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科研成果如何转化为教育决策——以美国《国家处于危机中》报告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为例论文,美国论文,转化为论文,科研成果论文,危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做出了依法治国的重大战略部署，反映在教育领域便是要推进教育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减少决策的人为性和随意性，这就要求教育科研能够为决策提供确凿的事实和依据。然而，从世界各国的发展状况来看，教育研究与教育决策之间仍然存在着较大的鸿沟。正如美国学者韦斯(Carol Weiss)所言，“评估者认为相对无效的项目却得以延续甚至拓展，而评估者认为有效的项目却被削减。”[1]对于此种研究与决策之间的鸿沟，韦斯将其归结为两种文化的差异，并提出了“两个共同体”理论。通常，决策者抱怨研究者不关注政策议题，所得的结论缺乏应用价值，而研究者抱怨决策者提出的要求和期望超出了自己的能力范围；研究者希望验证某项理论，偏好理论研究，而决策者需要解决具体问题，偏好应用研究；研究者囿于特定的学科，而决策者需要对问题进行跨学科的研究。决策者与研究者这两个共同体的分歧形成了科研成果转化为决策的难题。在许多国家，决策者实际上仍然是依据直觉、意识形态或者不同利益集团的压力做出决定，即便参照某些研究成果，也常常只是为自己的决定辩护或者使其合法化。研究与决策之间的确有过短暂的“蜜月”，但牢固的联盟从未建立。 长期以来，人们往往只关注外显的科研成果转化，对隐性的、间接的科研成果的转化关注不够，而后者恰恰是社会科学成果影响决策的主要方式。基于此种认识“偏见”，人们通常认为社会科学研究对政策的影响相对微弱，但美国1983年发布的《国家处于危机中》报告却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的教育改革。本文将通过对美国《国家处于危机中》报告的分析，揭示教育科研成果转化为教育决策的特征、过程以及影响因素，以期为教育科研成果的决策与转化提供借鉴。 一、教育科研成果转化为教育决策的特征 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政策转化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韦斯指出，社会科学知识一般不具备强大的说服力或权威性，很难驱使人们将其应用于实践。社会科学知识也不容易转化为可重复的操作技术或社会技能，而最重要的是，除非社会状况促使人们就某个紧迫的社会问题达成共识，或者某个问题完全成为一种政治争论并有一致的解决方案，决策机构几乎不可能接受社会科学研究的成果。[2]基于此种特征，学界对教育科研成果应用的界定也就不太明晰，但教育科研成果应用的情境性、间接性和渗透性是其表现出来的重要特征。 1.概念性应用：科研成果转化为决策的主要形式 科研成果的决策应用主要表现为三种形式，即工具性应用、概念性应用和象征性应用。[3]工具性应用亦即科研成果直接被决策者所采纳，带来决策者行为的改变。《国家处于危机中》报告关于美国中小学核心课程、考试标准的建议都直接体现在《美国2000年教育战略》等政策法令中；概念性应用是科研成果通过观念渗透影响决策者的意识、信念和认识，而不是直接影响决策者的行为。诚如韦斯所言，“概念、归纳、数据和观点通过多种渠道被人们吸收，它们没有出处，不分类别，常常神出鬼没，但有时会对最终的决定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影响。”[4]《国家处于危机中》报告对系统性改革的谋划和布局，虽然没有直接体现为一种政策，但却反映在随后几十年美国教育改革的思路和倾向中；象征性应用是一种政治学观点，它指的是决策者将科研成果作为武器(research as ammunition)为自己的决定辩护或使其合法化。《国家处于危机中》报告被美国当时的保守主义政党拿来抨击教育时弊，以此为自己撤销教育部的动议提供支撑。 从教育科研成果的应用来说，由于工具性应用能够直接带来决策者行为的改变，因而常常被作为评判科研应用的主要标准，这也是《国家处于危机中》报告和《科尔曼报告》等研究成果备受推崇的重要原因。