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楚竹书#183;孔子诗论》与先秦诗学——《孔子诗论》与孔子文学目的论的再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孔子论文,目的论论文,再认论文,诗学论文,诗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的出版，是2001年中国学术界的一件大事。而其中的《孔子诗论》，对于中国文学史、艺术史、文化史的研究来说，其意义更是重大。根据马承源先生的分类与统计，《孔子诗论》的29支竹简大体可以分为四部分，第一类是诗序言性质的竹简，第二类是讨论诗篇具体内容的竹简，第三类是专门讨论邦风（即国风）的竹简，第四类是邦风与大夏（即大雅）、邦风与少夏（即小雅）并存的。《孔子诗论》的内容所涉及的诗篇包括讼（即颂）、大夏、少夏、邦风59篇，其中包含7篇佚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马承源主编《战国楚竹书（一）·孔子诗论》附录一《竹书本与今本诗篇名对照表》。）。
《孔子诗论》的出版，因为收集有孔子及其后学关于诗乐文及数十篇传世《诗经》及佚诗的批评，证明了孔子与《诗经》的密切关系，及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不可以动摇的地位。同时，在学理上也为我们全面认识孔子的诗学理论提供了新材料和新眼界。
首先，《孔子诗论》对我们认识《诗序》问题，提供了支持。《诗序》问题是讨论《诗经》主题、诗人的创作目的，以及讨论孔子与《诗经》关系的核心问题。成伯玙《毛诗指说》云：“序者，……申其述作之意也。”王安石云：“《诗序》，诗人所自制。”（注：朱彝尊《经义考》卷九十九《诗一》引。）程颐曰：“《诗大序》国史所为，其文似《系辞》，其义非子夏所能言也。《小序》国史所为，非后世所能知也。”（注：《二程遗书》卷二十四《伊川先生语十》。）这些观点，虽然难免为推测之言，但却并不与汉儒所论抵牾，又极尽逻辑情理。所以，我相信“《诗序》应该是诗人或者采诗官所记，太师所传，至孔子删诗，有所删正，子夏传之，毛公加以申说”（注：参见拙文《诗序与诗经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建立》，中国诗经学会编《第四届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学苑出版社2000年7月。）。今天《孔子诗论》的发现并公布，为《诗序》的权威性又加上了一个新佐证。我们虽然不能通过《孔子诗论》直接证明《诗序》的确经过孔子整理，以及由此探究孔子如何整理《诗序》，以及如何删诗的问题，但是，《孔子诗论》的内容再次雄辩地证明《诗序》绝不会是汉儒凭空杜撰，而是在孔子之前就存在的，是经过孔子传承下来的。
《孔子诗论》所阐发的诗论观点，与《诗序》极为一致，而且，由于论述语境和方式的差异，《孔子诗论》和《诗序》还可以互相发明。《孔子诗论》第1简与大序的一致性，是大家都肯定的。我们以第8简和第9简为例，第8简曰：“《十月》善諀言，《雨无政》、《节南山》皆言上之衰也，王公耻之；《小旻》多疑，疑言不忠志者也；《小宛》其言不恶，小有仁焉；《小弁》、《巧言》，则言谗人之害也；《伐木》［弗］……”第9简曰：“实咎于其也；《天保》其得禄蔑疆矣，巽寡德故也；《祈父》之刺，亦有以也；《黄鸟》则困，而欲返其故也，多耻者其病之乎？《菁菁者莪》则以人益也；《棠棠者华》则……”（注：本文涉及《孔子诗论》的引文，用廖名春《上海博物馆藏诗论简校释》，见《中国哲学史》2002年1期。廖名春之校释，吸取了马承源隶定本的成果，改正了马承源隶定本的混乱，有较大参考价值。）
