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新概念的容受与造新字为译词——以日本兰学家与来华传教士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字论文,传教士论文,日本论文,为例论文,新概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随着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方言变成了“国语”。刘进才在诠释安德森(B.Anderson)关于近代民族主义兴起与国语形成关系的论述时说：“在欧洲各民族语言发展的现代谱系中，各个现代民族国家语言的诞生是以挣脱古老的神圣语言——拉丁文、希腊文或希伯来文逐渐向地域方言靠拢，通过现代印刷语言从而建立起各方言区域的书面语言。”刘进才还指出：“对于晚清以降的中国而言，民族主义的兴起与印刷语言的产生和欧洲并不相同。”[1]13-14
中国与欧洲各国的情况不同，尤其是在印刷语言方面不可等同而视的意见是正确的①。但有一点则与欧洲完全相同，即东亚各国所面临的也不仅仅是各自的语言问题，而是地域性的俗语方言如何演进为各自的“国语”这一共同性的课题。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把问题意识扩大到语言近代化的层面②。语言处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任何一个时代都是如此。语言的变化不仅是词语的增加和表达形式（常常被说成语法）的变化，更重要的是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社会意义，即作为国家、民族、自我三个层面认同的核心装置，语言使用者获得了“国语”这一意识形态。因此，可以说近代以降东亚各语言的变化，其重要性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在描述东亚语言的近代演化过程时，东西方以及东亚域内的语言接触及其互动是一个重要的视角。
作为表意（或称为音节、语素）文字的汉字没有欧亚其他古典语言（拉丁语、希腊语、希伯来语、阿拉伯语等）所具有的那种宗教神圣性，但这并不妨碍它成为跨语言系统的书写符号体系。汉字为东亚各国提供了古典文本和语言的记录手段，形成了被称为汉字文化圈的文化共同体。对于汉字文化圈而言，汉字使书面表达成为可能的同时，汉字记录的古典文本所体现的规范性又严重束缚了表达的自由。因此，域内各“国语”的形成必须经过一个去“汉文”的过程。尽管议论百出，甚至多项改革被付诸实施，但汉字的地位并没有被撼动③。非但如此，汉字文化圈正是依靠古老的汉字才完成了西方近代新知识体系的容受。现在，即使在那些不再使用汉字国家的“国语”里，大量的汉音词也依然占据着书面语言的主要部分。
在进入20世纪之前，汉文发挥了汉字文化圈书面共同语(lingua franca)的作用。与之相比，日语在商业活动、古典的传承、新知识的容受等所有方面都不能说是重要的语言。然而，明治维新以后，日语率先完成了向近代国语的转变，开始与西方文明连在一起，成为传递近代新知识的载体。汉字文化圈的其他国家、地区发现通过日语可以短时间内接受西方的新知识，日语历史上首次成为非母语使用者的学习对象，与汉文对换了角色，从“方言”演进成东亚的强势语言。日语的变化可以说是江户时期以来接受西方新知识的结果，而在这一过程中汉字新词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语言接受外来新概念，大凡有两种方法，即“译”与“借”④。“译者逐也”，即使用自语言中的有意义的语言成分将源语言中的概念移入到自语言中来。其译法有二：用既有的语词“移译”；新造译词对译。如果新造的译词是复合词还可以分为直译、意译和混合译⑤；如果是单纯词则有造字为新词的方法⑥。直译法，或称语素翻译法（亦称“摹借法”、“仿译法”），即先将源词分解成意义单位——语素，然后在目的语言中找出与之对应的语素，再将这些语素结合成一个复合词。源语言和目的语言的可分解性及造词者的分解能力等都将对新词创制产生影响。意译则要求译者对源词的意义用法融会贯通，以便在目的语中造出一个具有最大近似值的新成分。造新字为译词，即利用汉字的构成部件（偏旁部首）创造新字，这是非汉字语言所不存在的方法。汉字被认为是一个可以不断孳乳繁衍的开放的系统，历史上，创制新的汉字一直是应对概念增长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这是造字为译词的语言、心理及文字学上的基础。近代以降，日本的兰学家和来华传教士都使用汉字翻译西方的新概念，这就必须经过由“字”到“词”的过程。同样是非母语使用者，两者在方法论上有何不同之处？兰学家们认为用中国的古典词移译外语才是正途，必须字字（包括复合词）有出处；在寻求古典词而不得的情况下则多用摹借法造复合词，造字是惊天地泣鬼神的事，断不可随意为之。相反，来华传教士则热衷于创造新汉字作译词。本文通过分析两者的不同实践及其结果，考察汉字在容受西方新概念时的可能性与局限性⑦。
二、从“机里尔”到“腺”
