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侨与黄花岗起义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黄花岗论文,华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辛亥革命期间，在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领导的推翻清王朝封建专制统治的多次武装起义中，属黄花岗起义最悲壮、最感人，影响也最大。海外华侨在这次起义中做出了重大贡献，值得称颂。
一、华侨与黄花岗起义的酝酿和准备
黄花岗起义的酝酿和准备始于槟榔屿会议。1910年秋，孙中山从美洲来到马来亚的槟榔屿（又称庇能），约胡汉民、黄兴、赵声等商讨起义问题，其兄孙眉（檀香山侨商），华侨同盟会员邓宏顺等人也参加了会商。无数次的惨败，使与会者精神不振，相顾无策。经孙中山的耐心启发鼓动，他们重新振作起来，决定再举起义。
孙中山先是给南洋各地同盟会负责人写信，约他们集中到槟榔屿开会。如10月28日孙中山致函邓泽如说：“弟今另有所见，必须足下牺牲数礼拜之时日，亲来商助，则事望可成。见信之日，无论如何匆忙，必请早临为祷。至急！至要！余容面谈”。[①]各地革命党人接到孙中山的信后，陆续来到槟榔屿。11月13日，在大石街槟城书报社（有说在孙中山寓所四间街决醒园）召开秘密会议。与会者共53人，除孙中山、黄兴、胡汉民、赵声、孙眉外，华侨代表有黄金庆、吴世荣、熊玉珊、林世安（此4人为槟城南洋支部代表），李孝章（怡保分会代表）、邓泽如（芙蓉分会代表）、李义侠（坤甸代表）、李柱中（即李燮和，印尼代表）等多人。会议开始后，孙中山首先讲话，总结以往起义的教训，指出现在时机已迫，号召大家破釜沉舟再举起义。接着，与会的同志纷纷发言，表示赞成孙中山的意见，讨论了发动起义的具体计划。此即决定黄花岗起义的著名的槟榔屿会议（又称庇能会议）。从中不难看出，华侨是酝酿、决定黄花岗起义的重要参与者。
槟榔屿会议后，华侨主要参与了以下几项准备工作：
（一）在香港设立统筹部作为起义指挥机构，由黄兴、赵声负责。美国归侨李煜堂将自己在港经营多年的金利源药材行作为秘密机关，负责接收海外党部的汇款、捐献的枪支弹药等，然后转运国内起义地点。统筹部陆续在广州城内外设立办事、联络、藏军械、制炸药等秘密据点几十处，其中河南溪峡徐公馆及万福里178号等隐藏炸药、武器的秘密机关为华侨徐宗汉、罗錞及妻女为联络员；华侨李德山、黄鹤鸣等分别在芙蓉里4号旧仓巷、甘家巷西湖街8号等秘密机关负责。
（二）秘密购运武器。黄花岗起义所用的枪支弹药多由华侨从国外购运。日本、越南（当时又称安南）、暹罗等地华侨参与购买武器及向香港的运送工作。越南海防华侨刘歧山、马祺、刘济川等参与组织由香港向广州转运武器；马来亚、新加坡华侨周之贞、郭汉图、广妹（女）等，将武器装入梳妆台及花盆等运到广州；华侨杜凤书更发明将弹药装饰成颜料、罐头报关的办法运到广州。据不完全统计，从日本、越南等地共购运各种枪支780多支，还有一批弹药。华侨不顾个人安危，秘密购运武器，为发动起义提供了保证。
（三）踊跃参加“选锋”（敢死队）。为组织起义力量，统筹部一面派人回国运动清新军反正，一面在国内外挑选优秀青年组成敢死队。南洋华侨对起义态度积极，纷纷报名参加“选锋”。他们“争先返国效力，甚至因人数过多，由抽签以决定回国参加者。越南各地另有一批侨胞，三十余人组织一敢死队，由陈有率领回国，只因陈有等趁搭之船只中途遇雾，延期抵港，致此批敢死队同志，未能赶及参加”。[②]据统计，回到香港集中准备参加起义的南洋华侨至少有500人。
不屈不挠、积极支持孙中山酝酿再举起义，远途跋涉回国密设起义据点，不顾个人安危、竭尽全力为起义购运武器，“争选返国”参加“选锋”……华侨为黄花岗起义的准备做了许多工作。
二、踊跃为黄花岗起义捐款