然而，教育科研成果在政策制定和教育改革中的应用主要是概念性应用，它们通过间接的方法影响决策者的意识和思想，因而常常不太容易被发觉。这也是教育科研成果的应用效果不够显著的重要原因。因而，美国政治学家萨巴蒂亚(Paul Sabatier)等学者指出，科研应用主要发挥启发的功能，它们逐渐改变决策者的观念和假设，而概念性应用在公立部门比私立部门中更加普遍。[5]韦斯也指出，决策者很少会记起影响自己决定的具体研究结论，但是会意识到社会科学研究为自己的观念和倾向提供背景，而此种背景会对自己的行为产生重大影响。[6]根据韦斯的一项调查，尽管57%的决策者声称自己应用了社会科学研究，但仅有7%的人比较具体地描述了应用了何种研究，其他50%的人只是笼统地介绍了科研运用，而没有谈及具体的科研内容。[7]美国学者卡普兰(Nathan Caplan)等人的调查也发现，联邦政府在决策中应用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时，仅有40%是工具性应用。[8] 《国家处于危机中》报告的成功在于，它不仅重视传统的工具性应用和象征性应用，为决策者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具体政策建议以及新自由主义改革议程的学术支撑。更为重要的是，它重视概念性应用，根据终身学习社会的需求以及系统性改革的要求，对改进美国学校教育进行了长远的谋划，从而间接地影响了决策者和美国民众对教育改革的目标、内容和方式的认识。 2.间接渗透：科研成果影响决策的主要方式 根据意义建构(sense-making)理论，无论是工具性应用、概念性应用抑或是象征性应用，科研成果对决策者的影响都不是简单的输入过程，而是决策者根据自身经验和认知偏好进行主动选择和意义建构的过程。正如美国学者肯尼迪(Mary Kennedy)所言，科研成果作为一种知识，它首先作用于决策者的“工作知识”(working knowledge)，而后通过改变此种工作知识间接对决策者的行为发生影响。[9]在决策者进行意义建构的过程中，他们会对科研知识做出自己的解读，因而最终形成的决策可能与研究者的初衷不相一致。此种特征决定了科研成果作用于教育决策和教育改革的过程不可能是直线型的，而是一种具体化、情景化和人格化的互动过程。科研成果常常需要般地慢慢渗透到决策过程中。[10] 美国学者英格罗特(Richard Englert)等人也发现，科研成果通过影响公众舆论间接影响政策制定。[11]《国家处于危机中》报告自1983年发布之后，经历了一个“从丑小鸭到白天鹅”的缓慢蜕变过程。这份报告在发布之初并没有受到普遍欢迎，反而搅动了广大民众的情绪。根据1983年9月盖洛普公司(Gallup)对民众进行的公立教育信心指数的调查，1977年在报告发布之前，超过50%的受访者对公立学校的信心十足，然而报告发布五个月之后，这一比例锐减至不足40%。[12]《国家处于危机中》报告对美国民意的强大影响间接影响了政府的政策制定。从决策者的“工作知识”来说，报告并没有体现里根政府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理念，特别是学券制、学校祈祷以及废除教育部的动议，反而为联邦政府划定了许多重要的责任。面对政策建议与“工作知识”的分歧和冲突，决策者在强大的政治社会环境影响下，通过政策学习逐步转变自己的态度、观念和行为。 科研成果的应用也需要“得天时”，在适当的政治氛围下，当“政策窗口”开启之时，科研成果可以有效地转化为政策议程，然而此种等待时机的过程常常比较缓慢。在《国家处于危机中》报告发布当年，全世界的发行量超过了600万份。在报告发布后的前四个月中，全美45家报纸中有700多篇文章报道了这份报告。[13]媒体的宣传使民众对《国家处于危机中》报告的关注度与1954年的布朗法案和1957年苏联发射人造卫星事件达到了同样的高度，科研成果应用的政策窗口也慢慢打开。从1983年报告发布到2001年《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颁布，在强调教育与国家经济发展密切联系的社会氛围中，《国家处于危机中》报告的政策建议逐渐渗透到教育决策和教育改革中。一方面，报告影响了民众情绪和政治氛围，另一方面，政治氛围又促进了研究成果在教育决策中的应用，此种互动便是科研成果影响教育决策的主要方式。 3.社会资本：科研成果转化为决策的主要依托 科研成果转化为决策在本质上是学术与政治的联姻。学术与政治相结合的理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提出的“哲学王”。