日本兰学家杉田玄白在《解体新书》的凡例中写道：“又如呼曰机里尔者，无语可当，无义可解，则译曰机里尔直译是也。”[2]5上其中的“直译”即音译。杉田采用音译词“机里尔”的理由是“无语可当，无义可解”。“无语可当”是因为中国的传统医学里无此概念，故没有表达这一概念的词语。而“无义可解”的“义”似可作两种理解：一是理据义，即原词成立之理由；二是概念义，即该词所指称的器官及其功能等辞典上的意义。一个词不能没有概念义，但并不是所有的词都有理据义（根据语言形式与内容关系任意性的原则，单纯词都被认为没有理据）。由于外语或解剖学方面知识的限制，《解体新书》的译者对“机里尔”的两种“义”似都有不解之处。译者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不去生造译词，而是采用了音译词。这一方面体现了译者的科学态度，同时也表明“直译”（即音译）乃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方法。但在《重订解体新书》（1798年成，1826年刊，以下简称《重订》）的“旧刻凡例”中，尽管举例仍是表示“腺”的音译词，但是音译的原因改为“无名可充，义可取”。这里的“义”只能理解为概念义。也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兰学家已经对“腺”有了全面的认识，只是一时还没有找到适当的译词⑧。然而在《重订》的正文中，大槻玄泽首次使用了新造的意译词“滤胞”，并作了如下说明：
吉离卢之名，特命此物，别无它义。汉固所未说，以故宜音译以存原称。然有嫌此物独存原名，异于他物，因以其官能作用，宛如用筛罗滤过水浆者，义译曰“滤胞”耳，窃顾未必切当，姑期他日之再考云。[3]24下
这就是说“吉离卢”这种音译形式是用来指称“腺”的，其本身并没有字面的意义（“别无它义”即理据义）。由于中医里没有这种概念，所以应该使用音译形式来保存“原称”，这样可以避免其他概念的混入，但译者认为音译词与全书的体例不合，故只好根据其生理上的作用等新造译词。从“窃顾未必切当，姑期他日之再考云”可知，大概对自己的译词似乎并不满意[3]24下。这不仅仅是自谦之词，因为大概在该书中还尝试用一个冷僻字即“
”来译“腺”的概念。这个字的本义是肉块的意思，即“谓肘膝后肉如块者”，而大概之所以选择这个字是因为这个字的左半边有肉体的意思，右半边是“菌”的异体字，有聚集的意思，会意为“细胞组织汇聚的器官”。但出于同形冲突的原因，大概最终放弃了“”。大槻的犹豫不定促使周围人继续对这一名称进行探索。1805年刊行的《医范提纲》第一次使用了“腺”，并有“腺新制字，音泉”的说明。这也是一个会意因素极强的字，取义为腺液像泉水般地涌出⑨。《医范提纲》之后，“腺”逐渐被接受。
大槻玄泽在谈到译词创制时说：“今所传译。务欲名义之妥当于原称，不能以不私造语新制字以译定，所谓‘肫’、‘膣’、‘摄护’，或‘解体’、‘神经’、‘滤胞’之类皆是也。”⑩[3]2下值得引起注意的是，对于大概来说，“私造语”和“新制字”为同一层次的事件。就所举的词例而论，“肫”、“腟”是新制字，此外都可以看做私造语(11)。所谓的“造语”应该理解成创造新的复合词，但在当时，字和复合词的区别意识并不强烈，字即是词的观点占统治地位。在《解体新书》、《重订解体新书》以及其他兰学译籍中，一些字串之间多用连字符连接以显示一个意义单位，这一方法在方便读者的同时也增强了复合词的观念。兰学翻译中最为正统的方法是“翻译”，即利用中国典籍中已有的词语表达西方的新概念。“义译”即创造新的复合词，乃是不得已而为之。已有的词语有多音节词，也有单音节词，即“字”。在翻译的过程中，对于单音节的“字”，兰学家们主要采取了三种方法：(1)使用汉字直接对译荷兰语中的：司语，如“胃”、“腹”、“肠”等；(2)利用冷僻废弃的字来翻译西方医学的新概念，此种情况下这些宇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如上文的“”等；(3)创造新字表示中国医学中所没有的西医新概念，如“腺”等。
兰学家的“新造字”现在仍在使用的只有“膵”、“腺”、“膣”，其中“腺”最为重要。这种日本人根据汉字的造字法独自创造的字在日语研究中称之为“国字”，又称“倭字”或“俗字”、“和制汉字”。在古文献如《古事记》、《万叶集》中已有一些例子，但大多数“国字”是12世纪（即日本的“中世”）以后新造的。造字的方法主要是会意，如“峠”、“辻”、“躾”、“鰯”等，这些字大多没有中国式的发音。进入明治以后，又出现了“瓩”、“糎”、“粁”等合体字。这些字不是单音节字，应该当做符号看。和字的主要特征是低俗，受过正统汉学教育的人不屑为之。例如，关于“腺”的概念，稻田三伯的《八谱》、野吕天然的《生象止观》等都曾造奇字表示，但最终没有成功。石坂宗珪批评造字乃翻古圣成案，是欺人之举[4]177-184。
三、造字为译词的创始者——罗存德
在中国最早进行造新字为译词尝试的是德国来华传教士罗存德(W.Lobscheid，1822-1893)(12)。罗存德可以说是一个对19世纪以后中日汉字新词的形成最具影响，且疑点最多的人物。罗氏以《英华字典》(1866-1869)著称于世，其对于汉语本体的研究在当时也属一流[5]136-139。在19世纪中国出版的为数众多的汉外辞典中，《英华字典》是一本值得大书特书的辞典。这本辞典代表了19世纪西人汉外辞典编纂的最高成就，但由于罗存德与教会的纷争，《英华字典》在中国国内的发行受阻(13)，现在中国国内几乎很难找到罗的字典（含著作）。《英华字典》出版后大部分为日本购入(14)，对日本近代英日辞典的编纂、译词形成产生的影响远大于汉语。
该字典卷首有一篇汉文序，署名“张玉堂”。张在序中对罗的字典大加赞扬：
其中俚语文言无不悉栽，前人所略者译之不厌其烦，所赘者删之不嫌其简。访咨至于迩言，搜罗不遗俗字，重抽旧绪，别出新诠，博采傍稽，合参互证。
在罗的字典之前，中国已经出版过马礼逊的《字典》（1815-1823，主要为外国人学中文用）、卫三畏的《英华韵府历阶》(1842)和麦都思的《英汉字典》(1842-1843)、《汉英字典》(1847-1848)。序中的“前人所略者译之……”云云，是否意识到上述辞典不得而知，但关于俚语、俗字的评价是符合《英华字典》的实际情况的；而“重抽旧绪，别出新诠”则是对罗存德译词创造最好的概括和总结[6]。由此可见，罗存德更多的是将汉语已有的词语加以改造作为译词，全新的创制似乎还不是主要部分。也就是说，罗在编纂字典时除了新造以外，采用原有的旧词（“重抽旧绪”），或对旧词赋予新义（“别出新诠”）是该辞典译词创造的主要方法。这也说明《英华字典》的新概念移入还可以在旧词新义的范围之内加以解决。但是，罗存德显然已经开始面对新的问题了。例如，罗存德在《英华字典》(1869)第四部分的序言中专门讨论了化学元素的命名问题。罗认为汉语中表示构成世界的基本元素的字是“行”，因此绝大部分的元素名称都可以通过将某一汉字插入“行”中而轻易得到。即把“行”分成左右两部分，在中间夹上与化学元素有关的汉字(15)。罗存德列举了以下例子：
