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现代西方思潮、后现代思潮的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潮论文,后现代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在与现代西方思潮、后现代思潮的对话和交融中彰显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的：一方面，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思想的批判精神和异化理论的基本内核，同时结合发达工业社会的现实状况，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批判主题，从而使得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更具时代性；另一方面，由于与现代科学主义、人本主义思潮和后现代思潮进行开放式的对话，亦使得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一定程度上较之经典马克思主义具有更为丰富的理论视域。正因为如此，西方马克思主义成为20世纪西方文化批判理论中一个独具特色、不容忽视的理论亮点。
本文旨在通过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现代西方思潮、后现代思潮的比较研究，揭示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文化批判理论的独特内涵，从而为合理审视和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在当代视域下拓展和深化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提供理论参考。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现代西方思潮的比较
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现代科学主义、人本主义思潮都是在同一历史背景下反思西方现代文化的批判理论的，因此，二者不仅有着共同的批判主题，而且思想观点也相互影响和渗透，共同成为反抗西方理性主义文化的现代性理论。然而，由于二者理论旨趣和理论视野的差别，又使其表现出不同的理论前景和命运。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与现代科学主义、人本主义批判理论的关联
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现代科学主义、人本主义具有外在的一致性，它们是互补和相互渗透的。这不仅表现在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借鉴了现代西方哲学的观点和方法，力图以此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且，一些现代西方哲学家也深受马克思哲学的影响，这既使西方马克思主义包藏现代西方哲学的底蕴，也使现代西方哲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具有了某种程度上的关联，甚至一些现代西方哲学家还加入到新马克思主义的阵营。
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现代西方哲学的相互渗透和补充，突出表现在西方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之中。比较而言，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现代人本主义思潮的关系最为密切，因此，它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比科学主义思潮相对要大一些。可以说，二者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化和发展，也是对现代西方哲学的拓展和补充。具体而言：
第一，西方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潮与马克思主义相互渗透和补充的产物。
所谓“西方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指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它是人本主义(存在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二者结合的契机在于——现代人本主义思潮和马克思主义既有理论旨趣上的一致性，又有观点上的互补性。理论旨趣上的一致性，主要体现在二者均以人的存在为理论主题，并以扬弃人的异化存在境遇为理论的终极关怀；观点上的互补性则主要表现在二者的理论重点往往是对方所忽视和欠缺的。
存在主义贯彻人道主义原则，在这一点上，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是一致的。存在主义对人的主体性、个体性的强调是马克思主义所欠缺的，而马克思主义对人的社会历史性的强调也是存在主义所忽视的。因此，当萨特的自由理论由于过分强调个体性而陷入困境之时，萨特就将目光转向马克思主义，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对历史作出了唯一合理的解释，存在主义仍然是研究现实的唯一具体的方法”①，并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解决其人学问题，借此丰富和修正马克思主义。他认为，应该把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与存在主义的人学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化，以“人学辩证法”取代“唯物辩证法”，并从总体性的实践活动出发来建构“历史人学”。
作为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马尔库塞、弗洛姆和赖希认为，弗洛伊德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在人道主义、辩证法和批判性上是一致的。同时，二者又各有优缺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学说将重点放在社会情境之上，在研究“人”时则把重点放在人的理性方面，这就使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理论和社会革命理论方面存在较大缺陷；而弗洛伊德主义在重视人的非理性的同时，却忽视了人的历史性。因此，应促使弗洛伊德主义走出非历史性的阴影，将精神分析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结合起来，以此构建自己的性格结构革命理论。
第二，西方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现代西方科学主义思潮与马克思主义相互渗透和对话的产物。
所谓“西方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指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这些学术思潮和流派是西方科学主义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互渗透和对话的产物。这主要表现在：一些西方学者以科学主义的方法论原则为指导，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进行重新阐释和论证，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了科学实证性。
