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转型时期的中国理论思维建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思维论文,时期论文,理论论文,文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B8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5420(1999)04-0029-06
人类文明是一个动态系统，在其演化过程中经历了多次文明类型的转换。中华民族创造了历史上最发达的农业文明，产生了站在历史前沿指导农业文明建设的许多世界级的大思想家、大哲学家、大科学家。但在500年前开始酝酿的工业文明建设中，中华民族落后了。直到今天， 我们民族没有产生一个站在历史前沿指导工业文明建设的大思想家、大哲学家，在本土上也未培养出一个世界级的科学家。
一
支撑工业文明的科学形态在整体上是机械论（或还原论）科学，主导技术是机器制造技术。所以，又可以称为工业—机械文明。它是以少数国家消耗全世界的资源、占有全人类的环境容量为代价建立起来的，很大程度上是靠掠夺其他国家而实现的。其结果，在少数国家聚集起空前丰富的物质财富的同时，既唤醒不发达国家发展自己、实现工业化的意识，又因极大地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破坏社会的和谐发展而使不发达国家无法按照发达国家的模式建设工业文明。这是工业文明必然产生的、自身无法解决的根本矛盾。历史上出现的前工业文明，如希腊文明、巴比伦文明、中华文明等，都是区域文明，它们的支配地位都未曾扩展到世界范围。工业文明是人类创造的第一个在全世界范围起支配作用的文明形态。靠着这种文明，西方资产阶级通过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特别是战争的手段把整个地球人类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巨系统，即世界系统。如毛泽东所说：“自从帝国主义这个怪物出世之后，世界的事情就联成一气了，要想割开也不可能了。”（注：毛泽东.毛泽东选集（一卷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9，147.）但工业文明不是全人类共享的文明，依托它所建立的世界系统是按照少数殖民国家奴役大量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结构（即所谓中心—边缘结构）组织起来并运作的，是少数发达国家独享的文明。工业文明的最高成就是今日的美国文明。不妨设想，如果全世界都按照美国人的标准消耗资源、污染环境，人类还能生存多久呢？
工业文明起支配作用的世界是一个结构极不合理、内部关系极不和谐、整体状态极不稳定的巨系统，因而也是一个极其动荡、难以持久、快速演化的系统。两次世界大战，一系列的全球危机，谋求世界霸权，以及今日世界的种种纷争，都是这个系统结构不合理所造成的恶果。工业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变革最为显著、快速又最短命的文明形态。在世界已经不可逆转地系统化且已发展到现今状态的历史条件下，只有用一种能为全人类共享的新文明取而代之，世界才能成为一个合理、和谐、稳定的系统。全人类共享的文明必定是高于工业—机械文明的另一种文明。
今天，历史的车轮又来到一个新的文明转型期。工业—机械文明在暴露自身弊病的同时，也在孕育着它的对立面或替代者——信息—生态文明。这将是第一个全人类能够共享的文明形态，也只有让全人类共享并平等地参与，新型文明才能真正建立起来。支撑新文明的科学形态是“有机论科学”，主导技术是信息技术、生态技术、环境技术。发达国家建设工业文明采用的是不可持续的发展战略，今后面临的任务是单一的：用信息—生态文明取代工业—机械文明。发展中国家只能采用可持续的发展战略使自己发达起来，面临的历史任务是双重的：既要补上工业文明这一课，又要建设信息—生态文明，必须把两个课题结合起来，毕其功于一役。这无疑是一项更复杂、更艰巨的历史任务。
从现实的小历史尺度看，在信息—生态文明建设的起步阶段西方国家仍然走在前头；但若从历史大尺度看，全人类在建设信息—生态文明的进程中处在大体相同的起跑线上，所谓美国已进入信息社会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真正的信息社会（由信息—生态文明支撑的社会）还远着呢。信息—生态文明只能建立在可持续发展模式之上。只要大多数国家还处于不发达状态，少数发达国家就不可能放弃当前享受的高消费、高污染的物质文明，自动取消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真正采取可持续发展模式。真正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和信息—生态文明只能由世界各民族在大体相同的时期建立起来，这是由世界作为系统的整体特性决定的。环境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犯罪全球化，等等，这种历史趋势决定了实现可持续发展、建设信息—生态文明只能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