罗存德希望通过简单的命名法使化学知识能够在中国普及开来。罗存德在序言中写道，他相信与当时常见的化学书中使用的说明式的方法相比，他的方法更简便易行；通过专家的使用和推广，可以使中国学习化学的人更快、更好地理解西方的科学。
《英华字典》共收录化学元素名49种，其中采用造字法命名的为21种，除去上文所示的4种外，其余17种如表1所示。罗存德造的新字按照夹在“行”中间的字发音(16)，他本人并没有对夹在中间的字的选择原则作出说明，但根据实例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种情况：根据原词的词根选择的字，如“
”的“水”、“
”的“天”；根据该元素的形态、性质或颜色等选择的字，如“
”的“养”、“
”的“绿”等。应该指出，前者的新字所占比例极小。罗的尝试没有获得成功，对后来者的启迪也不得而知(17)。
表一 《英华字典》收录的化学元素名
注：罗存德对“
Siau（氮）”同时给出了译词“淡气”。
四、傅兰雅的翻译实践与译词创制
19世纪来华的西方人士中在翻译西书方面贡献最大的是英国人傅兰雅(John Fryer，1839-1928)。1871年，傅兰雅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批译著：《运规约指》、《化学鉴原》、《化学分原》、《防海新论》等，至1880年，傅兰雅译完的著作近七十种，还有十几种正在翻译[7]。傅兰雅还于1876年在上海开设“格致书院”（科学普及兼图书销售），出版《格致汇编》（1876-1892年之间断续刊行），积极从事西方科学知识的引介、普及工作。1880年，傅兰雅在North China Herald（《北华捷报》，1880年1月29日）上撰文向西方读者介绍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及其译书的情况，同时根据自己的翻译实践对西文中译及译词创制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文章刊出后，傅兰雅又感到“书为西文，华友不便披览，若仅裨益西人而不公诸华友，殊属憾事，故不惮劳悴，灯下译成”汉语，连载在《格致汇编》1880年春季至秋季的四期上(18)。可以说在19世纪80年代，傅是对这一问题最有发言权的人。
这篇题为《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的文章分为：序、第一章论源流、第二章论译书之法、第三章论译书之益、第四章论译书各数目与目录。关于译词创制问题的讨论主要是在第二章进行的。在这一章中，傅兰雅首先指出：当时西方人认为“中国语言文字最难为西人所通，即通之，亦难将西书之精奥译至中国”。这是因为“中国文字最古最生而最硬”，“中国自古以来最讲求教门与国政，若译泰西教门或泰西国政则不甚难”，但如果是翻译西方的科学技术则“几成笑谈”。尤其是西方当时科学技术发展迅速，“门类甚多，名目尤繁，而中国并无其学与其名，焉能译妥，诚属不能越之难也”(19)。针对这种观点傅反驳说：“实有不然。盖明时利玛窦诸人及今各译书之人，并未遇有甚大之难以致中止。”傅兰雅同意“无其学与其名”是翻译的最大障碍，指出“译西书第一要事为名目”。但同时认为“中国语言文字与他国略同”，也是在不断地发展变化的，具有接受外来新事物的潜在可能性。“近来中西交涉事年多一年，则新名目亦必每年增广。”对于“贸易或交涉事内有新意新物，必设华字新名”始能表达，若拘泥于语词的旧义，“所用名目必为华字典内之字义，不可另有解释，则译书事永不能成”。所以，翻译者在译名创制上的任务是艰巨的。傅兰雅回顾明末清初耶稣会士以来的译词创制说：“所设新名，间有文雅者，间有粗拙者，如前西人与华人所定各名，常有蠢而不能久行者。”但这种情况在欧美也发生过，“二三百年前，英国多藉希腊与罗马等国文字，以作格致与制造内之新名，后则渐除不用或更换以更妥者”。“各国所设名目若甚不当，自不久必更以当者”；“西国久用之名，后知不合，则更新者虽多有不便，亦不得已也”。中国也不例外，来自外国的译名“不能一时定准，必历年用之始能妥协”。
关于译词的创造方法，傅说“此馆译书之先，中西诸士皆知名目为难，欲设法以定之，议多时后，则略定要事有三”。傅兰雅等总结的三要事如下：
一华文已有之名。设疑（拟）一名目为华文已有者，而字典内无处可察，则有二法：（一）可察中国已有之格致或工艺等书，并前在中国之天主教师，及近来耶稣教师诸人所著格致工艺等书；（二）可访问中国的客商或制造或工艺等应知此名目之人。
二设立新名。若华文果无此名，必须另设新者，则有三法：（一）以平常字外加偏旁而为新名，仍读其本音，如镁、鉮、
、矽等；或以字典内不常用之字释以新义而为新名，如铂、钾、钴、锌等是也。（二）用数字解释其物，即以此解释为新名，而字数以少为妙，如养气、轻气、火轮船、风雨表等是也。（三）用华字写其西名，以官音为主，而西字各音亦代以常用相同之华字。凡前译书人已用惯者则袭之，华人可一见而知为西名；所已设之新名，不过暂为试用，若后能察得中国已有古名，或见所设者不妥，则可更易。
三作中西名目字汇。凡译书时所设新名，无论为事物人地等名，皆宜随时录于华英小簿，后刊书时可附书末，以便阅者核查西书或问诸西人。而各书内所有之名，宜汇成总书，制成大部，则以后译书者有所核查，可免混名之弊。
“要事”之一即利用已经存在的译名。傅兰雅提到了两种可以利用的资源，即耶稣会士们的著述和以墨海书馆为中心的新教传教士的翻译活动。尤其是对耶稣会士文化遗产的关注和利用，较之鸦片战争前的广州时期是一个进步。另一方面，贸易的自由化、江南制造局的实际生产活动使从“客商或制造或工艺等应知此名目等人”处了解术语成为可能。但这种情况常常不能说是“译词创新”，因为它只是即物命名，没有将外语译成中文的过程。广州时期以这种方式产生的名目也不在少数，其作为译名的特点是俗语性，有“粗拙”、“蠢而不能久行”的危险。
