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升值和中美贸易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美论文,人民币论文,关系论文,贸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引言
自1979年中国实施经济改革以来的30多年里,中国的经济实现了持续快速的增长。中国发展的关键策略之一就是出口导向型的增长并辅以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Makin,2007)。中国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商品输出国,占全球出口总量的9.6%,排在德国(9.0%)和美国(8.5%)之前(WTO,2010)。随着中国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快速突起,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关系成为商界、政界和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下面的3个问题引起了政策制定者和研究者的特别兴趣:
第一,由于中国经济的增长率连续高于世界上大多数发达国家,引发了有关中国的经济增长,特别是贸易部门的增长,是否会损害其他国家的产业的讨论。
第二,一般认为,发达国家(如美国)的政府政策可能对发展中国家(如中国)产生一定影响。特别是金融危机的爆发,美国政府采取了包括适度财政扩张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内的“一揽子刺激计划”,这些政策中,我们尤其感兴趣的是货币政策的冲击是否可能传导到中国。
第三,我们研究的问题涉及中国的巨额贸易顺差、汇率制度和快速增长的外汇储备三者之间的关系。
正如表1所示,在过去的10多年里,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快速增长并且在2008年达到了最高的1709亿美元。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显著地减少了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即使如此,中国对美的顺差仍然达到了1434亿美元的高位。大量的贸易顺差加上中国的汇率制度使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怀疑人民币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涉嫌“汇率操纵”,目的是为了获得出口上的竞争优势。有关中国是否应该增加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成为一个热门话题,而增加灵活性的结果则是人民币会在短期内升值。
随着贸易顺差的增加,中国的外汇储备获得了惊人的增长。如表2所示,1990-1993年,中国的外汇储备低于500亿美元。此后,在1996年达到1050亿美元,2006年达到10 660亿美元,2010年达到28 474亿美元。最近几年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不仅仅是贸易顺差或FDI造成的,也可能与“热钱”的流入有关(Prasad and Wei,2005),然而贸易顺差对外汇储备的贡献仍然占重要的部分。许多外汇储备被投资到美国的国债市场是导致中美两国共同关注中国外汇储备的一个原因:一方面,中国会具有很大的资本风险,表现在美元贬值所产生的汇率风险以及金融机构倒闭所产生的风险;另一方面,这会导致美国市场的利息率和美元国债的利息率偏低(Dooley et.al.,2004)。资本流入美国而导致较低的利息率也引起了最近的有关所谓的“亚洲储蓄泛滥”导致美国2007年爆发金融危机的争论(Bernanke,2007;Taylor,2008)。
Samuelson(2004)与Cheng和Zhang(2007)对第一个问题进行了分析。Meltzer(1995)和Taylor(1995)有关国际货币冲击传导机制的研究可用于解释第二个问题。而关于第三个问题,Frankel(2005)、Frankel和Wei(2007)以及Prasad和Wei(2005)提供了深刻且有见解地分析。张斌和何帆(2006)认为如果允许人民币的价值重估,在短期内会有一些负面冲击,但从中长期来看,人民币升值对提高就业和改善中国经济结构将起到积极作用。Yu(2010)利用2002-2008年的数据分析了人民币升值造成的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冲击,他认为人民币升值会显著地减少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但以上文献都没有能够同时处理3个问题,考察重要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比如生产率的变化、贸易顺差、汇率、外汇储备和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本文的目的就在于利用一般均衡货币模型研究涉及中美贸易关系的3个问题,即中国贸易部门生产率的改进如何影响中美经济;美国货币政策的改变如何影响中美经济;人民币升值对中美贸易以及中国和美国国内经济的影响。
本文下面的结构安排为:第二部分陈述模型;第三部分对模型的结果进行分析;第四部分总结全文。
二 模型
中美之间的贸易有两个重要特征:第一,中国的国内货币(人民币)被广泛认为是钉住美元的。第二,美元是国际货币(Goldberg and Tille,2008;McKinnon and Schnabl,2004)。为了刻画这些特征,我们构建了一个基于固定汇率制度的货币模型,这个模型是传统的货币效用函数模型的扩展(Calvo,1985;Obstfeld,1994;Samuelson,1947;Sidrauski,1967),在本模型中的效用函数里既有国内货币又有国际货币。