按《诗序》云《十月之交》、《雨无政》，大夫刺幽王也，《节南山》家父刺幽王也，諀言，即訾恶讽刺之言，幽王政治之衰，国事日非，“非所以为政也”（注：《诗经·雨无政序》。），所以王公耻之，有讥刺之言；《诗序》云《小旻》亦大夫刺幽王也，《诗集传》以为“大夫以王惑于邪谋，不能断以从善，而作此诗”，廖名春认为“《小旻》多疑，疑言不忠志者也”的意思是“人臣对君上的倒行逆施多有怀疑，因而离心离德”。《诗序》云《小宛》刺宣王也，宛，小貌，所以《毛诗正义》云，毛以作《小宛》诗者，大夫刺幽王也。政教为小，故曰“小宛”。宛是小貌，刺宣王政教狭小宛然。经云“宛彼鸣鸠”，不言名曰“小宛”者，王才智卑小似小鸟然。传曰“小鸟”，是也。所以，《孔子诗论》云“其言不恶，小有仁焉”。《诗序》云《小弁》、《巧言》皆刺幽王也，而《巧言》则是“大夫伤于谗，故作是诗也”，《孔子诗论》之言谗人之害也，正是指此。《诗序》曰《伐木》宴朋友故旧也，其中有“宁适不来，微我弗顾”，“宁适不来，微我有咎”之句。《诗序》曰：“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须友以成者。亲亲以睦，友贤不弃，不遗故旧，则民德归厚矣。”《孔子诗论》之言“《伐木》［弗］……实咎于其也”（注：此处是简8与简9合文。），其，己也，正是《诗序》之旨。
《诗序》云《天保》下报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归美，以报其上”，君能礼下，臣能敬上，君臣和美，所以《孔子诗论》说“《天保》其得禄蔑疆矣，巽寡德故也”，蔑疆，无疆也，巽，具也，寡德，此处指君德也。《诗序》曰《祈父》刺宣王也，《毛传》云祈父为司马官，职掌封圻之甲兵，《祈父》诗曰：“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转予于恤，靡所止居？祈父，予王之爪士。胡转予于恤，靡所底止？祈父，颤不聪。胡转予于恤？有母之尸饔。”《毛诗正义》云：时爪牙之士呼司马之官曰祈父。我乃王之爪牙之士，所职有常，不应迁易。汝何为移我于所忧之地，使我无所止居乎？由宣王不明，使人不称，故陈之以刺王。所以，《孔子诗论》曰《祈父》之刺，亦有以也。《诗序》云《黄鸟》刺宣王也，诗曰：“黄鸟黄鸟，无集于谷，无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谷。言旋言归，复我邦族。黄鸟黄鸟，无集于桑，无啄我粱。此邦之人，不可与明。言旋言归，复我诸兄。黄鸟黄鸟，无集于栩，无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与处。言旋言归，复我诸父。”《孔子诗论》云《黄鸟》则困，而欲返其故也，多耻者其病之乎？与《诗序》一致。《诗序》云《菁菁者莪》乐育才也，“君子能长育人才，则天下喜乐之矣”。《孔子诗论》曰《菁菁者莪》则以人益也，人益是言益人，此正是乐于育人之特点。《诗序》曰《棠棠者华》刺幽王也，虽然《孔子诗论》之《棠棠者华》失辞，相信与《诗序》必然相表里。
因为《孔子诗论》可能是孔子教授学生时讨论《诗经》话语的集结，所以，比之《论语》中孔子关于《诗经》的有关论说，则更见具体而贴近诗意。但是，它不是对《诗经》某一篇主题的全面阐释，所以，比之《诗序》，则见简洁间接。因此上，就《孔子诗论》的语境而言，其谈话场合和对象更接近于《论语》，其阐释诗旨又与《诗序》有一定联系，所以，这种解释体例存在差异，以及话语方式和语境上的差别，使《孔子诗论》和《论语》论诗，《诗序》解诗，在论述角度和方式上都不可能成为一个重合的文本。马承源先生说：“以上孔子授诗内容，除指出《雨亡政》、《即南山》‘皆言上之衰也，王公耻之’以外，其他都没有发现如《毛诗》小序所言那样许多‘刺’、‘美’对象的实有其人。”因此马先生断言“小序中的美、刺之所指，可能多数并非如此，之所以写得这么明确，可能相当部分是汉儒的臆测”（注：见《战国楚竹书（一）·孔子诗论》之《篇后记》。）。
实际上，马承源先生的说法是对《孔子诗论》的误读，《孔子诗论》既不是《诗序》的另一版本，也不是孔子所创作的第二部《诗序》，我们要了解《诗序》的价值，是要看《孔子诗论》是不是与《诗序》关于《诗经》各篇主旨相矛盾，如果矛盾，说明孔子没有阅读过《诗序》，《诗序》的价值就可能大打折扣，如果相反，则说明《诗序》在孔子之前就已经存在了。通过对《孔子诗论》与《诗经》的对比研究，实际的情况是，《孔子诗论》对《诗经》主旨的评论，是在《诗序》这个大框架下进行的，因此可以说，《诗序》肯定是在孔子之前就存在的。