“要事”之二是讨论译词创制的部分。在这里傅兰雅实际上涉及了三个问题：
1.以造新字的方式创造术语，具体地说是化学元素的命名问题。傅兰雅提出了两个方法：一是利用常用汉字作声符，加上表意的偏旁构成新汉字。声符选择与外语的第一或第二个音节相近似的字，义符的选择根据物质的性质来决定。傅兰雅所示的例字是“镁、鉮、、矽”。二是利用“不常用之字释以新义而为新名”，也即赋予已废弃的古僻字以新的意义，作为译名。傅兰雅的例字是“铂、钾、钴、锌”，均见于中国的字书，如“钾”义为“铠甲”，“锌”义为“刚硬”。本条目所涉及的可以说是造字和用字层次的问题。造字主要利用的是形声的方法：声符模仿外语的发音，义符对指称对象进行某种科学上的分类，即“金”表示金属，“石”表示非金属(20)。如上节所述，用造新字的方法译化学元素名的首倡者是罗存德，但罗的“五行法”只能区分表示新字是化学元素名，并不具有积极的分类学上的意义（因为所有新字都有“行”）。傅兰雅的方法则可以表示物质的形态，显然更进一步，更重要的是字形较容易为中国人所接受。傅兰雅的造字原则形成于1869年着手翻译的《化学鉴原》，是否受到了罗存德的影响不得而知，但合作者徐寿起了重要作用是不容置疑的[5]84-88。两人拟定的命名方法是：
西国质名字多音繁，翻译华文不能尽叶，今惟以一字为原质之名，原质连书即为杂质之名……原质之名中华古昔已有者仍之，如金、银、铜、铁、铅、锡、汞、硫、磷、碳是也……昔人所译而合宜者亦仍之，如养气、淡气、轻气是也……此外尚有数十品，皆为从古所未知，或虽有其物而名阙如。而西书赅备无遗，译其义殊难简括，全译其音苦于繁冗。今取罗马文之首音译一华字，首音不合，则用次音，并加偏旁以别其类，而读仍本音。(21)
其中的关键是“以一字为原质之名”的一字原则。一字原则解决了汉语语词形态上的特点与化学元素名之间的矛盾(22)。汉语的词长一般不超过4个音节，而化学元素即需要单独使用，又需要以化合的形式出现。如果元素名为双音节，在复合使用时将极为不便。采用一字原则的傅兰雅的译名正是在这一点上大大优于丁韪良的《格物入门》(1868)、嘉约翰(J.G.Kerr，1824-1901)的《化学初阶》(1871)的译名。新造字是一字原则的必然结果，因为尽管废弃古僻的汉字可供征用，既有的汉字仍然无法完全满足为那些“从古所未知，或虽有其物而名阙如”的新发现的元素命名的需要。
2.复合词的创造。汉语中可以区别意义的音节不超过1500个，新词的创造不得不更多地依赖多音节的复合词。如上文所述，作为译词的复合词的创造，按照其理据实现的方式可分为直译和意译。从傅兰雅所举的例词“养气”、“轻气”、“火轮船”、“风雨表”等来看，主要是意译。这是因为当时采用的翻译方法是外国人口述，中国人笔录(23)。中国人不懂外语，外国人的口述常常不得不是具体的、描写性的。例如，对于Oxygen和Hydrogen，日语的译词“酸素”、“水素”是严格对应原词语素结构的直译，而汉语的“养气”、“轻气”只是现场性极强的、通俗易懂的意译。“用数字解释其物，即以此解释为新名”，表明译词也正是在这种解释的过程中诞生的。但傅兰雅指出新的译名“以字数少为妙”(as few characters as possible)，双音节是最少字数的复合词，现代汉语中三音节的复合词也有了极大的增加。但是，超过这个数值就变成了短语或词组，在实际使用上极不方便。上文所述的马礼逊的辞典、合信的医学术语集等都存在着这样的问题。
3.音译。傅兰雅的主张可以归纳为：使用官话而不是方言的发音，对于外语中较常见的发音使用相同的汉字加以表示，即表音汉字的统一性问题。这里傅兰雅显示出了某种踌躇，一方面为了“一见而知为西名”，最好有一套音译专用的汉字，这种字没有明显的字义，只表示发音，所以他对“北京有数教师共拟成华字一副，以译西国人地各名”的尝试寄予期望；但同时又说“所设者用以译新名则可，若不仍前人所用者，亦不能有甚大益”。拟议中的音译专用字不能用于已有的译词，新旧译名统一仍无法实现。
“要事”之三是术语集编纂的问题。这不仅是一个方便后来译者的问题，同时也是术语的统一和体系建构的必要工作。该文发表以后，傅兰雅陆续出版了《金石中西名目表》(1883)、《化学材料中西名目表》(1885)、《西药大成药品中西名目表》(1887)、《汽机中西名目表》(1890)。其中《化学材料中西名目表》如卷头小序所说，“于同治九年，在江南制造总局，翻译化学鉴原、续编、补编时所作”，是经过了长时期精心准备的。傅兰雅编纂的一系列术语集是对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工作的总结，为进一步的术语创制打下了基础。
进入19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教会学校的大量增加，西方自然科学知识教育的必要性逐步显现，科技术语的创制、审定成为传教士组织的一项重要工作。1890年，第二届新教传教士全国大会在上海召开，傅兰雅在会上宣读了关于科技术语问题的长篇论文(24)。文章分为四部分：(1)科技术语与汉语之关系；(2)汉语科技术语体系的某些特点；(3)译名混乱的现状及其原因；(4)解消译名混乱之方法。傅兰雅在第二部分中从七个方面对科技术语的创制原则和方法作了详尽的讨论，其主要论点如下：
第一，尽可能译义，而不是译音。傅认为汉语的术语少，对外来语言成分的适应性差。世界上许多语言用音译的方法增加新词，丰富自己的词汇，而汉语很难用相同的方法从外部世界吸收重要的概念。这是因为一种语言吸收其他语言的能力与两者之间的相似程度成正比，汉语与西方语言差异较大，只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缓慢吸收。汉语中大量方言的存在也增加了音译的困难。傅兰雅指出实际使用情况显示汉语更适合译义。但在翻译方法上，傅兰雅以罗存德的《英华字典》中的“demi-god＝半个上帝”(25)，和其他人的“brother-in-law＝兄弟在律法”的错误为例，强调应该避免逐字直译。翻译的关键是译词，傅兰雅认为译词应该在中国的古典中寻找。这是一件艰难的工作，以至于最优秀的翻译家也因为贪图省事，在应该译义的地方使用了译音的方法，如把石膏(gypsum)音译为“绝不斯恩”，把花岗岩(granite)音译成“合拉尼脱”等，傅兰雅认为均不可取。
