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之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知识分子论文,边缘论文,权势论文,之二论文,近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三、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
近代中国特别是民国初年的各边缘人集团中，介于上层读书人和不识字者之间的边缘知识分子是最值得注意而迄今尚未得到足够注意者。清季教育改革、特别是科举制的废除，即是大量边缘知识分子出现的一个直接原因。在科举时代，读书人“向学”之心从少到老不疲，清代便有百岁童生的盛举。但新学堂收生则有年龄限制。起初虽不乏20岁上下的中小学生，但过30者即极少见，以后入学年龄限制更越来越小。换言之，科举制废除的当时就断绝了已成年而尚未“进学”的大量读书人成为士的可能。在新教育体制下，任何读书人到了一定年龄还未跨入知识分子阶层，就已不再有希望。从清季到今天，中国高等教育机构的容量与同时期中等教育的毕业生数量相比，一直相当微小。从这个视角看，近代教育的开放性是不及以往的。在传统的读书做官心态影响尚大（意味着大量的人要走读书之路），而高等教育机构的容量又甚小的情形之下，势必产生大量的边缘知识分子。
近代知识分子和边缘知识分子的产生几乎是同时的。当然，早期的学校和学生的程度都相差甚远，同一学校的学生有时已不可同日而语，异地异校的学生更不能一概而论。由于或主观或客观的原因，有的人继续深造，乃成为知识分子；有的人不愿或无缘长期受教，便成为边缘知识分子。同时，在近代中国的特殊语境中，有一些正在受教育过程中的知识青年，其最后是否会成为知识分子尚属未定，但又已参与社会事务的讨论，本文在技术处理上将其未受完系统教育时的言论均纳入边缘知识分子的范畴；对那些继续深造者，则将其已受完系统教育时的言论纳入知识分子的范畴。
大约从1903年起，近代知识分子和边缘知识分子的自觉意识已萌芽。那年1月《湖北学生界》杂志的创刊，就颇有些象征意义。 从该杂志的内容看，里面的“学生”显然已不是清代科举中人的谦称，而是一个开始独立的有自觉意识的社会群体。特别是该刊第二期发表的李书城写的《学生之竞争》一文，很能反映新型读书人要主动异化出“士”这一传统读书人群体的自觉意识。李氏将学生列为一个单独的社群，居于由士大夫组成的上等社会和基本不识字的下等社会之间。并明确指出上等社会已崩溃决裂而不能救国，只能“待继起者收拾之”；下等社会则因不知祖国历史地理而使爱国之心无由产生。“学生介于上等社会、下等社会之间，为过渡最不可少之人。”不但要肩负起救国重任，而且要为“下等社会之指向针”。（注：本段与下段，参看李书城：《学生之竞争》， 《湖北学生界》，二（1903年2月），《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卷一上，第452—59页。）
正像许多晚清士人反清是认为清廷不能救国一样，新兴的学生社群之所以要主动从士大夫中异化出来，也是因为他们认为士大夫也不能承担救国的使命。李书城不仅强调“重哉学生之位置”，而且提出学生应先注目于“内界之竞争”：一是“权利之争”，即争参政议政之权利；二是“势力之争”，要争在国是上的影响力。
1903年，杨笃生撰《新湖南》，专对湖南“中等社会”说法，也认为中等社会诸人是“下等社会之所托命而上等社会之替人也”，其责任正在“提挈下等社会以矫正上等社会”及“破坏上等社会以卵翼下等社会”。同时，他又暗示这“中等社会”实指“湖南之青年军”，可知多半是针对学生社群而言。（注：杨笃生：《新湖南》（1903），《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卷一下，第615页。 ）留美学生许肇南就主张一国命脉在中等社会。胡适有诗记许氏的观念说：“诸公肉食等狐鼠，吾曹少年国之主。……愿集志力相夹辅，誓为宗国去陈腐。”（注：胡适日记（本文所用为亚东图书馆1939年版的《藏晖室札记》，以下只注年月日），1914年8月14日。 ）留日学生张继也强调：“学生为一国之原动力，为文明进化之母。以举国无人之今日，尤不得不服于学生诸君，而东京之留学生尤为举国学生之表率。”（注：自然生（张继）：《读“严拿留学生密谕”有愤》，《苏报》（1903），《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卷一下，第685页。）
当然，这里的学生，主要还是指学问的载体。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也可看作尚未成为“大夫”的“士”要与“大夫”决裂之意，隐约可见道统与治统分离所造成的困惑。其基本的出发点虽然仍是士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精神，却并不认同于传统的士；既不以士自居，也不自诩为道统的载体。留学生当然不全是边缘知识分子，许多已进入真正的“中等社会”；但同在中等社会之中，肉食的“诸公”与“吾曹少年”显然是两个社群，而后者也已将前者视为“陈腐”，要誓为宗国去之。这些言论处处呈现一种过渡与萌芽的特征，但独立与疏离的倾向是明显的。
新学堂中人的独立身份认同逐渐得到社会的认可，不久即成为时代的共识。杨荫杭回忆说：“清季学堂初开，凡称学界中人者，自成一阶级，”民间则呼为“吃学堂饭者”。（注：杨荫杭：《老圃遗文辑》（原刊1922年2月28日《申报》），第532页。）随着“学界中人”数量的增加，渐渐分化出老师和学生两个独立的社群；前引章太炎所述“自教育界发起智识阶级名称以后，隐然有城市乡村之分”一语，或者即是两者分开的一个表征。盖“智识阶级”这一名称的兴起，显然有与“学生”区分的隐义。很可能正因为“学生”这一身份名称原先更多是代表尚处产生过程中的“智识阶级”（或今日常用的“知识分子”）以区分于“旧”读书人，后来却仅指今日意义的在校念书者，才导致“智识阶级”的这一名称出现。
而“智识阶级”或“知识分子”是否包括数量渐增的学生，也越来越成为一个问题。过去有些学者不免将其放得甚宽，如周策纵先生不仅将五四前后的初高中学生纳入知识分子的范围，而且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旅欧华工中的识字者也归入知识分子社群。
