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志以后的歌哭——曹植、阮籍诗歌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的歌论文,诗歌论文,曹植论文,阮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2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08(2001)04-0150-06
曹植与阮籍都是文学史上映照千古的杰出诗人，一为建安之杰，一为正始之英，其生活的时代相去甚近。将这两人加以比较，一方面可以看出他们两人诗歌的同与不同，另一方面也会有助于加深对建安与正始诗歌的理解。
严格说来，我们这里所说的“失志”，对曹植与阮籍的意义其实是不完全一样的。子建的“失志”，主要在于他早年与其兄曹丕争立太子失败以及由此而来的在文帝、明帝两朝所遭受的压抑与折磨。他基本上被剥夺了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根本无从发挥个人才干，建功立业的壮志落了空，而只能以文学著述为业。从这一角度来看，子建之“失志”，实质上是一种被“夺志”，实非己愿。嗣宗则不同，他“本有济世志”[1](p.1360)，早年也曾以颜、闵自许，重“令名”、“气节”，对儒家治国平天下的一套理论也是熟稔于心的。他的“失志”，主要在于身处司马氏诛除异己、滥杀“名士”的多事之代，而又极端厌恶当时污浊、虚伪的政治，因“避祸”而不得已遁世，丢弃了早年的生活理想与信念，是一种主动的“弃志”。虽然嗣宗是不愿出仕，是自己主动放弃志向并转向了愤世嫉俗、弃毁名教，但他早年“志欲威八荒”[2](p.504)的理想确是褪色、破灭了。从这一角度而言，嗣宗与子建有一种共同之处，都是才高志大、本有慷慨的济世情怀，而在现实社会环境中遭到压抑的士人，虽然他们的“失志”原因并不相同，但其间之不得已的情感历程则是相似的。这一段痛苦的情感历程，对他们的文学创作，特别是诗歌创作，实有着重大的影响，所谓“诗者，亦惟自畅其歌哭”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与层面上，我们才将他俩诗歌放在一起研究的。
一
子建与嗣宗在诗中表现出来的“失志”以后的心境首先不同。
子建在诗作中屡屡流露出自己不被理解的苦闷和对自己横遭打击的愤恨之情。“虾
游潢潦，不知江海流。燕雀戏藩柴，安识鸿鹄游？”（《虾篇》）“虞舜不逢尧，耕耘处中田。太公未遭文，渔钓终渭川。”（《预章行二首》其一）流露出的是对自己虽怀壮志而不得其用、不被理解的激愤情绪。当然，在这种“江海”、“鸿鹄”的自比中，我们还可以体会到诗人的傲岸之情，而以尧与姜太公自谓，则又可见出子建对才干的自信。然而，这样的才干之士，在现实生活中所遭遇的却只是各种打击与迫害。如果说《野田黄雀行》中对于朋友遭受杀戮而自己却无力援手救助的痛苦心情还表达得较为委婉的话，那么《赠白马王彪诗》前的序文则将内心的愤激之情表露得酣畅淋漓——“黄初四年五月，白马王、任城王与余俱朝京师，会节气。到洛阳，任城王薨。至七月，与白马王还国。后有司以二王归藩，道路宜异宿止，意每恨之。盖以大别在数日，是用自剖，与王辞焉，愤而成篇。”明确道出了心中的愤怒，并进而交代了正是内心的这种愤激之情才促成了本诗的创作。
嗣宗在诗作中表露出来的心境却要单纯一些，他反复抒写的大多只是自己内心的孤寂之情。“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帏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咏怀诗》其一）“独坐空堂上，谁可与亲者？出门临永路，不见行车马。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旷野。孤鸟西北飞，离兽东南下。日暮思亲友，晤言用自写。”（《咏怀诗》其十七）在这个深夜不寐、独自弹琴与独坐空堂、无人与亲的诗人形象中，我们很容易体会出他的深沉的孤寂之情，而对于造成其如此孤寂的原因却无法得知。
