿成泽国，令人触目惊心。建国50年来，我国水利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黄河上中游建成十大水库和电站、长江三峡和黄河小浪底截流成功、二滩水电站建成投产。去年七月初，二滩电站大坝刚建成就蓄水，削减洪峰5140m[3]／s，8月10日削减洪峰3000m[3]／s。其他如五强溪水库、拓溪水库、凤滩水库，在去年汛期的5天内就曾拦蓄洪水27亿m[3]，使洞庭湖水位少长高1米左右。虽然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直接领导关怀下，千百万军民奋力拼搏，取得抗洪、抗旱斗争的伟大胜利，但年年为解决此被动局面终非良策。而且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损失还是很大的。
近年来由于气候变迁、人为破坏、地方保护主义的阻碍以及某些有关部门治水的指导思想偏颇（如“重水库、轻堤防；重新建、轻维护”倾向）、工作失误等原因，致使90年代以来，许多北方河流尤其是黄河几乎年年断流，长江也几乎连年洪涝。问题严重，已到了非痛下决心、全面规划、系统整治不可的时候了。这就是党中央和国务院之所以极端重视水利问题的原因所在。
纵观各种治水方案、科学选比，笔者以为大西线南水北调工程方案即朔天运河方案最为全面，不失为根治我国洪涝与干旱灾害的良策。（有关南水北调问题，请见本刊今年第五期及去年第一期，由本文作者撰写的《大西线调水设想》、《南水北调》两文。）
水，是生态环境建设的核心
现在我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已经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正式公布实施。而水是生态环境建设的核心。有了水，生态环境建设可收“事半功倍”之效；若水利建设与生态环境建设同步进行，则两者相得益彰；缺水而实行生态环境建设，即使采用先进科学技术，也只能收到“事倍功半”的效果。
江总书记说：“南水北调方案乃国家百年大计，必须从长计议，全面考虑、科学选比、周密计划。”大西线南水北调方案经近千名科技人员研究，前期工作已基本完成，为慎重起见，仍需进一步作可行性研究。现中科院和工程院及水利专家正在进行多学科、多领域综合研究中，预计2000年6月即可完成。 大西线南水北调将是我国也是世界水利建设史上一项空前宏伟的系统工程。从总体上说，它是需要慎重从事的百年大计，急躁马虎不得；它又是直接关系当前的国计民生，具有极为现实的紧迫性，消极拖延不得。笔者认为，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它是由诸多单项工程构成的综合总体，是可以分割、区别轻重缓急，有计划地逐步推行实施的。为了不丧失时机，也为了取得经验，政府可以根据需要和可能，选择急需而又有条件的地区先行一步。笔者认为当前可行之策有五：
一、开发若尔盖草地：黄河断流对生态环境和工农业生产影响至巨。中科院和工程院院士151人联名呼吁：“行动起来，拯救黄河”； 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老干部、专家、学者千余人也有此呼吁。为解决黄河断流，应急之策，可于阿坝附近的一万平方公里的若尔盖草地（即松潘草地）先行施工。该地水资源丰富，又靠近黄河，只需疏浚黄河，使其水位降低到3366米（略低于草地20－50米），在草地上挖几条渠，开百公里运河，导入白河进黄河，每年即可提供80亿立方米的水量，既可以缓解黄河断流的危机，还可改造草地成为良田600万亩。 而且该地地面下4－5米就是平均厚约3－11米的高质量泥炭， 其储量约71亿吨，以目前的价格每吨250元计算，就是17750亿元，这是很大一笔财富。该地北距兰州或西宁不过300余公里，交通便利，施工容易， 可融治理与开发为一体，为大西线调水工程提供和积累相当可观的资金（即使一半就是5000多亿，也足够全部工程之需）。此策在1958年成都会议时，毛主席即已提出。他说：“草地就有许多水，挖几条渠就可流入黄河，又改造草地成良田。”40年过去了，草地依然如故，实在太可惜了。
