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梅[1]2015年在《川渝传统民居地理研究》文中认为本文以川渝地区的传统民居为研究对象,针对当前研究中的薄弱点,运用历史学、历史地理学、地理学和建筑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对川渝地区传统民居的渊源、类型、成因、区划等问题进行探讨。按照地理特征和民族属性,川渝可分为西部高原山地区和东部盆地山地区两大地理单元。高原山地区以藏、羌、彝等少数民族为主体,盆地山地区以汉族为主体。历史时期川渝西部高原山地区的民居主要分为石室、板屋、土屋和帐房四种基本类别,其成因与自然地理环境、建筑功能的要求、社会文化的影响以及建筑本身的演变密切相关。在建筑材料、民居选址和民居形态上,高原山地区的传统民居显着地受到具体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的限制,导致地域不同,类型不一。出于生产生活的便利和在动荡社会环境中自保的需要,藏羌民族采用相同的民居类型,民居的防御形式和内部功能较为趋同。不同社会文化力量,尤其表现为宗教信仰、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影响,民居逐渐渲染上个性的色彩、打上民族的烙印,导致藏、羌、彝族住宅风格各异。建筑形制自身的演变也会促使川西民居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历史时期东部盆地山地区的民居主要为中式屋宇,属于传统的木结构建筑,经历了由单一的干栏式逐步发展为形式多样的民居体系的演变过程。先秦时期盛行各种干栏式,秦汉时期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抬梁式的庭院逐渐成为主流,民居形制的主体渐成。叁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各种形式的干栏与中式合院并驾齐驱、相得益彰。进入唐宋,住宅结合园林营造形成宅园民居,前店后居的店宅形制得到推广。到明清时期,各种风格的民居建筑随移民入川,各类住宅相互融合并逐渐走向定式。东部盆地山地区传统民居的成因是地理因素、传统因素与移民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首先是受到气候条件、地理特性、自然资源的制约,在风俗习惯、风水文化、礼仪制度、宗教思想为集合的地方社会生活以及地域人群所建立的特有的社会文化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了“穿斗架、夹泥墙、大出檐、小青瓦、长吊脚、高筑台”的地方特色。“湖广填四川”运动,数倍于土着的外省移民迁徙而至,移植的民居建筑五方杂处,经历了共存、取代、异化、趋同的发展阶段,转换成新的民居模式——既脱胎于盆地山地以往的建筑形制,又嫁接沿用各地移民建筑的造型和风格,最终形成以“悬山顶小青瓦屋面、木结构的穿斗式、木板墙或编竹夹泥墙、大出檐或宽前廊、扁长的天井院”为主要特征的区域建筑体系,展现出“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民居风貌。这显然是一个由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互动影响,其间各种因素错综交织,历史人文多重累积的运行过程。结合川西高原山地区与东部盆地山地区两个相对独立的民居体系的发展轨迹看,川渝地区的传统民居不仅仅是经济活动的直接产物,气候、山脉、河流等,这些具体的自然条件都会成为影响因素,不同民族的聚居环境,传统的社会观念,历史时期的遭遇,现实生活中发生的改变以及社会发展的整体趋势等,都会赋予民居建筑特殊且唯一的存在形式和延续力量。可以说,自然、社会、人群、地域文化等各种变量之间相互交织、相互作用最终铸就了川渝地区传统民居的形制和风貌。而从根本上看,自然环境对传统民居的影响是第一位的,社会环境对传统民居的影响是亚层次的。按照历史性与地域性的生活方式与建筑形式相结合的基本原则,川渝地区的传统民居可划分为中式屋宇、洋房子、店宅、碉楼民居、吊脚楼、碉房、帐篷和板屋八个大类,每类之下尚有型与式的子类型。以民居建造的承重结构作为一级分区的标准,川渝地区的传统民居可划分为穿斗式木结构区、拱架式木结构区和平檩式混合结构区。