子建在“失志”的苦闷与愤激中，仍然无法忘怀自己的报国之志。“仆夫早严驾，吾将远行游。远游欲何之？吴国为我仇。将骋万里涂，东路安足由！江介多悲风，淮泗驰急流。愿欲一轻济，惜哉无方舟！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杂诗七首》其五）黄节曾注释这首诗说：“植于黄初四年徙封雍丘，来朝洛阳，欲从征孙权，不愿东归，故曰：‘东路安足由’也”。[3](p.380)只不过由于报国无门、又被迫“闲居”，因而诗人发出了“惜哉无方舟”的无奈叹息。子建诗中所表达出来的这种身虽沉沦而壮志不坠的情怀，是与实际生活中他“每欲求别见独谈，论及时政，幸冀试用”[4](p.576)的努力相一致的。而当这种多次上书陈言、但求一用的各种努力都不见任何效果时，子建便堕入了一种无可奈何的悲切之中。“君若清路尘，妾若浊水泥。浮沉各异势，会合何时谐？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君怀良不开，贱妾当何依？”（《七哀诗》）“出门当何顾？徘徊步北林。下有交颈兽，仰见双栖禽。攀枝长叹息，泪下沾罗衿。良马知我悲，延颈对我吟。昔为同池鱼，今为商与参。往古皆欢遇，我独困于今。弃置委天命，悠悠安可任！”（《种葛篇》）用一种宛若弃妇似的哀伤语气再三陈述自己的眷眷之情，言辞恳切而心境凄凉；虽然已知无法改变现状，然而却又不肯断绝心中的那一缕希望。当然，身处这样一种悲切中，子建也不是没有任何摆脱的愿望和努力的。《浮萍篇》在追忆了昔日之欢乐、今日之摧颓以及仍然寄望旧恩中还的复杂情绪之后，转入抒写由“日月不恒处，人生忽如遇”而引发的“散箧造新衣，裁缝纨与素”的自遣努力。但正如《古诗十九首》“驱车上东门”的结语“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一样，终究只是一种不能解决问题的无力的努力而已。
与子建不同，嗣宗之“失志”，乃是出于主动的“弃志”。因而面对“失志”后的深沉孤寂，他不可能像子建那样重抒什么对君王的眷怀之情或感慨情志难忘而不得其用的痛苦，而是对自己的过去进行了反思与总结。嗣宗首先回忆、总结了自己的过去：“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驱车远行役，受命念自忘。良弓挟乌号，明甲有精光。临难不顾生，身死魂飞扬。岂为全躯士？效命争战场。忠为百世荣，义使令名彰。垂声谢后世，气节故有常。”（《咏怀诗》其三十九）“少年学击刺，妙伎过曲城。英风截云霓，超世发奇声。挥剑临沙漠，饮马九野坰。旗帜何翩翩，但闻金鼓鸣。军旅令人悲，烈烈有哀情。念我平常居，悔恨从此生。”（《咏怀诗》其六十一）从这种回忆中我们可以知道：嗣宗年轻时颇有用世之志，肯定“忠”、“义”，向往“容名”、“气节”，而且渴望立功，悔恨自己的“平常居”。那么，这样一位少年志士，为什么后来却转向攻击儒家的“忠义”呢？嗣宗谈到了时局的严酷：“徘徊蓬池上，还顾望大梁。绿水扬洪波，旷野莽茫茫，走兽交横驰，飞鸟相随翔。是时鹑火中，日月正相望。朔风厉严寒，阴气下微霜。羁旅无俦匹，俛仰怀哀伤。”（《咏怀诗》其十六）而诗人在现实中所面对的又是一批言行不一、心口相背的虚伪、做作的儒士：“外厉贞素谈，户内灭芬芳。放口从衷出，复说道义芳。委曲周旋仪，姿态愁我肠。”（《咏怀诗》其六十七）险恶的政治环境让诗人警惕与戒备，并自然而然考虑到自身的安危问题；而身边装模作样的儒士，又极大地破坏了诗人心中的理想士人形象；加之当时司马氏攘夺天下过程中的种种倒行逆施也让一切正直士人难以接受，于是诗人愤而撕毁名教，做出了种种惊世骇俗的越世之举，不仅“嗜酒荒废，露头散发，裸袒箕踞”[5](p.4)，而且用种种大胆举动冲击礼教，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震动。《咏怀诗》其十五写道：“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诗书。