以科亨为代表的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用逻辑分析的方法试图澄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概念，探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微观理论基础，并为其清理地基，以使之建立在科学严密的理论基础之上。科亨声称，其哲学的主旨就是要为唯物史观辩护。他运用上述逻辑分析的方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唯物史观中的一些自明性概念，诸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挖掘，并在此基础上，对唯物史观的两个基本命题(首要性命题和发展命题)加以进一步的阐发和论证，试图以此捍卫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
以德拉·沃尔佩为代表的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则从经验实证原则出发，重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了理论阐释，试图在科学的基础上确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合法性。德拉·沃尔佩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建立在伽利略的实验方法的基础之上的，这就使马克思的辩证法区别于黑格尔的“思辨的辩证法”，因而是科学的“分析的辩证法”。他认为，马克思正是继承了伽利略的科学实验的传统，同时又把这一传统和历史理论结合起来，这就超越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先验性，形成了自己的科学的辩证法。德拉·沃尔佩认为，这恰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的阐释有很大的不同：正统马克思主义犯了把理念实体化的错误，结果将辩证法变成了“物质辩证法”，而马克思的辩证法却是历史决定论的，是“历史主义的唯物主义”，因此，在马克思那里，自然和历史遵循着统一的科学逻辑。
阿尔都塞则主张将结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用结构主义的方法理解和阐述马克思主义学说，由此他创立了“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指出，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人本化是错误的，因为，决定历史的不是主体而是结构。马克思的思想存在着从意识形态到科学的“认识论断裂”：在1845年以前，马克思的思想以人的本质和人性问题为主题，其范式是属于意识形态的；而1845年之后，马克思开始从实证原则出发，注重对自然和历史问题的结构分析，其范式是科学的。“在创立历史理论(历史唯物主义)的同时，马克思同自己以往的意识形态哲学信仰相决裂，并创立了一种新的哲学(辩证唯物主义)。”② 因此，可以认为，从意识形态向科学的转变是马克思思想成熟的标志。此外，他还从结构主义的方法论原则出发，在明确赞同生产方式以及经济是社会变迁的决定力量的同时，也不否认政治、文化和宗教等其他因素的决定性作用，坚持“多元决定论的历史观”，反对二元论和一元决定论的简单化倾向，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历史唯物主义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总而言之，我们认为，西方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现代科学主义、人本主义思潮与马克思主义相互渗透和对话的产物或结果，是现代西方哲学的理论取向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具体体现，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现代西方哲学中的理论回响。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与现代科学主义、人本主义批判理论的差别
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现代科学主义、人本主义思潮的差别，不仅集中表现在理论定位上，而且也表现在理论深度和理论前景等方面：
1.理论定位不同。这主要表现在哲学观和哲学立场两个方面：首先，哲学观上的差异表现在，现代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思潮分别在实证科学和人本学的意义上来理解哲学，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则在文化哲学的意义上来理解哲学。现代科学主义重视科学实证，将科学的方法、科学的真理和科学的尺度作为其哲学活动的理论基础，结果就是把哲学科学化了，或者变成科学的副产品，或者干脆变成科学。科学化的哲学虽然确证了人的自然性、经验性，但同时也忽视和抹杀了人的精神性和超越性，容易把人物化，变成物的奴隶。而现代人本主义则反对科学实证的方法和尺度，主张从人的自由、价值、个性和内在性出发来理解和建构哲学，结果就是把哲学文学化或宗教化了，或者变成内在情感的宣泄，或者变成神秘主义的呓语。文学化和宗教化的哲学虽然确证了人的精神性、超越性，但却往往忽视了人的经验性、历史性，容易把人神化。相比之下，西方马克思主义则试图从人的生存方式出发，把人看成是文化的历史的存在，既顾及现代工业文化中人的生存境遇，又保持超越和批判现实的理想维度，这样，无疑更有利于从现实的人出发来理解人，从而避免将人物化或神化。
其次，哲学立场上的差别主要表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往往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的立场上阐释其哲学理论，而现代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思潮则常常没有特定的阶级立场。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受马克思的影响，一直把无产阶级的革命和解放作为其理论使命，因此，无产阶级的异化和革命问题向来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问题，通过无产阶级的实践使现存世界革命化也一直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旨归；而现代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由于没有特定的阶级立场，加之既没有宏大的革命叙事，也不重视变革现实的实践，因而他们一般都比较垂青理论的分析和探讨，对理论和现实持有独特的见解。
2.理论深度不同。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现代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思潮在理论深度上的不同主要表现在：现代西方哲学往往回避黑格尔的辩证法，在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二元对立中“思维”，无法真正超越对方，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则保持着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密切关联，带有鲜明的总体性特征。
