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当代形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批评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形态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样化的历史进程中，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文学批评的整体格局中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巨变主要体现为从“一”到“多”的历史性变革，它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尽管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文学批评事业中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发挥着自己独特的作用，但它不再是文学批评家族中的唯一成员，而是与精神分析批评、形式主义批评、后殖民批评等诸多流派共同组成了文学批评这个大家族。其二，就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阵营看，它也经历了从“一”到“多”的历史性变革。为了便于说明问题，这里将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批评分为前后两个三十年。如果将前三十年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称为传统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其思想理论主要来源于“俄苏文论”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等，那么后三十年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除传统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之外，还有异彩纷呈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或国外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其思想理论主要来源于欧美文论。
毋庸置疑，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面临的这种“变革”并非一个历史过程的“终结”，而是来自活力四射的文学批评现实的严峻挑战。首先，我们需要对文学批评的现实作出较为客观的判断。诚然，三十年来，批评观念、批评理论、批评方法、批评话语、批评文体、批评风格等诸多领域均出现了卓有建树的探索与实践，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丰硕成果。从批评形态与类型看，就有诸如学院批评、媒体批评、网络批评、形式批评、文化批评、生态批评、读者批评、后殖民批评等等；从话语形态与话语方式看，形式、细读、文学性、审美、话语、符号、符码、无意识、结构、解构、生产、消费、资本、生态、种族、性别、亚文化、媒介等等，构成了文学批评的核心表意语汇。不过，我们在此更为关注的是文学批评存在的突出问题：文学批评的学院化、理论化以及娱乐化的趋势依然未减，“红包批评”、“友情批评”、“酷评”等现象依然大量存在，文学批评的现实针对性、价值导向性等功能被严重弱化。其次，我们需要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在文学批评这一现实格局中究竟处于一种怎样的状况作出合乎实际的理性判断。无须讳言，尽管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但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在当今火热的批评格局中处于一种“式微”的尴尬境地。如果确如萨特所论：“马克思主义非但没有衰竭，而且还十分年轻，几乎是处于童年时代：它才刚刚开始发展。因此，它仍然是我们时代的哲学：它是不可超越的，因为产生它的情势还没有被超越”①，那么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基础的文学批评究竟需要解决哪些问题，才能真正重新焕发其旺盛的生命活力？在我看来，面对文学批评的这两个历史性变化，面对文学批评现实的严峻挑战，需要我们考虑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当代形态。因此，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当代形态这一问题，是基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历史与现实而提出的。我所说的“当代形态”首先是与其“历史形态”相比较而言，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历史形态主要是指以《讲话》为理论基础的批评范式及其话语方式，它在我们的文学批评活动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性意义，塑造了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版图，对文学事业的发展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不过，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在新的时代、新的现实面前，发展和丰富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这就需要我们对此作出更进一步的理论探索与实践，正如马克思指出：“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因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正如一道代数方程式只要题目出得非常精确周密就能解出来一样，每个问题只要已成为现实的问题，就能得到答案。……如果说在答案中个人的意图和见识起着很大作用，因此，需要用老练的眼光才能区别什么属于个人，什么属于时代，那么相反，问题却是公开的、无所顾忌的，支配一切个人的时代之声。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②
有鉴于此，“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当代形态”不仅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而且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重大现实问题。概言之，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当代形态主要是针对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现状而言。在新的生活现实、新的社会变革与时代要求面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应具有自身鲜明的时代性、民族性、现实性，理应具有属于自身的独特理论品格与实践品格。批评理论、批评方法、批评文体、批评实践、批评风格、话语方式等无疑是构成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当代形态的几个核心要素。而本文的讨论重点将主要放在严重制约和影响“当代形态”构建的几个主要问题上。
