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优秀传统的启蒙教学理念
张利平，赵红光
(淄博市张店区实验中学东校，山东淄博，255022)
[摘 要] 中国传统教学方法倡导“君子之教”。顾名思义，“君子之教”即教人做君子。“君子之教”的根本是人精神的独立与自由，没有这样两个基本特征，君子将失去立身之本。从教学层面上看，成为君子的前提是思考的主动性。主动即自主，自主求知的过程就是“问学”。中国几千年的教育就以“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为做学问的路径，启蒙在“问”，成就在“学”，千年问学成就亘古不变的学的规律。
[关键词] 启蒙；君子之教；问学；教学理念
中国传统教学方法倡导“君子之教”。所谓君子之教，笔者认为，一是指向育人目标，二是指向育人方法。育人目标是君子，其标志为“仁、义”，仁以爱人，义以尊贤，仁义是做人的基本标准，这体现的是孔子教书先育人的原则。君子之行在“礼”，“不知礼，无以立”。“仁、义、礼”就是孔门“君子之教”的核心。如何成为“君子”，《学记》提出：君子之教，喻也。所谓“喻”，这里的含义是启发、诱导。戴溪说：“教者有善诱之功，学者有欲罢不能之意。”教者如何善诱，如何让学者做到“欲罢不能”，唯有“道而勿牵，强而勿抑，开而勿达”，即引导学生，而不是牵着学生，严格要求但是不施加压力，开个端绪，但不要合盘而出。这就是启发式教学的宗旨。启发必要“启问”，学而有疑，有疑必思，因此，“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就成为中国人做学问的路径。启发式教学，明确指出了教者与学者之间的关系，凸显出教学以“学”为本的本质。由此看出，中国几千年的教学传统不是大一统、灌输式的，我们的教育方略是着眼于完整的人的发展基础上的“问学”教学。
一、《易经》中的“启蒙之问”
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文化经典，《易经》几千年来在思想文化领域对国人产生了深远影响。我们今天流行的诸多教育思想、理念和方法都直接来源于《易经》。比如，我们把对儿童的教育称为“启蒙”或“发蒙”，最早就来源于《易经》的《蒙》卦。
《蒙》卦位列六十四卦的第四卦。《乾》为天，“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坤》为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屯》为万物初生，因为初生，所以“刚柔始交而难生”，意指刚开始做事情会遇到困难。前三卦是按照“天地人”三才的次序排列，“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物生必蒙，故授之以蒙”。人一出生，对事物的认识处于无知状态，无知则要求知，“以学愈愚”，这是成长的必须，也是本能，因此，第四卦《蒙》卦强调的就是教育的作用乃至以“求问”为主要模式的教育方法。
蒙者，愚也。孔颖达《正义》言：“蒙者微昧，暗弱之名，物皆蒙昧也。”蒙，就是蒙昧和愚昧，就是幼稚和无知。正因为蒙昧愚昧，幼稚无知，所以就必须加强学习。
《蒙》卦辞云：“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意为“《蒙卦》象征启蒙：亨通。不是我有求于幼童，而是幼童有求于我”。这里明确指出，学习是学习者内在的需要，既然需要，就要有求于师，求师的方式必然是“问”。这其中，表达出学习的起始点来自求知者的“问”，真正的学习是从疑问开始的。因为有求于人，学习者的态度必然是恭敬而谦卑的，尊师重教的态度也就形成。所以，“问”而“学”，即启蒙的方法，也是启蒙的过程。
玄烨钦定《日讲〈易经〉解义》说：“蒙虽稚昧未通，然真明内含，天良未凿，原有可通之机，一开发之即通矣，故蒙者得亨，而不终于蒙。然蒙之能亨，虽蒙者有可亨之道，亦由发蒙者得善教之宜。教之之宜何如？师道不可亵，有来学，无往教，匪我主教者先求童蒙，而强为启迪，乃童蒙虚心逊志先来求我，以决疑辨惑也。且求我之心真实纯一，如初筮之诚，则宜迎其机而告之。”[1]有来学，无往教，这段话清晰地表述了中国人一以贯之的教育方法论，教师是为学生决疑辨惑的，以学生问、教师解为基本顺序的教学之道也产生于此。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束脩，可以当作“十天干肉”来理解，也可当作“束带修饰”来理解，但都含着求学者的主动。“凡是自动(主动)来奉送一些微薄礼品，我从没有不教诲的。”更重要的是接下来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张居正解为“不是发愤图强要研究学问，我是不会去开导的，不是有话想说却难以表达的人，我是不会去启发的”[4]，曾仕强《论语的现代智慧》，杨伯峻《论语译注》，辜鸿铭《讲论语》，钱穆《论语新解》等都作此解释。先学先问，才去启发他，孔子“每事问”“不耻下问”“切问而近思”等体现了这一点。“问”字在《论语》中无数次出现，足以显示孔子教学的“问学模式”，由此，“问学”成为中国人做学问的主流。
