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中国经验研究——论中国本土化社会科学的构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本土化论文,社会科学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是一个有着13亿人口、960万平方公里领土、5000年文明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革命与实践的逻辑，与欧美国家无疑有着巨大的差异。总结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中的经验教训，最为重要的一条就是将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相结合。然而，对于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而言，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们从西方译介了大量的社会科学成果；但是与相对较高的译介水平相比，中国社会科学经验研究水平普遍较低、西方社会科学与中国经验之间的结合也没有产生多少值得称道的成果，而中国经验研究却渐行渐远。
因此，如何以经验研究为基础，结合引进的西方社会科学，发育出中国本土化的社会科学，有力地揭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特殊规律，从而服务于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是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一项紧迫任务，需要我们认真思考。
一
从当前中国经验研究的状况来看，中国经验研究不仅存在水平低、成果少的问题，而且存在过早学科化、技术化，缺少整体性反思，热衷于用中国经验与西方社会科学抽象对话等问题。具体可以列举以下4个方面。
一是僵化的对话式的中国经验研究。这方面的问题十分严重且普遍，在当前国内大学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的指导与写作中尤其普遍。
所谓对话式的中国经验研究，就是试图用中国经验来验证西方社会科学的一般理论，将中国经验的价值定位为对西方社会科学某一具体命题的证实或证伪。我们说，这种对话式经验研究无疑是有意义的，特别是在西方社会科学本身就是以普世逻辑展开的情况下，通过中国经验来验证西方社会科学的命题，有助于我们加深对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解，甚至是修正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因此确切地说，当前中国对话式经验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不是对话，而是在对话中表现出来的教条和僵硬。具体而言，由于这些对话式经验研究的过程往往是在学习和研究西方社会科学理论时，先产生一些问题，形成理论预设，然后再到经验中寻找相关材料来验证这些问题；因此，在进入经验寻找材料的过程中，常常由于对已经产生的问题过于关注，而对经验本身的逻辑不重视、对兴趣点以外的经验不重视、对调查中的意外不重视；在进入经验现场后，也就很难找到理论预设所需要的经验材料。其结果便是将从经验现场搜集到的材料，硬性地套用到理论预设中，用搜集到的经验材料“委曲求全”地与西方理论命题对话，由此产生理论与经验“两张皮”的弊病。
笔者在此再次强调，对话式研究不是不可以做，但不能太过僵硬，需要融汇起来。而融汇的基础就是要让经验本身说话，也即要在进入经验现场时，允许经验本身的逻辑说话，允许发生经验的意外；这个时候，西方社会科学应该是一种准备，是随时可以被提取出来进行对话的基础知识。
二是盲目崇拜以模型、统计数据和问卷调查资料为基础的定量研究。这个问题在经济学界较为严重。
不少经济学界人士喜欢从西方引进一些数理模型，在缺少对中国经验整体理解的情况下作定量研究。我们知道，中国经验复杂而庞大，基本上所有的现象都是多因多果，而且这些多因多果多未经过充分的定性研究。在这种前提下，许多研究却贸然进入技术性问题的研究，特别是定量研究，因此，往往会由于对经验本身的把握不够，而得出错误的结论。同时，这些错误的结论又因为有数理模型和大量数据，貌似科学，实则更容易蒙蔽人。
三是以个案经验与西方理论直接对话，全然不顾及中国地域广大、情况复杂的实际。这方面在一些人类学的研究中表现得较为明显。
在这类研究中，当个案经验找到相应的西方理论加以解释和说明之后，个案经验往往就被夸张、上升为中国经验，而缺少对中国区域非均衡和历史复杂性的足够考量。而由于没有足够的国内比较研究，个案本身的细微之处就难以表现出来，因此就容易在与西方社会科学的对话时迷失于其中。
四是缺乏整体性思考，以常识来应对经验，并从抽象的西方理论里为常识寻找意识形态依据，从而导致西方社会科学主张的原教旨主义。这一点尤其存在于中国政策研究中。
