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我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自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378(2004)06-0001-05
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十分活跃，新的研究方法、新的研究方向、新的研究领域、新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具有个性特点的新哲学形态初露端倪，呈现出精彩纷呈的态势。本文试图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结合当代世界和中国的新形势，就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发表一点看法，希冀与同仁们商讨。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处于自我革命之中
诞生于19世纪4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一个半世纪里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和重大的发展，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至今仍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在千年之交时，马克思被西方媒体评选为千年最伟大的思想家，这从一个侧面表明马克思依然获得西方世界的崇敬。我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成就，都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世界观的指导下取得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过时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死亡了”等说法均是资产阶级一厢情愿的胡言。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僵死不变的教条，而是发展着的科学。它的发展同世界上一切事物一样，不是直线式的，而是波浪式的，有高潮，也有低潮，有胜利，也有失败。一百五十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历了两次高潮，两次低潮。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创立马克思主义时响应者寥寥，而到他们逝世时马克思主义已成为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的指导思想，成为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最重要的思潮。但发展中潜伏危机。恩格斯逝世后，作为他遗嘱执行人之一的伯恩斯坦公开起来修正马克思主义，指责辩证法是马克思学说中的叛卖性因素，是妨碍对事物进行正确考察的陷阱，力图用新康德主义来补充、修正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后曾当过恩格斯秘书的考茨基也加入了修正主义队伍，提出“马克思没有宣布任何哲学，而是宣布任何哲学的终结”，力图用庸俗进化论取代革命辩证法。恩格斯逝世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出现了危机，处于低潮。危机酝酿着发展。在20世纪初，俄国的列宁则举起马克思主义的旗帜，批判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并领导俄国人民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继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中国人民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取得了新民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 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并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总起来看，20世 纪的前五十年，马克思主义在占人类总人口三分之一的国家里取得了伟大胜利。先是列 宁，接着是毛泽东，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出现了一个高潮。此外，西方的一些马克 思主义者(如卢卡奇、葛兰西等)也对第二国际的机械论倾向进行了批判，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了有益的探索。
新的胜利中潜伏着新的危机。列宁逝世后，在斯大林领导下，苏联人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反对法西斯的卫国战争等方面取得历史性的伟大成就。对斯大林不能全盘否定。但他在较长的时期里犯有教条主义错误，欣赏个人崇拜，妨碍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斯大林的哲学有严重的缺陷，这是导致苏联政治经济体制僵化和犯“左”的错误的理论根源之一。在苏共二十大之后，苏联哲学界批判斯大林的教条主义和哲学错误，实际上开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我革命。但是，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鼓吹抽象的人道主义，宣扬矛盾调和论，放弃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走向修正主义。戈尔巴乔夫鼓吹的新思维是苏联社会修正主义思潮的最后产物。戈尔巴乔夫自己讲，“新思维的核心是承认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这完全脱离了当代世界的实际。苏联和东欧的剧变，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处于低潮。