其中,穿斗式木结构区又分为汉族穿斗木结构区和土家族苗族吊脚楼区；拱架式木结构区分为瓦板顶拱架结构区和瓦屋顶混合结构区；平檩式混合结构区分为坡顶板屋区、邛笼式碉房区、框架式碉房区、崩空式藏房区和帐篷与冬居区。每个亚区之下尚有不同的小区以及其它类型的民居岛和民居点。本文创造性的工作在于,针对学术界长期以来“重视民居现象,忽略历史脉络”,“重视民居构造,忽略民居成因”,“重视单体建筑,忽略区域系统”的不足,对川渝地区传统民居的源流演变进行了补充和梳理,对民居建筑的形成机制进行了历史和人文的综合诠释,突破了民居区划的模糊格局,搭建了一个较为清晰的分类分区框架,为今后区域传统民居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邱红[2]2002年在《西部（新疆、西藏、云南）少数民族的民居建筑文化与开发》文中研究指明西部少数民族传统民居具有浓郁的地域特征，各异的文化心理品格，独特的审美情趣和迷人的宗教神话色彩，而且由于各少数民族在新中国成立时，尚处于不同的社会历史形态和相对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形态，因此，其民居的历时性和丰富性更为世界其他国家所罕见。 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少数民族的民居文化作为民居文化的一部分，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尤其是随着西部大开发的实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这种冲击的影响将会越来越大。全球化对于西部少数民族的民居文化是祸是福?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全球化对西部少数民族的民居文化的影响?如何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开发、发展西部少数民族民居文化?这都是当代西部少数民族的民居文化所面临的重大课题，所以我们从理论上对它开展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丁智才[3]2015年在《边疆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发展与民族特色文化保护研究》文中指出民族文化产业发展与民族特色文化保护是边疆民族地区民族文化的一体两翼。发展民族文化产业和做好民族特色文化的保护,既是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又关系到国家文化安全、民族团结和谐、边疆繁荣稳定,对其研究有助于理论拓展和实践参考。论文引入多学科视角,援引民族文化学、文化产业学、文化人类学、文化遗产学等理论,采用原理演绎和归纳比较的方式,通过对民族文化产业和民族文化保护的理论梳理、实践考察以及形态比较,探索二者辩证关系与互动机理。通过归纳分析主要的边疆民族省区近几年文化产业发展的成绩、经验和问题,探析边疆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发展和民族特色文化保护互动的战略原则、发展策略和互动机制,初步建立二者互动体系,促进边疆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发展与民族特色文化保护的协调共赢。论文主要从互动原理、发展态势、战略机制叁个部分来展开论述。第一部分包括第一章和第二章,主要采取理论和文献梳理、历时性与共时性结合的研究方式,从边疆民族地区民族文化产业和民族文化保护性质、趋势、互动机理等方面来探讨、阐释边疆民族地区民族文化发展原理。通过本部分的研究,为分析和描述边疆民族地区文化发展的态势打下基础,提供言说的方式和理据。第一章绪论,明确研究的缘起、意义、概念、范围、现状与内容等。绪论首先阐述本文的选题缘起及意义。经济转型背景下国家文化产业发展战略、沿边开放开发形势下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对文化产业的需求,以及民族特色文化保护面临的机遇与挑战,都对边疆民族地区文化发展提出新要求。边疆民族地区的区情特点及战略重要性使其文化发展既呈现不同特征,又关乎国家、民族安全稳定大业。