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伤的黎明”(续)——50年代出生的女作家散文思想内涵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女作家论文,内涵论文,散文论文,年代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4)03-0089-05
女性意识与个人意识
这一代女性散文中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女人与个人的并行不悖。作为两个几乎是同时不约而同出现的主题词，女人与个人不再是相互排斥而是相得益彰。也就是说她们既认同个人，又认同女人，个人意识与性别意识成为女性生命意识土壤中开出的两朵并蒂莲。解释这种独特的现象必须引进女性经验这个视角。在90年代女性散文中，为什么不是她们的上两代人，也不是她们的下一代人，而单单是在她们这一代人的散文中如此集中地收获了个人意识与性别意识的双重自觉，出现了在一个新的层次上对女人这一性别的群体性认同呢?每一个个人都是有性别的个人，女人是性别为女的个人在性别这一类别上的共名，可是在人的意识发展中，要真正认识和认同女人这一性别共名，却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充满了心理焦虑、困惑和迷惘的过程，就像个人意识在每一个男人和女人的意识生成中也不是必然的和一蹴而就的一样。90年代是这一代人生命成长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是她们由青年进入中年、进入两性之爱、进入爱情婚姻和生育抚养的时期，她们在这个时期开始由做女儿到做妻子、做母亲，生儿育女，洒扫庭除，在承担社会角色的同时，承担女人的性别角色，并在这种自觉的承担中逐渐认识女人，认识女人和男人，从而经历了由“不喜欢做女人”(韩小蕙)到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回归女人一族”(叶梦)的过程。
这是一个艰难的成长的过程，一个女性经验的逐渐积累和生命感悟的过程。
“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逐渐变成的”。波伏娃在她的名著《第二性》里的这句话，已成为女人觉醒的至理名言。这里的“逐渐变成的”，便是被漫长的父权制男权文化所强制性塑造出来的女人。所以波伏娃拒绝回答女人是什么这个问题，因为这种回答十之八九会落入男权意识的圈套。波伏娃不承认有一个先于女人存在的本质，也就是拒绝承认父权文化对女人的强制性命名。她说，有人说女人就是子宫，可是在说到有的女人时，他们又不承认她是女人，尽管她和别的女人一样也有子宫。他们教导这些女人说，要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女人”呀!这“名副其实的女人”，就是人们所说的“女人味”、“女性气质”[10](P8)，就是“要被人看成女人，就必须具备大家公认的女性气质”。可是这“大家公认的”，其实是按照男人的标准、男人的需要来要求女人，规范女人，凡不就范于这种要求的女人就不是女人或不是名副其实的女人。这也是为什么早在五四一代女作家意识到自己是人时，也只能同时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和男人一样的人。因为几千年的文明史就是以男人为人类的标准，就像波伏娃所说的男人是人类的“垂直线”，男人对女人的需要就是女人的绝对标准，凡偏离这条“垂直线”的女人就不是女人，或不是名副其实的女人。