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郊祀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汉论文,郊祀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郊祀，是中国古代由统治者祭祀天地日月、名山大川、四时百神、鬼魂祖先等各种神灵的国家祭祀。它有着古老的渊源，且至迟在周代已形成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统一体系，是当时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从春秋时代“礼崩乐坏”到秦统一后焚书坑儒，各种上古礼仪湮废无闻。经历两汉，效祀才终于又恢复成型，并成为以后历代封建王朝郊祀的样板。因此，两汉尤其东汉郊祀，在中国古代国家祭祀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
东汉郊祀是在继承西汉和新莽郊祀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定型的。西汉郊祀继承战国以来的神仙思想和民间方术，有很大的原生性和随意性。（注：关于西汉的郊祀，请参见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第五章《汉武帝的郊祀与求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王莽执政后欲提高自己的声望，顺应元帝以来的复古之风，大规模地以《周礼》改动祭祀。（注：《汉书·郊祀志》：“莽又颇改其祭礼……，三十余年间天地之祠五徙焉。”）到东汉，社会基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大土地所有制、封建大家族与宗族以及儒学的结合，形成了“三结合统一体”（注：见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五卷，上册，63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反映在郊祀上，便是儒学对神灵世界的继续渗透，使祭祀场所、名目和具体祭祀仪式规范化。
一 祭祀声场的重建和规范化以及神灵的系统化
光武帝即位建立东汉后，还在战争尚未完全结束之际，其在长安时的同学强华进献赤伏符云：“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于是刘秀命有司在艅鄗南（刘秀即位之地）千秋亭五成陌设坛场祭神。（注：《后汉书·光武帝纪》。）为表示其获得政权的合法性，建武二年又修筑坛营，遍祭天地和所有的六宗群神，告知上天和神灵自己兴义兵消灭各股农民起义势力，统一天下的功德。以后随着政治局面的安定，因战火停祀的国家祭祀也逐渐恢复。首先是重建祭祀场所，具体祭祀场所有：
(1)郊兆之坛。建武二年正月，在洛阳城南七里初置郊兆。兆的具体形制是“圆坛八陛，中又为重坛，天地位其上，皆南向，西上。其外坛上为五帝位。青帝位在甲寅之地，赤帝位在丙巳之地，黄帝位在丁未之地，白帝位在庚申之地，黑帝位在壬亥之地。其个为啰（矮墙），重营皆紫，以像紫营；有四通道以为门。日月在中营内南道，日在东，月在西，北斗在北道之西，皆别位，不在群神列中。八陛，陛五十八醊（意为连续地洒酒于地表示祭奠），合四百六十四醊。五帝陛郭，帝七十二醊，合三百六十醊。中营四门，门五十四神，合二百一十六神。外营四门，门百八神，合四百三十二神。皆背营内向。中营四门，门封神四，外营四门，门封神四，合三十二神。凡千五百一十四神。……背中营神，五星也，及中宿五官神及五岳之属也。背外营神，二十八宿外星，雷公、先农、风伯、雨师、四海、四渎、名山、大川之属也”（《后汉书·祭祀上》）。