被褐怀珠玉，颜闵相与斯。开轩临四野，登高望所思。丘墓蔽山冈，万代同一时。千秋万岁后，容名安所之？乃悟羡门子，噭噭今自嗤。”对自己年轻时的志尚表示了一种讥讽。这首诗中值得我们特别加以注意的是，诗人用以否定诗书之志的原因在于认识到人生终点只是“一掊黄土”，于是怀疑起“容名”的永恒价值。传统的儒家价值观念认为：人生短暂，故而当求建立一番不朽之功业，因此有“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之说。而建安诗人包括子建在内，也都普遍信奉这一人生价值观念。也正因如此，子建才对自己长年闲居、无法建功立业的现状感到如此痛苦而多方渴求一用。从这一点看，嗣宗价值观念与前代士人相比，已发生了某种十分微妙的变化。
二
子建与嗣宗在现实生活中都处于一种不得意的苦闷状态，由此而来的如何安顿自己的身心就成了他们面对的重大问题。这一点，在他们的诗中也得到了表现。
由于子建在现实生活中不仅壮志无法施展，而且日常居止也颇受压抑，因而有时甚至发出了愿求毁灭的沉痛之辞。“吁嗟此转蓬，居世何独然！长去本根逝，宿夜无休闲。东西经七陌，南北越九阡。卒遇回风起，吹我入云间。自谓终天路，忽然下沉渊。惊飙接我出，故归彼中田。当南而更北，谓东而反西。宕宕当何依？忽亡而复存。飘颻周八泽，连翩历五山。流转无恒处，谁知吾苦艰！愿为中林草，秋随野火燔。糜灭岂不痛？愿与本根连。”（《吁嗟篇》）以比兴的手法写自己四处飘荡之苦，语气凄凉而感情沉痛，最后诗人忍不住发出了宁可毁灭也不愿再这样飘荡下去的悲愤之辞。而《七哀诗》中的“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君怀良不开，贱妾当何依”，流露出的也是一种不知该如何自处的无奈之情。现实生活的压抑与逼仄，使得子建常常到神仙世界中寻求虚幻的解脱，写出了大量的游仙诗。无论是《仙人篇》写升天之行，还是《升天行》写高大广袤的扶桑形象，诗人都十分强调景象、气宇的阔大，与现实生活形成了鲜明强烈的对照。不仅如此，子建还在《游仙诗》中这样写道：“人生不满百，戚戚少欢娱。意欲奋六翮，排雾陵紫虚。蝉蜕同松乔，翻迹登鼎湖。翱翔九天上，骋辔远行游。东观扶桑曜，西临弱水流。北极登玄渚，南翔陟丹丘。”明确道出了短促生命中的压抑与痛苦正是自己不得不到冥想中寻求解脱的原因，而子建的痛苦，又与现实生活空间的拘局有着紧密的关系。然而，虚幻的神仙世界，是不足以寄托情感的，也无法消解现实生活中的悲哀与苦闷，所以诗人在《苦思行》中写自己追踪仙人，却得到了“教我要忘言”的诲告。由此可知，子建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安顿自己的身心，追求游仙得道，却又明知其为枉然，最终只是在神仙世界中一抒愤懑之情、得到些虚幻的阔大想象而已。他念念难忘的终究只是胸中的壮志。对子建来说，除实现壮志之外，生活中其实别无其它出路。所以，被“剥夺”了施展抱负的机会，对子建而言，也就是失去了一切。
与子建不同的是，嗣宗对现实生活中传统的一切可以用于安顿身心的方式都表示了怀疑与否定。首先是人伦关系。“人知结交易，交友诚独难。险路多疑惑，明珠未可干”（《咏怀诗》其六十九）；“贵贱在天命，穷达自有时。婉娈佞邪子，随利来相欺”（《咏怀诗》其五十六）；“高名令志惑，重利使心忧。亲昵怀反侧，骨肉还相仇”（《咏怀诗》其七十二）。交友诚然不易，亲人当然也会成仇，人与人的关系是多么的危险与不可靠。其次是传统儒家的人生理想。“丘墓蔽山冈，万代同一时。千秋万岁后，容名安所之？”诗人用反问的语气表示了否定。在这种否定中，我们还可以体会出一种对容名的轻蔑态度。“独有延年术，可以慰我心”（《咏怀诗》其十）。然而，嗣宗却又太理智了，他清醒地知道“采药无旋返，神仙志不符”（《咏怀诗》其四十一），所以根本无法将之作为精神寄托。在这样一种四顾茫然而无所倚靠的状态下，嗣宗甚至透露了一种意欲彻底摆脱世事的心理。“去置世上事，岂足愁我肠！一去长离绝，千岁复相望”（《咏怀诗》其七十三）。然而，世事何尝能够摆脱！