华侨踊跃地为革命捐款，成为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的主要经济来源，这从华侨毁家纾难地为黄花岗起义捐款中可以充分地反映出来。
在槟榔屿会议上，与会者一致主张应先筹足起义经费再行举事，认为“事济与否，实全系之”，“充分款项之筹集”。[③]会后便安排专人分头筹款，并分别致函各侨居地党部，发动捐款。如孙中山致函美洲党部介绍了准备在国内大举起义的计划，急需巨款，“望美洲各埠之同志，各尽义务，惟力是视，能筹足十万元固佳，否则多少亦望从速电汇，以应急需”。[④]
为使筹款有充分保证，槟榔屿会议期间，还分别安排了各侨居地筹款负责人。英属新加坡马来亚（简称新马）筹饷总部由邓泽如负总责，负责人有李孝章、李梦生。各地担任具体筹款的有郑螺生、黄怡益、黄心持等。荷属印尼筹饷团负责人为谢良牧、刘芷芬、李天麟；分任筹款的有刘亚泗、温庆武、黄庆元、伍连忠等人。加拿大洪门筹饷局由冯自由、马延远、陈交锡负责。美洲同盟会筹饷局由李是男、黄芸苏、黄伯耀负责。这些筹款负责人均为当地同盟会骨干。为防止侨居国政府的干涉，孙中山建议以“教育捐”的名义筹款。
孙中山本拟在南洋筹款，但因各国政府受清政府外交压力而禁止他停留；加之此前多次向南洋华侨捐款，再捐“殊觉开口之为难”等，只好前往美洲劝捐，将南洋筹款事委以胡汉民等人。胡初在新加坡筹款很不顺利，一筹莫展，便致函邓泽如前来相商。1910年11月25日，邓泽如、胡汉民等在新加坡开会募捐，与会侨胞百余人。侨商沈联芳首捐1000元，其他侨胞也随着捐献，共捐款3000元。1911年元旦，邓泽如等一行来到芙蓉，在安泰店开会筹款，与会侨胞30多人。谭德栋先是带头捐500元，听到邓泽如介绍捐款困难，与原计划相差甚远时，又捐500元，最后又捐5000元物品，他一人共捐6000元。胡汉民称赞“德栋先生之积俭一生，而为国毁家”。[⑤]与会其他侨胞也“量力认捐”。1月3日，邓泽如、黄兴等来到怡保劝捐，黄兴介绍目前所捐的款项与预定计划还差许多，鼓动同志们踊跃捐献。当地革命党先进郑螺生、李源水、李贵子、黄怡益各认捐千元。黄怡益妻子柯氏也认捐500元。尤其是侨商郑螺生变卖福建、江苏铁路股票再捐；李源水复将打满矿股票变卖捐出。萧竹漪将自己的全部田产出售作为捐献。槟榔屿华侨谢逸桥“移其伯父财产”“以济革命”，并利用自己的特殊关系动员侨胞捐款，孙中山赞扬他“挥金为革命”，“凭君纽带作桥梁，输送侨胞热血慨而慷”。[⑥]2月11日，胡汉民致信孙中山赞扬马来亚华侨捐款说：“泽如等加倍出力，谭扬（即谭德栋）一人出款五千，于是萝（螺）生、源水亦极动。芙蓉一带因得款万余，坝罗一带得款万余，庇能、日厘亦复续续加进……可谓南洋之大进步矣！”[⑦]新马各地华侨共捐款47663元，[⑧]占黄花岗起义各地华侨捐款的第二位。
从新马华侨捐款的情况看，中下层华侨尤其是中小商人的捐款是感人的，同盟会员是捐款的发动者或骨干，黄兴称赞“南洋各志士担任筹款者极形踊跃”。[⑨]如邓泽如在募捐中奔走各地，不辞辛苦。黄兴和胡汉民赞扬他为革命募捐“尽力国事”，“过门不入，国而忘家”。[⑩]
印尼华侨在谢良牧等革命党人的发动下，捐款也很积极。如巴达维亚华侨黎耀捐款3173盾。侨商梁映堂之子梁密庵将其父之储存的大笔款项偷偷捐献一部分。民国成立后，孙中山以大总统名义为梁颁发旌义状，表彰他“踊跃输将”。文岛地区的一些湘籍革命党人，先后在广大华侨中共募捐港币2.2万元，直接派人送到香港统筹部。这些钱主要是各种职业的华侨工人积铢累寸捐献的。经过发动工作，印尼华侨共捐款32550元，(11)也取得较好成绩。
加拿大是康有为保皇会的发源地，当地华侨曾大力资助过保皇会，却很少捐助革命党。1991年1月底至2月初，孙中山来到加拿大，大力宣传革命，发动华侨捐款，并发起建立革命救国筹饷局。经过努力争取，维多利亚致公堂召开全体会员大会，一致通过将会所楼房向银行抵押港币3万多元充作革命军饷。温哥华、多伦多、蒙特利尔等地致公堂也起来效仿。加拿大各处致公堂共捐款6.4万元，居各地华侨为黄花岗起义捐款之首。在香港筹划起义的黄兴、胡汉民、赵声等收到加拿大各地致公堂汇来的大笔捐款后，复信赞扬说：“尊处同志闻系先变产业，以急应军需，热度之高，洵为海外所未有，同人等不胜感服”。(12)美洲华侨为黄花岗起义捐款数额如下：维多利亚致公堂捐3.4万元，温哥华致公堂1.9万元，蒙特利尔1.1万元，旧金山1万元，纽约0.2万元，檀香山0.2万元；合计7.8万元。(13)