这个郊兆之坛是按照礼书所记载的周代郊坛的模式建筑的。日在东，月在西，是按《礼记·祭义》：“祭日于东，祭月于西，以别外内，以端其位。”但礼书所记载的周代郊祀地点并不成体系，《祭义》：“祭日于坛，祭月于坎。以别幽明，以制上下。”坛、坎各自并不统属。而此时新建的郊兆之坛则把祭祀日月的地点都统一在坛的中营内南道，星辰则按其尊卑各在北道（北斗）、背中营（五星）、背外营（二十八宿），而不在祭星的“幽宗”（《礼记·祭法》郑玄注）。从众神在郊兆之坛的分布看，天地居中，其外围为五帝，按照阴阳五行说各有的具体颜色和方位排列。再往外围是日月星辰、山川、风雨雷电、四时、五祀及各种杂神。这样，新建的郊兆之坛把所有的神（一千多位）都吸收进了国家祭祀的范围，并重新进行了一番排列，使之合乎儒家尊卑秩序。天、地神等级最高，其次为五帝，再次为山川、日月、星辰及各种杂神，共有一千多位神灵在此受到祭祀。神界的复杂有序，是人间政治领域等级森严在国家信仰上的反映。
陇蜀平定之后，海内太平，于是国家祭祀的神灵系统更加规整。祖先神被加进了这一体系，并与天地神配合起来。“高帝配食，位在中坛上，西面北上。”这一原则始见于《礼记·郊特牲》：“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王莽改动祭祀时亦“以日冬至使有司奉祠南郊高帝配而望群阳，夏至使群司奉祠北郊高后配而望有阴”（《汉书·郊祀志》）。到东汉时，这一原则重新确立，并从用牲等级来肯定这一点（高帝的级别与天、地、黄帝一样，都是犊一头）。
除了洛阳城南的郊天之坛外，后来在洛阳城北四里又建了北郊地坛。光武帝中元二年初立北郊，祭祀各种地碉、先后（与先帝相对），并迎某些时气。这样就把地理节气等属于“阴”的诸神从建武二年所建的南郊诸神中分了出来。其形制为方坛四陛，以象天圆地方。地碉为北郊的最高神，“位南面西上，高皇后配，西面北上，皆在坛上；地理群神从食，皆在坛下，如元始故事。中岳在未，四岳各在其四方孟辰之地，中营内。海在东，四渎：河西、济北、淮东、江南。他山川各如其方，皆在外营内。四陛醊及中外营门封神如南郊。……奏乐亦如南郊。既送神，埋俎实于坛北”。
从这个体系可以看出，南郊、北郊祭坛形制除了外形一圆一方之外，其他如分中、外营，按尊卑排列诸神等基本相同。属于阳性的诸神（天、日、星辰、先帝等）和属于阴性的诸神（地、山川、先后等）分开，是汉代阴五行说盛行的产物。东汉郊祀是继西汉元帝、王莽之后的进一步创造。西汉初祭天于甘泉，祭地于汾阴，王莽执政时于建始元年将它们迁至长安南北郊（注：《汉书·郊祀志》。），此时又把南郊分为南、北郊分别祭祀阳地。这一制度为以后历代所继承。
(2)明堂、辟雍、灵台。为自古相传的议政、朝觐、养老、礼贤、享神、祭祖、望气等的场所。古代典籍有时合称之为三雍。（注：如《后汉书·曹褒传》记曹褒建武中为博士，跟从去泰山封禅，回来后“受诏议立七郊、三雍、大射、养老礼仪”。）具体说来，明堂为周代诸侯朝见天子之所，《礼记·明堂位》：“昔者周公朝诸侯于明堂之位。……明堂也者，明诸侯之尊卑也。”蔡邕《明堂论》（见严可均辑《全后汉文》）：“明堂者，天子太庙，所以宗祀其祖，以配上帝者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取其宗祀之貌，则曰清庙；取其正室之貌，则曰太庙；取其尊崇，则曰太室；取其向明，则曰明堂；取其四门之学，则曰太学，取其四面之周水圆如璧，则曰辟雍，异名而同事，其实一也。”盖古代政务简单，故政务、宗教、朝觐、祭祀乃至学术活动都在同一处所，是为明堂。周代典礼和明堂建制亡于秦火，故汉武帝想恢复名堂不得不参照带有方述和谶纬色彩的公玉带明堂图。（注：公玉带所上黄帝时明堂图据《史记·封禅书》：“明堂图中有一殿，四面无壁，以茅盖，通水，圜宫垣为复道，上有楼，从西南入，命曰昆仑，天子从之人，以拜祠上帝焉。”）时至东汉，又重建明堂作为祭祀五帝和祖先之所。光武帝封禅的告天书中就把“建明堂、立辟雍、起灵台”作为自己的政绩告知上天。明帝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初祀五帝于明堂，光武帝配”（《后汉书·明帝记》）。