科研成果对决策的影响需要通过人来完成，因而研究者的社会资本在科研成果的应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社会资本是研究者的人脉和关系圈，显然与决策者保持良好关系的研究者更容易受到信赖和重视，他们的研究成果也更容易被决策者所采纳。美国社会学家科塞(Lewis Coser)根据知识分子与权力机构的关系远近，划分出五种“理想型”，即掌权的知识分子，内部穿孔，帮助权力合法化，权力批判者，向国外求助。[14]尽管权力与知识的关系不够稳定，但是科研成果可以通过知识分子直接参与决策、担任政策顾问、提出批判观点等形式转化为政府议程。在科研成果转化为决策的过程中，研究者的关系网络极为重要。 美国学者尼尔森(Barbara Nelson)等人发现，决策者重视与研究者面对面的私人交谈，他们愿意聆听自己认识和信任的研究者的意见。[15]《国家处于危机中》报告由美国高质量教育委员会(NCEE)起草和发布，这个委员会是在美国教育部部长贝尔(Terrel Bell)的支持下成立的。在组建委员会的过程中，美国教育部直属机构国家教育科学研究院执行院长古登伯格(Milton Goldberg)发挥了主要的作用。教育部部长贝尔最初对教育科研持有疑虑，但古登伯格利用各种机会与他面谈国家的教育科研状况，使他逐渐认识到可以在决策中应用更多的数据和研究成果。此种转变促使贝尔最终决定成立高质量教育委员会起草《国家处于危机中》报告。在委员会主任的人选上，贝尔选择与自己在犹他州共事的加德纳(David Gardner)担任主席，两人的私交和工作关系比较密切，此种关系使贝尔极度信任加德纳，并为其排除各种行政力量的干扰，从而使科研成果能够迅速地转化为决策。因此，科研成果应用的关系网络既能够将决策者的信息需求及时传递给研究者，又能及时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决策。关系网络的强弱也影响着教育科研成果的决策应用。 二、教育科研成果转化为教育决策的过程 科研成果的应用不是线性的过程，正如美国学者休伯曼(Michael Huberman)所言，关于社会认知的最新研究清楚地表明，最初的信息极少会被原封不动地采用，而是被处理得五花八门。个人或组织会精挑细选、有策略地改变和应用科研成果。[16]美国研究委员会关于教育科研的报告指出，科研应用是学习和变革的过程。科研的意义是由使用者建构的，他们会依据自己已有的知识和经验解释科研的发现。如果发现科研成果有效，则会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因此，“科研的应用就是教育改革”。[17] 1.知识生产：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如何形成 决策者的信息需求是科研应用的第一步。《国家处于危机中》报告于1981年启动，它是在政府支持下针对具体问题的研究，研究团队的任务是向美国总统和公众各提交一份关于美国教育质量状况的报告。因此，从研究问题的来源上说，这是一项国家和社会急需的研究。当时，美国经济正处于“滞胀”时期，进入了德鲁克所说的“社会转型时代”。里根政府上台后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理念，减少政府对教育的干预并承诺撤销教育部，但在参众两院缺少足够的支持票数。里根总统希望这份研究报告能够为自己的政策议程提供学术支撑。教育部长贝尔面对政府削减预算、精简机构的改革以及民众对于联邦政府干预教育的疑虑，希望成立一个总统委员会，对美国的教育状况进行更加客观和正面的评价，而不是像媒体那样一味指责公立学校教育的弊病。因此，这项研究从一开始就与政府的改革议程紧密联系在一起，是一项以国家需求为导向的研究，并获得了政府的行政和财力支持。 从研究团队的组成上说，高质量教育委员会由18人组成，犹他州大学校长加德纳担任委员会主席，美国教科院执行院长古登伯格担任委员会秘书。委员会汇集了美国顶尖级的专家学者、行政人员和社会人士，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委员会成员包括耶鲁大学等三所高等院校的校长、著名大学教授和科研人员(包括一名诺贝尔奖得主)、中小学理事会成员(包括美国中小学理事会协会的主席)、年度国家教师、家长、前州教育厅厅长以及明尼苏达州州长。