如果说阮籍以前的诗人还只是把时光流逝与不遇明君作为造成自己失意与痛苦的最主要原因的话，那么对嗣宗来说，却是社会上的一切都不值得信任，他根本无法在现实生活中寻找到一个可以安顿身心的处所。在这个世界上，他所面对的只是无边无际的荒凉，所体会到的只是时间的无情、天地的永恒和人生的孤寂以及在这个动荡的社会中保存自己生命的困难。“人生若尘露，无道邈悠悠。齐景升丘中，涕泗纷交流。孔圣临长川，惜逝忽若浮。去者余不及，来者吾不留”（《咏怀诗》其三十二）；“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趋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咏怀诗》其三）这种人生的空漠之感，与子建那种痛苦感受，虽有着某种相似之处，但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两者之间的不同。从一定意义上说，子建的痛苦从反面确证了人生理想的价值与意义。因为这种理想一旦被剥夺了，将让我们的生活坠入痛苦的深渊；而嗣宗的感受则显示了一种类似于“梦醒了发现无路可走”的孤独存在。由此我们可以得知：子建的诗歌作品中抒发的是一个“失意者”的痛苦，而嗣宗所抒发的却是一个“孤独者”找不到出路的悲凉。
三
子建与嗣宗在“失志”后所体味和表达的情绪、心境的不同和他们在安顿身心方式等方面的差异，也在其诗歌作品的抒情方式以及风格上得到一定程度的反映与表现。因为特定的情感内容总是要求着特定的表达方式，情感内容有差异，抒情方式与风格也就不会相同。
由于子建之“失志”实际上是一种被“夺志”，是被排除在政治权利中心之外，而他本人对政治或者说皇帝是并没有什么本质的意见和不满的，他不满的只是皇帝不让他参与而已。因而这种“不满”，就使得子建极容易沿袭屈原那样一种“美人香草”的比兴手法，因为这两者的情形与实质是相类似的。《美女篇》：“美女妖且闲，采桑歧路间。柔条纷冉冉，落叶何翩翩。攘袖见素手，皓腕约金环。头上金爵钗，腰佩翠琅玕。明珠交玉体，珊瑚间木难。罗衣何飘飘，轻裾随风还。顾盼遗光采，长啸气若兰。行徒用息驾，休者以忘餐。借问女何居？乃在城南端。青楼临大路，高门结重关。容华耀朝日，谁不希令颜。媒氏何所营，玉帛不时安。佳人慕高义，求贤良独难。众人徒噭噭，安知彼所观？盛年处房室，中夜起长叹。”一般认为此诗受到汉乐府民歌《陌上桑》的影响，这当然是不错的。但除开这种多方面的刻画人物外貌的方法与诗中所叙之事明显受到《陌上桑》的影响之外，我们从佳人盛年独处的孤单以及求贤不得的失意中，不是都可以感觉到屈原的影子吗？而《吁嗟篇》、《种葛篇》等作品中所采用的以女性自比的手法，也都与此相类似。与屈原相似的心态，有时候甚至还使得子建诗歌作品结构也表现出了与屈原作品相似的特征。《浮萍篇》：“浮萍寄清水，随风东西流。结发辞严亲，来为君子仇。恪勤在朝夕，无端获罪尤。在昔蒙恩惠，和乐若瑟琴；何意今摧颓，旷若商与参。茱萸自有芳，不若桂与兰；亲人虽可爱，不若故人欢。行云有反期，君恩傥中还！慊慊仰天叹，愁心将何愬？日月不恒处，人生忽如遇。悲风来入帏，泪下如垂露。散箧造新衣，裁缝纨与素。”全诗以夫妇为喻，写昔日之和乐、今日之摧颓，中间夹以“故人为好”、勿远桂兰之贤人而亲茱萸之小人的劝戒，而又有时不我待的紧迫之感，最后归于虽悲伤而又力求自遣的复杂情绪。这中间的每一种情绪和诸种情绪之间的组合都让我们想到屈原。子建诗作与屈原的这种相似性，当然和他学习屈原的作品有一定的关系，但更为重要和更为本质的原因还在于他们的遭遇与情感体验的相似。
与子建多以比兴体成诗不同，嗣宗在诗中则大多采用发露的手法表达自己的见解。无论是“人知结交易，交友诚独难”、“贵贱在天命，穷达自有时”、“高名令志惑，重利使心忧。亲昵怀反侧，骨肉还相仇”，还是“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独坐空堂上，谁可与亲者”，都十分鲜明地表达出了诗人的观点，尽管这些观点都与传统的观念有着一定的差异。应该说，在这一方面，嗣宗相当大胆，他从不隐讳自己内心的价值观念和自己不同于时人之处，甚至有时还以不同于流俗而自豪。