第一，需要特别重视文学批评的理论建设与理论创新问题。文学理论与批评理论最根本的差异在于，前者注重对原理、范畴等的探究，后者则注重对各种文学作品、现象的讨论——诚然，在对文学作品的具体分析过程中，又必然受到某种批评观念、批评理论、批评方法的深刻影响。大体而言，批评理论有两种主要来源：一种是将某一哲学、文化、社会等理论具体运用到文学领域而形成的批评理论；另一种则是基于对某些文学文本的细读、分析，进而从具体的批评实践入手而提炼、形成的批评理论。就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文学理论而言，主要采用的还是第一种形式。在现实的文学话语格局中，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冗余”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缺失”构成了强烈的反差与鲜明的对比。所谓理论的“冗余”是指，我们对形态各异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形成了理论的繁荣，但这种繁荣绝大部分是一种虚假的、表象的繁荣，因为其只是“就理论谈理论”，只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简单照搬，缺乏理论的创新性与指向性。所谓批评的“缺失”是指，面对令人眼花缭乱、光怪陆离的当代文化与文学现象，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无力发出自己的时代强音，有时即使勉强发出了，最终却只是证明它又一次损害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自身形象。而导致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创新能力不够，这就需要我们在以下两个方面作出切切实实的理论努力。一方面，需要在理论原典的研读上狠下工夫。既然是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理论，就需要认真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等的经典著作，这是我们最为核心的理论基石。不幸的是，我们的理论研究恰恰在这方面最为薄弱。从近年来的研究论著看，学术的兴趣点与研究重点都聚焦于“西马”、“后马”，鲜有对经典著作的深入探究。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我们仔细审视“西马”以及英国文化研究等理论著作，就会发现他们对经典著作的研读是何等细致与深入。因而，由于我们缺乏经典著作的研读，便只能“就‘西马’说‘西马’”、“就‘后马’说‘后马’”，自然就难以逃脱“人云亦云”的窠臼与泥沼。另一方面，对文学批评而言，在理论研究的过程中还应尽力避免将理论“理论化”、“知识化”这一偏颇。理论界目前确实存在这一突出问题，这已成为大家的共识。如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这就需要我们要具有明确的问题意识与强烈的现实感，自觉地将其融贯在相关理论的探究与思考中，使理论生发出鲜明的时代性与指向性，这样的批评理论才具有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此外，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建设还应充分吸纳、借鉴其他各种批评理论的有益成分，通过对其进行有机融合来发展和丰富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自身。
第二，需要加强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学界目前对马克思主义美学史、马克思主义文论史、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发展史都有比较深入细致的研究，相比较而言，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史的相关研究还比较薄弱。从构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当代形态的意义上讲，我们有必要加强对此问题的研究。通过对批评史系统、深入、全面、准确的研究，一方面能够发现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所具有的普遍性、规律性、内在性的理论特质与实践品格，另一方面也能够认真总结其历史错误与教训，切实避免简单、粗暴等不良批评习气的重演，还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以本来面目。在我看来，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学批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这三个主要方面构成了批评史的主要内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主要是指苏联的与中国的文学批评，前者以普列汉诺夫、考茨基、列宁、托洛茨基、卢那察尔斯基、日丹诺夫等为代表，后者以瞿秋白、毛泽东、周扬等为代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主要以卢卡奇、本雅明、马尔库塞、阿尔都塞、伊格尔顿、詹姆逊、威廉斯等为代表。比如，从文学批评这一角度看，国内目前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研究还十分薄弱，尤其是如何从整体上来把握他们早期与后期的文学批评活动之间的关系，如何呈现他们文学批评观念的历史演进，如何揭示他们批评理论的形成过程以及批评方法的具体运用，这些都需要我们作深入研究与探讨。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学批评与列宁、毛泽东为代表的传统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之间的继承性与差异性，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自身的局限性等等问题，都需要我们作出审慎的理论回答。