二
从上述总看法出发，我们来简略地讨论一下近代中华民族的理论思维建设。
18世纪的欧洲知识界产生了牛顿等自然科学大师和瓦特等技术发明大家，中国的知识界却把对自然界本已极少的关心用于解释人事及为皇权作论证。欧洲出现了笛卡尔、洛克、狄德罗、卢梭、康德等大思想家，为创造工业文明呐喊论证，建立起了适应这种文明的理论思维模式；中国的思想界则仍被束缚在儒学的框框中为封建传统作辩护，坚守农业文明的理论思维模式。这是造成中西双方在工业文明发展史上极大反差的重要根源之一。当完成工业革命的西方殖民者于19世纪凭借武力建立宗主国—殖民地结构的世界系统时，雄视世界千余年的中华文明被打得大败，以半殖民地的身份被组织到世界系统中，跌入了长达一百多年的屈辱深渊。但从那时到本世纪初，中国主流思想界从未认识到这是高低两种等级不同的人类文明较量的结果，不懂得须从文明转型的角度来观察和解决问题，仍然试图在维护皇权和儒学的框架内改变民族的命运。这是注定不能成功的。
20世纪是中华民族在屈辱中奋斗并获得民族解放的世纪，也是改变思维方式的一段重要历史。第一批从两种文明比较中寻找出路的是孙中山代表的民族精英，他们以共和制取代封建皇权，使人民共和的思想成为中华新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辛亥革命的成功与失败、俄国革命的胜利引动了“五四”文化运动，中国的知识精英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完全自觉地从工业文明的高度来解读和批判传统文化，开启了全面建构我们民族新理论思维的征程。在此基础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另一批民族精英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指导中国人民改变屈辱命运的同时，锻造出第一个现代形态的中国理论思维——毛泽东思想。20世纪中国思想界的某些代表人物走向了两个极端，或者看到工业文明高于中国传统文明而崇洋，或者不承认工业文明高于农业文明而崇古。毛泽东则认为：“不是都高，而是资本主义社会高于封建社会。故两者相遇，后者失败，其帐已结。只有更高者能胜之。”（注：陈晋.毛泽东读书笔记（上）〔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407.）这是中华民族极其重要的理论觉悟，是本世纪我们能够从政治上改变民族命运的思想前提。然后是邓小平代表的民族精英，把工业文明的另一重大创造——现代市场经济引入中国，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将为中国实现新的文明转型奠定必要的物质基础。
毛泽东还有一个意义深远的方法论贡献，就是第一次明确提出并证明只有坚持走自己的路，把从西方引进的先进思想同中国社会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变为有中国特色的东西，才能获得成功。从本世纪初到80年代，凡是主张简单照搬西方的思想、理论、方案的思潮，都没有取得成功，而且给中国的发展带来程度不同的消极后果。这是今后中国理论思维建设必须吸取的教训。
在20世纪末的今天来瞻前顾后可以发现，我们虽然还没有培养出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大师，但世界科学领域的所有学科都有中国人在跟踪研究，有些领域已走在前沿，与上次世纪之交时的情况有天壤之别。加上杨振宁等华裔学者在科学上的巨大成功，我们完全有理由断言：向后看，假若当年社会、经济条件具备，中国人原本是可以创造出支撑工业文明的所有科学成就的；向前看，只要我们的经济力量不断增强，社会不断进步，坚持科教兴国，在未来的科学发展中，中国一定会走在世界的前列。
20世纪末的中华民族已经培育出充分的开放心态，西方工业文明创造的一切优秀成果都被视为珍宝而积极引进，国外思想理论界的每个热点课题都有中国学者在跟踪研究。80年代以来翻译出版的西方学术著作之多、介绍的学术派别之杂是历史上任何时期所不能比拟的。许多人已不满足于介绍和跟踪外国学派，开始自觉地提出自己的新学说，创造有中国特色的新理论。他们的理论价值尚需经受历史的检验，往往显得粗糙、肤浅、幼稚，有的今天就可以指出明显的错误，很可能是过眼烟云，但标新立异的理论勇气可嘉，表现出中华民族在理论思维建设上欲领先世界的强烈愿望。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的中国学术思想界是一片混沌，在混沌的外观下，正孕育着代表未来的无穷的精细结构，是中华民族理论思维完成向现代化嬗变的前奏；一旦到达临界点，就会发生相变，从混沌走向更高的有序。我们今天的工作是给未来的学者作铺垫和积累，当这一进程达到临界点（大约要到下个世纪中叶）时，一群出色的大思想家、大哲学家就会突然出现在中国的土地上，成为建设新型文明的导师。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华民族新理论思维的建设已经坦途在前、一片光明了。