美国学者朱丹（DonalJordan）则将20年代的中学生列入“上层精英”（elite）之中。（注：Chow Tse － tsung,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Cambridge,Mass,1960,PP.9,38:DonaldJordan,The Northern Expedition:Chinese National Revolution of 1926－1928,Honolulu,1976,PP.17－18.）这样的分类， 不论以中西当时和现在的标准，恐怕都有些勉强。但这些学者之所以不得不如此，既从一个侧面凸显了边缘知识分子这一社群在近代中国的重要性，也说明这一社群在身份认同上的模糊。对这样一种社群的界说，传统中国的土农工商既不适用，近代西方的社会分类标准也觉勉强，倒不如明确其为边缘知识分子。
近代以还，由于上升性社会变动的途径多在城市，边缘知识分子自然不愿认同于乡村；但其在城市谋生甚难，又无法认同于城市，故其对城乡分离的情势感触最深。他们不中不西，不新不旧；中学、西学、新学、旧学的训练都不够系统，但又粗通文墨，能读报纸；因科举的废除已不能居乡村走耕读仕进之路，在城市又缺乏“上进”甚至谋生的本领；既不能为桐城之文、同光之诗而为遗老所容纳，又不会做“八行书”以进入衙门或做漂亮骈文以为军阀起草通电，更无资本和学力去修习西人的“蟹行文字”从而进入留学精英群体。他们身处新的城市与衰落的乡村以及精英与大众之间，两头不沾边也两头都不能认同——实际上当然希望认同于城市和精英一边而不太为其所接受。
这样的尴尬困境早在清季兴学堂时已可见到。后来参加自立军起事的湖南学生林圭留下了一些他将入时务学堂前几个月的文字，颇能体现那时边缘少年读书人感觉事事不如意的心态。他在论中西医之别时比较中西人的生活，认为中人“劳顿一生，无日不在忧患；欲行一事，未见有畅行无阻者。故郁字之病甚，至有极郁而不顾风寒温热之内外交攻，伤生多矣！无郁则脑舒，郁则脑伤。……郁病不除，则脑不灵；脑不灵，则体魄虽存，以[已]成废物。”这里对中人生活的描述，未必就会为那时一般中国人所接受，倒最能体现那些尚处边缘的少年读书人在“倾念身世，将何处从”这一内外交困大环境下“浮沉人世，积郁难消；名不能成，身无以立”的心态。（注：本段与下两段，参见林圭致黄奕叟（三信），约光绪23年岁末、光绪24年3月28日、光绪24年6月25日，《湖南历史资料》，1981年第1辑，第35—38页。）
此时林圭尚不知能否进入时务学堂，他那种上下求索的烦恼焦虑在一封给家乡的老师谈读书的信中表述得特别清晰：林氏承认，读书不能“耐烦”是他近来“大病”。他在家乡本治史论，但觉得“功已不及”，遂“弃难从易，故又作词章。计稍暇，即翻阅书籍，寻源溯流，摩词揣意。”然而词章似乎也难速成，回顾原来下了工夫的“古业”，不免“又爽然若失”。后来“有友从旁晓之者，谓词章不佳，非徒无益，且有害焉；不如专攻文艺，进取犹易耳。”于是他又决意“废前功而专此道，每日读四子”。他自己总结，“凡此皆不能耐烦之病”。盖先有“求速之心”在，结果“功愈急心愈纷，似有大气团格于胸，乱突于上下，怦怦然，终日不能一得也。”
甲午后国势日亟，读书人皆急欲用世救世。而丁酉戊戌年间湖南学政江标和巡抚陈宝箴正从事教学内容与考试科目的改革，学子都有个因应的过程。林圭从史论到词章再到文艺，在短时间内几次“弃难从易”，凸显出一股强烈的“求速之心”。正如他自己那时所感叹的：“嗟夫！盛时不再，尘海难濡。欲肆志新学，堂奥苦深；欲静守天命，生涯无藉。”他考入时务学堂后，面对的即将是“堂奥苦深”的新学，仍难速达。故即使没有戊戌的政变，像他那样的少年读书人恐怕也难读毕业，终会因这样那样的机缘投身实际政治。
林圭留下的文字生动地再现了早期边缘知识青年的困境及其迫切的心态，类似的状况到民国后越来越明显。生于1902年的另一位湖南革命家黄克诚，家境贫寒，19岁以前没穿过棉衣，但被选中为家族共同负担的读书人。他不负众望，每次考试都得第一名。到考入省立第三师范后，却因那里“看重英文和数理化”，原“所熟悉的古文”不受重视而“逐渐产生了自卑感”。新学的“堂奥苦深”对他产生的心理压力是明显的，再加上国家的内外交困局面日甚，黄克诚对学业的兴趣渐淡，转而“深入地探索国家、民族、社会、阶级等问题”。阅读各种报刊后，他认识到“不光是我一个人苦于无出路，整个中华民族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于是“由过去为个人寻找出路变为立志为国家、民族、社会寻找出路”。在参加了国共合作时的国民党后，“思想上似乎有了寄托，一扫过去那种苦闷消沉的精神状态”。最后因感觉三民主义“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社会诸问题”，进而“在国际的各种思潮之中选定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注：黄克诚：《黄克诚回记录（上）》，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1—19页。）
从林圭到黄克诚的事例可以看出，边缘知识分子对社会承认的期望不比任何社群差，但他们却无法像鲁迅那样有固定收入可以抄碑帖排遣意绪，也不能像胡适那样可以在大学获取有面子的高薪教职。与鲁、胡一样，他们每日目睹中国在西潮冲击下的败落；与鲁、胡不同，他们同时看见自己生涯的无望。这样的双重失意惆怅，使边缘知识分子比别人多一层烦恼焦虑，因而也就更迫切需要寄托于一种较高远的理想，以成为社会上某种更大的事业的一部分。即使生活改善不多，到底是为一种更大更高的目标而生存、而奋斗。所以他们对社会政治等的参与感和实际的参与都要比其他许多社会群体更强。
作为一个群体，边缘知识分子实继承了“学生”社群初起时的“中间”或“过渡”特征。由于他们不论身心都徘徊在城乡和精英与大众之间，其在一定程度上也就起到了联系和沟通城乡及精英与大众的功用。所谓边缘，本是双向的，即一脚踏在知识分子一边，一脚踏在不能读写的大众一边。这样一种两可的特性使其有时恰更容易被双方接受。知识分子可见其知识的一面，大众则见其通俗的一面。