黑格尔的辩证法既标志着古典哲学的终结，同时也成为现代哲学的理论起点。对待黑格尔辩证法的不同方式或态度，形成了现代哲学发展的不同理论路向。现代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思潮纷纷喊出“回到康德去”的口号，结果却片面发展了康德哲学的不同方面：科学主义批判黑格尔的辩证法是“狂妄的理性”，片面发展了康德的实证、分析思想；人本主义则批判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冷酷的理性”，片面发展了康德的人本思想。现代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思潮均忽视了黑格尔辩证法对康德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超越，因此，它们在彼此的对立中阐释自己的哲学，无法真正在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内在统一中把握自身，于是往往陷入极端和片面。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则继承了马克思的哲学传统，虽然内部也有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分野，但从整体上来看，它依然保持着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密切关联。总之，西方马克思主义从人的存在方式出发来理解和阐释辩证法问题，这不仅超越了黑格尔辩证法的思辨性质，而且也使其理论超越了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二元对立，具有总体性。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更有利于克服人的自我分裂和异化的生存境遇，在理论深度上超越了现代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思潮。
3.理论前景不同。一般而言，理论定位和理论深度的差异通常会造成理论前景的不同。现代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由于其内部的自我分裂，无法达到批判现实的目的。科学主义因为片面强调科学实证，往往沉入现实，忽视和抹杀人的超越性，结果失去了超越和批判现实的维度，成为现代文化的肯定性力量；而人本主义则因为过分重视人的内在性，又往往脱离现实、脱离人的现实的文化境遇，结果使其对现存文化的批判失去了应有的力度。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由于从总体上克服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又将哲学定位于对人的异化的生存方式的批判以及对人的自由自觉的生存方式的建构；加之其立足于在现实中超越现实，力图探寻扬弃异化的现实途径；其理论基调更为积极、乐观，理论前景亦更为广阔。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为人们审视和批判现代西方工业文化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理论视角，是现代西方工业文化批判和重建的有力思想武器。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思潮的比较
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无论在理论定位、理论视域，抑或在价值取向上，均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但同时，由于二者的历史背景又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因而它们在理论上亦有共通之处。
第一，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差别表现在：二者的理论定位具有很大的差异——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以文化哲学为理论主体进行文化批判的，而后现代主义则以消解哲学为文化批判的前提。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定位上所要超越的主要是形而上学的思辨和科学实证，它所建构的是文化哲学的新的哲学形态。形而上学把目光投向外部世界，以探究其背后的“始基”，或者沉湎于无人身的“能思者”的思维运演中，最终导致理论脱离现实和人的生存境遇，成为形而上的梦呓，这就决定其无法提升和改变人的生存状况；而实证科学则从经验实证的原则出发，将理论看成是客观普适的真理的体系，是对世界背后的本质和规律的揭示，是对事物及其现象的解释和论证。实证科学不仅无助于解决人文问题，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失去了对现实文化的批判和超越的维度，成为异化文化的肯定力量。相形之下，西方马克思主义把目光返回到现实的生活世界，关注人的生存境遇，尤其是人的异化的生存状态，试图寻求扬弃异化的途径，从而使其超越了形而上学的思辨，使理论更具历史感和现实性；同时，西方马克思主义还反对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化、教条化，提出“返回马克思”的口号，试图在马克思早期的异化理论和批判精神中汲取理论的营养，以批判发达工业社会对人的压抑。因此，尽管有少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有实证化的倾向，但从整体上来看，这并不影响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批判的文化哲学的理论定位。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哲学，一方面具有对于人的自由和解放的本体性的终极关怀，保持着对现实世界的超越性，这使其区别于实证科学；另一方面，它又有对于现实文化的切实体验和理解，其终极关怀具有较为深厚的现实基础，这使其区别于思辨哲学。
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理论定位不同，后现代主义并不主张以新形态的哲学取代旧哲学，而是主张消解哲学本身。后现代主义反对传统的学科分类体系，认为哲学只是众多文化样式中的一种文化样式，它既没有独特的方法和理论框架，也没有固定的学科体系和学科队伍，更没有超越其他文化样式的独特价值。后现代主义主张消解哲学自身的合法性，并以“文学”、“文字学”和“谱系学”等来代替哲学，从而宣告了“大写的哲学”、“在场的形而上学”以及哲学“元叙事”的终结。这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哲学的理解有很大区别，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不是在哲学内部进行的，而是往往超出哲学本身，延伸到建筑、文学和艺术等领域。这一方面体现了各种文化形式之间的对话和交流，同时也使哲学的合法性受到威胁甚至遭到颠覆，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则是以承诺和确证哲学的合法性为前提的，是在哲学内部进行的内在的变革。
第二，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差别，还表现在二者的理论视域不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是在现代性的内部进行的，而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则是针对现代性本身的。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是现代工业文化的时代精神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的理论表征。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继承者，西方马克思主义既把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同时又致力于弘扬现代工业文化的时代精神，这就使其带有马克思主义和现代性的双重特征：一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弘扬人的理性、主体性、超越性，追求自由和同一性；另一方面，它又将这些理论旨趣诉诸于“革命”、“解放”和“总体性”等乐观主义的宏大叙事中。西方马克思主义不仅是现代工业文化的时代精神的理论表达，也是在现代性内部对违背现代精神的文化现象的理性反思和批判。