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巨系统，如何建设自己的理论思维是一种自组织过程，凡自组织过程都不断面临不同道路的分叉选择，充满试探、试错，走了某些难以避免或本可避免的弯路。从大尺度看，自组织都是自发过程，有某种盲目性。但在小的尺度上，社会系统的这种自组织都是通过种种自觉的他组织来实现的。不同的社会势力、派别按照各自的理论原则和价值取向去影响甚至企图左右这种客观进程。系统的实际发展历程是由各种相互差异的、矛盾的、甚至完全对立的他组织过程的综合来决定的。中国目前的理论思维建设正处于此种状况。我们必须牢记历史教训，力求避免一切可以避免的弯路。在笔者看来，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要从新的文明转型的高度来审视问题，以创造适合中国国情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和以建设信息—生态文明为参照系来评价以往的理论思维建设，规范未来的理论思维建设。
三
在20世纪引进中国的各种西方理论思维中，影响最大、对改变民族命运起过决定性作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由于她的成功，由于她的中国化，她的那些最精彩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现代理论思维的有机组成部分，谁也无法再将其分离开来和剔除出去。但是，随着革命战争和群众运动年代的远去，面对现代资本主义的种种新现象、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消亡以及新中国建立后的一系列失误，人们开始意识到一向被当作真理的许多马克思主义原理已经过时，一百多年来未曾留意的一些内容显露出其特殊的价值。于是，“重新解读马克思”成了一个时髦的口号。这是一种必然趋势，也是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新体现。问题是如何重读马克思才是科学的。
实际上，最先提出“重读马克思”的是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切身感受到现代资本主义的变化以及苏式社会主义的失误和弊病，却不能理解已经开始孕育的新文明，仍然以工业文明为参照系观察问题，试图从马克思与恩格斯、老年马克思与青年马克思的差别中寻求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的出路。他们的工作是有成果的，但真正的贡献不是从这两种差别中找出来的，而是对现代社会实际分析研究的产物，是刚刚孕育的新文明在他们思想中的一种扭曲反映。西方马克思主义既没有找到复兴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良方，也没有提出能够指导新的文明转型的理论，总体上是失败的。究其原因，概源于他们未能站在文明转型这种历史高度看问题，偏离了当前历史前进的主要方向。无论马克思还是恩格斯，青年马克思还是老年马克思，都活动于工业文明的上升期，其间的差别（显然被人为地夸大了）不可能反映工业—机械文明同信息—生态文明的差别。
西方学者发现的这个重读马克思的视角于80年代被中国哲学界接受，恰巧碰上中国及世界局势的大变革，两者相撞击结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果实；实践唯物主义。他们张扬主体性，张扬价值观，无疑很有现实意义，促进了对极“左”思潮的清算。但笔者认为，要说实践唯物主义就是现代马克思主义的代表，实无根据。实践唯物主义继承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因，本质上仍然以工业文明为参照系来解读马克思，因而注定无法真正理解业已开始的人类文明转型，无法对这种转型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而新文明的建设，无论是攻克科学发展的难关，还是解决社会变革的矛盾，最关键的是运用辩证思维。
就社会发展而言，工业文明同信息—生态文明是一对矛盾，后者是对前者的超越或否定。但历史已经不允许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先建立工业文明，然后再超越它、否定它，唯一的可能是把补工业文明之课同建设信息—生态文明结合起来进行。既建设又超越，在肯定的同时又否定，这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尖锐而根本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除了求助于辩证思维，实践唯物主义能够提供什么指导呢？