近代中国既然是走在所谓现代化的路上，其大方向总的来说是在向西走。而知识精英的西向程度是远超过大众的。钱穆就从义和团事件中看出上层知识分子与大众在民族主义方面的疏离，他说：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天天把自己从西方学到的许多对中国民众并非切肤之痛的思想和理论来无条件地向他们炫耀夸扬。外国的件件对，中国的件件不对。”实际上，民族主义情绪更强的一般民众，对此“是会发生很大反感的”。（注：钱穆：《中国思想史》，香港新亚书院1962年版，第177页。）这里面的关系当然还更复杂。知识精英所表现出的民族主义情绪，或者不是那么强烈，但其内心深处实际的民族主义关怀，实不稍让于大众。但一般民众认知中的知识精英，当然只能来自其表现出来的部分。钱氏观察到的现象确实存在。
胡适还是一个边缘知识分子时，虽然自己一直在下大功夫学英文，却也在《竞业旬报》里鼓励世人要“使祖国文字，一天光明一天。不要卑鄙下贱去学几句爱皮细底，便稀奇得了不得。那还算是人么？”（注：铁儿（胡适）：《爱国》，《竞业旬报》第34期。原报承翁飞、杨天宏先生代复印，特此致谢。）可知当时学了几句ABCD，确实可以“稀奇得了不得”。这里流露出的对那些能说ABCD者既羡慕又怨恨的边缘知识分子心态，是非常传神的。胡适后来成了知识精英，心态为之一变。也曾用“几句爱皮细底”去“威慑”章太炎那样的国学家。但近代多数没能学会“蟹行文字”的边缘知识分子，确实是在追逐西潮的同时对西化精英有某种不舒服的感觉。而西化知识精英与一般民众之间的疏离，显然还更宽。这对非常认同“与一般人生出交涉”这一取向，并将其视为“中国文学革命的预言”（注：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第 164—65页。）的新文化诸贤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诡论性的结局。其原因，恰蕴涵在文学革命自身之中。
近代士人讲开通民智，以白话文来教育大众早已不断有人在提倡，陈独秀和胡适都曾身与清末的白话文活动。但是，晚清和民初两次白话文运动，也有很大的区别。胡适说，前者的最大缺点是把社会分化两部分：“一边是应该用白话的‘他们’，一边是应该做古文古诗的‘我们’。我们不妨仍旧吃肉，但他们下等社会不配吃肉，只好抛块骨头给他们去吃罢。”余英时先生以为，胡适答案中关于“我们”和“他们”的分别，“恐怕也包括了他自己早年的心理经验”。但胡适“在美国受了七年的民主洗礼之后，至少在理智的层面上已改变了‘我们’士大夫轻视‘他们’老百姓的传统心理。”（注：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第192页；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 收在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联经出版公司1990年修订版，第1 册，第26—27页。）余先生这里强调的“理智的层面”是一个关键。在意识的层面，胡适的确想要借“国语的文学”这一建设性的革命达到合“他们”与“我们”而熔铸中国之“全国人民”的目的。但其潜意识仍不脱“我们”的士大夫意识；他要为“国人导师”的自定位决定了他最多不过做到变轻视“他们”为重视“他们”（没有做到当然不等于不想做到）。关键在于，一旦“与一般人生出交涉”成为宗旨，什么是活文学便不是胡适等所能凭一己之爱好而定，而实应由“一般人”来定。面向大众成了目标之后，听众而不是知识精英就成了裁判。在胡适等人的内心深处，大约并未将此裁判的社会角色让出。胡适关于历代活文学即新的文学形式总是先由老百姓变，然后由士人来加以改造确认即是保留裁判角色的典型表述。
这就造成了文学革命诸人难以自拔的困境：既要面向大众，又不想追随大众，更要指导大众。梅光迪、任鸿隽、林纾都在不同程度上意识到这一点。梅氏以为，如用白话，“则村农伧父皆是诗人”。任鸿隽有同感，他在给胡适的信中说，“假定足下文学革命成功，将令吾国作诗者皆京调高腔。”而林纾则对“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这种潜在可能性深以为戒。（注：胡适日记，1916年7月22日，24日； 林纾：《致蔡元培函》，收入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 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74页。）
在这一点，“旧派”比“新派”更具自我完善性。传统士大夫的社会角色本来就是一身而兼楷模与裁判的，分配给大众的社会角色是追随；追随得是否对，仍由士大夫裁定。两造的区分简明，功能清晰。但对民初的知识分子——特别是有意面向大众的知识分子——来说，事情就不那么简单了。所有这些士大夫的功能，现代知识分子似乎都不准备放弃；而他们同时却又以面向大众为宗旨。这里面多少有些矛盾。关键在于大众如果真的“觉醒”，自己要当裁判时，知识分子怎样因应。假如稗贩不再是“可用为教授”，而竟然“思出其位”，主动就要作教授，那又怎么办？林纾已虑及此，新文化人却还没来得及思考这一问题。
过去研究文学革命，虽然都指出其各种不足，但一般尚承认其在推广白话文即在试图“与一般人生出交涉”方面的努力和成功。其实恰恰在这一点上，文学革命只取得了部分的成功。胡适自称，“在短短的数年之内，那些[白话]长短篇小说已经被正式接受了。”（注：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第164页。）实际上， 最接近“引车卖浆者流”的读者反而在相当时期并不十分欣赏白话文学作品，张恨水就同样用古文写小说而能在新文化运动之后广泛流行，而且张氏写的恰是面向下层的通俗小说。这很能说明文学革命在白话方面的“成功”其实还应做进一步的分析。如果从销售的数量言，二三十年代文言小说恐怕不在白话小说之下。美国学者林培瑞已作了很大努力去证实读文言小说的那些人就是以上海为中心的“鸳鸯蝴蝶派”早已生出交涉的“一般人”。（注：Perry Link Mandarin Ducks and Btterflies:Popular urban Fiction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a,Berkeley and Los Angeles,1980.）