而这，也是和他在《大人先生传》中写“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的大胆一脉相承的。这里所说的嗣宗诗作意旨的明确，看起来似乎与传统的评价——“厥旨渊放，归趣难求”相矛盾，其实不然。所谓“厥旨渊放，归趣难求”，其实并不是对所有《咏怀诗》而言的，只是牵涉到其中一部分有关于魏晋易代时事的作品。由于传统的文学评价特别强调“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方法，加上对于诗人政治态度又极度重视，因而探求嗣宗对于魏晋易代事件的政治态度就引起了历代诗评家的重视与关注，反而因此忽略了许多意旨相当明确的作品。
嗣宗对当时的政治事变到底持何种态度？我们今天实际已不易确知。就《咏怀诗》其二、其十一、其十六、其三十一这几首历来被看作与当时重大政治事变有关的诗来看，嗣宗的态度其实是相当矛盾的，他既不满于司马氏的专权篡逆，又感慨明帝末路仍歌舞荒淫不止，并不能从中发现什么明显的好恶倾向。诗中表达得较为明确的，倒是“哀”——无论是对魏主芳被废为齐王的“一为黄雀哀，泪下谁能禁”，还是对当时司马氏集团迫害异己的“朔风厉严寒，阴气下微霜。羁旅无俦匹，俛仰怀哀伤”。既然嗣宗本人都并不执著于政治表态，那么我们又为何苛求于他呢？何况，诗歌作品虽然与社会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但这种联系是通过诗人这一中介而发生的，它们两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关系。嗣宗这样一种不执著于曹氏与司马任何一方的态度本身，其实正表露出他不以“政治”为重、唯将“是非”挂怀的观念，这就正如他在诗中所写的——“小人计其功，君子道其常”。而这句诗，正是紧接在“羁旅无俦匹，俛仰怀哀伤”之后的，他哀伤、忧愤的原因主要就在于社会“常道”的被毁坏。这也正是嗣宗虽然愤而毁教、却又忧愤终生的原因——所谓“但恨处非位，怆恨使心伤”（《咏怀诗》其七十九）也。在诗中，则是诗人一旦涉及政治事变，便改变了发语明晰的风格，而多用古事与成辞入诗，所谓“寄托至深”也。以古事与成辞入诗，一方面是力求以不多的文字传达较多的思想内容，而另一方面在客观上也造成了一种“隔膜”的效果。这种“隔膜”，实际上就使得诗人与时事保持了一定“距离”。保持“距离”，这首先当然与司马氏的政治高压有关，然而它也同时体现着诗人不甚执著于具体政治事件，而更着力于内心情感抒发的心理和努力。
子建在现实生活中不仅念念难忘自己的壮志，更有着虽经诸多磨难却仍然多方寻求一展才干的努力。这种心理情感，表现在诗歌作品中，便形成了一种“一往情深”的特征。我们在上面分析过的《吁嗟篇》、《种葛篇》、《浮萍篇》、《七哀诗》等等作品都是如此，即便是《赠白马王彪诗》这样的最后归于劝慰的作品也不例外。诗中所抒写的对京城的眷念和对小人的愤恨之情、旅途的辛劳和秋野的萧条景象、内心情怀的凄凉以及由任城王暴薨而引起的悲痛等等诸多情绪交织在一起，诗人最后虽意欲振作，却反而给人一种如何劝慰、如何摆脱、如何忘却的沉痛感受。这种“一往情深”，当然是与嗣宗的执著于内心情感的抒写相似的，但它们两者的意义却并不相同。嗣宗所抒写的，是一种并不一定执著于具体事件的情感体验，是一种他体会到的似乎已经弥漫到整个社会人生每一角落的孤独、彷徨的苦闷情绪。而子建的诗中，无论是比兴体的，还是像《赠白马王彪诗》这样在诗作之前写一段“序”交代事情的来由，甚至包括那些虽然没有直接写到时事但也透露了较多消息的诗中，我们都可以感受到“缘事而发”的精神与影响。嗣宗意欲脱略事实而更为注重纯粹的感情抒发，这当然与他的独特个性与生活经历有很大关系，但也和时代风气——即人们普遍重视内心的精神生活与情感体验——相关联。嗣宗诗中的这种特征，反映着诗歌发展的必然——一方面是一步步地摆脱汉乐府民歌的影响；另一方面还指向了诗歌发展的未来——即抒情逐渐地成为诗歌创作的主要意图与目的。
收稿日期：2001-0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