这样讲，并不意味着我们主张固守现有的辩证唯物主义。我们所熟悉的辩证唯物主义是在工业文明已在欧洲建成，但远未达到顶峰的19世纪，作为资本主义系统中先进的反体制力量的哲学，为设计和建立高于资本主义的新社会而提出来的，因而具有超越工业文明的前瞻性。例如，它对机械论的批判在20世纪的科学中才得到明确而全面的呼应，并将成为21世纪科学的灵魂。马克思主义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描绘具有永恒的人文价值。但它毕竟是以19世纪的科学（机械论的、还原论的科学）为依据进行哲学概括的，对未来取代工业文明的新文明无法直接感受，更无法作出预测，必然具有历史的局限性。学界对此已有大量论述，这里仅就科学方法论作点补充。马克思有一个关于科学方法论的著名论断，推崇把对象放在“最少受干涉的地方”，“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下”来研究（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版序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这正是机械论科学倡导的还原论观点和孤立研究的方法。对还原论的局限性，19世纪的科学界和哲学界，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没有也不可能有真正的认识。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经典形态，不是它的惟一可能的、永恒的形态。历史业已证明，工业文明时代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使命在发达国家是迫使资本主义进行改良，在不发达国家是为它们争取民族独立和发展自己提供理论指导。这些都是为推动人类从工业文明向更高形态文明转变这个历史任务服务的。工业—机械文明能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的资源已经枯竭。
发达的社会主义只能建立在信息—生态文明的基础上，也只有社会主义能够为克服工业—机械文明所造成的种种社会弊病提供有效方案。建设信息—生态文明需要的哲学是具有新形态的辩证唯物主义。但只有把它移植或引种到信息—生态文明的沃土中，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才能真正走向成熟和完善。因此，我们的理论思维建设必须以建设信息—生态文明为参照系，重新解读马克思，解读当代世界系统的实际演化（全球一体化、世界多极化、社会信息化和环境生态化）这部无字的巨著，方可获得成功。实践唯物主义无疑能够提供有益的东西，有助于消除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对立，但这些都将作为新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组成部分得到肯定，无需另立门户。
四
科学发展不仅需要理论思维的指导，而且是培育理论思维的最佳沃土，二者是互动互应的双向作用。西方列强建设工业文明的理论思维就是在同机械论科学的互动互应、互促互利中发展起来的。不仅大哲学家和其他人文科学家注重从科学中吸取营养，依托科学成果构筑自己的理论体系，而且大科学家常常也是大思想家。牛顿力学的机械观，拉普拉斯的决定论，达尔文的生存竞争学说，这些科学思想对于同西方工业文明相适应的理论思维的形成所发挥的重大影响是人所共知的。与新文明相适应的理论思维和科学形态也只能在互动互应、互促互利中形成发展。每个愿为建设中华民族新理论思维做贡献的思想家和哲学家都应关心科学的发展，努力学习新的科学知识，跟踪科学前沿，关注科学的转型，从新型科学的孕育和发展中吸取构筑新理论思维的材料。我们的科学家也应关心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在科学实践中运用理论思维，从科学发展中提炼理论思维。历史要求在新型科学的孕育发展中造就中国的笛卡尔、牛顿。
对于建设新文明所需要的理论思维，科学哲学具有重要作用。回顾近、现代科学在西方兴起和发展的过程就会看到，西方学术界向来重视对科学作哲学的反思，用哲学观点探讨科学的本质、目标、特征、发展规律、方法论等，对科学发展现状进行评论，对科学的未来作出预测，从而产生了科学哲学这个意义重大的人文学科。回顾中华文明的发展史则发现一种强烈的对比：一方面，我们的文论、诗论、画论很发达，极大地影响、指导和推动了文学、诗词、绘画的发展，其成就是同一时期的西方无法相比的；另一方面，我们却没有可以与之相比的科学论、技术论著作。创造了辉煌的古代科学技术的中华民族未能产生近代科学，在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中落伍掉队，不重视研究科学哲学和方法论是重要原因之一。在新的文明转型时期，中华民族不能再犯此种历史性错误。
发展科学哲学同样要以西方为师，首先是学习和引进。近20年来，我们已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20世纪在西方居统治地位的科学哲学是以机械论、还原论科学为对象进行哲学概括的产物，总体上是为工业文明服务的。并且矿藏基本挖尽，中国学者除了引进介绍、作些新的发挥外，不可能有自己的独创。我国科学哲学界多年来的困惑就在于此。科学哲学的前途在于站在文明转型、包括科学转型的历史高度，探讨这一转型过程的动因、结构、方向、模式、规律、困难所在等，为新型科学的诞生呐喊论证，锻造适应建设信息—生态文明的理论思维。作为同一文化子系统的两种不同历史形态，新型科学同现有科学在自然观、科学观、方法论、思维方式等方面都有重要区别。这种新的自然观、科学观、方法论和思维方式的形成过程，既为新的科学哲学准备了沃土，也是它建功立业的历史良机。