从1956年起，毛泽东批评斯大林的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到了1964—1965年，他明确提出改造哲学体系的任务。令人遣憾的是，毛泽东晚年在理论和实践上背离了自己倡导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探索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误入迷途。他提出的改造哲学体系的任务未能完成。“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国开展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批判教条主义，解放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始进行真正的自我革命。近二十多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从研究的方法到服务的主题，从研究的对象和范围到体系和内容都发生了重大变革。长期被忽视了的实践问题、主体性问题、伦理问题、价值问题、人的问题、文化问题、生态问题等成为哲学研究的热点和重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得到了新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我革命还有着深刻的现实背景。从国际上来讲，除上所述的社会主义在苏联和东欧的兴衰、马克思主义在发展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之外还有：一是科学技术革命迅猛发展，这为哲学下的变革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和丰富的材料；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和社会有了很大发展，向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严重的挑战；三是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带来整个社会的深刻变化。从国内来讲，当代中国社会正处于科学技术革命、生产力革命和社会体制变革交错并存、互相促进的时期，正处于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由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高度集权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向广泛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转变的时期。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生产力、生产方式、经济政治体制到交往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无不处于深刻的变革之中。这种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大变革必然要在哲学上有所反映，要求哲学进行革命。
总之，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发展途程中，有胜利，也有失败。胜利与失败，都是暂时的，胜利不是最终胜利，失败也非彻底的失败，失败中包含着走向新的胜利的起点。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确实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危机，摆脱危机的出路是进行自我革命。人类社会正呈加速度向前发展，日新月异。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文明的活的灵魂。哲学脱离了现实，脱离了生活，脱离了人民，就会变成僵死的教条，失去生命力就会为人民所抛弃。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要继续保持强大的生命力，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变革的先导和现代化建设的精神动力，成为先进阶级的科学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那它就必须立足现实，面向世界，密切关注和研究重大的现实问题，善于总结当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最新成果和社会实践的新经验，善于反思国内外的历史经验，进行自我革命，自我更新，与时俱进。
当然，我们讲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自我革命，决不是说它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基本思想已经过时了，而是说它需要冲破教条主义的束缚，结合新的时代，总结新的文明成果，获得新的内容和形态。有的学者未能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出现的危机，轻率地断言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终结，这当然是我们所反对的。有的学者以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由，根本否定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基本思想，根本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和革命性，这也是我们不赞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而且也应当有多种的形态，但不管形态如何特殊，其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基本精神则不能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我革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的自我否定，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一种形式。
二、面向世界，大胆吸取当代西方文明成果
