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遗产资源与区域旅游业发展——基于中国跨省数据的实证研究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遗产论文,中国论文,跨省论文,旅游业发展论文,区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修回日期：2007-10-19
文章编号：1000-8462(2008)03-0497-06
1 研究背景
1990年代以来，我国旅游业总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上升：1994年仅为3.5％，1999年以来一直稳定在5％左右。这表明随着居民生活水平提高，更多的消费从一般的“衣食”向更高级的“住行”转移，旅游业的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国民经济整体的增长速度，旅游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与此同时，中国旅游业在全球旅游市场中也逐渐占据了重要地位。世界旅游组织预测，到202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旅游接待国和第四大客源输出国[11]。基于旅游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全国已有24个省(区、市)将旅游业确定为支柱产业、先导产业或优势产业(吴仪，2006)。但是尽管很多地区都强调了旅游业的重要地位，旅游业在不同省区之间的发展差异仍然很大，造成差异的原因多种多样，包括旅游资源禀赋和产业发展策略的不同等等，研究造成这种区域差异的原因并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问题。
发展旅游业必然离不开一定的旅游资源，在我国旅游业得到高速发展的同时，我国的旅游资源也得到了更多开发，各旅游景点的标准和设施都不断提高。如代表我国自然风光类景点最高水平的“国家级森林公园”的数量就从1999年的309个提高到2004年的565个，增长速度惊人。“十一五”规划纲要在提到旅游业发展时就指出要“合理开发和保护旅游资源”。文化遗产资源即是旅游业发展所依托的重要旅游资源之一。但是文化遗产资源也有其一定的特殊性，即无法复制性，很多文化遗产资源的脆弱性意味着一旦其开发过度，对于该资源很可能就是一种破坏，甚至因此也破坏了当地的旅游业。因此搞清楚文化遗产资源特别是文化遗产资源的开发对于区域旅游业发展差异的影响，特别是从定量的角度进行研究，对于各地制定适合自己的旅游业发展政策具有重要意义。从政策应用上来讲，如果能够验证文化遗产资源对旅游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无疑为那些具有文化遗产资源“比较优势”的地区发展旅游业以推动地区经济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持，有利于制定相关的发展政策。
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拥有得天独厚的文化遗产资源，不仅种类齐全、数量繁多，而且分布广泛。这一条件在许多文化遗产资源虽然丰富、但分布相对集中的国家和地区来讲是不具备的。因此，研究中国的文化遗产资源与旅游业之间的因果关系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在其他外部条件相对一致的情况下，中国不同地区的遗产资源禀赋差异为从经验上验证文化遗产资源对旅游业的一般影响提供了良好的“自然实验”。
然而目前国内在这方面的相关研究非常缺乏。虽然国内学者在探讨文化遗产资源和旅游业发展的地区差异这两方面都分别进行了一些分析，但却没有进一步发掘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例如，在文化遗产与旅游资源方面，黄成林(2001)等对包括文化遗产资源在内的旅游资源的省际分布进行了分析。在旅游业发展方面，李敏和李涛(2005)采用主成分分析法研究了我国2003年度省级旅游经济之间的差异，顾江和侯祥鹏(2005)应用因子分析法对我国各省市的旅游业发展实力进行了研究，汪德根(2001)则通过构造关于旅游经济密度的指标来比较各省区旅游经济不同的发达程度。以上研究更多侧重于把文化遗产资源作为衡量一个地区旅游业发展实力的组成部分之一，而没有分析文化遗产资源对于旅游业发展的直接影响，更没有考虑到由于文化遗产资源的开发利用方式不同，对于旅游业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只有陆林和余凤龙(2005)用简单的相关性分析研究了旅游业地区差异与包括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在内的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但这种相关性分析无法为我们带来更详尽的数量关系，从而无法提出更为有效的政策建议。在影响旅游业发展因素的其他研究中，滕丽等(2004)发现收入和旅游需求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这也是我们需要考虑的因素。