这已经是两千年来父权制遗留给我们的集体无意识，它在无形中决定了我们对女人的看法。可是问题的关键是女人事实上又和男人不一样，女人是同为人而又与男人有着抹不去的性别差异的人。许许多多的女人以拒绝自己的性别差异而向男人这条“垂直线”靠拢、看齐，造成了种种生存论上的困境和心理上的困扰，成为回答女人是什么这个难题的理论的与现实的盲点。这一代人女性意识的觉醒，恰恰是以对这种男权文化所规定的女人的标准、“女性气质”的否定、反叛为起点的。韩小蕙的《不喜欢做女人》[11]就是不喜欢做“这样的”女人。作者说：她从小就被告知“女孩子不能这么疯”，等她长大做了母亲又以同样的话告知女儿，女儿却反问她：“女孩子怎么啦?”她无言以对。王英琦的《被造成的女人》[11]主旨便是否定、批判种种男人的女人观，诸如“女人的魅力在于温柔”，“贤妻良母型的女人是女人的最高境界”，“一个具有男人头脑的女人反而使男人害怕”等等，并把对这样的女人的否定、批判，作为自己女性意识觉醒的前提。徐虹的长篇散文《我怎么啦》[12](P144-168)记叙自己作为一名画家和女性主义美术批评家的成长经历，其起点便是对所谓“女孩子样”、“女人样”的反叛。她说，因为“我的好强和从不服输”，常常被说成是“不像女生”；因为“我的不够矜持和不够文弱”，常常被有的老师警告说“将来是要吃亏的”。她的选择是走自己的路，让他们说去。她说自己从小就对男女事实上的不平等特别敏感，渐渐意识到“在牵涉到社会利益分配时，男性绝不会因为女性的‘低一等’而照顾女性，让‘女士优先’……男性拒不承认女性的才能。如果女性为了照顾男性的自尊情绪，不与他们竞争，自愿缩小生存空间，那么正中了男性歧视女性的圈套。而且，他们不会因女性的宽容大量而有任何感激之情”。这是从女人和男人的现实关系中认识到的女性生存经验之谈，是把“做女人”转换成做一个独立自强的主体性存在的女人，自觉自为的女人，是在一个新的起点上的性别认同与性别回归。叶梦的《回归女人一族》便是在这一新的意义上的回归。她认为女人结不结婚、结婚以后要不要孩子，都是个人的事。由“单身女贵族”到决定结婚，到决定要创造一个孩子，都是个人的自主自觉的选择，并非对女人不结婚、不生孩子便不是女人的“女族集体意识”的屈服。这里的“女族集体意识”便是波伏娃所说的几千年文明史根据男权的需要而对女人的强制性塑造，是“男族集体意识”对“女族集体意识”的内化。所以，徐虹的“走自己的路”，叶梦的“回归女人一族”，都是在经历了对父权制男权中心对女人的规范的拒绝之后的一条新路，一种作为独立自主的个人对女人的重新认同与回归。
在这条新的对女人的重新认同与重新回归之路上，如何认识与处理与男人的关系问题是任何一个女人也无法回避的。正是在与男人的相处中，在两性之爱和由这种爱所缔结的婚姻关系家庭生活中，女人走近了男人，男人也走近了女人；女人认识了男人，男人也认识了女人。在这之前，尤其是在婚前的恋爱生活中，男人和女人的有意无意的伪饰都是难以避免的，因为双方都想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示给对方，可是一旦进入婚姻，建立家庭，进入了日常生活的生儿育女，柴米油盐酱醋茶，吃喝拉撒睡，进入了天长日久的“过日子”，双方人性的更真实或更全面的一面便向另一方袒露出来了，这时候的女人怎么看男人，怎么和男人相处，便成为一个无一定公式也无人可以代替的只能自己、靠自己的生存智慧的问题了。男人是女人成长历程中一种永远的纠缠，一道割不断理还乱的难题。冰心说女人便是爱，上帝在这个世界上创造了女人，就是让她去爱的。而两性之爱和由两性之爱而衍生的母爱，是女人爱的主旋律，也是女人主体性生成、个人意识、性别意识诞生的炼狱或涅槃。正是在这样的爱的炼狱涅槃中，女人