作为边疆民族地区民族文化的一体两翼,民族文化产业发展与民族特色文化保护具有互动的必要性与紧迫性。绪论继而对论题有关概念释义,辨析文化产业、边疆民族地区、民族文化产业、民族特色文化等概念的来龙去脉,界定概念的内涵及范围,明确论文讨论的重点等。最后在国内外文化产业发展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研究综述的基础上,指出论文的研究目标、研究思路、研究方法、重难点及创新点等。第二章探析边疆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发展和民族特色文化保护互动机理。文化产业首要特征是其文化性,有文化责任。文化是民族的主要特征,以民族特色文化为依托的民族文化产业文化性更为突显,文化的民族性决定了边疆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发展必须以民族性为根本保障。作为边疆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差异化资源,民族特色文化决定边疆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差异化路径和业态发展重点,民族特色文化资源的独特性、多样性、整体性、传承性和脆弱性的特点,以及民族特色文化保护的活态、整体、创新、自觉的新趋势,决定了边疆民族文化产业和特色文化保护要寻求互动。文化产业语境下,民族特色文化保护是民族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和保障,不但民族特色文化保护自身可以创造价值,而产业化本身就是一种保护方式;文化产业发展又是民族特色文化保护新的途径,适宜的产业化利用是民族特色文化可持续发展的新需求,民族文化产业发展为民族特色文化保护提供了资金,开拓了空间,增强保护的自觉和信心。这些都决定二者有互动的必要与可能。第二部分主要是第叁章,主要是采取实证研究和业态考察的方式,对近年来边疆民族五省区民族文化产业发展实践进行归纳总结。并运用第一部分民族文化发展原理来分析各种形态、产业本身的成绩经验与存在的问题,以及产业化实践过程中给民族特色文化保护带来的挑战并剖析原因。边疆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在国家和民族省区多重政策利好下,获得良好的发展环境和氛围。由于经济、技术、资金、人才基础较薄弱,边疆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发展起步较晚,总量不大,但近年来增速明显,在民族文化旅游、民族工艺产业、民族节庆业、民族演艺业等文化产业领域发展较快,形成一定特色。但由于观念错位、创新乏力等影响,民族文化产业依托民族特色文化发展的同时,也给其带来诸如特色内涵消退、文化生态恶化、文化安全形势严峻等问题,给民族特色文化保护带来挑战。第叁部分即第四章至第六章,主要采用规范分析、形态比较和案例研究方法,分析边疆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发展与民族特色文化保护的战略、模式、路径和典型案例。第四章研究边疆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发展与民族特色文化保护战略选择和互动模式。边疆民族地区由于其地域和社会经济文化的特殊性,文化产业发展和民族特色文化保护这对矛盾共同体必须通盘考虑,要达到互动共赢,协调发展,必须坚守一定原则。强调公平、持续、共同性的可持续发展,兼顾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统一,坚持区域性统筹和利益主体的统筹,坚持保护与开发并重。在上述原则的基础上,可结合边疆民族地区实际,紧跟文化产业发展趋势,探索实施适合边疆民族地区的特色文化产业发展战略、民族文化品牌战略、民族文化生态保护战略与民族文化安全战略等发展战略。边疆民族地区近年来的文化产业实践中,已经、正在或将要采用民族文化产业村、民族文化产业园、民族文化产品市场、边境民族文化产业示范带、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生态博物馆)等一些不同的发展模式,从文化产业发展和民族特色文化保护的单方面来说,这些模式或许是成功的,但从二者的互动共赢角度看,还有很多不足,要结合上述原则和战略做转型提升,使其成为真正促进二者互动共赢的发展模式。