当代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马克思主义是世界历史的产物，是国际性的学说。马克思主义本身是资本主义世界文明成果的总结。马克思恩格斯的后继者们在一个很长的时期里对马克思主义产生后的资产阶级哲学社会科学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认为资产阶级哲学家只是神学家手下有学问的帮办，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只是资产阶级手下的有学问的帮办。他们中间任何一个人说的任何一句话都不可信。这样就把马克思主义与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文明隔离开来，自己把自己封闭起来。时间一久，导致自身的僵化，脱离时代，脱离生活，脱离人民。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一大教训。马克思主义哲学要保持自己强大的生命力，就要善于不断地吸取和总结人类文明成果，尤其是当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
哲学社会科学具有鲜明的阶级性，资产阶级的哲学社会科学是为资本主义服务的，是与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严重的文化危机、精神危机，存在着大量腐朽的、反动的东西。这些我们都应看到，否认这些，模糊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对立是完全错误的，但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们更应看到，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教育、文化、军事等诸多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比我们发达得多。西方国家创造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政治文明只是其中之一)和精神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到现阶段的产物，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西方的资本主义文化，仍然是我们必须学习和借鉴的文明成果，离开了这些就谈不到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文化。我们常说，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我们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那么支撑和推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是什么?美国历史短，发展快，在许多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其原因何在?值得我们研究。实用主义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为美国资产阶级服务。但实用主义注重利益，注重行动，提倡冒险。实用主义哲学权威杜威说：实用主义的实在与理性主义的实在不同。“理性主义以为实在是现成的，永远完全的；实验主义(即实用主义——引者注)以为实在正在制造之中，将来造到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实用主义的宇宙是“一篇未完的草稿”，“是还在冒险进行的”。[1]实用主义是美国的国家哲学。美国创新能力强，社会发展快，不能说同实用主义没有关系。实用主义是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是为大资产阶级服务的，应给予批判，但对它也不能简单地全盘否定。我们要赶上西方发达国家，不仅要学其“用”，而且要批判地学其“体”。社会主义制度要充分地利用和吸取资本主义制度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只有这样才能优越于资本主义。
西方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产生了种种社会问题。西方社会出现的问题，有些与资本主义制度有关，有些则与制度关系不大，而与生产力、科学技术发展的水平和人的认识有关。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家中的不少人敢于正视和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矛盾和危机，并提出相应的理论和对策。他们对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矛盾、危机的分析和对现代化生产、管理规律研究的不少成果具有普遍的意义，并不都有意识形态的性质。我国在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已遇到并且将会更多地遇到西方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过的问题。因此，对人的问题、价值问题、伦理问题、文化问题、生态问题、可持续发展问题等一些带有普遍的世界性哲学课题必须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对西方学者在这方面取得的成果加以批判地吸取。
恩格斯曾说过：“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的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2]当代世界，随着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各国间经济、政治、文化、科学技术等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交往更加频繁，全球化趋势日益加快，知识经济正在来临，整个世界正处于深刻的大变革之中。我们应时刻关注当代世界，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新情况、新发展、新成就和新问题，注意研究由科学技术革命和生产力革命所引起的社会生活各方面发生的深刻的变革，及时吸取和借鉴世界各国的新经验。
自1946年制成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以来，计算机技术突飞猛进，计算机运算速度已达每秒40万亿次，计算机在科研、军事、生产、交往、艺术、日常生活等社会各个方面得到广泛的运用，个人计算机在发达国家的普及率迅速提高。如果说人类制造的劳动工具是人的双手的延伸，那么，计算机可以说是人脑的延伸。生产工具的革命引起生产力的革命，由此引起社会关系和整个社会的变革。计算机是人类认识的工具，随着计算机技术(电脑)和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人类认识世界的能力与方式亦将发生革命性的变革，人类认识世界的广度、深度和速度都是前人所意想不到的。信息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对实践能力与实践方式已发生深刻的变革，这一点在现代化战争中表现得尤为充分。使 用计算机和网络技术是作为现代人的必不可少的技能。迄今为止，我们对由电脑及信息 技术所引起的认识能力与认识方式的变革和对实践能力与实践方式的变革很少研究。