讲武堂的影响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在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讲武堂历史博物馆，我们可以看到台儿庄战役中滇军的丰功伟绩，也可以看到云南派出两个军到越南接受日本投降的历史时刻，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初，讲武堂第4期的彝族学员卢汉领导下的云南起义。
二、论语中的“问学”之道
细观整部论语可以发现，孔子的教学过程就是解释学生疑问的过程。单从一个“孝”字，孔子便有不同的答案。
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
如何求知？自然是“问”，“学贵有疑”，真正学习的发生必然从疑问开始，问而思，思而辨，辨而得，新得促新疑，如此，就形成了一个不断螺旋上升的闭合链环。学无止境，从“问”开始，将老子的“不言之教”应用到教育上，最终就会形成这样的格局。
《道德经》第二章说：“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弗始，生而弗有，为而弗恃，功成而弗居。”老子倡导“无为之事”“不言之教”，无为不是“不作为”，无为而无不为，无为是指“不妄为”，不过多地干预，要顺应“道”的规律而为。“不言”也不是“不说”，语言的表达功效与内心的主旨是有距离的，若表达不当，语言有时就会成为障碍。既然“不言”那就“身教”，这里，老子的含义当是如此。对教育者来说，不言如何教，自然也是按照“学”的要求来“教”，或者说不学则不教，不主动教。这与孔子的“予欲不言”殊途同归。
子夏问孝，子曰：“色难。”
墨子不赞同儒家“拱己以待”这种消极等待的教育方法，他认为教育者应当“不扣必鸣”，教师要主动上门去教。但是，对于教的方式，他依然赞成“因材施教”和“启发式”。《墨子》书中，有许多“是何故也”“何以为”“何以知之”等反问用语，这正是他注重学思结合的明证。学而思，必然学而疑，由此，学习进入疑问—思考—学习—再疑的无限循环中，此即“学思之道”，亦为“问学之道”。
固然，这个案例体现的是“因材施教”的原理，但由此也说明，“因材施教”的起点一定是学生的质疑，否则，便没有孔子的个性化指导。“疑是思之始，学之端”“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等观点，都是孔子强调“问”为先机的教学之道。
曾仕强教授说：“匪我求童蒙，而童蒙求我”这句话是教化的基本原理。不是教师去要求小孩要好好地学习，而是小孩来求教师，他来问的时候，老师才给他答案，否则老师一直教，他却越学越烦，越来越讨厌学习。[2]也可以说：不是我求童蒙来问我，而是要童蒙来求我启发他；这样，二者的心志才能互相应和。[3]
三、老子的“不言之教”
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教师不主动不是教师的懈怠，而是以此促进学生的主动，激发学生内在求知的愿望。一旦求知成为习惯，学而成就是必然的事情。这是一代代先师的愿望，也是教育的目标。当学生把学习变成自己的事情且能不断通过学习成就自己，此时，教师自然就“无为”，教育也就变成另一层意义上的“无为之事”。这自然是所有教育者骐骥的。
随着我国现代医学不断进步，人们对护理要求也不断提高，传统的护理模式已无法满足患者护理需求，而在围术期护理过程中融入多种护理形式，比如舒适护理、人性化护理以及综合护理，能够使患者在灵感、心理、社会和生理等方面达到愉悦的状态，同时能够提高患者舒适度[4-5]。该文研究数据显示，观察组急性阑尾炎合并糖尿病患者并发症发生率2.22%较对照组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急性阑尾炎合并糖尿病患者排气时间（2.34±1.02）d、住院时间（7.52±1.04）d 均短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但寻常生活的“恒心”显然没有伴随多久，2 0 0 8年结识一位法师之后，遁入空门的想法开始牵着夫妻二人，到2 0 1 2年末正式离婚，双双踏入灵修的世界。
四、“问学”一以贯之的格局
城市轨道交通换乘车站杂散电流防护与接地方案研究………………………………………………………… 杨庆（8-81）
启发的含义为“开导其心，使之领悟”，开导，必是因为心有疑惑，无疑何必开导，因此，启发二字，也是在强调教师的“释疑”作用，是儒家的“答问”之学。“答问”，必然是“问”前“答”后，由此就与“问学”不谋而合。
儒家重要传人孟子，在教学方面有这样的观点：“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启，谓开其意；发，谓达其辞。”孟子的观点承接孔子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他们都是“启发式”教学的先驱。
“辣椒的到来，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饮食习惯与人文素养，特别是南方人的“辣饮食”更是改善了当地人的体质，使之更适应南方潮湿环境。”