第五章分析边疆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发展与民族特色文化保护的发展策略、运行机制和互动路径。作为民族文化发展的一体两翼,基于民族文化发展繁荣的共同目标下,边疆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发展和民族特色文化保护的互动协调,应采取相应的发展策略:转变传统观念和思维定式,树立新型民族文化产业发展观;实施分类保护和开发,建立系统的民族特色文化保护与开发体系;突出民族特色和文化内涵,引导民族文化产业回归文化本源;促进业态创新,延长民族文化产业链;注重文化生态保护,实现民族特色文化可持续发展。为了策略更好地推行,边疆民族地区要考量文化产业发展与民族特色文化保护两者之间,以及两者所包含的政府、立法执法机构、行业主管部门、民众社区、媒体、民间保护团体、学校和科研团体、相关文化产业生产服务商、消费者等各个利益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及运行方式,合理界定各参与主体的行为范围,规范各主体参与行为,平衡民族特色文化消解与保护两股力量,协调利益冲突主体之间合理利益诉求,从而构建互动运行的良好机制。在机制的运行过程中,通过促进民族特色文化消解与保护博弈力量的再平衡,协调"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的利益分配,加强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互动等措施助推民族文化产业发展与民族特色文化保护良性互动。第六章分析边疆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发展与民族特色文化保护的典型案例。边疆民族地区利用民族特色文化资源,扬长避短,因地制宜,发挥特色优势,发展与民族特色文化关系最为密切的民族文化产业,是其文化产业发展的主要路径。民族工艺业、民族演艺业、民族节庆业是边疆民族各省区重点发展的产业业态。壮族织锦技艺、《印象·刘叁姐》、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是这叁种民族文化业态中涌现出来的典型案例,它们在产业效益、产业模式、民族特色文化保护等方面取得较好成绩,但在产业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一定问题,如何处理好产业发展与特色保护的矛盾是应该思考的重要问题。对其发展现状、发展模式、优缺点进行分析,从中可以探究边疆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发展与民族特色文化保护互动过程中的经验、问题和未来发展趋势。
梁智勋[4]2011年在《中国少数民族工艺美术的实用性及其特点》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的题目是《中国少数民族工艺美术的实用性及其特点》。论文由九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绪论,第二部分包括正文的八章。绪论的主要内容是：论文选题的意义、相关研究动态、论文的内容、采用的研究方法。正文的八章可分为两部分：第一章至第六章是论述中国少数民族工艺美术的实用表现；第七章与第八章是分析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工艺美术的文化特点及主题共性。这一部分是论文的重点和创新点,即进行了前人没有做的综合研究和理论探讨。论文选题的意义有六点：1.有助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2.有助于博物馆的建设；3.有助于旅游纪念品的开发和生产；4.有助于弘扬民族优秀文化；5.有助于提高和美化群众生活；6.有助于推动工艺美术研究。论文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民族学实地调查法、跨文化比较研究法、文献研究法和跨学科综合研究法。