不过，文言小说在相当时期里的风行虽然可用统计数字证明，文学革命者许多人自己的确没有认识到，恐怕也不会承认，他们在“与一般人生出交涉”方面竟然成功有限。很简单，他们自己的文学作品也确实很能卖，同样是不断地再版。这就提出一个新的问题，文学革命者们到底与什么样的“一般人”生出了交涉呢？或者说，究竟是谁在读文学革命者的作品呢？后来的事实表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接受白话小说者只是特定的一部分人。他们中许多是从林译文言小说的读者群中转过来的，有的更成了后来的作者（如巴金）。另一些大约也基本是向往新潮流或走向“上层社会”的知识青年。鲁迅当然也曾见过以带着体温的铜元来买新小说的电车售票员，但他似乎也就只见到那一个。
但鲁迅毕竟比一般新文化人要深刻。他其实已认识到“民众要看皇帝何在，太妃安否”，向他们讲什么现代常识，“岂非悖谬”。正如汤茂如在1926年所说，“梁启超是一个学者，梅兰芳不过是一个戏子。然而梁启超所到的地方，只能受极少数的知识阶级的欢迎；梅兰芳所到的地方，却能受社会上一般人的欢迎。”所以鲁迅干脆主张“从智识阶级一面先行设法，民众俟将来再说。”（注：鲁迅致徐炳昶，1925年3 月29日，《鲁迅全集》，第3卷，第24—25页； 汤茂如：《平民教育运动之使命》，《晨报副刊》，1927年1月25日。）
孔子说，我欲仁而斯仁至。从接收者一面看，那些关心“皇帝太妃”也欢迎梅兰芳的“一般人”，因其本不向往新潮流，也就不怎么感受到文学革命的“冲击”，自然也就谈不上什么“反应”了。可以说，原有意面向“引车卖浆者流”的白话小说只在上层精英知识分子和追随他们的边缘知识分子中流传，而原被认为是为上层精英分子说法的古文却在更低层但有阅读能力的大众中风行，这个极具诡论意味的社会现象说明胡适提出的“白话是活文学而文言是死文学”的思想观念其实是不十分站得住脚的。
这就揭示了胡适等人在有意识的一面虽然想的是大众，在无意识的一面却充满精英的关怀。文学革命实际上是一场精英气十足的上层革命，故其效应也正在精英分子和想上升到精英的人中间。新文化运动领导人在向着“与一般人生出交涉”这个取向发展的同时，已伏下与许多“一般人”疏离的趋向。这个现象在新文化运动时已隐然可见了。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对于民国初年那些介于上层读书人和不识字者之间、但又想上升到精英层次的边缘知识分子来说，以白话文运动为核心的文学革命无疑适应了他们的需要。陈独秀当时就已指出：“中国近来产业发达，人口集中，白话文完全是应这个需要而发生而存在的。适之等若在三十年前提倡白话文，只需章行严一篇文章便驳得烟消灰灭。”（注：转引自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第25页。）若仔细观察，陈独秀所说的白话文的社会背景，实际上就是那些向往变成精英的城镇边缘知识分子或知识青年。
自己也从基层奋斗到上层的胡适非常理解这种希望得到社会承认的心态。他在后来写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的“导言”中说：“小孩子学一种文字，是为他们长大时用的；他们若知道社会的‘上等人’全瞧不起那种文字，全不用那种文学来著书立说，也不用那种文字来求功名富贵，他们决不肯去学，他们学了就永远走不进‘上等’社会了！”（注：收在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39页。）
象孔子一样，胡适希望能够向学的人都有走进上等社会的机会，所以他特别注重教育与社会需求的关联。他刚从美国回来时就注意到：“如今中学堂毕业的人才，高又高不得，低又低不得，竟成了一种无能的游民。这都由于学校里所教的功课，和社会上的需要毫无关涉。”（注：胡适：《归国杂感》，《胡适文存》，上海亚东图书馆1920年版，卷四，第10页。）且不管胡适所说的原因是否对，他的确抓住了城市社会对此类中学生的需要有限这个关键。高低都不合适，正是边缘知识分子两难窘境的鲜明写照。
这些人的确最支持白话文运动。正如胡适所说，文学革命能很容易就取得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白话文本身的简捷和易于教授”。他更明确指出，文学革命就是要把“大众所酷好的小说，升高到它们在中国活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小说的地位升高，看小说的“大众”的地位当然也跟着升高。胡适并有意识地“告诉青年朋友们，说他们早已掌握了国语，这国语简单到不用教就可学会的程度。”因为“白话文是有文法的，但是这文法却简单、有理智而合乎逻辑，根本不受一般文学转弯抹角的限制”，完全“可以无师自通”。简言之，“学习白话文就根本不需要什么进学校拜老师的。”实际上，“我们只要有勇气，我们就可以使用它了。”（注：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第166、229、163页。应该指出，胡适的“最重要”是数个并列，而不是通常的唯一“最”。）
这等于就是说，一个人只要会写字并且胆子大就能作文。这些边缘知识分子在穷愁潦倒之际忽闻有人提倡上流人也要做那白话文，恰是他们可以有能力与新旧上层精英竞争者。转眼之间不降丝毫自尊就可跃居“上流”，得来全不费工夫，怎么会不欢欣鼓舞而全力支持拥护！到五四运动起，小报小刊陡增，其作者和读者大致都是这一社会阶层的人。从社会学的层面看，新报刊不也就是就业机会吗？他们实际上是自己给自己创造出“社会的需要”。
据邓广铭先生回忆，1923—1927年间他在济南山东第一师范念书时，参加了“书报介绍社”。该团体“主要是售书，但出售的都是新文化方面的书，如北边的新潮社、北新书局、未名社，南方的创造社、光华书局的书，我们都买。我自己每天或隔一天利用业余时间在校门口卖书两点钟。”这就是“新文学”的读者群。邓先生也因此“对北大特别崇拜，特别向往”，最后终于辗转考入北大念书，但这些趋新边缘知识青年中未能考上大学的当大有人在。（注：邓广铭：《我与胡适》，收在耿云志主编：《胡适研究丛刊》，第1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年版，第213页。）白话文运动对这些人有多么要紧， 而他们的支持拥护会有多么积极，都可以不言而喻了。