思维方式始终是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知识创新、科技创新、制度创新的重要前提之一是思维创新。在20世纪30、40年代，德国的心理学家韦特海默就开始研究创造性思维，出版了专著。到了50年代经吉尔福德的大力提倡，美国出现了创造学研究的热潮。创新需要个性自由，需要冒险精神。创新能力需要从小培养，需要家庭、学校、社会良好 的氛围和制度。当今世界愈演愈烈的竞争态势，要求中国哲学界乃至整个科学界、学术 界、教育界都要注重创新学的研究，以促进和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创新力。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全球信息高速公路的不断开通与扩展，信息社会正在走来。信息社会是网络社会。“网络经济”、“网络文化”、“网络社会”、“网络世界”等名词在当今传媒中频频使用。整个社会正以网络形式呈现在世人面前。网络概念有别于联系概念和系统概念。网络除了整体性、综合性、规律性、动态性、开放性的特征外，还有复杂性、非线性、无中心和多元互补性等特征。网络概念深化和发展了联系概念和系统概念。适应信息社会的思维方式应是网络思维，我们应十分注重网络思维的研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的发展，世界范围内各种矛盾的冲突、对抗、调和、妥协、分化呈现异常复杂的形势。如何认识世界大变动之中的复杂矛盾，需要我们关注辩证法的研究和运用，防止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曾有的矛盾调和论的再次出现。“斗争哲学”应纠正，但用“和的哲学”批判“斗争哲学”则不可取。矛盾辩证法仍是我们需要重视研究的课题。
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马克思主义哲学比任何其他科学更需要“观”世界，更需要有广大的视野，突破地域的民族的狭隘性。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固然要强调它的中国特色，然而从本质上讲，它应是世界性的。人类哲学的发展与人类社会的发展一样，有其共性，有些问题不能“超越”。因此，在新世纪，我们将要进一步扩大中国哲学与世界哲学的交往，更加大胆地吸取和借鉴人类文明成果，尤其是当代西方文明成果。当然帝国主义的本性不会改变，我们对西方反动势力的“西化”、“分化”的图谋要始终保持高度的警惕，决不要为他们的甜言蜜语所迷惑。我们对西方文明成果，对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要取分析态度，不可搞新的教条主义，不可照搬照抄、盲目地跟着人家转向。
三、立足当代中国现实，关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出的时代课题
同世界一样，当代中国也正处于深刻的大变革时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向哲学提出了新的课题。中国的哲学家应当立足当代中国现实，关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提出的哲学问题。
共产党最终的历史使命是解放无产阶级和解放全人类，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即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恩格斯终身追求的价值指向。但在一个很长时期里，人的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知识经济时代的日益临近，主体问题、人的现代化问题和人的解放问题已成为当代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热点问题。由于旧中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阶段，生产力、科学技术和教育十分落后，商品经济很不发达，资产阶级软弱，民主制度无有，资产阶级的个性解放任务没有完成。20世纪中国资产阶级哲学的一个根本缺陷是不讲个性自由，不讲主体性。冯友兰、贺麟等人讲“天人合一”都是将人合到天，天吞没了个人。从苏联传入的马克思主义也很少讲民主、自由、个性解放。由于受社会发展客观条件的制约，时至今日，封建主义残余和小生产习惯势力的影响仍广泛存在着，奴性(包括党内奴性)在相当一部分人身上依然不同程度存在着，民主主义的个性解放任务还没有完成，人的主体地位还没有完全确立。中国专制久，奴性深，不可不知，不可小视。有相当一部领导干部开口闭口上级领导和文件怎么讲，遇到问题首先想到的是从上级领导和文件那里讨主意，缺乏自主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许多理论工作者，述而不作，专做注经解经，甚至明知不妥，也在跟着说。毛泽东说得好：“被束缚的个性如不得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整个中华民族创新力的提高，都要求开展一个新的个性解放运动。这个新的个性解放运动包含着民主主义的个性解放和社会主义的个性解放双重任务。在新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十分关注人的问题，关注人的现代化和人的解放问题。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人的自由发展同样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就我国社会的现状而言，人的自由发展，人的解放，更具有现实性和紧迫性。人的自由，既是发展的手段，更是发展的目的。我们所要建立的理想社会，不仅是富强的、民主的、文明的，而且是自由的，是个性能得到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在人的研究上，我们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指导，警惕抽象人性论的复活，防止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苏联在人学研究上的教训值得我们记取。