论文的第一章与第二章论述了工艺美术在少数民族服饰中的具体表现和应用。第一章介绍特殊服装、鞋、服装上的织锦和刺绣、服装面料上的工艺美术。第二章介绍少数民族的首饰与帽子。第叁章介绍饮食文化中的工艺美术,主要表现在餐饮具上。第四章介绍世俗建筑中的工艺美术,重点是民居、宫殿、官署、园林和公共建筑。第五章介绍宗教文化中的工艺美术,重点是藏传佛教、南传上座部佛教和伊斯兰教的寺庙、塔建筑,还有伊斯兰教的陵墓和萨满教的服饰。第六章介绍少数民族日常生活中的工艺美术,包括文娱活动中的乐器、家庭日用箱柜、着名的刀具、社会交往中的绣球、出行用的挎包等。第七章综合分析了少数民族工艺美术的特点。这些特点是：1.实用性突出；2.民族特点鲜明；3.制作材料多样；4.传承历史悠久；5.文物价值宝贵。第八章探讨了中华民族工艺美术的主题共性。首先分析汉族传统工艺美术的主题思想,其次分析中国人吉祥文化的具体表现,第叁是研究中国普遍存在的“福”文化现象,最后综合得出结论,即中华民族工艺美术的共同主题是追求幸福吉祥的生活。整篇论文所列举的工艺美术品涉及到中国56个民族,基本上包括了少数民族工艺美术的精华。除建筑物之外,所列的各项工艺美术品,都是在现实生活中仍有传承的东西,体现出厚今薄古的原则,以及想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利用贡献绵薄之力的愿望。
吴艳[5]2012年在《滇西北民族聚居地建筑地区性与民族性的关联研究》文中提出本论文是滇西北民族聚居地建筑地区性与民族性的关联研究。在村落、民居、宗教及土司建筑共同组成的研究基础之上，全文贯穿与地区性相关的人与“天、地”关系，和与民族性相关的人与“人、神”关系两条主要线索，从“同一地区不同民族聚居”和“同一民族不同地区聚居”两个平行层面开展研究，最终归纳总结民族聚居地建筑地区性与民族性的关联性及其影响因子，并初步建立互动关联基础模型。滇西北是我国具有代表性的典型少数民族聚居地，拥有藏、傈僳、怒、独龙、等十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其中，怒、独龙是我国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群体。滇西北地区多样性明显，民族多样性独特，文化多样性丰富，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地建筑研究的珍贵案例资源地区。论文选取滇西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怒族独龙族自治县丙中洛乡，和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县独客宗古城、尼西乡、格咱乡、东旺乡、小中甸镇，德钦县奔子栏镇、云岭乡、燕门乡，和怒江贡山县捧当乡等地的自然村作为研究基地。通过在各村落开展的田野调查和测绘访谈等工作，收集和整理各地区村落、民居、宗教及土司建筑的自然、人文和建筑资料，据此分析丙中洛的怒、藏、傈僳、独龙等建筑，及云南藏族在香格里拉、德钦、贡山等地建筑的地区性与民族性的关联性，以探寻建筑影响因子。论文研究历时4年，分4次对上述研究基地开展了深入细致的调研工作，在选取的近30个村落，完成了近60个建筑的测绘工作。论文研究的建筑类型以民族民居为主，延伸到藏传佛寺、天主教堂、土司府邸等，调研成果补充和完善了滇西北民族聚居地建筑的田野调查、访谈、测绘图纸及影像等资料。在此基础上，论文进行了两个平行层面的关联性对比研究，最终归纳以下结论：民族聚居地建筑地区性与民族性的关联性是产生民族建筑多样性的根本原因之一。多样性表现在应对自然环境中地区性相关的人与“天、地”关系，和应对社会文化中民族性相关的人与“人、神”关系。地区性与民族性具有共时性和历时性特征，二者同时存在且持续关联作用，造就民族建筑的差异性和相似性，并形成多样性丰富的民族聚居地建筑。其中的影响因子分两类：属自然领域的地区性因子，该类因子不可改变，但具有可选择性；属社会领域的民族性因子，该类因子可以改变，且选择性强。