据以上介绍数字统计，新马、印尼、加拿大、美国华侨为黄花岗起义捐款共达15.9万多元。但据事后黄兴、胡汉民所列详细报告，起义共支出187636元。(14)另据记载，起义前胡汉民曾来到越南和暹罗筹款，西贡侨商、同盟会员曾锡周、李卓峰、马培生等人捐款7000余铢，堤岸华侨捐港币1万元，海防、河内华侨捐港币5000元；暹罗同盟会会长萧佛成捐出同盟会所存基金和特别捐6700地卡。(15)据此推算，越南、暹罗华侨为起义捐款约有3万元。
与以往各次捐款比较，华侨为黄花岗起义捐款有这样两个特点：第一，以往为革命捐款多为南洋华侨，而这次捐款范围由南洋扩大到美洲，尤其是加拿大致公堂成为捐款的后起之秀，这说明华侨捐款范围和规模均有所扩大和发展。第二，捐款数量大，事迹感人。黄花岗起义所用经费比以往历次起义均多，此次起义“所用的枪械弹药，可以说全是华侨捐钱购买的，起义所用的费用，也是华侨捐的”。(16)其中南洋侨商变卖自己的财产，加拿大致公堂变卖公产，其“毁家纾难之义举，使国内参加起义的志士“奋励激发，勇气百倍”。(17)华侨这种“国而忘家”、“为国毁家”的爱国精神，与回国在疆场效死的华侨交相辉映。
三、喋血黄花岗
经过几个月的紧张筹划，起义准备大体就绪。但到预定的起义时间时，因奸细告密，清军加紧戒严；加之内部统筹不周、未能服从统一调遣及有些人临阵动摇等原因，迫使起义改期为4月27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而且参加起义的人数锐减。关于黄花岗起义的经过，多有著述或当事人的回忆，此不赘述。这里要强调的是，参加起义的华侨作战英勇顽强，不畏流血牺牲。他们随黄兴等率先冲进广东督署，勇猛地击退清军卫兵；他们迎击清军卫队、巡防营以一当十；他们进攻督练公所奋勇当先，浴血奋战……
尽管起义军英勇奋战，但因敌众我寡，兵械无济，起义最终悲惨失败。
黄花岗起义英勇悲壮，无论是在战场上牺牲的、还是被俘在刑场上就义的烈士都十分可歌可泣，表现了“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气概。喻培伦、林觉民、方声洞等革命英烈的事迹已广为传颂。然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经查证有名的华侨烈士有31人，(18)他们的事迹同样可歌可泣，悲壮感人。
华侨烈士占七十二烈士的1／3以上；从职业上看有工人、商人、教师、记者、店员、教徒，而以工、商最多；从年龄上看，最小的才18岁，最大的52岁，其余多为二三十岁的青年；从地域上看，除韦云卿、李德山原籍广西外，其余原籍均为广东。侨居越南的最多有18人，其次为新马、暹罗等地。这说明参加黄花岗起义的华侨阶层较为广泛，但以工商界为多；参加起义的多为风华正茂的爱国青年；也说明华侨是黄花岗起义的主力之一。
黄花岗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惊天动地”，对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效果“不可胜量”，使革命党的声势“飞腾千丈”。黄兴曾高度评价黄花岗“死义诸烈士，皆吾党之翘楚，民国之栋梁，其品格之高尚，行谊之磊落，爱国之血诚，殉难之慷慨，兴亦不克其万一”。(19)在黄花岗起义中献身的华侨烈士个个英勇壮烈，视死如归，其事迹催人泪下。如马来亚华侨李炳辉起义前夕回国参加“选锋”。其母得知儿子回国，想让他回家看看。