本文通过选取衡量文化遗产资源不同开发水平的指标，研究了开发程度对旅游业发展的影响和不同类型的文化遗产资源对旅游业发展的不同影响，这些都是目前已有的研究所忽视的问题。
2 理论框架
我们借助市场供求分析框架来考虑地区旅游业。一个地区旅游市场的游客人数(即市场均衡数量)和旅游收入(等于市场均衡数量乘以均衡价格)取决于供给和需求。而文化遗产资源则对市场的供给和需求均有影响。
文化遗产资源对一个地区旅游需求的影响体现在它影响游客对于旅游目的地的评价：①文化遗产数量。游客到目的地旅游支付的旅行成本(交通、住宿和餐饮等)往往是比较固定的，他们希望这些固定的旅行成本能够带来更多的旅游享受，而更多数量的文化遗产集中一地产生的“规模效应”能给游客带来更大的满足。②文化遗产质量。这里既包括文化遗产本身的质量(历史价值、美学价值等)，也包括目的地以文化遗产资源为核心构建的文化氛围。但不管是影响数量还是质量，文化遗产资源对旅游需求的影响应该都是正的。进一步的，这种旅游市场需求的增加对旅游收入也将是正的影响。
影响区域旅游需求的除了当地的文化遗产资源外，还有其他因素，包括：①自然旅游资源。自然风光也是吸引游客的重要因素，当地自然旅游资源丰富也会增加旅游需求，该因素的预期影响为正。②基础设施情况。交通便利、基础设施齐全将降低旅行成本，有利于吸引到更多的游客，该因素的预期影响为正。③居民的生活水平(用于分析国内旅游)。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会带来消费结构的转换，旅游消费支出在日常消费中所占的比重将上升，该因素对国内旅游需求的预期影响为正。④对外开放程度(用于分析国际旅游)。一个地区对外开放的程度越高，对国际游客来说旅行的成本就越低，所以该因素对于国际旅游需求的预期影响为正。总之，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旅游需求函数来表示诸因素对旅游需求的影响(变量下方的符号表示预期的影响方向)：
需求：数量=f(价格，文化遗产，其他因素)
(-) (+)
除了影响需求外，文化遗产资源也影响旅游供给。文化遗产资源越丰富的地区，有吸引力的景点数量就会增加，能够接纳的游客容量越多，最终的游客人数也越多。不过，与文化遗产资源影响需求有所不同的是，文化遗产资源的供给增加在增加游客的同时降低了价格。这样一来，对旅游收入的影响就是不确定的，具体的影响结果将取决于需求的价格弹性。需求弹性越大，供给的增加就越有可能导致收入的增加。由于中国有30多个地区，旅游市场的供给者众多，因此，有理由认为单个地区的旅游需求弹性较大，供给增加应该能够增加该地区的旅游收入。
影响旅游供给的除了文化遗产资源外，也有其他因素，包括当地的旅游接待能力(如宾馆数量)等。归纳起来可以用一个旅游供给函数表示：
文化遗产数量对于游客人数(均衡数量)的影响必然为正，因为它同时增加了需求和供给。此外，如果旅游需求的价格弹性大于1，意味着某一个地区旅游供给增加所带来的游客数量增加的效应将超过价格下降的效应，文化遗产数量对于旅游收入的影响也是正的。
刚才的分析从供求两个方面讨论了文化遗产资源对于旅游业发展的影响。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考虑，即考虑文化遗产资源禀赋和开发程度各自的影响。所谓文化遗产资源禀赋，是指不同地区潜在的文化遗产资源总量，它主要取决于该地区历史文明的悠久和发达程度。而开发程度取决于对文化遗产资源的有目的的利用，包括与文化遗产资源配套的资本投入，乃至旅游营销策略和“品牌”效应等。前者主要影响旅游目的地的事后吸引力，即游客到达该目的地之后，从具体观赏文化遗产中得到的享受。后者主要影响事前吸引力，即决定游客对目的地的熟知程度，影响其出行计划。不同区域之间由于禀赋和发展政策不同，在这两个衡量维度上也会有相应的区别。这两种影响既可以通过影响需求来实现，也可以通过影响供给来实现，预期的影响均为正。
3 变量构建和计量模型
根据以上的理论框架，我们建立如下计量方程：
下标i代表不同的省区，t代表不同的年份，α，β和γ为需要估计的参数向量。其他控制变量包括自然景观、当地的基础设施水平(反映旅行费用和舒适程度)、经济发展水平和对外开放程度等②。并用年份哑变量控制由于宏观经济变化同时给各地区带来的冲击。
这里的关键是对文化遗产资源变量的构建。我们选取了四个不同的指标：一级文物藏品数量、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数量、历史文化名城数量和世界文化遗产。这些变量都能够反映文化遗产资源增加对需求(包括数量和质量)和供给的影响，但这四个变量在文化遗产资源对于旅游业发展影响的两个方面：文化遗产资源禀赋与开发程度上各有侧重。
3.1 一级文物藏品数量
文物藏品数量直接反映当地的文化遗产资源禀赋，但是无法反映当地的旅游开发程度。
3.2 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数量