以安徽凤阳小岗村“一分田就致富”的神话为例。一般来说，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生活体验，这些生活体验构成了个人理解世界的基础。而一旦个人的生活体验与某种抽象理论结合起来之后，这种生活体验便会获得意识形态的力量。人民公社时期存在的“磨洋工”，以及每个人对于“剩余索取权”和个人劳动积极性关系的体验，就使得小岗村“一分田就致富”的逻辑成为理所当然——剩余索取权越多，个人积极性越高——并以此来解释分田到户的效率和企业责任制改革。然而，许多人却忽视了，之所以承包制一分就灵，是因为人民公社时期积累下了大量未转化为个人利益形态的“红利”。而且，一方面，承包制确实因为将土地分到农户，缩小了生产单位，减少了生产监督成本，调动了农民内在的生产积极性；但另一方面，承包制也因为农户的生产单位太小，而难以合作起来办成大事。也就是说，其实人民公社与分田到户各有利弊。在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国家需要从农村提取工业化建设的资源，农民需要组织起来彻底改善数千年未能组织改善的基本生产条件（尤其是水利），而人民公社显然较承包责任制有优势。当国家已经建立起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工业有能力反哺农业时，再实行分田到户、休养生息，则不失为明智选择。
这样来看，真理其实是复杂的，我们不能将小道理从大道理抽离出来讲。而中国的大道理一定是来自中国的现代化目标及中国现代化本身的逻辑，不是来自哈耶克的哲学或斯密的经济学，也不是来自原教旨主义的只强调一点不考虑其他的意识形态力量。
二
如上已述，中国开展经验研究的必要性及重要意义，在于将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中国经验相结合，从而发展出本土化的中国社会科学，以有效理解中国革命与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从而为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在当前中国正在展开的经验研究中，除了在处理西方社会科学与中国经验的关系中存在问题外，中国经验研究的自主性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试举两例如下。
一是在现实与历史研究中，经验研究通常偏向历史，相对忽视现实。中国的经验研究，包括以现实为重点的研究和以历史为重点的研究；无论是现实还是历史，均有其内在逻辑，是可以用经验资料来验证的领域。首先，我们说中国的现实来自于中国的历史，历史不仅构成了现实产生的基础，而且历史与现实还往往共享一套逻辑。因此，理清历史的逻辑，有助于理解现实的原因；也只有对历史有了清醒的理解，在现实中才会尽可能避免出现低级错误。
但是，历史研究与现实研究仍然是有着重大差异的经验研究，突出表现在：第一，现实研究相对更为急迫且重要，历史研究也正是在有助于理解现实上才突显其价值。特别是当前，中国正处于现代化的关键时期，更好地理解现实，对于中国实现现代化建设的成功转型十分重要。第二，现实资料比历史资料相对更容易获得，从而使以现实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理论更容易得到验证。经验研究的一个关键是按照经验本身的逻辑来展开，而历史资料由于是过去的资料，往往不完整，有若干处的断裂，断裂的地方常常就要借助推测；但一旦推测，就容易为各种想当然的东西留下争辩的空间，为不同意识形态的争论不休提供理由。笔者认为，以历史资料为基础建立基于中国经验的社会科学，较之以现实经验为基础更加困难。第三，“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说的是历史总是为当代的事情服务的，不然就不会有人关心历史。同时，也正是在现实中获得的体验，才为重新阅读历史、发现历史智慧提供了视角。没有一个时代不是以自己时代的视角来看待并重新解读历史智慧的，在笔者看来，不关心现实的历史研究，远比不关心历史的现实研究来得荒诞。第四，因为现实经验的易获得性及理解现实的重要性，使不同学科、不同关怀的人们可以在中国现实经验中找到各自感兴趣的素材，从而进行不同学科之间有意义的对话，产生对经验现实不同解释的共同基础，进而产生基于中国经验的中层理论、概念化的社会科学理论。第五，历史资料往往是死的，而现实资料则是活的，可以形成交互式具有穿透力的对话研究，可以让研究者深入到历史资料不可能触及的各个方面。也就是说，现实研究不只是资料较丰富完整，深度也更容易挖掘。
我们说，历史经验的研究绝对不容忽视，纯史料的史学研究也是要的，但是由于历史经验研究和现实经验研究如上5点重大差异被很多人忽视了，当前中国学术界存在着一些不太正常的现象。具体而言，不少对历史的研究，要么是花大力气去重新复原一段史料（而在现实研究中，这些资料却随手可得）；要么是精心去寻找一些史料（如考古学）；要么是为现实的目的去利用一批史料（而不是真正要从史料中生长出一个理论，以解释历史的逻辑）。笔者一再强调，在现实经验研究中，因为资料易得，就容易建构出关于经验运转逻辑的中层理论。这个时候，再将历史验之于在现实经验中发现的（或从现实经验中生长出来的）理论，与将现实的意识形态及未验证的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验之于中国历史资料，其境界差异悬殊。此外，中国学界进入历史研究，通常还关心两种比较奇怪的争论：一是关于历史本来面目的争论，二是出于意识形态目的而进行的争论。这两种争论也不是没有意义的，但在历史资料脆弱的情况下，强大的理论体系及意识形态体系，很容易将经验本身的逻辑吞噬，使经验本身没有能力说话，使历史研究在形成本土化的基于中国经验的社会科学理论方面，作用极为有限。