加德纳发挥了出色的领导才能，非常倚重哈佛大学科学家霍尔顿(Gerald Holton)和诺贝尔奖得主西博格(Glenn Seaborg)，两位科学家对报告的最终形成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具有广泛代表性的顶级研究团队既能够对教育改革进行前瞻性的战略谋划，又能够就改革的行为方案达成广泛的共识。 2.知识扩散：主旨观点如何达成共识 美国学者休伯曼将研究者和使用者之间的互动称之为“持续的互动”，亦即研究者和使用者在研究的不同阶段进行的多种交流，包括研究之前的选题和公众知识评估，研究过程中的用户参与和修改意见以及分析阶段对预期挑战的评估和推广方案的制订。这些持续的互动对研究结论的形成和扩散具有关键的作用。 高质量教育委员会的18名成员都是全美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人物，他们来源广泛，遍布全国各个地区。这使得委员会可以资助多种形式的公共活动。在报告发布之前的18个月中，平均每三周高质量教育委员会都会支持两名或以上委员在全美某个地区举办活动。这些活动包括参观学校、参加民间团体和教育协会举办的会议，以及举办正式的公开听证会。在公开听证会上，高质量教育委员会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委员出席，这些著名学者会发表学术观点，并收集利益相关者的实际看法。科研成果正式发布之前的“预热”和“造势”活动极大地促进了成果的转化。这些活动提升了高质量教育委员会的公众知名度，锁定了报告最终指向的目标群体，它们使各个委员能够从多种来源收集到高质量的信息，这些信息有助于委员们消除分歧、达成共识。《国家处于危机中》报告不仅重视主旨观点在委员会内部的扩散，而且也通过公开活动使其扩散到更多的公众群体中。 3.知识应用：制度环境如何重建科研成果 传统的知识应用模式秉持理性主义假设，认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自然会被应用者采纳。然而，教育科研成果的应用是一个非理性和多维度的过程，《国家处于危机中》报告尽管质量较高，但其应用也并非一帆风顺。1983年4月，在报告正式发布之前，委员会先向白宫提交了一份报告。尽管里根总统欣然接受了这份报告，但却将其搁置。在随后的记者招待会上，他所谈及的内容与报告没有任何关联，因此招致了美国教师协会主席申克(Al Shanker)等人的公开批评。面对媒体的批评，白宫随后在全美举办了多次会议，里根总统最终公开接受了高质量委员会提出的改进学校的六项改革举措，他的态度转变极大地提高了民众支持率。民调显示，1984年美国民众对里根总统教育政策的支持率从1981年的28%增长到46%。[18]尽管《国家处于危机中》报告并非里根总统期望的内容，但它成功地提升了里根总统的民众支持率，并为他1984年竞选连任营造了良好的政治氛围。从里根总统对待报告的态度可以看出知识应用的非线性和非理性过程。 知识的应用不是一个同步推进的过程，应用者会有选择地进行信息筛选和行动。以《国家处于危机中》报告在教育改革中的应用来说，美国各州和联邦政府先从易于执行的政策建议入手，建立共同的核心课程要求，提高学业标准。随着改革的深入，报告中提出的系统性改革建议才得以逐步实施。从改革推进的方式来看，各州率先推行达成共识的建议，而对绩效考试标准等具有争议的内容，推进的步伐则较为缓慢。由此可见，决策者会根据研究成果的可行性和可接受性，进行有选择地应用。 知识的应用是一个社会重建的过程，使用者会根据自己的需要和社会环境对科研成果进行再加工和再创造。里根政府对待报告的态度即是一个政策学习和社会互动的过程，它既根据外部的压力改变了自己的政策取向，又通过意义建构将自己的新自由主义理念融入政策议程中，强调基于标准的改革和教育分权，使标准化、市场化和问责机制成为美国随后几十年的改革趋势，而这些改革并非《国家处于危机中》报告的初衷。因此，知识的应用是一个非理性的多维度过程，它不可能完全按照研究者预先设定的轨迹运行，使用者会根据自身偏好和社会氛围对知识进行主动建构。科研成果应用的核心正在于此种社会互动。 三、教育科研成果转化为教育决策的影响因素 加拿大学者兰德利(Rejean Landry)等人的研究表明，影响决策者采纳科研成果的主要因素是使用者对科研成果的建构、使用者获取知识的主动性、研究者与使用者之间的联系以及使用者的组织背景。 1.研究报告本身的特征 《国家处于危机中》报告在内容、形式、语言和语气等方面都进行了巧妙构思，能很好地适用于政策转化。