第三，需要切实恢复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实践性。一段时期以来，批评的理论化成为主导趋势，批评的实践性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导致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的关系愈来愈疏离，批评成为“自说自话”的理论表演。这从见诸报刊的诸多文章以及在各个学术会议上众多学者的发言就可以看出。事实上，学术界也已充分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与迫切性。那么，如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呢？我认为，批评归根结底是一种对文学文化现象、作家作品的艺术感受力、文学判断力，而批评的能力就是艺术感受力与文学判断力的统一。文学判断力的培育主要来自批评者的理论能力与批评史的素养，艺术感受力的孕育则主要来自批评者丰富的文学经验与审美体验。文学经验与审美体验的获得主要基于对文学作品的阅读。但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当前面临的最主要困境，是相当一部分批评者很少阅读或者不读文学作品，尤其是对当下的作家作品更是“不闻不问”。对于文学批评而言，批评主体仅仅有理论思维还是不够的，他还需要有对艺术的丰富感觉，正如马克思所论：“对象如何对他说来成为他的对象，这取决于对象的性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因为正是这种关系的规定性形成一种特殊的、现实的肯定方式。眼睛对对象的感觉不同于耳朵，眼睛的对象是不同于耳朵的对象的。每一种本质力量的独特性，恰好就是这种本质力量的独特的本质，因而也是它的对象化的独特方式，它的对象性的、现实的、活生生的存在的独特方式。因此，人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③要从根本上恢复文学批评的实践性，批评主体必须回到文学作品本身，置身于当下的文学文化现象中，用一颗鲜活滚烫的心感受它们。此外，批评主体在进行文学阅读与文学体验的过程中，还应注意阅读与体验的完整性、丰富性。具体而言，不仅要关注文学经典，还应关注当下的文学作品；不仅要关注传统文学，还应关注网络文学、手机文学等新的文学形式。只有这样，才能深刻体悟其呈现出的迥然相异的文学精神与审美情趣，也使得批评富有浓郁的现实生活气息与鲜明的时代性。
第四，需要特别加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队伍建设。实事求是地讲，与从事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群体相比，真正“专职”从事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批评者屈指可数。不仅文论界如此，在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更是如此。活跃于当下文学批评领域的众多中青年批评家中，很难说有哪些是大家公认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这些现象充分表明，我们还没有一支立足于文学批评之林的马克思主义批评队伍。值得注意的是，本科生、研究生的课堂教学以及相关调查问卷都表明，现有的课程设置与教学方式，都非常不利于学生批评能力的培养。比如，进入新世纪以来，有关文学批评的教材与专著④主要强调的是批评原理、批评流派、批评方法、批评性质、批评的价值与功能等的知识传授，对批评实践尽管有所关注但远远不够。这一教学理念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尽管相当一部分学生对有关文学批评知识的掌握可谓“烂熟于心”，与此同时也阅读了大量的中外文学作品，但是，当要求学生具体运用某种理论来分析某一文学作品时，学生们常常是“无所适从”，多数情况下将理论与作品进行生硬“嫁接”。这些现象也说明了，批评的知识与素养并不天然地和批评能力相等同，真正批评能力的拥有，绝非理论能力、批评史的素养与艺术感知力的简单相加。因此，加强批评主体批评能力的培养，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基础性工作。尽管这种能力的培养有很多途径和方式，但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而言，新世纪以来还鲜有这一方面尤其是注重批评实践的教材与专著。因此，我们首先需要从课程设置和教学方式着手。比如，可以借鉴国外高校的相关经验，根据本科生、研究生的学习实际，分层次、有步骤地开设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相关课程，尤其要加强批评实践环节的设计与训练。再比如，可以选取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文本，让学生通过具体的个案分析来领会其所体现的批评观念、批评理论、批评方法等，在这一方面，恩格斯、列宁等的批评文本堪称典范。简言之，从批评文本而非从批评理论出发来培养学生的批评能力，使学生通过对经典文本的研读最终形成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能力，进而培养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后备军。
总之，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当代形态，是我们这个时代与现实的必然要求，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而“一切发展中的事物都是不完善的，而发展只有在死亡时才结束”⑤，这就需要我们认真面对并切实解决存在的诸多问题。
注释：
①[法]让·保罗·萨特：《辩证理性批判》，第28页，林骧华等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0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04-30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④2001年，凌晨光《当代文学批评学》(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黄书泉《文学批评新论》(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年，周忠厚主编《文艺批评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王先霈主编《文学批评原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鲁原《文学批评学》(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年，张立群主编《文学批评原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王先霈、胡亚敏主编《文学批评导引》，王一川主编《批评理论与实践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邱运华主编《文学批评方法与案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赵炎秋主编《文学批评实践教程》(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周秀萍《文学批评：理论·方法·实践》(湘潭大学出版社)。2010年，蒋述卓、洪治刚《文学批评教程》(武汉大学出版社)，李咏吟《文学批评学》(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