他很想念母亲，但认为革命事业更重要，乃挥泪给母亲写信，禀明不能回家看望她的情由，并附诗云：“回头二十年前事，此日呱呱坠地时，惭愧劬劳恩未报，只缘报国误乌私”。(20)由此可见其爱国热忱。印刷工人李文楷得知即将起义的消息，兴奋地表示：“我报国时机到了”。临行前慷慨激昂地对为他饯行的朋友说：“现今祖国局势，一天危急一天，我辈均为汉族男儿，必须为国家作一番惊天动地事业，以救国家危亡。此次回国，乃抱着此一愿望，与诸君为最后一次聚首！”(21)他回国后参加“选锋”，在起义中英勇顽强，毙敌多人，身中数弹，仍奋力向前，血流如注，“仆地而死”。再如李晚立志革命救国而到南洋加入同盟会，起义爆发的前一天晚上，他给哥哥写下一封诀别信：“此行成败不可知，任其事而怕死非丈夫也。今明知无济，只有实行革命宗旨，决以生命为牺牲，推倒满清，建设中华民国。事成则汉族光明，或败身愿毋我念。恳兄代告余妻区氏一言，苦守韬儿，他日继父之志，幸毋忘之！此别”。(22)起义开始后，李晚随黄兴进攻总督署，力战而死。马来亚华侨郭继牧、余东雄的事迹也很感人。郭生在南洋，稍长回国，见祖国内忧外患，愤慨至极，认为“必须推倒满清，才能救国”，旋返回南洋参加革命。父亲欲为他订婚，继牧对父亲说：“男儿志行未遂，何以家为？”但父亲一再坚持，勉强成婚，婚后不久他对妻子说：“我要到广州参加革命，这一去，成败不一定，假如不幸失败，切不可过于挂念我，还要请你替我孝养老父！”随即和余东雄一起回国。4月23日，他们给马来亚怡保同盟会领导人写信表示：“弟之生命，早已置诸度外……异日奋身杀贼，当推为先锋。弟既属克强君指挥，无论如何猛进，一往向前，誓无返顾”；即使失败，“战剩我继牧东雄二人，或受千枪百创，手无寸铁，犹必奋臂杀贼，死而后已”；“视死如归，弟之素志，但求马革裹尸以为荣耳。从此或与先生长别！此函请作最后之永诀观可也。倘以弟言为可采，以留示吾党后起，弟虽死犹生矣”。(23)为革命虽死犹荣，献身精神跃然纸上。起义打响后，郭继牧和余东雄跟随黄兴进攻督署，奋勇争先，双双战死。余东雄15岁即加入同盟会，牺牲时年仅18岁。当初因他年龄小，同盟会未准他回国参加起义，他再三恳求，才被批准。其爱国精神堪称楷模。可以说，在黄花岗起义作战中英勇献身的华侨英烈，都有一番感人的事迹，上面介绍的仅是几个典型。
华侨在战场上勇敢战斗，在刑场上宁死不屈。如马来亚华侨罗忠霍起义前回香港参与筹划活动。这时离别近十年的妻儿远途跋涉赴港看望他，但他无暇陪伴妻儿一叙天伦之乐或共度一个美晚良宵，仅给一点钱打发他们回家。妻儿走后，他心里很难受，随即默默地回广州参加起义，在攻打总督署时左脚受伤被俘。在狱中刑场上他还大谈革命，慷慨就义。李雁南在南洋本来有温暖幸福的家庭，但他毅然偕妻带女回国参加起义，中弹受伤被俘。在审讯时，他慷慨陈词地说，中国要有救，必须革命，必须推翻满清！只恨身中两枪，不能再战。今日被捕，只求速死。临行刑时，厉声对清兵说：“请用枪从口击下！遂张口饮弹而死。(24)其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清兵为之骇然。罗联是黄花岗起义华侨诸烈士中年龄最大的一位。起义暴发后，他从总督署转战至小南门，因寡不敌众被俘于狱中。当其弟来探视时，他表示：“吾必舍生取义，望诸弟能继吾志”。(25)临刑时奋力高呼：“中国非革命无以救亡，望后起者努力前进，勿中馁云”。其至死不渝的革命精神，激励后人。
综上几个方面的论述，可以得出这样几点简要的结论：第一，华侨参加了黄花岗起义的酝酿、筹划、捐款、购运武器及起义的整个过程，始终是起义的主力之一。他们在这次“碧血飞溅”的起义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并占有重要的地位。第二，在起义作战中，华侨勇猛向前，义无反顾，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在刑场上，他们大义凛然，视死如归，表现了大英大烈、威武不屈的高尚气节。华侨在起义中表现出可歌可泣的爱国献身精神永垂不朽，在中华民族爱国史上树立了一座座丰碑！第三，华侨在人力上、财力上、组织上及舆论上诸方面为辛亥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有口皆碑，他们支援黄花岗起义是其中一个典型的缩影。