认识了自己，认识了女性这个性别；也认识了男人，认识了男人这个性别。
《最初的女人》(梅绍静)取女娲抟黄土造人传说的反意说明了男人是女人所难以回避的。她说：“中国有个女娲，外国有个夏娃，各司着‘最初女人’繁殖的职责。只是中国的黄土特多，女娲不和男人欢爱便造出许多儿女。这多少让人遗憾。就是《诗经》中叙述的后稷的母亲也是踩了巨人的脚印就怀孕的。中国‘最初的女人’好像都是无花果银杏树，而黄土就是人的开端。”她说这样的开端让人心里不大舒服，她希望女人不要轻易将自己的命运拴上“最初的栓”上，“最初的秀女难为秀哪!中国的仙女有什么好呢?她们都没有爱人，连七仙女都不耻下嫁呀”[13](P179-180)。这里的“最初的女人”、“最初的栓”、“仙女”都是一种意象，意为由于种种原因而拒绝进入具体的两性之爱、而把男人或女人“仙化”、而使自己进入“仙境”的女人。“仙境”中的女人和男人都是大而化之、笼而统之的不食人间烟火的人，是十全十美的却在现实中并不存在的人。梅绍静劝这样的女人从“仙境”回到人间，就是回到平凡的日常生活，去爱一个平凡的男人，有这样那样的缺点的男人，并在这平凡的人间的爱中学会认识男人和女人，学会爱的艺术，爱的能力。舒婷在散文《硬骨凌霄》中便告诉一个到处找“橡树”却找不到的女研究生，说她把“橡树”给偶像化了，这样即使你身边有99棵真正的“橡树”，而你也还是找不到。她也认为女人要像七仙女下凡那样，从“仙境”中走出来，学会去爱一个平凡的并不完美的男人。
女人与个人同时作为主题词而进入这一代人的散文思维，成为她们的阐释对象，从她们的书名、篇名标题亦可见一斑。艾云的《艾云随笔·女人自述》所收三组散文共76篇，以女人为题的就有58篇，占三分之二以上，如《女人与女人》、《女人的婚姻》、《一旦女人的心成为古井》、《中国女人的面孔》、《女人的成熟》等等，其余18篇标题虽没有女人字样，但也是写女人的，如《痛苦时辰》、《生理周期的情绪变化》等。她的另外两本散文集《退出历史》、《欲望之年》所收篇目从标题上看虽然女人二字在数量上呈下降趋势，但仍占相当比重，如《低地女人》、《女人如植物》、《旷古的女人》、《有故事的女人总要拿起笔》等。张爱华的三本散文集书名均以女人为主题词，《孤独女子》、《女人的佛》、《水果女人》。其他散见于个人散文集中以女人(女性、女儿、女孩等)入题的名篇如《女孩子的花》、《半个女儿心》(唐敏)，《女人与男人，女人与城市》、《上海女人》(王安忆)，《女性之一种》、《女人的白夜》(铁凝)，《女人的井》(郭骅)，《风里的女人》、《女人与女红》(叶梦)，《女人的手》、《文学女人》、《蜘蛛女人》(顾艳)等。南妮有一本记述名女人的散文集，标题便是《所谓女人》……
在这些以女人命名由女人阐释女人的散文里，她们是如何把女人与个人统一起来的呢?
艾云说：“她能够理解伍尔芙所说的女人在下笔时想到自己的性别是格外愚蠢的这句话，但是女人又躲不开自己的性别，她必须借助形而上的理解而使经验这盘沙土被风吹拂得具有高邈清空般的意味，有空穴之风才有深度之维。”[14](P1)在《欲望之年后记》、《女性主义写作的冒险性》里，艾云重申了女性写作由具体的经验上升到普遍的超验的必要性。“女人一旦少了超验的神性维度，她就可能是心胸逼促只在经验的泥淖里滚动”[15](P360)。这是说个人经验的个别性、琐碎性需要女人这一类经验的普遍性、超验性的支撑，形而下需要有形而上的提升。个人是个性的、具体的、形而下的，女人作为类是共性的、普遍性的和形而上的，个性抽象概括扩展为共性，共性富于个性之中，所以艾云散文中的女人是包括个人而又超越个人的，是个人经验的具象与女人共同经验的超验的融合，是第一人称我与第三人称她们的融合，所以艾云的一些写女人的散文鲜活灵动而又抽象飘逸，在类的抽象中保留了生动鲜活的个人生命原创力，如她的名篇《细读繁漪》。