胡适的主张既然适应了民国初年社会变动产生的这一大批边缘知识分子的需要，更因为反对支持的两边都热烈参与投入，其能够一呼百应（反对也是应），不胫而走，就不足为奇了。而且，胡适写文章是有心栽花。他“抱定一个宗旨，做文字必须要叫人懂得，”为此而改了又改，就是“要为读者着想”。胡适关怀的不止是他自己是否懂，而且是“要读者跟我的思虑走。”这样努力使自己的文章“明白清楚”的结果是“浅显”，而浅显又适应了边缘知识青年的需要。同时，他作文既然不是“只管自己的思想去写”，而是“处处为读者着想”，有时或不免因为想象中的读者的缘故要收束或张大“自己的思想”，这或者使胡适所表述的未必总是完全代表他的本意（应至少代表了大意）。但这样与一般作者不同的一心一意从读者角度出发的苦心，在民初思想接收者渐居主动地位时，就给胡适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正面回馈。（注：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23、240、66页；唐德刚：《胡适杂忆》，华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70页；胡适：《四十自述》，上海书店影印亚东图书馆1939年版，第123页。）
的确，正是向往“上层”的边缘知识分子才是西向知识精英的真正读者听众和追随者。蔡和森在1920年夏天就观察到：他“所见高明一点的青年多带一点中产阶级的眼光和国家的色彩”。（注：蔡和森并不认同于这些青年，他“将拟一种明确的提议书，注重‘无产阶级专政’与‘国际色彩’两点”。参蔡和森致毛泽东，1920年8月13日， 《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1页。）
蔡氏当时正在法国勤工俭学，他所见的“高明一点的青年”，大致不出边缘知识分子范畴。这些人“多带有中产阶级眼光”这一点很值得注意，此时与清季的社会构成已很不相同，而各社群的自我定位尤与前相异，边缘知识青年这时已未必自视为“中产阶级”（这一点遍观《新民学会资料》中的通信随处可见）；正由于其有意追随精英，所以才“思出其位”，具有与其实际地位不那么相当的“眼光”。
文学革命无疑给边缘知识分子提供了方向和出路。当他们从茫然走向自觉时，也必定要想发挥更大主动的作用。作为西向知识精英的真正追随者，向往“上层”的边缘知识分子在知识精英面前代大众而为一种想象的听众；而他们在大众面前有时又代精英执行士的社会领导作用，并将其所接收的再传布给大众。这样的中介功用至少部分弥合两者的疏离，但有时也可能造成双方虚幻的接近感。
边缘知识分子在对大众立言之时，其口号仍基本是从知识精英那里传承来的西向口号，这是近代中国全社会或多或少都有尊西倾向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边缘知识分子也有自己的思想，故在沟通双方时有意无意间将自己的愿望和观念转移到两边身上。更因其中介功用的不可或缺，结果不但影响双方，更有因替代而成真的情形。钱穆观察到的精英往西走而大众民族主义情绪尚强的现象，部分也有边缘知青的作用。盖西化口号下所包含的实际内容，经边缘知青转手后，到一般民众那里已大为淡薄。如果说近代中国人表露出民族主义情绪有一个自下而上逐渐淡化的现象，可以说其西化倾向也有一个自上而下的淡化过程。这里面边缘知识分子的中介作用是有特殊意义的。
而且，正因为边缘知识分子掌握的中西学均有限，反容易自以为“已学通”而行动更大胆活泼。他们的行动能力的确是超过知识精英。林白水在1903年说：“你看汉高祖、明太祖是不是读书人做的？关老爷、张飞是不是书呆子做的？可见我们不读书的这辈英雄，倘然一天明白起来，着实利[厉]害可怕得很。”不过，林氏马上又指出：“书虽然来不及去读，报却是天天要看的。”（注：林懈：《中国白话报·发刊词》，1903年12月19日，《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 卷一下， 第605页。清初的曾静说，以前的皇帝都让世路上的英雄做了， 其实皇帝合该我儒生做。与林的认知恰相反。）这透露出林氏所针对的，正是那些不太算得上“读书人”，却又还能看报者。正因为边缘知识分子胆大肯干，一般民众渐得出他们在“干”而知识精英只会“说”的认知。
这样，中国传统中的反智倾向也得到某种程度的“现代复兴”。梁启超在《新民说》中已点名攻击读书人说：“谓其导民以知识耶？吾见读书人多而国民愚也。谓其诲民以道德耶？吾见读书人多而俗日偷也。”这些人“事无廉耻而嗜饮食，读书人实一种寄生虫也。在民为蠹，在国为蝥。”（注：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第89－90页。）
梁氏的观念很得林白水的同感，林氏也指出：“我们中国最早不中用的是读书人。那般读书人，不要说没有宗旨、没有才干、没有学问，就是宗旨、才干、学问件件都好，也不过嘴里头说一两句空话，笔底下写一两篇空文，还能够干什么大事呢？”他特别指出，以前的读书人也还是有用的，“但是现在的读书人比不得从前”，林氏本有替国民立说之志，他在1904年写的《国民及其意见》中说：“你道这意见是我一个人的意见么？大家是国民，便大家都有这一番的意见，我白话道人不过替你们大家发表发表罢了。”以前的士人是代圣人立言，现在林氏要代国民立言。立场一移，他就理直气壮地代国民断言说：“现在中国的读书人没有什么可望了。”（注：林懈：《发刊词》、《国民意见书》（1904年），《中国白话报》，《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卷一下，第603—605页、894页。）
到1915年北京政府被迫接受日本“二十一条”的大部后，梁启超重申他对中国读书人的谴责说：“今日国事败坏之大原”，即种因于士大夫之恶劣。因为蠹国之官僚、病国之党人，皆士大夫也。“劝老百姓爱国者，士大夫也；而视国家之危难漠然无动与中者，即此士大夫也；利用老百姓之爱国以自为进身之径谋食资者，亦即此士大夫也。”不过梁仍主要是自责，他还是认为“一国之命运，其枢纽全系于士大夫。”所以，“欲国耻之一洒，其在我辈之自新。我辈革面，然后国事有所寄。”（注：梁启超：《痛定罪言》，《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三，第1－9页。）这已是民国初年，梁启超仍存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士大夫观念，但他所说的“士大夫”，在社会学意义上已不存在，只能是“读书人”的同义词而已。