注释：
①《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88—489页。
② (17) (21) (22) (23)黄珍吾著：《华侨与中国革命》，台湾国防研究院1963年版，第168—169页、第163页、第185页、第186页、第186—187页。
③ ④ ⑩ (11) (12) (13)《革命文献》第65辑《中国同盟会革命史料》（一）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74年版，第379页、第391页、第387页、第390页、第411页、第393页。
⑤ ⑨ (19)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80页、第167页、第171页。
⑥房学嘉、李大超编著《谢逸桥、谢良牧与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暨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4—65页。
⑦黄彦、李伯新编著《孙中山藏档选编》（辛亥革命前后），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页。
⑧[澳]颜清湟著、李恩涵译《星、马华人与辛亥革命》，台北经济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版，第351页。
(14)邓泽如：《广州“三二九”之役款项之筹措》，见蒋永敬编《华侨开国革命史料》，台湾正中书局1977年版，第39页。
(15)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编辑委员会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10年9—12月，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出版，第712、713页。
(16)尚明轩、余炎光编《双清文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74页。
(18)关于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华侨烈士的人数学术界有27、28、29、30、31、32人六种说法。笔者考证认为31人说确切，但其中应有“韦云卿”而不应有“李文甫”。据黄季陆主编《革命人物志》第1集“李文甫”条中未说明李为华侨；辛亥革命的当事人曹亚伯著的《广州的三月二十九日之役》所列的烈士表中简介说，李文甫为广东东莞人，香港中国日报经理。而韦云卿在狱中的供词承认自己是“广西南宁人，向做生理度日，随往暹罗（即泰国）。宣统元年，在安南（即越南）听孙文演讲革命道理，……遂投入革命党”。这可确认韦为泰国和越南华侨。
(20) (24)黄季陆主编《革命人物志》第1集，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69年版，第460页、第459页。
(25)黄季陆主编《革命人物志》第8集，第475页。
标签：孙中山论文; 华侨论文; 孙中山简介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历史论文; 胡汉民论文; 黄兴论文; 广州起义论文; 辛亥革命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