人是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注意人的理性一面，很少顾及非理性。西方的某些学者对非理性研究甚多，可他们的多数人又走向另一极端，片面夸大非理性的作用，走向非理性主义。如叔本华、尼采的唯意志论，狄尔泰、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弗洛伊德的潜意识论。对非理性主义的批判是必要的，但由此否定非理性，不从正面去研究非理性则是错误的。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在现代化进程中，欲望、情感、意志、信仰等非理性因素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一个人的活力是由非理性因素启动的。一个人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非理性因素的正确发挥。抑制、否认非理性因素，势必把人搞得死气沉沉，形同槁木，也使社会失去活力。
人们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需要克服许多困难和障碍，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和巨大的代价。为此，需要有不屈不挠的坚强意志。中国古代哲人老子讲：“强行者有志”。尼采看到了把世界“本来如此这般”转化为“应当成为如此这般”过程中意志的决定作用[4]。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说过：“意志也者，固人生事业之先驱也。”[5]在晚 年，他仍说：“一定要锻炼意志”。[6]可以讲，古今中外，大凡有作为的政治家、军 事家、科学家，无不具有坚强的意志。惊天动地的伟业，与意志薄弱者无缘。锻炼意志 应是人生修养的重要内容之一。意志可分为个人意志和群体(民族、国家、阶级、党派 、团体等)意志。国家意志，是构成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因素。美国学者克莱因提 出的综合国力计算方程式为：综合国力 = (基本实体 + 经济实力 + 军事实力)×(战略 意图 + 国家意志)。英国学者汤普逊的方程式则为：国家实力 = (人力 + 资源)×意志 [7]。当然盲目的意志也会给个人和社会带来负面的效果，乃至灾难。唯意志论要批判 ，但不能由此忽视意志的作用。从哲学上对意志做出科学的说明具有重大价值。
总之，非理性因素引导得好，发挥得好，对人的认识和实践，对社会的发展，可以起极大的促进作用。反之，若不加以正确引导，任其无节制的放任发展，则可起极大的破坏作用。科学指导下的信仰是强大的精神动力，盲目的、反科学的信仰(迷信)则可成为极大的破坏力。受传统的影响，许多人把非理性的研究仅限于认识论领域。其实，非理 性因素对人的影响主要不是表现在认识上，而是表现在行为上、实践上。非理性问题与 其说是个认识论问题，不如说更主要是人性问题、历史观问题。总之，对非理性全面的 研究已提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议事日程上。
哲学的使命不仅在于解释世界，更重要的在于改造世界。迄今为止的哲学研究，重点在世界是什么和怎么认识，重点在本体论和认识论，而忽视了世界应是什么和怎么去做，忽视了需要论、价值论和实践论的研究，忽视了改造世界规律的研究。世界应是什么，不只是对世界的简单反映，掌握世界的规律，而且还包含着人的价值需要、审美需要等主观欲求。指导人们直接行动的实践观念(即改造世界的图样、计划、政策、步骤等)是真、善、美三者的统一。从认识客观对象的规律(理性观念)到形成改造客观对象的图样和计划(实践观念)，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其中包括对计划的可行性论证和图样的设 计监理。从形成改造对象的图样和计划到把图样和计划转化为现实(即图样和计划的对 象化)，这更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其中包括对实践过程的控制和工程监理的问题。成功 的实践不仅要符合客观规律，而且要尽可能地满足人的价值需要和审美需要，要符合实 践规律。人类追求的境界是真、善、美三者和谐的统一。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技术的 迅猛发展，人们对善和美的追求将日益强烈。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点应放在世界应 是什么和怎么做上，亦即探求如何改造世界的规律方面。
哲学的研究可分为不同层次。在重视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也不可轻视应用哲学的研究。近十多年来，文化哲学、经济哲学、发展哲学、社会哲学、政治哲学等研究都有较大的进展。哲学的通俗化、大众化和现实化，是哲学发展的重要环节，它反过来可以促进哲学的提高和发展。我们要认真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把它做得更好。
四、认真研究中国传统哲学，继承和弘扬中国哲学的精华
哲学不仅具有时代性、党派性，还具有民族性。由于生产、生活乃至自然条件、人种等不同，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各民族形成了不同特色的哲学、文化。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哲学思想博大精深，在人类哲学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本世纪初从外国传入的。代表人类最先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在中国生根、开花、结 果，必须中国化，具有中国的特色。经过毛泽东等人的努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取 得了重大成果，形成了毛泽东哲学。但应当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一个长过程 ，需要数百年。毛泽东只是做了开篇文章，更长的路程还在后面。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仅要与中国现实的实际相结合，而且还要与中国的历史实际，即与中国的哲学、历史、文化相结合。受“左”的思想的影响，在一段时间里，我们只注重了前一方面的结合，忽视了后一方面的结合，甚至将“用中国传统的优秀思想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命题视为一种右的、错误的观点并加以批判。由于我国的哲学工作者没有注意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结合，结果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基本上是照搬苏联的，缺少中国的特色。对此，毛泽东曾提出过尖锐的批评。在上世纪60年代，他在同我国哲学家谈话时说：你们搞的是洋哲学，我搞的是土哲学。