建立完备的组织机构是全面预算管理工作顺利开展的必要条件。为了强化高校医院的全面预算管理，加强其经济宏观调控能力和综合性，充分结合本医院实际情况，建立一套完整的预算管理机构，例如预算管理委员会、预算管理办公室、预算具体编制与执行机构、预算责任网络等，才能使高校医院各科室各司其职，各负其责，整个预算管理工作才能为医院的稳定可持续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4)不料孩子突然死亡,妇人又慷慨自杀,——我心将要怎样呢,而且她为什么死?老友,你知道么?她为爱我和你底妹妹而出此的。
荀子对各家都有所批评，唯独推崇孔子的思想。他认为，在学习上，学与思二者都不可缺。“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吾尝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学思”结合，也是荀子提倡的教学方法。
董仲舒是儒家的重要传承者。虽然儒家学说到汉朝融合道家、法家、阴阳五行家的思想形成了“新儒学”，但是董仲舒提出的由“推明孔氏，抑黜百家”而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社会文化形态的形成，强化了孔子的地位，自然孔子以学生质疑为主要形式的启发式教学得到更广泛的延续。
中国人将读书称为“做学问”，“做”在此处可解译为“从事某种工作或活动”，“做学问”可以简要解释为：通过“学”与“问”，获得“学问”。仔细审查“做学问”三个字，其内涵非常深邃，既提出了学的基本思路是“问”，又强调了“问”的过程就是“学”，将“学问”作为一个名词解，就是“学识”“知识”乃至“智慧”。由此可见，“学”与“问”相辅相成、密切相关。“学问”的形成是通过“学”“问”实现的。这是中国传统教学几千年探索的结果，也是传承千百年的教学秘诀。至今，当我们开始反思教育问题时，走回中国教育出发点会发现，最本真的教育就在“问”与“学”中。
教育先哲行走的教学之路告诉我们，中国人做学问的方式就是“问学”。
“问学”一是体现出学生学习应该是自觉、主动的，作为求知者，以求问的方式满足内需，这是做学问的起点，也是应有的态度。中国式教育强调的就是启动学生的自主与自动化学习愿望，让学习因学生的自觉而变得自愿、自得。二是体现出教师教学方法的选择，教师应以学生主体地位的凸显为能事，为使学生积极主动，必须通过各种教学策略显示教师应有的教学艺术，让赋有道德高度与学术尊严的师者形象成为教化学生的天然教材。
时代的变革、朝代的更迭需要政治家，需要权谋，但是任何时代的基因、文明的血脉都是由教育家构成的，教育思想引领人类文明火种的燎原和蔓延。从伏羲，到周公，再传承到近古的孔子，中国教育是一个完全教育的概念，是由不同的人(社会风化启蒙者的伏羲、政治家的周公、专职教师的孔子等)，以不同的方式(《周礼》：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百工各执其责)，借助不同的内容(礼乐射御书数等)，向着取法乎上的治学目标(天下大同)来实现的。因此，教师的概念在中国社会发展中既有形而上的崇高感，又有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方法论。为什么中国教师形象往往是“谦谦君子”，而不像西方传教士一样的“唯我独尊”，或许也与教师是“被问者”而不多是“发问者”相关，教学方式、教学方法决定课堂里的文化气质，也会决定教育结果。
值得传承的教育方法论，来自学习者的“问学”，学生来问就意味着学生已经开始了思考，已经开始感觉到了自己的疑惑乃至需要。这个时候的学习就不是知识的物质化接受，而是精神的领悟。因此，从另一个更综合的层次上来说，“问学”是属于“精神物质并重”的教学，这样的教学是面向人，同时又能引领社会，引领时代的方法论。
参考文献：
[1] 爱新觉罗·玄烨.日讲《易经》解义[M].北京：中国书店，2016：74-75.
[2] 曾仕强.易经的智慧 [M].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6：158.
[3] 杨天才.周易[M].北京：中华书局，2016：39.
[4] 张居正.讲解《论语》[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9：98.
[中图分类号] G40-0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5-3712(2019)17-0020-02
[作者简介] 张利平，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实验中学东校，正高级教师；赵红光，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实验中学东校，中学高级教师。
[收稿日期] 2019-05-15
标签：启蒙论文; 君子之教论文; 问学论文; 教学理念论文; 淄博市张店区实验中学东校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