第二，如果无法译义，则要尽量用适当的汉字音译。某些术语，特别是固有名词不能译义，只能用汉字表示最相近的发音，这时汉字的选择是关键。应该建立一个音译用字的系统，用相同的汉字表示常用的、相同的音节，而且要使用官话的发音。
第三，新术语应尽可能同语言的基本结构保持一致。傅兰雅在文章中这样写道：偏旁构成了汉语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新的术语不应忽视这种重要特征。成千上万的汉字按照偏旁部首被精心地排列在字典里等待着实际使用。《康熙字典》里收录的汉字超过八万（实际收字49030余），但除非是极特殊的情况，被使用过的字不到八千。很多正统的汉字已经成为化石，只有很模糊的意义。我们为何不去发掘这样的字并赋予新义用它们作译词呢？这种努力在制定化学术语时已被尝试过，如“锌”、“钾”等。中国学者总的来说对此是可以接受的。这些字的长处在于字形和发音已经存在，并具有正统性，但已存在的汉字都有或曾经有过意义。例如，我们使用“加非”音译coffee时，这两个常用字的字义是无法消除的。有时我们用加口字旁的方法告诉人们某些字只表示发音，没有意义，如“咖啡”。为何不选择早已被遗忘的另外两个字：“檟
”，而且这两个字还有表义的木字旁。这样做唯一的危险是，某些未来的汉语文献学家可能会在古籍中找出这两个字的最初意义，然后批评我们用错了字；或者某些保守的爱国者有一天写文章详尽地论证这种植物原来生于古代的中国，后来被带到西方去了，就像蒸汽机和电报一样。在那些有发生误解之虞的场合，最好的方法也许是使用适当的偏旁和声符完全重新造一个在任何一本现有的字典里都找不到的字。翻译化学元素名时，就使用了造字一法，并逐渐为中国社会所接受。造字的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挑剔的中国文人反对这些非正统的汉字。由此可知，所谓的“尽可能同语言的基本结构保持一致”，主要是指汉字的可分解性和偏旁的表义功能。傅兰雅甚至认为这是汉语的基本结构特征，并由此得出了结论：应该尽量利用古僻字或新造字作译词。
傅兰雅的两篇文章相隔十年，但主张是有一惯性的，即尽量译义，利用古僻字或新造字作译词。我们不得不指出：傅兰雅及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译词创造有很大的局限性。傅兰雅一方面主张意译，反对音译，但对复合词却很少关注，尤其是“摹借法”（直译）的译词绝无仅有。这些都与日本兰学家的译词创制形成鲜明的对照。
以造字为主要方法的化学元素命名法后来成为中国化学物质的标准命名法。傅兰雅取得了成功，但这种成功同时也传递了一个错误信息：新词的创造即是新字的创造。造字法尤为博医会所推重，认为是建构医学术语体系的最好方法、并将其发挥到了极致，最终使医学尤其是解剖学的术语制定走进了死胡同。
五、博医会的医学术语制定
西方医学知识是西学的一个重要方面，传教士等最初就是利用医学传道的方法在中国打开局面的。1886年，博医会(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成立，其宗旨是推进中国的西方医学教育和传播医学相关的知识。医学术语的创制、审定被提上了日程。该会主要成员高似兰(Philip B.Cousland)是这样回顾这段历史的(26)：
1850-1858年：在创制汉语医学术语方面最初作出认真尝试的是广州的传教医生合信(B.Hobson，1816-1873)，在此期间合信出版了数种关于西方医学的入门书和教科书，以及一本英汉对译的术语集(27)。
1871-1890年：合信之后，广州的嘉约翰为中国的医学事业奉献了三十余年。1871-1898年期间，嘉约翰翻译出版了多种医学著作，在医学术语的创制方面也多有建树(28)。与此同时，福州的柯为良(D.W.Osgood)、惠亨特(H.T.Whitney)医生和北京的德贞(J.H.Dudgeon，1837-1901)医生在解剖学、生理学领域，汉口的施维善(Porter Smith)医生在药物学领域，山东的洪士提反(S.A.Hunter)医生在诊断学、制药学领域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上海的傅兰雅、广州的桑普生(J.C.Thomson)也完成了医学某些领域的术语集。
1890年：医学术语因译者而异且缺乏统一的状况，严重影响了中国的西方医学教育。为此，博医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大会，成立了术语委员会，着手制定标准医学术语。
1901年：术语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审定解剖学、组织学、生理学、药剂学术语，出版了术语集：First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Medical Terminology Appointed by 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Terms in Anatomy，Histology，Physiology，Pharmacology，Pharmacy。