报告具有如下特点：(1)以数据为支撑且观点鲜明。美国政治学家斯通(Deborah Stone)指出，公共问题会引发人们对其进行测度，而测度所用的数字又会引发人们的不满，以及要求改变的愿望。[19]报告采用大量数字和指标反映了美国教育质量的下降，从而引发了人们的极大关注以及对改进学校教育的强烈需求。此外，高质量教育委员会在起草的过程中，极为重视用一种声音说话，因而报告的观点鲜明、冲击力强。在报告中，研究者剔除了不能支持主旨观点的统计数据等内容，并将政策建议糅合到具体的论述中。(2)内容形式易于传播。报告的语言朗朗上口且措辞严厉。如“我们在商业、工业、科学和技术创新领域曾经无人可比的优势，正被来自全球的竞争者取代。”等这些语句已经成为美国改革的经典语言。报告篇幅较短，仅有36页，并且没有脚注和参考文献，便于新闻媒体广泛传播。在语气上，报告尽管对美国的教育现状进行了批评，但更多的是呼吁采取行动，为政府提供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而不是一味地批评和指责。(3)前瞻性与对策性相结合。报告的内容既有具体的分析又有前瞻性和概括性分析。除了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之外，还对美国教育的未来进行了远景规划，特别是教育在后工业社会中的作用，并在信息社会和终身学习社会的背景下谋划美国教育的发展。 2.决策者的信息寻求和意义建构 决策者不是研究成果的被动接受者，他们会依据自己的信念、意识和利益对研究成果进行再加工。《国家处于危机中》报告发布之后，其结论与里根总统和贝尔部长的预期大相径庭。尽管报告表明，需要加强联邦政府在教育中的作用，但里根总统却选择性地运用了报告中关于教育状况的批评，并以此作为减少政府控制、推进教育自由化的研究依据。从里根政府的执政理念来说，它是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结合，既强调市场的作用，又要求回归传统的国家观念。里根政府对报告中建议的国家教育目标的认可以及后来以市场化推进学校改进等措施，都是基于报告进行的重新建构。从贝尔部长的角度而言，他不希望教育部被解散。在报告发布之后，他充分利用报告引发的民众情绪，强调联邦政府教育中的作用。在随后的几年中，尽管保守势力曾试图重提解散教育部事宜，但都未获得通过。决策者对研究成果的意义建构成为影响成果转化的重要力量。 3.政治和社会氛围 教育科研对决策的影响需要依靠政策窗口打开时多种源流的耦合。根据金登(John Kington)的研究，公共政策的制定是问题流、政策流和政治流在政策窗口开启时的耦合。就政策窗口的开启来说，报告发布之后，美国民众的情绪发生了剧烈的波动。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经济进入“滞胀”期，经济下滑带来了失业、公共预算削减等各种压力。在此种背景下，《国家处于危机中》报告的发布使民众找到了经济衰退的“替罪羊”，因而对教育问题的关注达到了空前的高度。根据盖洛普公司的民意调查，从1983年到1991年，教育系统被视为影响美国未来增长的最重要因素。[20]在国民情绪发生波动的情况下，美国政府不得不考虑《国家处于危机中》报告中指出的问题和提出的建议。 从美国的政治周期来看，1983年5月报告发布之后，美国即将进入总统大选的初选。对于谋求连任的里根总统来说，他必须关注选民重大关切的问题，积极回应民众对于教育问题的批评，而里根总统对待报告的态度转变也极大地提高了自己的民众支持率。由此可见，《国家处于危机中》报告对教育决策的影响得益于美国当时的政治社会氛围，经济滞胀引发的国民情绪波动，以及总统竞选临近时里根对民众关切的回应，这些因素都促进了《国家处于危机中》报告中的建议更容易被政府采纳。 4.研究者与决策者的互动 教育科研成果转化为决策是知识在研究者与决策者之间的流动，因而研究者与决策者之间的关系以及信息沟通渠道对知识的转化极为重要。美国社会学家格兰诺威特(Mark Granovetter)提出了社会网络理论，从互动频率、感情力量、亲密程度和互惠程度四个维度区分弱关系和强关系，并提出了弱关系充当信息桥的判断。根据此理论，从高质量教育委员会主席的选定来看，贝尔选择了与自己关系比较密切的加德纳，二者具有较强的社会网络关系，有助于提高决策者对研究报告的可信度。从高质量教育委员会的人员构成来看，他们来自美国各地，在各个领域都是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人物。