辟雍，始见于《诗·大雅·文王有声》：“镐京辟雍”，孔颖达《毛诗正义》之《灵台》：“经始灵台，经之营之，……于论鼓钟，于乐辟雍。”《礼记·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后为学，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王莽当政时想炫耀自己的功德，曾立辟雍，《白虎通疏证》卷六《辟雍》：“辟雍，所以行礼乐，宣德化也。辟者，璧也，象璧圆，以法天也。雍者，壅之以水，象教化流行也。辟之为言积也，积天下之道德；雍之为言壅也，壅天下之仪则，故谓之辟雍也。”是东汉时期道德教化成分加重的反映。东汉辟雍正是按这种企图所建的，它是礼贤养老、行乡射礼的地方。明帝永平二年三月、十月，八年冬十月，和帝永元十四年，都亲临辟雍行大射礼或养三老五更。（注：《后汉书·明帝纪》。）
灵台，据《后汉书·祭祀》注引《礼含文嘉》曰：“天子灵台，以观天人之际，阴阳之会也。揆星度之验，徵六气之端，应神明之变化，睹日气之所验，为万物获福于无方之原，招太极之清泉，以与稼穑之根。”汉制每有日食，太史登灵台，候日有变，便伐鼓。（注：《通典·军礼三》“天子命朔伐鼓”条。）上文引明帝在明堂祭完五帝之后，“卒事，遂升灵台，以望云物”。是以灵台是观测天象和进行天文活动的地方。
(3)太学。太学是教学之所，亦是根据《礼记·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后为学，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所建。光武帝建武五年初起太学，顺帝永建六年秋九月又修缮起建。在太学中进行的祭祀活动主要是祭祀先贤（孔子及其七十二弟子）。
(4)太社。社是土地之神。《太平御览》引《援神契》云：“社者，五土之总神。”上古祭祀社神起初是为了求祈丰收，《礼记·礼运》：“祀社于国，所以列地利也。”社神的能力很广，因此国有大事要告诉社神，《礼记·大传》：“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于上帝，祈于社，设奠于牧室。”行军打仗时用车载着社主，是为军社。周代社有两个系统，《礼记·祭法》：“王为群姓立社，曰大社。王自为立社，曰王社。诸侯为百姓立社，曰国社。诸侯自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王、诸侯都有自己的私社（王社和侯社），反映了其在祭祀领域有比其他社会阶层高的权力和地位；大社、国社、置社都属于公社。《礼记·月令》：“择元日，命民社。”是以社已处在国家政权的控制之下。汉代的太社正是继承先秦公社“王为群姓立社，曰大社”这一原则所立。周社形制据《礼记·郊特牲》：“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风雨，以达天地之气。”《墨子·明鬼下》：“必择木之修茂者立为丛社”（《墨子》原文作“菆位”，孙诒让《墨子闲诂》引诗家说，最后作“丛社”），即为封土高起为坛，坛之四周又垒土为垣（矮墙），有门有牖，成宫形，上无屋顶，外植丛树。《白虎通疏证》卷三《社稷》：“社无屋何？达天地气。……社稷所以有树何？尊而识之，使民望见即敬之，又所以表功也。”所有这些记载成为东汉建制太社的依据。东汉建武二年，“立太社稷于洛阳，在宗庙之右，方坛，无屋，有墙门而已”。太社祭土地神和北郊祭后土似乎重复，是因为它们源于不同的系统，太社是上古原生性祭祀的遗留，北郊后土则是阴阳五行理论盛行后为了与南郊祭天相对应所设。
除此之外，对于先帝的祭祀有园寝，一般在晦望、二十四节气、伏、腊及四时祭祀。（《后汉书·祭祀》）东汉诸帝多次祭祀先帝园寝。
郊兆之坛、明堂、辟雍、灵台（三雍）、太学、太社、园寝构成了东汉成系统的郊祀场所。天地、祖先、山川、日月星辰、先圣先贤都有了被祭祀的恰当位置。
二 祭祀活动的规范化
祭祀场所系统化以后，便在这些地方祭祀各种神灵。除此之外有其他重要的祭祀活动，不一定都在南北郊进行。这些祭祀活动主要有：