解方程组(1)~(8),我们可以得到均衡的工资、价格、各种商品的消费量、货币拥有量、贸易部门与非贸易部门的劳动比、每个国家的贸易顺差,当然我们也可以得到国家1的外汇储备量,具体的结果见附录。
三 分析
基于附录中的结果,我们将具体分析在引言中提出的问题。
(一)中国贸易部门生产率的改进对中美经济产生的影响
经验证据表明贸易部门的生产率比非贸易部门的生产率增长得快(De Gregorio et al,1994;Kravis and Lipsey,1988)。由于劳动可以在一国的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之间流动,贸易部门生产率的较快增长将使非贸易品的相对价格增加,这种效应被称为Balassa-Samuelson效应(Balassa,1964)。
上面的结果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中国的贸易部门生产率的改进会降低贸易品的价格,但不会改变名义工资和非贸易品的名义价格。这意味着非贸易品的相对价格上升,这个结果与Balassa-Samuelson效应相一致。生产率的改进不会影响两国之间的贸易顺差,这是因为花费在贸易品上的收入比例不变(根据Cobb-Douglas效用函数)。另外,由于两个国家的生产结构没有改变,生产率的改进导致两个国家商品X的消费量增加,而其他商品的消费量不变。由此我们可得命题1:
命题1:中国贸易部门生产率的改进有利于中国和美国的福利增加,提高了中国和美国消费者的商品X的消费量,但不影响贸易顺差和每个国家的生产结构。
(二)美国货币政策的改变对中美经济的影响
美国货币供给量的增加可减少美元相对于人民币的升值压力。为了维持固定汇率,中国货币当局不得不买进美元,因此中国的外汇储备就会增加,国内的货币供给也会增加。模型结果与这些直观结果相一致,根据附录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以上不等式表明美国货币扩张将导致其消费增加,中国的消费减少。在某种意义上,相当于财富从中国转移到美国,因为这些新增加的货币,几乎不使用任何实际资源,但是却可以控制国际市场上的实际购买力。
2.消费者价格、相对工资和贸易条件。
我们可以得到,美国的货币扩张将增加美国的名义工资和商品价格。美国的名义收入越高,对商品的需求也会越大,将促使中国生产的产品价格上升。美国的通货膨胀以这种途径输出到中国。只要进口产品的花费比例小于国内产品的花费比例,即,中国的名义工资相对于美国就会下降,中国的贸易条件也会恶化。这个结果(至少部分地)是以下事实造成:在固定汇率制度下,中国为了维持固定汇率,美国的货币供给增加将导致中国对美元的需求增加。较高的出口收入被用来满足对美元需求的增加,从而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就会增加。在出口增加的同时,中国的贸易条件也会恶化。由于我们假设完全竞争条件下,价格就等于工资除以常数劳动生产率,因此中国的工资相对于美国也会下降。
3.生产性资源的分配。
由于国际货币冲击对消费有实际影响,从而生产也会随之变化。上面的不等式意味着美国的货币扩张将导致中国的贸易部门扩张,美国的贸易部门收缩。中国的贸易部门扩张是因为需要用外汇收入的增加来满足对美元需求的增加。反过来,美国的贸易部门的收缩是由于部分美国的进口不是通过出口收入来支付而是用增加的美元来支付。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命题2:
命题2 美国货币扩张将导致实际资源从中国转移到美国。同时,中国的相对工资将下降,贸易条件将恶化,并且,美国货币扩张将导致其自身的贸易部门收缩,中国的贸易部门扩张。
(三)人民币升值对中美贸易以及中国和美国国内经济的影响
上面的不等式含义为,随着人民币升值,中国的劳动力会从贸易部门向非贸易部门流动,而美国的劳动力流动方向与中国相反。这是由于人民币升值会提高商品X相对于商品Y的价格,将会降低中国的出口量,而增加美国的出口量。结果是中国的贸易部门将收缩,而美国的贸易部门将扩张。
3.消费。
命题3 如果人民币升值,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将会减少;中国的贸易部门会收缩,美国的贸易部门会扩张;中国的消费会增加,美国的消费会减少。
四 总结
我们在本文中用同一个模型处理了有关中美贸易关系的3个似乎不相关的问题。这个模型刻画了中美贸易关系的两个主要特征:中国的固定汇率制度和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本文主要的结论有3个:
第一,中国贸易部门生产率的改进对中美都有利。第二,美国的货币扩张将损害中国的利益,这会导致财富从中国向美国转移,降低中国的相对工资,恶化中国的贸易条件,中国贸易部门会形成虚伪的扩张。美国的货币扩张还会增加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第三,人民币升值将减少美国的消费,增加中国的消费,减少中国的贸易顺差。这也会导致中国贸易部门的收缩和美国贸易部门的扩张。
第二个结论指出了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美国货币政策可能扮演的角色。美国的货币扩张导致美国的非贸易部门的虚伪扩张和包括中国在内的贸易伙伴的贸易部门的虚伪扩张。如此的虚伪扩张从长期来看是不可持续的,当系统崩溃时,美国的非贸易部门(如房产)和中国的贸易部门(如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业)会遭受极大的打击。此外,将后两个结论结合在一起,我们可以推出美国的货币扩张可能是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基于此,给定美国的货币扩张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人民币升值可能是扭转这些负面影响的一个合适的政策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