毛泽东的话可谓一语中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决不仅仅是在讲哲学时引用一些中国古代哲学家的语录，决不仅仅在于形式，而主要在于实质，在于内容。中国传统哲学流派众多，博大精深。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是西方哲学的总结和概括。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对中国的哲学、历史、文化知之不多。中国哲学中有些内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较少涉及、甚至没有涉及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有责任把这些优秀成果加以总结、提炼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人生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是讲世界观、方法论，很少涉及人生观，而中国传统哲学的优点之一是注重人生问题，注重教人如何做人。哲学不仅是智慧之学，而且也是人生之学、做人之学。哲学不仅可以使人变得更加聪明，而且要教人如何做人，提高人的境界。把哲学的功能仅仅归结于提高人的境界，这显然是偏颇的。但否认或不重视哲学这方面的功能也是不对的。评价一个哲学的重要标准之一是看其培养什 么样的人。当代社会生活正把人生观、价值观的问题凸现出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应批判地吸取中国的人生哲学，不再把自己限定在世界观、方法论范围内而应包括人生观、价值观。这样的哲学更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又如在认识论方面，中国哲学很早就注意到主体性问题，孔子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荀子的“虚壹而静”；《大学》的“诚则明，明则诚，不诚无物”；邵雍的“性公而明，情偏而暗”、“任我则情，情则蔽，蔽则昏矣”等观点，十分精彩，均可改造吸取，以补充、丰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中国传统哲学一分为二，有精华，也有糟粕。中国几千的封建专制主义和小生产者的 习惯势力，根深蒂固，影响广泛而深远。在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结合过程 中要警惕中国传统文化中消极因素的渗入，防止将封建主义的东西误认为社会主义，要 重视对封建主义残余和小生产习惯势力的批判。
总之，中国传统哲学，中国的历史、文化，是一个无穷无尽的宝藏，需要我们用新的眼光、新的方法去挖掘、提炼，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将精华融入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使之在新的时代发扬光大。值得堪忧的是，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马克思主义哲学懂一点，西方哲学知道一点，而对中国自己的哲学则基本不知，或知之甚少。有些搞中国哲学的人又不热心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状况亟须改变。否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只是一句空话，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也只能停留在纸上，适合新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哲学不会产生，当然更谈不上中国哲学的世界化。
五、大胆创新，形成诸多具有鲜明个性特色的哲学体系
历史上任何有价值的哲学体系都有鲜明的个性特色，不仅因时代、民族、党派的不同 而不同，而且即使在同一时代、民族、党派的哲学也因哲学家的经历、知识结构、个性 的不同而各异。同一时代、同一民族的唯心主义或唯物主义可以有不同的体系，不同的 学派。历史上任何一个有重大影响的学说，在其发展过程中必然发生分化，因时代、环 境和作者的不同，形成不同的学派。宋朝程颢、程颐俩兄弟的哲学思想都是以“理”为 中心观念的唯心主义，但程颢倾向主观唯心主义，程颐则倾向客观唯心主义。可以讲， 学说必然发生分化，有分化必然形成学派，有学派才有发展，没有分化，没有学派，就 没有发展。这是一个规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受教条主义的束缚，在很长的时期里，马克思主义者只注意哲学的时代性、党派性，很少注意哲学的个性，更不容许有不同学派的存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园地里，只允许一种颜色的花朵开放。哲学工作者从事的是依照官方肯定的体系进行注释。哲学教科书千篇一律，八股味十足。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发展，我国哲学工作者的自主意识日益觉醒，建立具有自己个性特色哲学体系的欲望日益强烈，具有个性特色的哲学体系、哲学派别已开始显露。同样是唯物主义，可以有不同的讲法，可以有不同的色彩。同样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有不同的视角和不同的重点。可以预料，在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依归是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但它显现的形态则因哲学家不同而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的学派将得到较为自由的发展。
教条主义抹杀个性，千篇一律，扼杀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发展的生机。创造性与个性相联系。提倡创造性，就要尊重个性的自由发展。在新的世纪，我们应大力弘扬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批判精神和创新精神，鼓励标新立异，鼓励哲学家们去建立自己的具有鲜明个性特色的哲学体系。
21世纪虽不太平，但世界在进步，中国在进步，人类将在矛盾与冲突中取得比20世纪更加伟大的成就，世界和中国将变得更加美好，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将获得更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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