崔文河[6]2015年在《青海多民族地区乡土民居更新适宜性设计模式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青海是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屏障与西北多元民族文化汇聚的重要地区,乡村人居环境建设直接影响着高原生态安全、民族的团结和社会的稳定,当前面临着生态环境恶化及民族文化消亡的突出问题。纵观乡土民居建筑演变发展规律,总是处于一种连续性的更新生成过程,但从当前民居建设现状来看,其营建方法正处于“新旧断层”的转型阶段,缺乏基于当代背景下乡土民居更新适宜设计模式的研究。论文以寻求高原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为目标,采用历时与共时、定性与定量等综合研究方法,对青海乡土民居建筑原型、现型、新型进行整体性思考。主要的研究内容如下:首先,研究了青海乡土民居建筑原型生成与演变规律。经过青海全省及周边省市地区系统调研以及文献的综合分析,指出“自然生成、文化驱动”...........是民居建筑原型演变发展的客观规律,并进一步对建筑背后隐含的自然与人文要素进行分析,提出“资源气候共性与民族文化差异性”的地区建筑特质。其次,研究了青海传统民居生存智慧。从自然气候、资源利用、地形地貌、文化观念四个方面,概括传统民居地区适应性,总结出“形态规整、内聚向阳、北高南低、大面宽小进深”等生存智慧。然后,论文分别对青海乡土民居更新生态技术策略和多元民族文化传承策略进行研究。在生态技术方面,强调优化提升传统营建智慧,论文对民居更新绿色设计方法及本土新型适宜性技术进行探讨。在文化传承方面,基于多元民族建筑文化多样性的地区背景,在民居地域性、生产生活方式、建筑语言等方面提出了“多样性表达”的设计策略。最后,论文对乡土民居更新适宜性设计模式进行研究。从“气候适应、技术适宜、文化传承”融合的角度,提出乡土民居更新的“整合设计”理论,并对理论内涵及运行机制进行探讨。论文还结合设计实践及典型民居更新建设实施案例进行实证研究,进一步建构民居更新适宜设计模式的理论框架及设计方法。
刘沛林[7]2011年在《中国传统聚落景观基因图谱的构建与应用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传统聚落又叫历史文化聚落,是指在历史时期形成的、保留有明显的历史文化特征且历史风貌相对完整的古城古镇古村。传统聚落景观是指传统聚落内部形态、外部形态及其相互作用的聚落综合体带给人的具体感受和意象。从历史文化地理的角度,以文化景观为主线,以历史文化聚落为载体,以文化景观研究的理论创新为目的,引入类型学和基因等主要概念,通过挖掘不同区域传统聚落景观基因及其图谱,进而开展传统聚落文化景观区系的划分,不仅为文化景观研究、文化区划研究、聚落地理学研究以及聚落景观规划设计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而且也是历史文化聚落保护与发展研究的需要。以往地理学所开展的传统聚落的研究,虽然强调“文化景观”这个核心议题,但多偏重于聚落的选址、空间布局及演变历史的研究。实际上,传统聚落景观的内在特点、空间差异及其深层次结构原型的研究,除了传统的解释和二维空间表达之外,还可以借助于其它学科概念进行深度研究。采用多学科的视角和方法,挖掘、整理和利用传统聚落景观基因图谱,进而探讨历史文化聚落景观区系,具有很强的交叉性和探索性特点,是以往尚未有过的“集文化景观、传统聚落、基因图谱于一体”的综合性研究。主要的研究内容有:1.引入生物学的基因概念,借鉴聚落类型学的相关方法,对传统聚落景观进行“基因识别”和“基因图谱”建构,有助于从平面形态类型(二维)和立面形态结构(叁维)等方面观察和理解中国传统聚落的规律性特点,为聚落文化景观内在要素的深度挖掘和科学表达探讨了更为有效的途径。这样的研究使聚落文化景观的研究基于一种崭新的视角,从而增强其研究的科学性和景观的可识别性。2.将历史地理学方法运用于传统聚落类型分析的过程,实际上是对当前聚落(城市和村镇)类型分析方法的补充。当前城市和村镇景观形态、演变及其发展趋势的真正研究,只有从它的历史形态分析或类型分析入手,才能更加有助于正确结论的形成,因此,历史地理学方法成为聚落地理学尤其是城市地理学关于城市形态研究不可或缺的方法之一。3.以景观基因为视角,以相对一致性原则作为景观区系划分的主导性原则,综合考虑其它原则和方法,尝试性地将中国传统聚落景观初步划分为3个大尺度的景观大区、14个景观区、76个景观亚区。首次完成对全国范围内的传统聚落景观进行区系划分,为聚落地理学关于“聚落地理分区”研究和文化地理学关于“聚落文化区划”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4.