仍然侧重于反映文化遗产资源禀赋(或事后吸引力)，而不是开发程度(或事前吸引力)，因为游客一般不会根据重点文物单位数量来事前确定旅游目的地。但这个指标还是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化遗产的开发程度。一方面，开发比较好的文化遗产景点容易被评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另一方面，各地方政府参评的积极性影响评比结果，而参评积极性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旅游开发带来的收益。因此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数量对于开发程度也有所反映。同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分类指标还能衡量不同种类的文化遗产对游客需求的影响。在后面的回归中，我们还将把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分为古代遗址和近现代遗址两大类来进行分析。
3.3 历史文化名城数量
该变量体现了当地整体的旅游价值，反映了文化遗产资源的开发程度(事前吸引力)。历史文化名城对于游客确定出游地点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3.4 世界文化遗产
由于世界文化遗产一般都是知名度最高的文化遗产，得到了充分的开发，这个变量更侧重反映事前的吸引力。但这个变量的缺点是样本数量太少，而且在不同区域之间的差异太大，不利于定量分析，这里我们采用哑变量的形式对它的影响进行分析。
对于旅游发展水平的指标，从国内、国际(入境)两方面研究旅游业的发展水平，分别采用了游客人数和旅游收入两类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其中，用旅行社接待国内游客人天数和旅行社营业收入来衡量国内旅游业发展水平，用旅行社接待入境游客人天数和国际旅游外汇收入衡量国际旅游业发展水平。
在控制变量的选择上，用各省区单位面积运输线路长度来衡量各地基础设施水平(旅行费用)差异，用人均GDP和外商直接投资额占GDP的比重来分别代表不同省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对外开放程度的差异。人均GDP用于解释国内旅游业的发展，外商直接投资额占GDP的比重用于解释国际旅游业的发展水平。文章还采用了各省区2003年国家森林公园的数量来代表省区自然旅游资源的差异程度(假定不同省区的自然旅游资源相对恒定)。在国内旅游的模型中，我们引入了所有的年份哑变量，以消除不同年份之间的影响；而在国际旅游的模型中，我们则主要考虑影响较大的外部冲击，我们分别引入WTO哑变量(加入WTO以后的2002和2003年为1，其他年份为0)和2003年哑变量来衡量加入WTO和“非典”疫情对我国国际旅游业造成的影响。
我们的估计方法没有采用平行数据(Panel Data)的方法。因为不随时间变化的文化遗产资源地区差异正是我们关心的解释变量，而且文化遗产资源变量本身在年度之间的变化很小，从统计的角度也不宜采用该方法。在回归方法上我们采用的是混合截面最小二乘法(pooled OLS)，并采用Robust估计方法(Huber，1964)和White校正法进行异方差修正。
4 数据来源和特征
在具体变量构建上，单位面积的运输线路长度由运输线路长度除以各省陆地面积而得；外商直接投资额占GDP的比率由各省外商直接投资额(按1美元=8.27人民币进行换算，样本区间内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基本保持不变)除以GDP而得。不同类别数据的具体来源见表1，各变量的数据长度和数据特征见表2。
从上面的数字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在旅游业的发展水平还是遗产资源禀赋上，各地区之间都存在这巨大的差异，其中旅游发展方面，旅游收入最高的地区是最低地区的几百倍以上，而文物资源最多的地区其数值也将近最低地区的100倍。可见，对这些现象进行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
5 回归结果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绝大部分用于衡量文化遗产资源影响的变量均显著为正，这表明，文化遗产资源无论是对各地区国内旅游业还是国际旅游业的发展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具体的，对于国内旅游来说，对旅游收入影响最为显著的是历史文化名城数量和世界文化遗产，在排除其他影响以后，历史文化名城数量每增加10％，国内旅游收入就增长3.3％，拥有世界文化遗产的省区平均来说旅游收入要高出31％，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数量对于国内旅游收入的影响稍小一点，一级文物藏品数量影响则很小而且不显著。在吸引国内游客数量方面，历史文化名城和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数量的影响比较显著，世界文化遗产次之，文物藏品数量的影响依然很小而且不显著(表3，表4)。
对于国际旅游来说，结果则有所不同，无论是对游客人数还是旅游收入，影响最为显著的都变成了文物藏品数量和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数量。在排除其他控制因素的影响以后，文物藏品数量每增加10％，国际游客和旅游收入分别增长3.7％和3.9％，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数量每增加10％，国际游客和旅游收入则分别增长5.3％和5.4％。历史文化名城和世界文化遗产的影响虽然为正而且在对游客的影响上有一定的显著性，但总的来说影响明显不如另外两个变量。