(1)封禅。光武帝即位后进行了封禅。一开始臣下建议时他并不同意，他下诏说：“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气满腹，吾谁欺，欺天乎？”但后来读到谶书《会昌符》说：“赤帝九世，巡省得中，治平则封，诚合帝道孔矩，则天文灵出，地碉瑞兴。帝刘之九，会命岱宗，诚善用之，奸伪不萌。赤汉得兴，九世会昌，巡岱皆当。天地扶九，崇经之常。汉大兴之，道在九世之王。封于泰山，刻石著纪，禅于梁父，退省考五。”（《光武帝纪下》中元元年集解所引《会昌符》作“退省考功”，似乎后者更为确切。）这样刘秀成了赤帝的九世孙，上天派他为天子，因此封禅便是天的指示，必须进行。但是建武元年以前因战乱文书散亡，是以告知上天用意义比较明白的八十一卷章名作为封禅典礼的依据。“封”的具体程序是先“望秩于山川，班于群神”，即先祭祀山川群神，而后命人刻石记告天书。二十二日辛卯早上，带领诸王、王者后二公，孔子后褒成君，太常、谒者等群臣百官在泰山下南方祭天和群神，配以南郊所用之乐，再以祭先农之礼祀泰山之后登泰山，到山顶之后已是日中，君臣依次站好，皇帝把尚书令所奉上的玉牒封好，命人以石压住再封好。再命人把刻好告天书的石碑立好，这样，“封”的典礼就算完成了。（注：《后汉书·祭祀上》：“二十二日辛卯晨，燎祭天于泰山下南方，群神皆从，用乐如南郊。诸王、王者后二公，孔子后褒成君，皆助祭位事也。事毕，将升封。或曰：‘泰山虽以从食于柴祭，今亲升告功，宜有礼祭。’于是使谒者以一特牲于常祠泰山处，告祠泰山，如亲耕、貙刘、先祠、先农、先虞故事。至食时，御辇登山。日中后到山上更衣。早晡时即位于坛，北面。群臣以次陈后，西上，毕位升坛。尚书令奉玉牒检，皇帝以寸二分玺亲封之。讫，太常命入发坛上石，尚书令藏玉牒已，复石覆讫，尚书令以五寸印封古检。事毕，皇帝再拜，群臣称万岁，命人立所刻石碑，乃复道下。”）参加的人很多，据《后汉书》注引《封禅仪》曰：“封禅有顷，诏百官以次下，国家随后。数百人维持行，相逢推，百官连延二十余里。”
“封”完成之后是“禅”。三天之后的二十五日甲午，在梁阴祭地，以高后配，山川群神从，是为“禅”礼。
封禅是国家的吉礼，它表示着国泰民安足以向上天汇报。于是大赦天下，“以吉日刻玉牒书函藏金匮，玺印封之”。并派太尉以特牲奉匮把此事告知先祖，藏在庙室西壁石室高祖室之下。
光武帝的封禅是国家巨典，一举一动都有经学依据。他的告天书便说封禅的目的是：“以承灵瑞，以为兆民，永兹一宇，垂于后昆。”这和汉武帝的封禅比有很大的不同。汉武帝封禅固然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但他主要是基于想长生不老的人有愿望，况荒诞的神仙思想是其主要的指导思想。反映在所用物品上，汉武帝用了许多奇怪的东西，像江淮间一茎三脊的茅草、五色土，以及远方奇兽异虫，珍禽白雉等（《史记·封禅书》），是为了致神之后飞升不死。光武帝用了玉检、玉牒和许多巨石（注：据《后汉书·祭祀上》，这次封禅用了许多巨石，以藏玉牒玉检。共用了十枚石检以及许多方石、巨石、石跗、石碑，形制各异，但都十分巨大。如“枚长一丈，厚一尺，广二尺，皆在圆坛上”。又有巨石“高三尺，厚一尺，广二尺，如小碑，环坛立之”。石碑“高九尺，广三尺五寸，厚尺二寸”，放在离坛三丈的地方作刻石用，以记诵功德。），是为了告天和刻颂自己的功德。这些不同，反映的是儒家经学经过西汉一代的发展之后，从政治理论到学术方法已发展成型，与统一的、皇权强大的汉王朝的思想和信仰需要刚好符合，其理论的逻辑性、现实的可操作性绝非巫怪的神仙方术之说可比。因此，由儒家经学的理论来统率国家祭祀是必然的，国家祭祀的领域已没有神仙之说的位置。
(2)巡狩。巡狩是传说中古代帝王巡视国土，考察政务，体验民情的古礼。《尚书·尧典》便记有帝尧巡狩之礼。《墨子》：“尧北教乎八狄道，死葬蛩山之阴，舜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巳之市，禹东教乎九夷道，死葬会稽之山。”是战国人对巡狩的追忆。《礼记·王制》：“天子五年一巡狩。岁二月，东巡狩，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觐诸侯，问百年者就见之。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命市纳贾，以观民之所好恶，志淫好辟，命典礼考时月，定日，同律礼乐制度衣服正之。山川神碉有不举者为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庙有不顺者为不孝，不孝者君黜以爵。