就历史发展过程而言，艾云等这一代人的散文思维方式已经走出了早期的“男女都一样”的混沌，也走出了与男人比高低、争优劣的狭隘和激烈，走出了做人还是做女人非此即彼、顾此失彼的偏执，表现出一种难得的温和、大度和自信。这是一种新的女性散文思维方式，即以个人为起点经由类的普遍性又回到个人的有性别而又超性别、有个人而又超个人的思维方式，这里的叙述人称指代——女人这个词在这里既是类的普遍性泛指，也是作为个人的我的自我指称，是包括我而又不局限于我的类的共名和个人专名的融合，颇有些放大了的我和我们的结盟引朋的潜在涵义，是对女人作为个人的人和作为女人的人的新的价值规范与认同。这一点，写女人最多的艾云也感觉到了。她说，“女人们开始了结群筑盟，现在，这一切的实际涵义已不再是针对男人，而是为了关爱自己”，“仅仅为的是同性间互相慰藉、取暖”，“女人们搭的这个舞台是清一色的目光，同一性的观者，自己是演员又是观众，自己的戏自己演”，“立地成佛的道理使女人在自己的居所成了耳聪目明的观世音”。艾云把这叫做“女权主义俱乐部”[15](P8-11)。这当然是一个没有围墙和屋顶的俱乐部，或者说，女人们用文字、用语言做围墙和屋顶，为自己砌了一个相互取暖、相互照亮、相互支撑的女人的精神俱乐部。
南妮的《所谓女人》这个标题隐含着一个开放性的待解的结构：所谓的女人究竟是什么?作者包括个人在内的类思维没有采用与男人进行类比较的方式，如崔卫平的《女同志能办到的事男同志也能办到吗》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采用了把女人这一类称谓还原为一个一个的具体的女人的方式来进行，这样的结构框架就隐含了一个答案的两个方面：一是所谓女人是什么的问题要到一个一个具体的女人那里去找，也就是女人就是我，就是你，就是她，就是一个一个的作为个人的女人；二是这一个一个的具体的女人总还是有一些共同的可以抽象概括出来的共同的相对于男人的不同的特质在里面。围绕着这隐含答案的两个方面，南妮把世界范围的20个名女人作为全书的结构主体逐一进行个案论述分析(如多瑞丝·杜克，茱迪·福斯特，玛格丽特·杜拉斯，戴安娜，林徽因，玛丽莲·梦露，西蒙娜·德·波伏娃等)。这样的个案分析的结构框架是开放的，因为可以放到这个框架里的个案远远不止20个，每一个作为个人的女人都可以从某一方面回答“所谓女人”的问题，这就把读者的阅读和思考引向了自身，引向了许许多多自己所熟悉或不熟悉的女人，引向了没有定论的多种可能性的回答。再者，在把这20位女人的人生经历一个一个分别论述清楚的同时，作者的行文思路又随时进行由此及彼、由个别性到共同性的引申和概括性论述，并在全书的自序中进行画龙点睛式的概括陈述。南妮说她在这本书里学会了“站在同类的立场上去看待分析同类”，这“同类的立场”既是个人作为女人的立场，又高于个人的作为女人的立场，是经验的又是超验的，是有性别而又不唯性别的现代立场，即她所说的“意在以一种中性的、客观的、现代的立场来阐述女性的生命价值与意义——通过20位名女人各个不同时期的生活事件和人生活动体现某种极致的生命形态”[16](P2)。这种个人式还原的由女人看个人又由个人看女人的思路，使全书充满了引人深思的女性智慧，成为女性生存论意义上的启示录：
所谓女人，因有与男性不同的生理构造，而表现出敏感、脆弱、执着、坚韧的禀性。
所谓女人，超拔卓越与星运辉煌总是一并而来。
所谓女人，常常成于丽质又毁于丽质。
所谓女人，自留下一些感慨、一些疑感、一些惊讶、一些叹息供给人们作永恒的思考。[16](2-3)
更精彩的当然还是一个个女人的个案分析，因为个性永远有共性所涵盖不了的丰富性，因为个人永远是任何一种类的共同体的独一无二的不可替代的实体：