1904年：术语委员会召开第二次会议，审定病理学、内科学、外科学、产科学、妇科学术语，出版了术语集：Second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Medical Terminology Appointed by 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Terms in Pathology，Medicine，Surgery，Obstetrics，Gynecology。
1905年：术语委员会召开第三次会议，审定、修改已出版的各科术语；同年博医会召开第二次全国大会，决定出版使用标准译词的医学教科书系列。
1908年：术语委员会审定的术语由高似兰编辑出版，即An English-Chinese Lexicon of Medical Terms。
博医会术语委员会在1901年出版的术语集的导论中对术语创制原则作了如下说明：
对于博医会的成员，阐明造词的原则也许是有益的。首先需要注意的第一个问题是骨的名称，从术语体系的建构上考虑，最理想的是尽可能为每一骨头准备一个单音节汉字的名称，动脉、静脉、神经、肌肉的名称也应该如此。
为了寻找合适的汉字，委员会对卫三畏(S.W.Williams，1812-1884)、翟理斯(H.A.Giles，1845-1935)的辞典，以及《康熙字典》做了长时间、全面彻底的调查，最终决定了下述原则：每一个长的，或重要的骨头，应该在字旁边加骨字旁；手部的骨头加手字旁，腿、脚的骨头加足字旁。但是，头骨不需要特别加偏旁，因为事实上，颅骨等已经有表示头部的偏旁了。
具体的方法是采用废弃的旧汉字，或给常用的字加上偏旁，并赋予《康熙字典》所没有的新意义。这种命名体系将极大地帮助学生和教师记忆骨在身体中的位置。
为血液循环系统的各部分命名的原则是，添加血字旁，每一部分都用一个汉字表示。如：
上表中“
”、“
”是新造字，其余为《康熙字典》的收录字，但赋予了新的解剖学意义。其他还有：Canal和Duct等管状器官用“
”表示；Cell用“
”Chu表示(29)；Gland的译名，术语委员会认为来自日语的“腺”音Chüuan，会意flesh spring，是准确的，但同时又建议对于无管的gland使用“
”Hu=核。
前言中还对以下术语的理据作了说明：
1901年出版的术语集的造字原则为博医会其后的术语审定工作所遵循。在An English-Chinese Lexicon of Medical Terms(1908)的前言中，高似兰对术语委员会的译词创制原则作了整理，列于卷首。具体内容如下：
一、使用中国的译名。当然在很多情况下，这样的译名是不存在的，或作为医学术语词义模糊，过于粗俗。为此，我们的查询范围不应该局限于中国的书籍，日本的辞典、教科书也应该仔细调查。
二、意译外语的术语。这时译词应该尽可能地简洁、清晰、与原文在意义上保持一致。
三、利用《康熙字典》中废弃不用或罕用的字。很多字在构形上、字义上可以有效地利用来作术语，准确地表示医学上的意义。这些单音节的表意文字在术语体系的建构，特别是表示血管、神经、骨等概念时极为有利。
四、音译外语的术语。用这种方法创造的术语不能移译原词的意义，也不能提供任何意义上的线索。所以，迄今为止尽可能地受到了回避，只在药用植物或化学等领域有一些例子。音译是解决难题的不得已而为之的方法。同时，能用于音译的汉字也很少，如果用拼音记录汉语的方法得到了普及，音译词的创造可能会方便一些。
五、造新的汉字。这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方法。像很多汉字那样新字可以用适当的偏旁和声符构成，一看偏旁就可以知道新字的意义和科学上的分类(30)。
1937年，《高氏医学辞汇》（增订第8版）出版，采用新造字形式的术语基本被摈除，取而代之的是日本的医学术语，博医会术语委员会的努力基本上可以说失败了。博医会的新造字为何得到了与傅兰雅的化学元素名不同的结果？第一，傅兰雅的新造字主要是“形声”，即“取罗马文之首音译一华字，首音不合，则用次音，并加偏旁以别其类，而读仍本音”，而博医会的新字有了更多的“会意”的成分，更加追求新字的理据。第二，也是最重要的，博医会的一字原则无视汉语的发展方向，是不正确的(31)。如子宫、血清等改用一个新字后分别与“宫”、“明”发生同形冲突，反而无法上口了。
六、结语
1904年，益智书会主席狄考文(C.W.Mateer，1836-1908)出版了术语词典Technical Terms，这本词典可以说是对传教士百年术语创制工作的集大成。狄考文在序言中说：适宜的科技术语对于科学的思维和研究都是不可或缺的。为了在中国成功地进行西方的科学教育，充足的、适宜的术语是绝对必需的。但是，一些最早著书立论向中国读者介绍物理科学的人却试图尽可能地绕开新术语的问题。其结果是科学表述的准确性受到了损害，科学的正确发展也受到了影响。狄考文认为：
一般来说，常有一个问题被提起，即，科技术语应该意译还是音译。当能找到一个简洁、适当的词语时，答案似乎显而易见。中国学者通常喜欢这种译词。但是，对于那些冗长的、俗气的译词，或意义不清的词语，直接采用西方语言的音译可能更好。这一方法在商人中较流行。这本术语集中有很多音译词，尽管在总体上只占很小的一部分。
……
读者会发现一个事实，这本术语集里包含了大量的中国的字典中找不到的新汉字。这些汉字都是由一个偏旁和一个声符组成的，按照声符发音。所有的基本元素以及一些常见的物质名称都是用这种方法命名的。这一方法还被用于那些急需单音节汉字译名的术语。造字的方法能在丰富语言词汇的同时，避免陷入混乱。我们大胆地预言：这一方法与过去相比，今后将会被更多地采用。
这本术语集中的造字词主要集中在医学、化学的领域。回过头去看，狄考文的“大胆预见”并没有成为现实。在序言中，狄考文说，Technical Terms的编纂工作大部分是由其夫人完成的，但事过十年，狄考文夫人在New Terms for New Ideas(1913)的序言中写道：“有人创造新汉字来表达新概念，但是这种方法的缺点是发音不易确定。本书只采用了一个，即microbe的译词：
。新造字的方法很难普及，中国人自己创造的新词有更明显的东方特色。”