变礼易乐者为不从，不从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为畔，畔者君讨。有功德于民者加地进律。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岳，如东巡狩之礼。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岳，如南巡狩之礼。十有一月，北巡狩，至于北岳，如西巡狩之礼。”《王制》一般被认为成于秦汉（注：钱玄：《三礼通论》，45页，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但说明古代确有帝王巡狩之礼，西周昭王便死于南征，秦始皇亦曾多次巡游全国。汉代儒学昌盛，经书所载多半被付诸实施。东汉时诸帝多亲自巡狩多次（注：据《后汉书·帝纪》：光武帝巡狩五次（南巡二、东巡三），明帝时巡狩两次（南巡一、东巡一），章帝时巡狩六次（东二，南二，西、北各一），和帝巡狩一次，以后因诸帝多年幼即位，渐废。），正是根据《王制》的模式进行的。因此《宋书·礼志二》评价说：“古者天子巡狩之礼，布在方策，至秦、汉巡幸，或以厌望气之祥，或以希神仙之命，烦扰之役，多非旧典，唯后汉诸帝，颇有古意焉。”
(3)迎时气。主要依据是《礼记·月令》。（注：顾颉刚前引书，第十八章《祀典的改定和月令的实行》。）迎时气作为王朝盛典亦是自东汉起新添的祭礼。迎时气的地点、方式大致如下表：
时令 地点所祭之神 歌
乐舞
立春 东郊青帝句芒青阳云翘之舞
立夏 南郊赤帝祝融朱明云翘之舞
先立秋十八日 中兆黄帝后土朱明云翘、育命之舞
立秋 西郊白帝蓐收西皓育命之舞
立冬 北郊黑帝玄冥玄冥育命之舞
《汉书·礼乐志》载《郊祀歌十九章》中有青阳、朱明、西颢（同皓）、玄冥之乐，臣瓒注“春为青阳”，“夏为朱明”，韦昭注西皓为“西方少昊也”，颜师古注玄冥为“北方之神”，是以四方和四季完全对应。
《礼记·月令》通篇将天象变化、万物生殖与人间政事和生产结合起来，反映了欲建立人与自然和谐，政治秩序与自然规律和谐的理想。它被有些学者认为是晚至西汉的作品，并且“呆板得可笑”（注：顾颉刚前引书，第十八章《祀典的改定和月令的实行》。），孔颖达疏引郑玄《三礼目录》，说《月令》“本《吕氏春秋》十二纪之首章也，以礼家好事抄合之”。因此，即便《月令》篇晚至秦汉，其中记载的按时令安排政事也确有其古老的渊源。如《左传·庄公二十九年》：“冬十二月，城诸及防。书，时也。”这条解春秋经的史料说明冬日筑城合乎时令。因此《月令》在东汉时期被作为经典依据改定祀典，正是说明了在大一统政治条件下，儒家经学从理论上到学术上都成熟后指导国家祭祀，以求现实之中建立合乎自然的统治秩序的政治理想。
至此，国家祭祀的大概体系便确定了下来，以后只是一些局部的更改，如安帝时采用《尚书》欧阳家说更改六宗（受祭祀的六种神灵），“六宗者，在天地四方之中，为上下四方之宗。以元始中故事，谓六宗《易》六子之气日、月、雷公、风伯、山、泽为非是。三月庚辰，初更立六宗，祀于洛阳西北戊亥之地，礼比太社也”。关于六宗的说法，经师和学者们向来众说纷纭，至此用国家政令统一。
于是，所有的祭祀场所系统化了，祭祀活动也规范化了，封禅、巡狩、迎气配合时令，有条不紊。该体系便成为东汉的定制，也为以后历代效仿实行。
东汉政治向往政惠民和，教化淳厚的“上古之治”，因此其郊祀力图从上古之礼中找出一些依据，以实现这一政治理想。这与上古（主要是周代）祭礼的目的是一致的。《礼记·祭义》：“是故昔者天子为籍千亩，冕而朱纮，躬秉耒；诸侯为籍千亩，冕而青纮，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为醴酪齐盛，于是乎取之，敬之至也。”营造祭坛、敬拜神灵、定期祭祀正是为了使这一理想的实现获得神灵的保佑，这便是中国古代国家祭祀的精神所在。是以中国古代国家祭祀始终从属于国家政治的需要，没有发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宗教。相反，与此精神不一致的教团、教义反倒成了不被接受的异端，从来难以登入国家祭祀的殿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