《孔子诗论》与《诗序》的一致性，为我们重新认识孔子的文学目的论提供了新证据。《孔子诗论》第1简：“诗无泯志，乐无泯情，文无泯意。”（注：廖名春对这句话的隶定，参考曹锋、李学勤先生的意见，似比马承源的隶定准确。）我们可以看作是孔子对文学创作根本目的的阐述，而其基本精神，正是《尚书·尧典》所谓“诗言志”，孔子论诗、乐、文，抓住了志与情与意，就是强调文学从根本的目的意义上说，应该体现对人的关怀（注：参看拙文《古代文学存在的价值与研究的意义》，《社会科学战线》2001年6期；《从出土文献诗与志的关系看文学的价值》，《中国文化研究》2001年4期。）。《诗序》曰：“诗者，志之所至，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又曰：“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讽其上……”说明诗之“志”是有关人生与人对所生活的社会环境的感触和评价的，诗是体现以人为根本的价值观的，是为了人类的生存境遇的改善而创作出来的，是人文精神的直接体现，所以，《诗序》曰：“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诗序》立足于以《诗经》各诗篇作者的原始创作动机来解说诗意，其立论在于“美刺”、“兴寄”，即以文学关心人生，关心人类的生存状态。而《孔子诗论》虽然没有直接说出多少“美刺”问题，但是在字里行间，都隐藏着对美刺的肯定。
在传世文献中，孔子所谓“兴于诗”的说法，最准确地反映了《孔子诗论》关于文学终极目的的思想，《孔子诗论》第10简曰：“《关雎》之改，《樛木》之时，《汉广》之智，《鹊巢》之归，《甘棠》之报，《绿衣》之思，《燕燕》之情，何？曰：终而皆贤于其初者也。《关雎》以色喻于礼，……”第11简曰：“《关雎》之改，则其思益矣；《樛木》之时，则以其禄也；《汉广》之智，则知不可得也；《鹊巢》之归，则离诸……”第16简曰：“［父母也。《甘棠》之报，敬］召公也；《绿衣》之忧，思故人也；《燕燕》之情，以其独也。孔子曰：吾以《葛覃》得祗初之志，民性固然，见其美必欲返其本，夫葛之见歌也，则……”孔子评论诗，不离为人之根本，所以，孔子对文学的认识，是把文学与人格的修养紧紧地扣在一起。《论语·泰伯》孔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诗之兴人，为的是立人，成人，所以，诗的内容的纯正就显得格外重要。《论语，为政》孔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无邪”，就是对内容的基本要求。《论语·子路》孔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季氏》曰：“不学诗，无以言。”《论语·阳货》孔子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孔子又曰：“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这些都是强调诗为兴人、立人、成人的手段。孔子把诗纳入为人的存在服务的大系统之中，诗是为人类的福祉服务的；诗歌不仅仅是体现个人之哀乐的工具，更重要的是通过对个人哀乐的表现，成为培养人格、实现美好政治理想的媒介。即文学必须体现以人为中心的思想，文学应该关心人，关心人的成长和生活，反映人的喜怒哀乐。所以，《诗序》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汉书·艺文志》曰：“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礼记·大学》之言“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治国平天下应始于修身齐家，修身齐家则应从正心诚意开始，正心诚意又依赖于格物致知。“兴于诗”，从读诗开始，无疑正是孔子格物致知的意思所在。
了解孔子此目的，我们反回来再看今天所谓的文学独立论者，难免就显得肤浅。文学的独立如果说就其学科独立的意义而言，似乎有一定道理，如果把它看成是追求艺术的华丽，而丧失为人的根本，则文学本身也就没有价值了。因为人类的一切活动，归根结底，是为了人的生存和幸福的，这是人类一切活动的目的，当然也是文学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