又几年后，杨荫杭说：“魏何晏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宋王安石囚首丧面而谈诗书，二者皆失也。中国旧学家，以囚首丧面者为多；今之欧美留学生，以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者为多”。所谓“凡诚于中者，必形于外。行步顾影之留学生，有如花鸟，仅可以供观赏家之陈设。囚首丧面之老学究，有如骨董，仅可以供考古者之研究。其不切于实用则一也。 ”（注：杨荫杭：《老圃遗文辑》（原刊1921年11月1日《申报》），第458页。）这是林白水读书人无用论的发展， 既然新旧学者都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读书人与社会的脱节就得到进一步的强调。
在清季民初的新旧之争中，当新旧精英的任意一方稳坐主流或保持控制时，另一方便无多少号召力；当新旧任意一方的观念学说能够得到广泛的常规传播时，另一方也没有多少号召力。但如果一统局面被打破而任何一方尚未取得完全控制的形势时，多少受过一些教育的边缘知识分子就可以向任何更具吸引力的一方倾斜。由于既存的旧体制实不能给边缘知识分子一席地，旧派当下也确实提不出多少救亡图存的办法，而“新”的不可知性使其提供的未来至少有可能是光明（包括个人的和国家的），则边缘知识分子趋新的一面，几乎是自然而然的。更因边缘知识分子的量大，并能逐渐对自己这一社群的潜力有所认识，新胜旧在社会层面几乎已成定局。由于追随者在新旧之争的胜负中扮演着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其地位就不同寻常了。
而且，“旧学家”本欲与大众有所距离，故其对缺乏追随者或有一定程度的心理准备。对非常认同“与一般人生出交涉”这一取向的新文化诸贤来说，与大众的疏离却不能不说是一个诡论性的结局。现代知识精英既然连与大众沟通都困难，自难以充分填补因士的来源中绝而出现的社会领导空缺，而胆大肯干的边缘知识分子反能部分取代知识精英以填补此社会领导地位的空缺。如果把民初新战胜旧这一现象看成一座冰山，则其水面之下隐伏着远更宽广的社会变迁。换言之，思想方面新旧之争的表面胜负之下实隐伏着更深层次的社会权势转移。
少年“暴得大名”的胡适在1918年写的一篇文章中，以上海大舞台为“中国的一个绝妙的缩本模型”，指出在台上支撑场面的“没有一个不是二十年前的旧古董！”古董而且旧，其过时自不待言。据胡适在那时的看法，这是因为中国“时势变得太快，生者偶一不上劲，就要落后赶不上了。”（注：胡适：《归国杂感》，《胡适文存》，卷四， 第2页；胡适致高一涵等（稿），1919年10月8日，《胡适来往书信选》， 中华书局1979年版，上册，第72页。）的确，民初中国思想界的激进化真是一日千里，从新变旧有时不过是几年甚至几个月之事。胡适曾以龚自珍的“但开风气不为师”与章士钊共勉，因为他们“同是曾开风气人”。但各种“曾开风气人”又大都在开风气之后不久就被其追随者视为保守而“落伍”，不过梁启超和章士钊的落伍又有所不同。
以温和著称的胡适自谓他少年时“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曾是梁的追随者。但他又遗憾地指出：“有时候，我们跟他走到一点上，还想望前走，他倒打住了，或是换了方向走了；在这种时候，我们不免感觉一点失望。”不过，胡适也不否认梁启超“这几年颇能努力跟着一班少年人向前跑。他的脚力也许有时差跌，但他的兴致是可爱的。”梁所跟着跑的“少年”，正是胡适等人，当然可爱。章则不然，他不但不跟着少年跑，而且攻击梁说，“梁任公献媚小生，从风而靡，天下病之。”所以胡适说章甘心落伍而不甘心落魄，不得不站到反对的一边去作首领。（注：本段与下段，参见胡适：《四十自述》，第100页； 《老章又反叛了》，《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第164—68页；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台北文海影印1936年增订版，第354页。）
其实，梁的落伍，部分也因为他并不仅仅是跟着跑。钱基博说，胡适归国，“都讲京师，倡为白话文，风靡一时。”梁启超“乐引其说以自张，加润泽焉。诸少年躁曰：‘梁任公跟着我们跑也’。”但“梁出其所学，亦时有不‘跟着少年跑’而思调节其横流者。”一个人是否落伍即在于是否“跟着少年人跑”，颇能揭示那时的时代风尚。具有诡论意味的是，在这样的时代，要想“调节其横流”，必先“跟着少年跑”；如果不“跟着少年跑”，也根本就无法“调节其横流”。但若“调节其横流”的苦心超过了“跟着少年跑”的努力，仍要落伍。
近代中国不论思想社会，总之都呈正统衰落、边缘上升的大趋势。社会变迁既是思想演变的造因，也受思想演变的影响。西潮冲击之下的中国士人，由于对文化竞争的认识不足，沿着西学为用的方向走上了中学不能为体的不归路。自身文化立足点的失落造成中国人心态的剧变，从自认居世界文化的中心到承认中国文化野蛮，退居世界文化的边缘。结果，从思想界到整个社会都形成一股尊西崇新的大潮，可称作新的崇拜。（注：参见本书《新的崇拜：西潮冲击下近代中国思想权势的转移》。）一般而言，所谓过时、落伍，即立说者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解决时代的问题。但在正统已衰落、边缘正兴起的民初中国，这很可能更多意味着别的意思。
崇新自然重少。从逻辑上言，中国传统既然黑暗，则越年轻当然受害越少也越纯洁，故少年才代表着中国的未来和希望。所以鲁迅宁愿自己来肩负那“黑暗的闸门”，让青年少读或不读中国书；而钱玄同更主张将40岁以上的人全杀掉；他们无非都是眼盯着那较纯洁的年轻一辈。在此重少的流风覆盖下，出现听众的拥护与否决定立说者的地位、上层知识分子反向边缘知识分子靠拢这样一种特殊的社会权势再转移。
新文化运动之所以能不胫而走、风行全国城镇区域，形成时代的“潢潦”，有一个思想以外的根本社会原因，即大批知识青年的追随。胡适的“暴得大名”，本来是因部分适应了新兴的边缘知识“少年”的需要。后来胡适也自觉不自觉地一直“跟着少年跑”，但他终因不时“思调节其横流”，结果仍未跳出“暴起一时，小成即堕”的循环规律之中，不久也重蹈梁启超的复辙。