对于新造字或利用废弃的古僻字作译词的方法，中国的知识分子和翻译家们也各有主张。最早对传教士的造字法作出回应的是梁启超，他说：
古人造一字以名之者，今其物既已无存，则其字亦为无用；其今有之物，既无其字，则不得不借古有之字而强名之，此假借之例所以孳乳益多也……新出之事物日多，岂能悉假古字？故为今之计必以造新字为第一义，近译诸名，如汽字之类，假借字也；如六十四原质锌、铂、钾等之类，造新字也。傅兰雅译化学书，取各原质之本名，择其第一音译成华文，而附益以偏旁，属金类者加金旁，属石类者加石旁，此法最善。他日所译名物，宜通用其例，乃至属鱼类者加鱼旁，属鸟类者加鸟旁，属木类者加木旁，属器类者加匚旁，自余一切，罔不如是。既无称名繁重之苦，又得察类辨物之益。[8]3下－4上
梁启超在对傅兰雅大加赞赏之余，还要把造字的方法扩大到所有译词创制上。黄遵宪对此也具有相同意见，他在1902年就译名的创制、文章形式的改革给严复的信中说：四千年前产生的汉字，“即以之书写中国中古以来之物之事之学，已不能敷用，况泰西各科学乎”？古文字的意义与现在的事物意义范围“已绝不相侔”，就不要说与西方文字相比较了。黄遵宪指出：“今日已为20世纪之世界矣，东西文明两相接合。而译书一事以通彼我之怀，阐新旧之学，实为要务。”[9]1571-1573关于译名创制，黄具体地提出了以下几种方法：造新字、假借、附会、
语、还音、两合。
造新字即造字为词，黄将其列为第一项，似乎认为是最可行的方法。黄认为，“中国学士视此为古圣古贤专断独行之事”，其实《仓颉》只有三千多字，至《集韵》、《广韵》增加到四五万字，这些都是后来“因事而制造”的。如“僧”、“塔”等字，词章家当做十三经内的文字用，其实是为翻译佛经而造的字，“晋魏以前无此事也”。黄甚至说：如同荀子所言，新词被社会所接受需要时间，对那些社会不理解的词要说明词义，并对词义加以辨析。我认为只有造字方法产生的新词才能迅速为社会所接受（“荀子又言，‘命不喻而后期，期不喻然后说，说不喻然后辨’。吾以为欲命之而喻，诚莫如造新字。”）。但黄没有提如何造字。
张之洞也对“化学家制造家及一切专门之学，考有新物新法，因创为新字”的做法表示了赞同(32)。
而严复对传教士们的方法是有保留的，尽管他在早期的译著中大量使用了古僻字，但1909-1910年在清学部审定名词馆主持科学技术词汇的审定工作时，古僻字的使用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例如，审定词中取自《康熙字典》的古僻字译词只有Lymph的译词“
”等少数几个例子[10]。至于新造字，严复和其他本土的翻译家们似乎不愿意冒“坐之非圣无法之罪”[9]1571的风险去尝试。对于使用古僻字，胡以鲁说：“故有之名国人误用为译者，亦宜削去更定。误用者虽必废弃语，第文物修明之后复见用，则又殽惑矣，是宜改作者。例如‘鎕锑’，本火齐珠也，今借‘锑’以译金类元素之名。‘汽’本水涸也，今借‘汽’以译烝气之名则不可。”(33)即“煻锑”本来指火齐珠，“汽”本来指水涸，用来翻译金属元素或水蒸气不当，因为虽然现在是废弃的字，但是当“文物修明之后复见用”时会发生误解。可见，胡氏不赞成傅兰雅利用废弃字作化学译名的做法。不仅如此，胡以鲁在其著作《国语学草创》中为新国语的建构提议说：“新事物之名称及表彰新思想之语词，免用复合语词为之，不须作新字。”[11]124
如前所述，汉字的历史就是滋生繁衍的历史，“六书”的原理对西方人似乎更有魅力。但正如黄遵宪所说，对中国的读书人而言，造字是“古圣古贤专断独行之事”。而从词汇学的角度看，近代以降汉语的新词增加只能采用复合词的方式，新的语音形式的创造已经成为不可重复的历史了。对有限的语音形式，仅靠增加记录语言的符号是不可能完成科技术语体系的建构的。这就是来华传教士留给我们的教训。
本文初稿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召开的“东亚的文化遗产：普遍性与独特性”国际研讨会上宣读，蒙王勇教授等与会学者惠赐意见，谨致谢忱。另本文执笔之际，得到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王扬宗先生、复旦大学孙青博士的多方指教，不胜感激。
注释：
①所谓的“印刷语言”其实是印刷术带来的文本传播和书面语言这两个相辅相成的问题。
②以欧洲为例，俗语开始获得文字和语法，并由此具备记录文学作品的可能性，随着国民文学的形成，最终取得了“国语”的地位，这一过程及其伴随的诸现象均被称为“语言的近代化”进程。参见山本真弓『言語的近代を超えて』，（東京）明石書店2004年版，第10页。
③汉字与其所记录的典籍之间不存在共荣其损的不可分离的关系。
④“译”与“借”的最大区别在于：由“译”得到的词存在着积极的对译、造词过程，词的成立和概念的转移可以同步完成（当然这是经过理想化的状态）；而由“借”得到的词只借音不传义，词形的成立和概念的导入无法同时实现。
⑤音译意译结合的混合词，如“卡车”、“扑克牌”、“白兰地酒”之类的大量存在可以说是汉语外来词的一个特点。
⑥音译词与音节多少无关的一般是单纯词，但在本文中音译词作借词处理，不属于本文讨论的对象。在现代语言生活中，单纯词的创造，即完全创造新的语言形式，或称词根创造，已极少见。
⑦关于复合词的创制可参见拙文「日本的兰学译词与近代汉字新词的创制」，载『中国学术』2007年第23辑，第152-186页；「一名之立旬月踟蹰——严译与新国语的呼唤」，载『束アジア文化交涉研究』2008年创刊号，第311-335页。
⑧经验告诉我们，当一个外来概念在目的语中不存在又没有理据义时，译词的创造将遭遇极大的困难。
⑨用汉语文字学的术语来讨论兰学家或传教士的造字只是权宜之计。六书的“形声”、“会意”尽管有分化、重组意义体系的机能，但基本上是为已经存在的语音形式提供书写符号。兰学家或传教士的造字则必须同时为外域的新概念寻找语音形式和书写符号。故两者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⑩“不能以不私造语”似应为“不能不以私造语”。一个“私”字凸显兰学家对于创制中国古典中不存在的新词时诚惶诚恐的心态。