根据历史地理学的“文化迭加”与“横断面”复原等概念,结合历史文化聚落景观基因的“信息记忆”特点,提出了基于文化遗产地保护与旅游规划的“景观信息链”理论(即“景观基因链”理论),为历史文化村镇保护、旅游规划和景区线路设计,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5.在传统聚落形态与结构的分析中总结出来的“胞-链-形”结构分析模式,使任何一个复杂的聚落综合体都能在该模式的指导下迅速分解和组合,从而创新了聚落景观结构和类型分析的基本方法。6.针对传统聚落景观基因提取和叁维景观数据管理所存在的海量信息,本研究重点引入了地理信息系统(GIS),进行传统聚落的数据管理和动态保护与监控,丰富了历史文化聚落保护的技术方法。
赵群[8]2004年在《传统民居生态建筑经验及其模式语言研究》文中认为相对于现代居住建筑而言,我国传统民居是适应当地气候及其它自然条件的有机产物,它的生成和发展,是人们长期适应自然环境的结果。研究传统民居建筑的意义在于对地域文化的保护和对传统建筑技术的发扬,而不是以简单的形式模仿来保护和培育地域建筑文化特色。随着生态学的东渐,使得再次以西山之石攻中国传统民居的再生与地域建筑的创造之玉成为必然。用生态和技术的眼光重新审视传统民居建筑在处理人与环境、人与资源的关系方面的巧妙之处,特别是保存在其中朴素的生态建筑思想和技术经验成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本文首先立足于对传统民居中丰富建筑形态深层理念的追溯,通过民居建筑形态自然影响因素以及基本构成关系的分析,提出了民居建筑产生和传承具有“经验”的特征的观点。进而得出,传统民居的生态建筑经验是和建筑形态结合在一起的,是以经验的方式体现在具体的建筑形态中的;总结和提炼这些生态建筑经验,并结合现代科学技术将其转化和重构以适应人居环境发展的需求,才能真正做到对传统民居的继承和借鉴。 我国的传统民居建筑种类繁多,形态万千,为了从这些丰富的建筑形态中系统总结其中蕴涵的生态建筑经验,就要对其进行建筑形式的类型研究。本文在类型学方法启示下,对传统民居建筑形态的发展演变进行了原型分析;由传统民居的两个雏型出发,提炼出传统民居的气候调节技术原型,并以此为依据,将我国传统民居宏观地分为围隔型和庇敞型两种类型;在综合探讨自然环境与文化变迁对民居类型转换的影响后,分别归纳出了两种类型的六种主要建筑模式。
谭良斌[9]2007年在《西部乡村生土民居再生设计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前在我国西部的很多乡村地区,生土民居仍然作为主要的建筑形式大量存在并被使用着。在国家西部大开发和和谐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浪潮冲击下,这些生土民居正面临着一场重要的更新换代。一方面居民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原来的居住空间再也不能满足现代化生活的需要,居民们也希望住上宽敞舒适的房屋,传统生土民居虽然冬暖夏凉,但由于居民认识水平的限制,他们自行设计、自行建造的生土房屋也存在着很多无法克服的弊端;但另一方面,毕竟他们的经济能力还是有限的,如果照搬城市住宅的一套,从经济的角度来讲,大部分人都难以承受,而且会对国家的能源消耗和西部的生态环境造成很大的影响。另外,我国西部地区地形地势复杂,气候类型多样,民族众多,有着丰富多彩的生土民居文化,这些都是需要继承和发扬的。当前由于生土民居本身的发展和外界条件变化的脱节,如果任其自由发展下去,就会出现很多不伦不类、不适应当前和今后发展要求的“异变形态”,同时这种形态对民居文化整体来讲也是一种破坏。所以,从多个方面来看,西部乡村生土民居都有其发展和更新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本文作为国家教育部博士点基金“西部乡村生土民居再生设计研究”的子课题之一,在生土材料和生土围护结构的耐久性和稳定性、生土围护结构室内热湿环境模拟以及生土结构的抗震性能等研究都已经比较成熟的基础上来探讨如何通过设计研究在经济条件有限的情况下使西部乡村生土民居走上现代化更新和可持续发展的道路。