五
建设中华民族新理论思维的另一重要战场，是重读、改造、发展我们的传统文化。这里同样有正确选择参照系的问题。大体说来有三种选择：维持国学原有的（即农业文明的）标准；以工业文明为标准；以信息—生态文明为标准。
“五四”运动的代表人物对传统文化的重新解读和激烈批判，是以建立工业文明为参照系进行的。今天看来，打倒孔家店，废除汉字，都是过头的口号。但从历史的角度看，这是为了“矫枉”所必须的“过正”。那时的工业文明仍处于上升期，实现工业化是中国实现现代化唯一可供选择的方案。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不破除，工业文明就不可能在中国建立起来。“五四”代表人物是近代中国透彻认识到这一点的第一批民族精英。任何以今天的标准去贬低甚至否定“五四”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批判都是错误的。
但是，“过正”毕竟是对客观真实的偏离。以工业文明为参照系只能看到传统文化的弊病，无法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在中国已经历史地错过了独立建设工业文明机会的今天，再坚持以工业文明为参照系解读传统文化便成为不适宜的了。历史地看，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机械文明，再到信息—生态文明，构成一个完整的否定之否定。今天的形势是，人类作为一个系统的整体演化已经走完第一个否定，开始了第二个否定，即否定之否定。在新的文明转型过程启动后，以往对传统文化全盘否定的弊病就暴露出来了。以信息—生态文明为参照系，才能科学而全面地评价中国传统文化。
在工业文明出现之前的漫长岁月中，虽然在某些局部也出现过严重破坏环境的过失，但就地球生态系统的整体看，人类行为还不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破坏。农业文明采取的是一种低级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包含有许多当代人类正在寻求的高级可持续发展模式可资利用的重要资源。中华民族创造了最发达的农业文明，中华文化关于敬畏自然、天人合一等思想包含着极有价值的历史智慧，有助于克服工业文明造成的严重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从这个角度解读中国传统文化必定大有收获。
工业文明的旗帜之一是征服自然，自觉地干预客观过程（即他组织）的思想被提高到极限程度，导致了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极度紧张，最终导致人类生存发展能力的衰退。中华文化，特别是老子所开创的道家文化，极力推崇自发性和自组织性，实乃治疗西方文化这一沉疴痼疾的对症良方。近30年来西方兴起的自组织理论以及相关的哲学极为重视老子思想，是他们以建设信息—生态文明为参照系批判西方文化的结果。他们的努力使我们看到一个解读中华传统文化极其有效的新视角，但要真正挖掘这个宝库，还得靠中国学者。
工业文明带来的社会极度不稳定、不和谐，引起西方所有关注人类前途的学者的深切不安。随着世界巨系统在经济、政治、科技、文化诸方面一体化程度的迅速提高，如何使这个系统和谐、有序、稳定、统一，成为必须解决的历史任务。儒家学说对于维护世界上最大的农业文明社会持续两千年的和谐、有序、稳定、统一局面起了极大作用，必有其可资借鉴的巨大历史价值。西方一批大科学家、大思想家联名倡议要借鉴孔子的智慧，所谓新儒家近几十年在西方兴起并形成某种气候，都离不开文明转型这个大背景。但要以信息—生态文明为参照系重新解读儒家学说，本土的中国人负有不可替代的历史责任。
近年来，香港学者杨伟国提出从信息思维角度比较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观点（《信息思维对华夏文明古今未来之新探索》，打印稿）。我认为，若用信息意识代替信息思维的概念，他的观点是可以接受的，而且十分重要。几千年来，西方文明重物质、重实体，中华文明重精神，所谓玄、虚、空、灵、气、神等，是中华文化特有的范畴，它们正是现代科学大力张扬的既非物质也非能量的信息。中华文明必定蕴藏着关于信息问题异常丰富的科学思想和哲学观点，对于建设信息文明极为宝贵。这是解读中华文化的又一重要视角。
信息—生态文明是第一个人类可以共享的文明形态，但又是基于不同民族的历史积淀而充满差异的，未来的人类文化是多样性的统一。中国的信息—生态文明是全人类信息—生态文明的一部分，必须给她植入现代性基因；又必须植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具有中国特色。
收稿日期：1998—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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