(11)“肫”虽然见于中国典籍，但大槻仍把它当成新制字来看待。
(12)用加口字旁的方法翻译外国的人名、地名等固有名词的事例古已有之，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13)那须雅之「Lobscheidの『英華字典』のつぃて——書誌学的研究(1)」，载『文学論叢』1998年第114辑，第1-26页；「Lobscheidの『英華字典』につぃて——書誌学的研究(2)」，载『文学論叢』1998年第116辑，第1-25页。
(14)据宫田和子的调查，仅以公共图书馆计，日本就有三十家以上收藏《英华字典》，达七十套之多。参见宫田和子「十九世紀の英華·華英辞典目録——翻訳語研究の資料として」，载『国語論究6近代語の研究』，明治书院1997年版，左起第1-101页。20世纪90年代以后又出版了CD版和复印本（東京美华书院1996年版）。
(15)参见沈国威『近代日中語橐交流史』，（東京）笠间书院1994年版，第144页。关于这一问题还可参见苏小楠「近代日本語の成立が近代中国語に与えた影響」，载『日本語論究7』，（大阪）和泉书院2003年版，第383-411页。
(16)罗同时给出了广东方言的发音和官话的发音，前者用小写字母表示，后者用大写字母表示。“钠”、“碲”未标注官话的发音。另，“硒”和“钛”两元素使用了相同的新造字。
(17)傅兰雅在后述1890年的文章中批评过罗存德字典的译词，由此可知至少在那之前他使用过罗的字典。
(18)参见傅兰雅《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以下引文均据《格致汇编》，（南京）古旧书店1991年版，第二册，第349-354页、第381-386页；第三册，第19-24页、51-54页。亦可参见张静庐编《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上海）群联出版社1953年版，第9-28页。
(19)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几乎没有西方人文科学内容的翻译，对这方面的翻译，包括傅兰雅在内的西方人士似乎存在着误解。后来的翻译实践证明，在人文科学领域，中西之间的差异更大。同时还需要注意的是，傅兰雅在这里讨论的是西人译西书，中国还没有外语人才，翻译工作只能以西人主导的方式进行。
(20)傅兰雅的术语表中没有使用“气”字旁的新字，“氧”、“氢”、“氮”等表气体的字是在益智书会1899年公布的《协定化学名目》中首次出现的。亦参见王扬宗《关于化学鉴原和化学初阶》，载《中国科技史料》1990年第1期，第84-88页。
(21)参见《化学鉴原》第1卷第29节《华字命名》。《化学材料中西名目表·小序》：“所有原质多无华名，自必设立新者，而以一字为主，或按其形性大意而命之，或照西字要声而译之。”参见江南制造局《化学材料中西名目表》，（上海）江南制造局1885版。
(22)《化学鉴原》的一字原则并不彻底，气体还保留双音节的形态。参见苏小楠「近代日本語の成立が近代中国語に与ぇた影響」，『日本語論究7』，（大阪）和泉书院2003年版，第383-411页。
(23)傅兰雅在文中指出：“至于馆内译书之法，必将所欲译者西人先熟览胸中，而书理已明，则与华士同译。乃以西书之义，逐句读成华语，华士以笔述之。若有难言处，则与华士斟酌何法可明，若华士有不明处，则讲明之。译后华士将初稿改正润色，令合于中国文法。”
(24)“Scientific Terminology:Present Discrepancies and Means of Securing Uniformity，”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890，pp.531-549。关于本文的基本情况参见王扬宗《清末益智会统一科技术语工作述评》，载《中国科技史料》1991年第2期，第1-19页。
(25)罗存德字典中实际的译词为“半上帝、半神”，似并无不妥。
(26)English-Chinese Lexicon of Medical Terms(1908)卷头的Historical Note。关于医学术语的制定问题可参见王扬宗《清末益智会统一科技术语工作述评》，载《中国科技史料》1991年第2期，第1-19页；张大庆《早期医学名词统一工作：博医会的努力和影响》，载《中华医史杂志》1994年第1期，第15-19页；高似兰《医学名词翻译标准化的推动者》，载《中国科技史料》2001年第4期，第324-330页。
(27)即所谓合信医书五种：《全体新论》(1851)、《博物新编》(1855)、《西医略论》(1857)、《妇婴新说》(1858)、《内科新说》(1858)以及《医学英华字释》(1858)。
(28)嘉约翰自1859年起就开始刊刻医学宣传材料，1871年出版《化学初阶》、《西药略释》、《割症全书》、《眼科撮要》、《炎症（论略）》，其后也陆续有医学著述出版。
(29)术语集编纂者拒绝使用李善兰创制的“细胞”，并认为“”比“珠”更能发挥汉字的表意功能。
(30)但是高似兰承认他们自己并没有利用这一方法的资格。
(31)复合词的理据是由每一个构词成分的语音形式支撑的，而作为汉字构件的偏旁部首则没有语音形式。因此，理据即使被认知也只是视觉的，与语言的本质——声音无关。
(32)参见张百熙、荣庆、张之洞《学务纲要》，转引自舒新城编《近代中国教育史料》，（上海）中华书局1928年版，第8-30页。
(33)参见胡以鲁《论译名》，载《庸言》1914年第25-26期，第1-20页。亦可参见沈国威《译词与借词——重读胡以鲁〈论译名〉》，载《或问》2005年第9期，第103-1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