通过对不同类型文化遗产资源变量回归结果的考察，我们发现文化遗产资源禀赋和不同的开发程度对于国内和国际游客有着不同的吸引力。国际旅游估计方程中，侧重于反映文化遗产资源禀赋的两个变量文物藏品和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参数估计值显著高于国内旅游方程，说明国际游客相对于国内游客更看重当地的文化遗产资源禀赋。这印证了梁学成(2006)认为世界遗产开发过程中还需要注意提升该遗产的无形价值的观点。而侧重于反映文化遗产资源开发程度的两个变量历史文化名城数和世界文化遗产的参数估计值在国内旅游方程中显著高于国际旅游方程，说明对于国内游客，他们更看重文化遗产资源的开发程度。
模型中其他控制变量的参数估计值都非常显著，并且符合我们的预期。值得关注的是，国内旅行社收入与省区人均GDP之间的弹性在所有回归结果中都超过了1(我们的计算结果与孙睿君、钟笑寒利用旅行费用模型估计的结果非常接近，他们的结果是在1.1到1.25之间)，说明随着经济的增长，旅游业在国民经济中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旅游业的收入占GDP的比重会逐渐提高。基础设施的作用非常显著，在很多情况下甚至比旅游资源本身起的作用更大。对外开放程度对于国际旅游业发展作用非常显著，FDI占GDP的比重每提高1个百分点，入境旅游收入就提高将近30个百分点。自然旅游资源对于省区旅游业发展作用也十分显著。WTO哑变量的估计值为正，说明加入WTO对于国际旅游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而2003年的年份哑变量估计值为负，说明非典对国际旅游造成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
我们还考察了不同年代的文化遗产资源对于旅游业发展的影响。为了反映这种影响，我们把全部1 268个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依照其年代分为古代遗址和近现代遗址两大类进行进一步的回归分析(表5)。
结果显示，古代文化遗产资源在国内旅游模型中都在1％的水平下有显著影响，而近现代文化遗产资源的作用不显著，这个结果比较符合我们的预期，因为古代文化遗产资源能存留到现在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了其文化价值，所以也更具有旅游开发价值。古代遗产的数量每增加10％，国内游客和旅游收入就分别增加3.0％和2.6％，而近现代遗址的数量在样本年份对于国内旅游基本上还没有产生显著影响。而在国际旅游模型中，无论古代还是近现代的文化遗产资源均有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按照一般的观念，国外游客应该对反映中国文化特色的古代文化遗产资源更感兴趣，而我们的结果却不支持这种看法，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仍然有待进一步探究。
6 结论及政策建议
在分析过程中我们选用了不同变量进行回归均得到了基本一致的回归结果，说明我们的结果是稳健的。这是国内对于这一问题进行的第一次严格的计量分析。我们发现，文化遗产资源对于旅游业的发展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的，文化遗产资源禀赋和文化遗产资源的开发程度，对于地区旅游业的发展都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同时，国内和国际游客对于文化遗产资源有着不同的偏好，国内游客更偏好于开发程度较高的文物旅游资源，而国际游客则更偏好于文化遗产资源禀赋本身，所以在国内外旅游市场上应该进行有针对性的开发。在国内旅游市场上，应该立足于现有的资源进行合理规划，综合开发，提高知名度，以吸引更多的国内游客，同时还应该注意对整个地区文化遗产资源和文化环境的综合保护以扩大在国际旅游市场上的影响力。
在对文化遗产资源进行分类考察后，发现古代文化遗产资源对于国内游客吸引力显著高于近现代资源，而对于国际游客来说吸引力相当。这一方面说明古代文化遗产资源可能在质量上和开发旅游的价值上都更具有优势，也说明了我们在对近现代文化遗产资源的国内旅游开发上仍然具有很大的潜力。
我们的回归结果还发现一个省区的旅游业发展水平跟该省区的经济发展、自然旅游资源、基础设施水平和对外开放程度都有着密切关系，要全面地发展旅游业，需要合理地开发文化遗产资源和自然旅游资源，并通过加大基础设施的投入来创造良好的旅游环境。
注释：
①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承担的国家文物局课题(合同号：20050202-01)的研究成果之一。
②正如理论框架部分所述，影响供给方的其他因素还有宾馆数量。但由于这个变量具有很强的内生性，我们没有引入，而认为它的影响可以由当地经济发展程度来加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