而与此相应，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则是对后工业文化的时代精神的理论表达。
概而言之，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基点是不同的，前者将现代性作为自明性的逻辑起点，而后者则把西方马克思主义所要批判的文化境遇作为自身的逻辑起点。
第三，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差异，亦表现在二者的价值取向不同——与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相比，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更具建设性。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之所以是建设性的，主要是因为其始终恪守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解放的终极关怀。首先，西方马克思主义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理论，把自由自觉作为人的本体论存在方式；随后，在总体性理论的基础上，西方马克思主义着手揭示人在发达工业社会中的异化了的生存境遇；最后，西方马克思主义指出了扬弃异化、实现人的解放的现实途径。我们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试图在批判现存的异化文化的基础上建构属人的新文化，其理论的总体价值取向是建设性的。
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之所以缺乏建设性，是因为其对现代性的虚无主义的否定方式使然。首先，后现代主义拒绝任何本体论承诺和历史的终极关怀，将一切神圣、超越的存在虚无化，这就使其理论失去了超越、变革现实的坚实基础；因为缺乏根基，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就变成了“无效的虚无”——它只能站在与自身对立面的同样的理论基点上，无法真正超越对方。虽然后现代主义高举“消解”、“解构”和“颠覆”的旗帜，并以虚无主义的态度和激进主义的风格面对现代性，但它却只能停留在一种“态度”上。后现代主义无法超越自身，也就消解了自身的合法性，因而它不可能提出改变现存的现实出路，只能求助于解构性的“文字游戏”。
诚然，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也有着共通之处，这主要表现在：一些后现代主义者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均对理论的批判性和历史性给予了足够的关注。
首先，在理论的批判性上，后现代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有着共通之处。后现代主义是在现代性理论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文化思潮，因此，它不可能割断与现代主义的连续性。就理论的批判性而言，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是一致的。因此，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继承者，西方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甚至法兰克福学派就将其理论定位为“批判理论”；而后现代主义的大师德里达也对马克思的批判精神情有独钟，他认为批判精神乃是马克思的活的灵魂，在这一点上，后来的哲学都在一定程度上是“马克思的幽灵”。德里达指出：“要想继续从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中汲取灵感，就必须忠实于总是在原则上构成马克思主义而且首要地是构成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激进的批判的东西，那就是一种随时准备进行自我批判的步骤。这种批判在原则上显然是自愿接受它自身的变革、价值重估和自我再阐释的。”③ 可见，在德里达解构主义的话语背后，是对话语暴力的无情批判，这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发达工业社会异化文化的批判是一致的。
其次，后现代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理论的历史性上也有着共通之处。后现代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都反对形而上学的思辨，主张哲学应介入历史，而马克思对于人的历史性的回归则为二者提供了理论参考。因此，不仅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历史领域寻求理解和解决问题的突破口，一些后现代主义者也纷纷将目光转向历史领域。因此，我们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在理论上具有诸多共通性。这些共通性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对哲学批判精神的继承，而这又为二者的进一步对话提供了可能。
从以上关于文化批判理论的对比分析中可以看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继承和弘扬了马克思思想的精髓，因而较经典马克思主义更具时代性，较现代西方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思潮更具总体性，较后现代主义思潮更具建设性。正因为如此，西方马克思主义方才成为20世纪文化批判的重要理论资源，其宽广的理论视域和丰富的思想内涵，对于拓展和深化我国当代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亦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西方马克思主义无疑具有鲜明的西方性，其理论的历史境遇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存在着较大差异，这就决定了其理论参考价值的限度和自身的局限性。若深入探究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的具体命题层面，我们便不难发现其中所隐含着的极端与偏颇之处。这既包含其对现存社会结构和文化力量的批判当面的极端性，也包含其对未来社会的理想化设计。并且，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文化、艺术革命的过分强调，一方面削弱了政治、经济在社会革命和变革中的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也使其理论带有较为浓厚的乌托邦色彩。这是我们在分析和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所必须要注意的问题。
注释：
①萨特：《辩证理性批判》，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1页。
②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6页。
③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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