二、南水北调东线调水工程：该工程已有相当基础，现在江苏调水到徐州蔺家坝即转入江苏省的灌溉系统；而属于京杭大运河的山东境内的南四湖和梁济运河，却无水流入东平湖。只需协调好苏鲁两省的水资源分配问题，就可使每年调水数十亿立方米入东平湖。这既可解决两省的灌溉和航运问题，又可在必要时扬水入黄河， 使黄河下游至河口410公里河道过流，以解决胜利油田注水之需（现在只能“以水定产”）和解决地方工业用水、河口东营市农田灌溉、上百万人口吃水以及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不啻“雪中送炭”。这一问题从大局考虑是应该比较容易解决的。希望水利部等有关部门协助解决。但也不要因黄河连年断流而忽视黄河洪灾的可能。据专家研究，黄河旱涝周期约为150 年左右的规律， 自1843年特大洪水（36000m[3]／s）以来已155年，黄河流域特大水灾日益迫近，中下游防洪决不可掉以轻心，应做好两手准备。所谓小浪底水库建成，可以“一库定天下”，实在过于乐观，殊不知黄河上中游发生特大洪水，泥沙俱下时，小浪底也有被泥沙淤成“死库”的可能。如去年7月，黄河中游一条仅百公里的支流西柳沟发生不足1800m[3]／s的洪峰，含沙洪水（含沙量1350kg／m[3]）竟形成沙坝，使黄河断流3 小时，回水10余公里，造成黄河改道，埋没包钢三个取水口，损失就达一个亿。
三、朔天运河的雏型：大西线引水入内蒙古凉城县岱海后，沿桑干河——永定河经北京至天津北塘入渤海。一旦黄河中上游发生特大洪水，可由大西线调入岱海储存，必要时可由此新的出海口迅速泄入渤海（行洪距离约600公里，为原距离的1／3， 且可避免洪水经陕晋峡谷冲刷的黄土入海），这实际上等于给黄河开了一个太平门，增加了一个入海口，可大大削减下游洪峰，使其达不到警戒水位，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如遇旱年也可向华北、东北供水。这一工程为解决山西原煤外运提供了方便，既可缩短陆运中转时间，又可节省运费。台湾和韩国为解决其能源的需要，愿意全部投资。鉴于挖掘运河的土方可在天津入海口填海造地22万亩，他们希望获得填海造地的一半工程，作为修建港口设施之需。这一构想也是毛主席1958年在成都会议上提出的。他说：“你们（指当时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和北京市委书记刘仁）查查班固《汉书·沟洫志》，汉武帝时就有齐人延年上书：开大河上岭，出胡中，东注入海。要黄河改道，建议从包头附近引黄河经北京东注入海。可以设想引黄河水到桑干河，把桑干河修成一条运河，引黄入燕，放舟海渤。（指着刘仁说）燕，就是你们北京，桑干河就是永定河，把黄河水引到桑干河，修成运河，经过北京到天津入渤海，从渤海把轮船开到北京，山西、内蒙古高原，用黄河水在内蒙古改造沙漠，那才叫雄心壮志。”周总理为实现毛主席“引黄入燕、放舟海渤”的构想，1959年曾亲自踏勘京津——京包运河，计划修建天津——包头的千里运河。这实际上就是今天朔天运河的雏型。
四、东北的“北水南调”计划：为解决嫩江、松花江水患问题，50年代即有水利部专家肖斌钧的“北水南调”计划，即引嫩江、第二松花江水沿大兴安岭南下西辽河，然后引进科尔沁沙漠。70年代郭开提出大西线调水方案，串联雅、怒、澜、珠、长、黄、海、滦、辽、松十大江河实施全国水系总调度时，其中就包括解决嫩江、松花江的水患问题，即沿嫩江西侧大兴安岭700米高程，修一条自北而南通西辽河、 进科尔沁沙漠的运河，把两河汛期的洪水全部调入科尔沁沙漠干涸的湖泊。去年嫩江、松花江出现超历史记录的特大江水，东北即有修此运河的愿望，并经中央批准。这对东北和内蒙古均有利，应支持其积极进行。
五、仍要实行18年前提出的《关于长江中下游十年防洪部署报告》。这份报告提出的未来十年（1980－1990年）长江中下游的防洪目标是：“遇1954年同样严重的洪水，确保重点堤防安全，努力减少淹没损失。”1980年拟定的长江防洪的主要措施有：1.培修巩固堤防，尽快做到长江干流防御水位比1954年实际水位略有提高，以扩大洪水泄量：沙市由44.67米提高到45.0米；城陵矶由33.95米提高到34.4米；汉口维持29.73米；湖口由21.68米提高到22.5米；南京定为10.58米，上海定为5.1米。2.落实分洪措施，安排超额洪水。要求荆江分洪区、洞庭湖区、洪湖区、武汉附近区和湖口附近区，共分洪500亿立方米；3.停止围垦湖泊；4.整治河道、扩大行洪（滞洪）能力。