不过几年后的北代之时，年仅35岁的胡适自己也被视为新文化运动的“老少年”，已“中止其努力”了。少年而老，其“落伍”的象征是明显的。新文化运动的追随者责备胡适一辈说：“这些老少年们还没有做完他们前驱的工作，还没有把一班人带上了新时代的坦途上，他们便撒手不管了。”其想法思路与胡适当年责备梁启超未尽带路之责如出一辙，而新一代人也象胡适一代一样，没有人带仍要走自己的路。既然带路者已不再前进，新一代便明确宣布：“新时代……这个责任便担承在我们青年人的两个肩膀上边。”（注：梁叔莹：《思想上的新时代》，《晨报副刊》，1927年2月14日。 ）其认带路者已落伍而要疏离于他们的倾向是显而易见的。追随者既离异，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胡适的确是落伍了。
有意思的是，梁、胡等人对自己的“过时”都有所认知，梁启超在一战后由政治活动而转入思想学术，既是有感于北洋政府对他的冷漠，也未尝没有因看见青年纷纷转入新文化运动麾下而思“争夺”之意。可惜在听众决定立说者地位的时代，一个“落伍”者的此类努力通常都难以成功。北伐时梁已承认青年中同情共产学说的“百分中居九十九”，他也只能挽回一个算一个了。（注：参见毛以亨：《一代新锐梁任公》，台北河洛出版社1979年版，第120页、132页；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1130－1131页。）胡适自己对青年一辈的离异同样深有所知，他在1936年给周作人的信中说：“我在这十年中，明白承认青年人多数不站在我这一边。”（注：胡适致周作人：1936年1月9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297页。）
在某种程度上，能有较长远的政治思虑，也是社会分工上已不再为四民之首，而在思想上多少还能为社会指方向的民初知识分子存在的一项主要社会价值。故在民初北洋时期，才有些自以为是社会中坚、却因道治二统的分离而独善其身的“好人”出来努力影响政治，甚至有组织“好人政府”的想法。这正是重心已失，却还有些余勇可贾的时候。“好人”之必须“出”，实即其已不再居于社会中心的直接表征。“好人政治”的失败本身进一步表明这些“好人”也不能象传统的士那样作政治的重心。知识分子既然已不能为社会指引方向，其存在价值自然就进一步降低，不得不让位给具体做事的边缘知识分子。“好人”们既然自知无用，大家或者学俄国的虚无党“到民间去”；或者如胡适所认知的那样去追赶时势，以“免了落后的危险”。
本来边缘知识分子因在社会变动中上升的困难，就更迫切需要寄托于一种高远的理想，以成为社会上某种更大的事业的一部分，所以他们对社会政治等的参与感要比其他许多社会群体更强。白话文的推广既扩大了边缘知识分子的队伍也强调了他们的影响，白话文本身同时又为日后的标语口号演说等政治行为的兴起埋下了伏笔。故苏俄式的群众政治运动方式尚未引进，其在中国得以风行的土壤已经准备好了。胡适等新文化人提倡在先，边缘知识分子自觉在后；他们一旦自我觉醒，参与意识更强，就要在社会政治生活中起到更大的作用。
五四运动更使社会各界注意到学生力量的重要，京、沪新闻出版界立即开始大量启用大学生，各政党则同时注意在中学生中发展力量。到20年代，国家主义派的李璜已在抗议各政治党派驱使利用中学生参政而造成其流血牺牲，鲁迅到广州发现北伐军中拼命的原来竟是学生辈，（注：李璜：《我们为什么要办爱国中学》，《晨报副刊》，1926年7 月27日；鲁迅《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国民新闻》（广州），1927年5月5日，重印在《中山大学学报》1975年3期。 ）边缘知识分子无疑已渐成中国政治力量的主力军。正如杨荫杭所见：“他国学生出全力以求学问，尚恐不及。中国学生则纷心于政治，几无一事不劳学生问津。”（注：杨荫杭：《老圃遗文辑》（原刊1920年12月20日《申报》），第163页。）这样，在中国历史上， 边缘知识分子第一次既是政治运动的主力军又部分是其领导中心；而且恐怕是唯一一个参与意识既强，其数量又大到足以左右其所在政治运动的社会群体。20世纪中国各政治运动的成败，常视其能否吸引和容纳大多数边缘知识分子而定。
杨荫杭观察到：学界中“亦有‘客’焉，所办者曰‘学务’；而无事不提议，无电不列名。则其人固非教育家，不过‘学客’而已矣。为求学故入学；乃在求学时代，竟无一事不通晓，无一事不干预，则其人固非学生，不过‘学客’而已矣。”虽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不能说学界就不问国是，“然教育家之义务，在教育后进以救国；学生之义务，在学成人才以救国”。若“挂学校之招牌，而自成一阶级，自创一政派，则学殖荒矣，若更为政客所利用，东设一机关，西设一事务所，终日不读书，但指天划地，作政客之生涯，则斯文扫地矣。”（注：杨荫杭：《老圃遗文辑》（原刊1921年9月29日《申报》），第422页。）这里“自成一阶级”的“学客”，与前述的“商客”一样思出其位而不务其本业。
杨氏注意到：那时的“学生自视极尊，谓可以不必学；且谓处此时世，亦无暇言学。于是教育与政治并为一谈，而学生流为政客。”问题是，“若人人以为不必学，而学校改为政社，浸假而人人轻视学校，不敢令子弟入学”，则造成“教育破产”，其惨“更甚于亡国”。他进而指出：“学风不良，不能专责学生，当责教职员。为教职员者，凡遇学生在校外运动，或加以奖励，或不恤表同情，向当局请愿。此实奇异之举。以此辈司教育，势必反主为客，听学生之指挥。”（注：杨荫杭：《老圃遗文辑》（原刊1923年2月3日、6日《申报》），第711、713页。）
科举制废除本使道治二统分离，学术独立的观念从清季起便颇有士人鼓吹，到民国更成为主流，但民国教育反呈现出比以前更政治化的倾向。“学习救国两不误”本是民国内外交困的特殊语境下出现的口号，自有其时代意义。就是主张学生应专心读书的胡适在1921年也承认“在变态社会中，学生干政是不可免的”。（注：参见罗志田：《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第254页。不过胡适反对“两不误”， 他主张或者一心读书，或者完全去干政治。）当时的教师也确有难处，倘不声援学生，似乎又显得缺乏“正义”。有些人或会将读书人在政治舞台的活跃看作学界地位的上升及政治参与意识的增强，其实若从社会视角看，读书人在政治活动中看似重要的影响，却是其在社会上日益边缘化后出现的一个特殊现象：“学生自视极尊”及教职员“反主为客”，甘愿“听学生之指挥”这样的“奇异之举”，正体现出民国知识分子自身走向边缘后“老师跟着学生跑”的时代趋势。