结局是很重要的，就如多瑞丝的死，这种被自己的管家、一个不识字的极愚蠢的佣人谋杀，是对她一生失败的一个证明。她得意过辉煌过享受过，但她的悲惨的生命结局诉尽了她的可怜与不智。
金钱最大的坏处是扼杀人的创造力。一切来得太容易了，出生之前已经被证明成功，那么开发潜力有所创造似乎变得多余了。多瑞丝·杜克，作为女人的遗憾，是没有家庭幸福；作为人的遗憾，是没有创造什么。多瑞丝·杜克，这个20世纪“金钱”版本最典型的诠释证明金钱本身是没有意义的。证明金钱无助于女人的爱情，甚至是女人爱情的敌人。[16](P17-22)
朱迪·福斯特真正体现了一种90年代女强人的意义：她靠的是自己。
生活中的许多经验像一道菜肴，只有品尝过才知其味。生活中的创伤在某些人成为怨天尤人的理由；而在某些人，却成为成功的一部分并与成功始终唇齿相依。
朱迪·福斯特的身上具备悲剧的色彩。她是从中吸取力量的，当她对这个世界表示无奈的同时，她个人的意志便变得无比强大。[16](P25-32)
也许这个世界无法优美，但作为个人你可以优美。我们有我们的原则，在我们恪守的原则里，一切都是被珍视着的。[16](P102)
玛丽莲·梦露的美是为男人准备的：刺激的感官与刺激的色彩，缺乏理性意识，永远不会自卫。玛丽莲·梦露的悲剧带给女性以永恒的警世意义。
玛丽莲·梦露仿佛是“红颜薄命”的一尊标本。她诉说在男权社会中一切软弱女性自酿悲剧的必然。
玛丽莲·梦露是20世纪最不易遗忘的一个名字。因为梦露之死因的未破，也因为梦露是女演员的一面镜子，女演员的命运通常是大起大落的，她们往往在大富大贵与穷途末路之间走着危险的钢丝。梦露也是对所有女人的一道暗喻：梦像露水一样不可靠。一个女人切忌总要得太多。[16](P161-169)
戴安娜的悲剧说明全世界最出风头的女人并不是那么好做的。[16](P82)
全书最后一章也是最具开放性的一章是“西蒙娜·德·波伏娃”。对于波伏娃这位具有世界影响力的“20世纪女权主义先锋、存在主义者、出色的小说家、萨特的终身伴侣”，南妮只是在夹叙夹议中把自己没有结论的问题提出来，而把思考的权利交给读者，或者说，她期待与读者一起寻找答案。例如，波伏娃是靠她自己的书《女宾》、《第二性》等而成为波伏娃的，可是人们对她与萨特保持了终身的既非妻子又非情妇的兴趣超出了对她本人的成就的兴趣，有人甚至说波伏娃的书是萨特写的，却从来没有人说是波伏娃使萨特得到灵感，或者是波伏娃使萨特成为哲学家的。这是为什么?例如在波伏娃与萨特的精神契约中，波伏娃与别的男人的偶然的情史总在萨特的屡屡艳遇之后，而萨特能够冷静地聆听她的情史，支持她、鼓励她，而自己并没有什么情绪受扰，可是“波伏娃却受不了。萨特、波伏娃与波伏娃的女学生奥尔加那著名的‘三重奏’是以失败告终的”，这是为什么?
是男人的神经特别强健，还是女人过于深情?最深沉的感情是排他的还是忘我的?忠诚与自由能否并行不悖?代价是什么?恐怕波伏娃和我们一样一直在作着思考与判断。[16](P227)
这个20世纪最像知识分子的女知识分子给我们留下的永恒的命题是：怎样来看待她的虚荣心?她是否有虚荣心?当一个女人所爱的人恰恰是名人时，人们搞不清是否名人就增加了爱情的分量。也许这是波伏娃的一种宿命。她无法为自己辩解。[16](P230)
如果我们说波伏娃有虚荣心的话，那么，萨特的“钱、房子，一样也没留下，萨特的著作与思想属于整个法国与人类。而波伏娃是因为她自己的书而成为波伏娃。说波伏娃有虚荣心，就等于说全世界的女人都有虚荣心，或：是女人都有虚荣心”[16](P230)。
是这样吗?这就是“所谓女人”，就是作为个人的女人一个说不尽的永远的话题。
收稿日期：2004-0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