这里还需一提的是，当前中国学界的经验研究中对历史研究的热度高于现实研究的原因，与西方汉学的引进有关。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由于当时中国的田野不向欧美学者开放，西方汉学研究进入不了中国经验研究的现场，而要理解中国，就不得不依靠对中国历史和大量二手资料（包括报刊）进行研究。可以说，西方汉学研究中历史研究的水平比较高，很大原因就在于此。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重新引入西方社会科学，包括西方汉学，中国学界发现西方汉学的水平很高，争相学习，而致以西方汉学为榜样的对中国经验的历史研究的热度远远超过了对中国经验的现实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钻进故纸堆的人数大大超过了走向田野的人数；中国学界在历史经验研究方面的水平，大大高过了对现实经验的研究水平。如前所述，事实上搜集历史资料远比搜集现实资料困难，但西方汉学因不能而不为的中国田野研究，许多中国学者却在能为处不为，在难为处要有为，这真是一个讽刺。
二是当前关于现实的经验研究中，也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弊病。主要表现在：其一，过于关注热点而缺少对经验一般的研究，缺少对经验常规逻辑的研究。这种对热点的关注，使社会科学研究与报刊新闻之间几乎没有了区别。其二，过于愿意与意识形态大词联系起来，如民主、人权、弱势群体、自由等等大词，而不能深入到大词背后的经验逻辑中去，从而使社会科学研究与社会工作之间的界限日渐消失。而这两种弊病，正说明了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缺乏相对的自主性，不能独立自主地选择有益于建立中国本土社会科学的经验研究领域，从而难以真正实现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的突破。
笔者重申，热点关怀和大词关注，可以成为现实经验研究的起点，但也只能是起点而已。热点关怀和大词关注，因其经验的表面性、断裂性，难以产生出独立的经验发现，容易陷入西方社会科学的强势话语，甚至陷入意识形态的迷雾之中。不过既然有了起点，我们应当尽快沿着经验本身的逻辑往前走，要容纳新经验，要允许意外的产生，要不断地理解更多、更复杂的、但往往是相互联结、多因多果的经验；而经验本身的主体性，在这种沿着经验往前走的研究中，会逐步地显露出来，这些沿着经验的逻辑向前走的发现、抽象、提炼，会为中国本土社会科学的生长提供有力的滋养。最后，用费孝通先生对梁漱溟先生的评价概括，费先生认为梁先生用“好用心思”和“误打误撞”概言自己的治学，“正道出了一条做学问的正确道路。做学问其实就是对生活中发生的问题，问个为什么，然后抓住问题不放，追根究底，不断用心思。用心思就是思想……越用心思追根，便越问越深，不断深入，没有止境”[1]。
三
那么，如何开展经验研究才最有益于建立本土化的服务于中国现代化的中国社会科学呢？因为篇幅问题，简短概括以下5点。
一是要有理论与方法的准备。西方社会科学，已经建立约200年，在理论和方法等方面都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也已经形成了十分细密的分科。因此，进行中国经验研究，不可能离开西方社会科学，在作经验研究之前、之中，需要大量阅读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为经验研究作准备。但是，要再次强调的是，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只是经验研究的准备，而非唯一的方法武器，更不是为了寻找对话对象的教条。每个人都不可能掌握所有的理论与方法，每个人的研究都应该允许他人的质问，允许对经验资料的再解释；但所有理论与方法针对的应该是经验，而非西方理论。
二是要按经验本身的逻辑展开研究，而不要因为学科的限制，人为地将经验分割在不同的技术化的学科领域内。西方社会科学知识及其他知识都是理解经验的武器，在这个沿着经验往前走的过程中，理解本身的局限可能会显现出来，这就为新的解释框架的提出留下了机会。这样的机会一多，就可能累积出众多发现和理论的创新，真正的社会科学本土化就有希望。对于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我们一定要有自己明确的发展目标。
三是要注重枝节。在现实经验的研究中，要关心细小琐碎的发现，要善于从新的发现中重新解释过去的经验，并比较新发现的可靠性、可迁移性乃至普遍性。
四是要强调顿悟。所谓顿悟，就是有了中国经验的积累和对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关注，有了西方社会科学的大量阅读，有了经验研究之间的对话以及其他各种看似偶然的机会，就可能突然间提出以前不曾关心的问题，得到以前不曾想到的视角，形成以前不曾有过的框架；这诸多突然间的得到，可以重新组织概念、组织经验，在重组中有所发现，这就完成了经验研究的第一个突破。而当大量学者在经验研究中有了顿悟的突破，使这些顿悟可以汇集起来，形成新的更大的顿悟，更适合中国国情、真正本土化了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中国社会科学便可以生长出来。
五是要以经验研究中细小琐碎的发现为基础，作进一步的概括、抽象、提炼工作。在此过程中，我们要允许批评和重新回到经验，允许与西方社会科学对话和讨论。这样下去，为期不久，就可能产生对中国经验本身逻辑具有极强概括力的、具有中国学术自主性的、有益于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形式化程度较高的、本土化的中国社会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