到1946年，闻一多自问道：中国的老师和学生“究竟是谁应该向谁学习？”答案自然是老师向学生学。因为“这年头愈是年轻的，愈能识大体，博学多能的中年人反而只会挑剔小节。正当青年们昂起头来做人的时候，中年人却在黑暗的淫威面前屈膝了。”（注：闻一多：《八年的回忆和感想》，《闻一多全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卷，第432页。）1948年闻氏的朋友朱自清去世， 许德珩在挽联中说：朱氏“教书三十年；一面教，一面学，向时代学，向学生学。”（注：转引自谢兴尧：《我编专刊》，《读书》，1995年1月号，第134页。）这真是那个时代作教师者“跟着少年跑”的最好写照。
同时，边缘知识青年自身也受时代激进趋势的影响，其激进也随时代而进步；而且他们一旦激进起来，其速度又比老师辈更为迅猛。君不见“问题与主义”论争时，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此时基本是站在主张研究“问题”这一边的。（注：毛泽东曾在湖南组织“问题研究会”，这样重视“研究问题”的在当时国内还不多见。参见汪澍白等：《青年毛泽东世界观的转变》，《历史研究》，1980年5期。）同样， 后来非常著名的共产党人恽代英，在五四前后给胡适的信中所表露的思想，就比钱玄同还要温和得多。恽代英主张“与旧势力不必过于直接作敌”。他觉得更有成效的办法是“把孔子的好处发挥出来”以平旧派不正的感情，然后证明旧派其实不合孔子之道。恽氏已认识到那时“所谓新人物不尽有完全之新修养。故旧势力即完全推倒，新人物仍无起而代之之能力。 ”（注：恽代英信引自耿云志：《胡适年谱》，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3页。）
这在当时是极少见的卓识。新派破坏了旧的以后，用什么新的东西来代替呢？胡适和新文化人除了用白话来代替文言这一确切答案，似乎也未准备好其他方面的具体解答。既然不能取代，一味打倒，只会增强中国的乱象。持这样稳健观念的人，竟然不久就成为身与武装革命的领袖，可知边缘知识青年行动起来之后，其激进是远过于其老师辈的。五四时如果要在胡适与陈独秀之间划一条线，很可能毛和恽都会站在更温和的胡适一边。但他们后来在共产党内，都觉得陈独秀右倾（即保守）并努力反对之。几年之间，两代人“进步”的速度已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了。
北伐时生胡适与死孙文论“知难行易”还是“知难行也不易”，观点虽对立，但都着眼于“行”的青年，恰是“知”和知的载体都已差不多到头，只好让位于“行”和行的载体的一个表征。而行的载体的地位一上升，又反过来影响思想演变的走向。余英时先生观察到：马克思主义一类思想在中国社会上的广泛传播，“最先是大学生受到感染，然后再一步一步地影响到教授阶层。”（注：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激进与保守》，《历史月刊》（台北），第29期（1990年6月）第145页。）老师向学生学习既然成了终生的目标，则学生喜欢的，老师也不得不学着去喜欢。新文化运动的老师辈从威尔逊向列宁的转移，恰证明这样一个学生影响教授的过程。国人学习的榜样既由英美转向苏俄，中国思想权势又出现新的转移。
可以说，在西潮东渐以前，中国的发展基本上遵循一种“在传统中变”（change within the tradition）的模式。 但这样一种发展模式在西潮冲击下的近代中国却已难以维持，因为西方要迫使全世界跟着它变。对中国而言，仅仅是要生存，用当时人的话说，就是要保存中国的种姓和国粹，也不得不至少学习造成西方强大的那些秘诀。一旦中国人接受西方的强大并非仅靠工艺和科技、更重要的是制度和观念这样一种西方思维， 其所寻求的改变就只能是向西走的在传统之外变（changebeyond the tradition）了。但这样一变，国粹的立足点也就随之而去。
以今日的后见之明看，近代中国士人的包容性和勇气都是惊人的。在国耻发生的当时就提出向敌人学习，通常在政治上是极不“正确”的（做而不说，或做而曲说之，均要“正确”得多）。这可以从一个侧面表明士人此时大致还能掌握社会的方向。但教育改革，特别是废科举，则不啻士人的自毁。没有了社会意义的“国粹”，也就意味着没有一个社群有资格来界定思想上的国粹，从而就暗藏了后来无国粹可认同的隐忧。虽然具体的学习榜样不时在转换，“向西方学习”的确是清季以来中国士人的共识。
但不论榜样何在，中国读书人学习西方是为了要建立一个更新更强的国家，最终凌驾于欧美之上。中国人从西方学习到的东西转用以“制夷”者颇众，民族主义即其中之一。而外国在华存在已成中国权势结构之一个组成部分这一特殊政治形势，更使所有中国政治运动都带有一定的民族主义性质。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民族主义运动有其特殊的吸引力。边缘知识青年在其中找到自身价值的实现， 从不值一文的白丁（noboy）变成有一定地位的人物（somebody），国家的拯救与个人的出路融为一体。精英知识分子也在这里发现一个选择，即一条通往回归到与大众和国家民族更接近的路径，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说是从边缘回归中央的可能。故民族主义运动为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和新兴的边缘知识分子都提供了某种出路，其在近代中国形成一股大潮也就是自然的发展了。
＊本文原系为宋德金、周积明主编的《中国社会史论》（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而作，后因篇幅超过原约稿要求太多，仅将前半部分改题为《科举制的废除与近代中国读书人的边缘化》寄出，这次刊发的是全文。本文较多采用了拙作《失去重心的近代中国：清末民初思想权势与社会权势的转移及其互动关系》（《清华汉学研究》，第2 辑）的研究结果，但原有的一些论述仍已缩略，有兴趣的读者请参阅原文。
标签：知识分子论文; 胡适论文; 精英主义论文; 读书论文; 边缘化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中国近代社会论文; 精英阶层论文; 文学论文; 精英教育论文; 历史学家论文; 白话文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