按照以上措施，当时测算的资金投入是：未来10年在长江中下游安排防洪工程34项，工程总概算48亿元。80年代我国国力虽不及今天，但10年投资48亿元，是完全可以承担的。1954年长江超额水量为1023亿立方米，1980年《部署报告》指出，仅堤坝加高加固一项，就可以多泄洪500亿立方米（以武汉为准，堤防每加高一米， 就能增加洪水下泄能力7500m[3]／s。以一个月计，约能多下泄200亿立方米。可是1987年完成情况很差，水利部对长江中下游地区防洪工程投入只有3.99亿元，加上各省配合，也只有12项工程陆续开工。按10年规划中安排的荆江大堤（从湖北江陵枣林岗至监利城南止，长182km）、 武汉市堤（包括武昌、汉口、汉阳和郊区堤防共长350km）、无为大堤（安徽无为至和县， 长125km）同马大堤（在安徽宿松、望江、怀宁境内，长175km）江西沿江大堤以及其他堤防的加固加高，都未能按期按质达标完成。湘、鄂、赣、皖四省上报的工程投资仍需110亿元（其中堤防63亿元，分洪区45 亿元）。虽然要花些钱，但总比受洪灾更大的损失好得多。1990年，姚依林副总理仍要求“当前要继续抓紧1980年确定的各项工程和非工程措施的建设，请国家计委、财政部重点支持，请水利部会同沿江各省抓紧组织实施，加快建设步伐。”
长江洪涝灾害带来的教训与启示
遗憾的是直到去年大洪水来临，仍未全部完成。试想，如果长江干流堤防的质量更好些，如果退还湖和分蓄洪区的安全建设更周全些，去年抗洪形势也许不至于弄到兴师动众，连总书记和总理都亲自上阵指挥的局面。其实去年长江中下游超额洪水最多不过300亿立方米， 远不及1954年的超额1023亿立方米。但由于近年来长江上中游乱砍滥伐、陡坡开荒，造成生态恶化、水土流失，加上河湖底淤高、未能及时整治疏浚、堤坝未能切实加固加高，严重影响行洪泄洪等，致使洪涝形势异常严峻。幸好“天从人愿”，去年长江洪峰分散达8次之多， 如果长江“云追水”现象严重（即大片降雨云随长江洪峰向下游推进），如果洪峰次数减少而洪峰叠加凶猛，则长江防洪形势肯定更加不堪设想。现在可结合灾后现实情况并采用新技术、新材料进行工作。
各省情况也有所不同：江苏1550公里江、港、洲堤无一决口、无一破圩、水利工程无一失事，洪水过后，进一步加快防洪保安基础设施建设，又迅速掀起高潮，确立了“建重于防、防重于抢”的战略思想，决心宁可少上几个项目，也要搞好江海堤防达标等水利工程；湖北荆江大堤由于受到重视，去年洪涝时也未出多大问题，灾后又广筹资金、科学整治，一大批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在水利工程中得到推广运用。如垂直铺塑、土工布防渗、高喷防渗墙等堤基堤身处理工程和吹填加固工程等。全省还平掉130多个沿江民垸近400km[2]，可增加分蓄洪库容8亿立方米；安徽也较好，水利建设突出重点，讲求实效、进度快、质量好，可见事在人为。而江西九江的所谓“固若金汤”的豆腐渣工程，恰恰就在此发生溃口，景德镇麻痹大意，也造成严重损失。
或谓：“三峡工程完工就可万无一失了。”这也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三峡工程完工尚须10年，即便工程完工，主要是解决1870年型的长江上游洪水灾害，而且三峡库容只有221.5亿立方米，也只能解决部分问题，长江中下游仍须分蓄洪水300－400亿立方米。还是周恩来总理有远见，他在1958年成都会议上就曾说过：“要抓紧时机分期完成各项防洪工程，其中堤防特别是荆江大堤的加固，中下游湖泊洼地蓄洪排渍工程等，决不可放松。在防洪问题上，要防止等待三峡工程和有了三峡工程就万事大吉的思想。”令人欣慰的是江总书记指示：“大灾之后建议很好总结一下中国的水利建设。”朱镕基总理更是果断拍板：“1998年开始加大水利建设投资力度。当年即追加投资254 亿元（其中长江91亿元）希望各有关部门痛定思痛，能从严重损失中吸取教训，迅速猛醒，‘亡羊补牢，未为迟也’，希望能像江苏等省那样，抓紧进行水利建设，千万不可再玩忽职守，否则人民是不会答应的，国法也是不容情的！”
江总书记对于治水一再强调：“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以上五策，都是早有“远虑”的，有“远虑”而不实行，等于没有“远虑”，“近忧”自然就在所难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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