他们的弱关系不仅使研究报告能够反映各个领域不同的需求，而且每个委员较高的社会资本使研究报告更容易被不同群体的人们所接受。从研究报告撰写过程中高质量教育委员会成员在各地举办的会议来看，报告的研究成果在发布之前已经慢慢渗透到不同的人群中，从而加快了报告最终被政府采纳的进程。 《国家处于危机中》报告发布后，美国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初经历了小幅波动后一直到2000年保持了历史上最长时间的经济增长，年度复合增长率比同期日本和法国的实际增长率分别高出9.3%和22%。此种增长可以归结为由于重视教育而带来的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21]由此可以看出，高质量的研究报告对教育改革的重大影响。因此，促进教育研究成果转化为教育决策，不仅要重视研究的内容和形式，而且要重视决策者的已有知识、信念和认识以及他们主动寻找知识的行为。同时，教育研究成果的决策应用也需要关注社会的政治背景，特别是决策过程的非理化特征，充分利用政策窗口的开启推进研究成果被决策者采纳。 四、启示与思考 1.科研成果应用的关键在于可操作性、前瞻性和政治正确性 工具性应用、概念性应用和象征性应用是科研成果转化为决策的三种主要形式。由于工具性应用改变的是决策者的行为，其显而易见的外在性特征常常被作为科研影响决策的主要标准。研究表明，概念性应用才是科研影响决策的主要形式。因此，研究者不仅要提供可操作的政策建议，更重要的是提供前瞻性的思想和观念，同时还要把握政治时机，使科研成果有效地转化为决策。《国家处于危机中》报告就充分利用了这三种形式的科研成果应用。当前，我国教育科研成果在对策建议的实用性、思想观念的前瞻性以及对政治的敏感性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强。 2.决策者的“工作知识”是科研成果转化为决策的必要桥梁 科研成果转化为决策不是简单的输入与输出过程，而是要经过一个“暗箱”，而这个暗箱就是决策者的工作知识。作为具有主观能动性的行动者，决策者的个人倾向、价值观和行为习惯等特征会对自己的行为选择产生重大影响。科研成果必先作用于决策者的“工作知识”，而后才能改变决策者的行为。《国家处于危机中》报告被采纳的关键就在于它与新自由主义决策者的价值倾向是一致的，便于新自由主义改革者推行自己的改革举措。当前，我国教育科研转化为决策的主要障碍是，研究者不关注决策者的“工作知识”，认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自然会转为决策。忽视决策者的“工作知识”这一暗箱，将使某些研究成果被束之高阁，无法对教育决策产生重要影响。 3.科研成果应用是决策者的意义建构过程 传统的科研成果应用常常从研究者的立场出发，把决策者作为被动的信息接受者，忽视了决策者在科研成果应用过程中的信息寻求和意义建构。《国家处于危机中》报告从研究到采纳的整个过程都有决策者的参与，他们的信息寻求和意义建构决定了研究的议题、观念的形成和采纳的内容。因此，科研成果转化为决策需要采取逆向思维，应从决策者的立场出发，重视他们的信息寻求和意义建构在科研成果形成和表达中的关键作用。目前，我国的教育科研应用仍然遵循传统的知识生产方式，坚持“酒香不怕巷子深”，不太关注甚至有意抵制决策者对科研成果的意义建构，致使科研成果应用效率不高。促进科研成果的政策转化需要充分关注决策者的信息寻求和意义建构在转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4.影响舆论是科研成果转化为决策的间接方式 政治和社会氛围是影响政府决策的重要因素，舆论的压力和民意的诉求常常迫使决策者做出某些改变。科研成果作为一种公共知识，不仅要解释各种社会现象，更重要的是要引导决策者做出行为改变。《国家处于危机中》报告不仅唤起了决策者对教育的重视，而且激发了决策者教育改革的意愿，由此形成的强大民意促使里根政府采纳了报告提出的主要政策和建议。通过影响舆论间接促进科研成果的政策转化，已经成为国外研究者提高知识利用效率的重要途径。目前，我国教育科研在引导舆论方面的功能还相对薄弱，面向公众的科研成果发布机制还不够完善，科研成果的呈现方式和表述形式还不利于大规模的信息传播，从而制约了科研成果间接影响决策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