首先,论文从分析西部乡村生土民居的现状开始,引用马斯洛人的需求层级理论对西部乡村生土民居发展演变机理进行剖析,探索了蕴涵在生土民居发展演变过程中的内在规律,揭示了当前西部乡村生土民居现代化更新的本质,指出现有民居中不适应现代生活要求的不足之处和影响生土民居更新的有效因素的利害关系,在此基础上对乡村生土民居的地域适应性和功能空间的适应性进行探讨,单体生土建筑空间和聚落模式不仅能满足目前人们的生活需要,还要为以后的发展留有余地,提出西部乡村生土民居和聚落的未来发展模式,对生土民居的发展起引导作用。其次,论文根据我国西部气候比较复杂的特点,在传统气候分区的基础上提出一种“气象要素归类法”,利用四个主要气候参数(温度、相对湿度、风和太阳辐射)对西部典型生土民居进行气候归类,然后针对典型区域提出适应当地气候和环境的被动式设计策略,在新民居的设计中加以继承和发展,同时西部生土民居的设计中,设计师可以根据地区特点选择不同的适宜技术主要包括可再生能源利用技术、节水技术、环境保护改善技术以及功能和生活质量提升技术等几个方面,进行优化整合设计,做到在有限的经济条件下完善乡村生土民居的室内外环境设计。最后,论文以典型的研究案例——国家建设部重点示范工程云南楚雄州永仁县异地扶贫搬迁项目为例,对搬迁前后居住环境的初期调研、测试分析,到整个新迁村落的总体规划和单体设计,一直到最后示范工程的建成以及技术的逐步完善。房屋建成后的主观反映和测试评价表明新生土民居的室内外环境质量确实得到了改善,并具有良好的节能环保效应,得到了住户的一致好评;验证了乡村生土民居有机再生理论的正确性,并证明了生土民居在西部乡村地区是有着发展的广阔前景的,它的现代化更新也是切实可行的。以上研究表明,西部乡村生土民居有继承和发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而在乡村生土民居的现代化更新过程中,建筑师的积极参与是非常必要的。对乡村生土民居的关注应从其发展演变的内在本质和居民的基本居住需求出发,结合当地气候、地形、人文、经济和社会等条件,通过对生土民居功能空间的再设计和适宜技术的有机融合,正确引导广大乡村居民改善居住环境质量,保护自然生态。在国家当前西部大开发和和谐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大环境下,我们呼吁每个建筑师来关注西部、关注农村,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和责任,是值得每个特别是西部的建筑师深思的问题。
温玉清[10]2006年在《二十世纪中国建筑史学研究的历史、观念与方法》文中提出本文通过对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建筑史学研究的学术历程进行较为全面的回顾和综述,以中国建筑史学研究所涉及的诸多问题为纲,叙述中国建筑史学研究发展变迁的整体系统,探寻中国建筑史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具有深厚学术内涵的学科体系其内在基本规律,反思其成败得失,力求对未来中国建筑史学研究的深入与拓展提供方法论意义上的参照。作为学术史研究,本文以中国建筑史学研究发展之时代顺序为叙述理路,结合大量第一手档案史料之整理,基本厘清、还原了中国建筑史学研究各相关学术机构、研究者及其研究情况的历史面貌,并将各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建筑史学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
参考文献：
[1]. 川渝传统民居地理研究[D]. 熊梅. 陕西师范大学. 2015
[2]. 西部（新疆、西藏、云南）少数民族的民居建筑文化与开发[D]. 邱红. 武汉理工大学. 2002
[3]. 边疆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发展与民族特色文化保护研究[D]. 丁智才. 华中师范大学. 2015
[4]. 中国少数民族工艺美术的实用性及其特点[D]. 梁智勋. 中央民族大学. 2011
[5]. 滇西北民族聚居地建筑地区性与民族性的关联研究[D]. 吴艳. 清华大学. 2012
[6]. 青海多民族地区乡土民居更新适宜性设计模式研究[D]. 崔文河.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15
[7]. 中国传统聚落景观基因图谱的构建与应用研究[D]. 刘沛林. 北京大学. 2011
[8]. 传统民居生态建筑经验及其模式语言研究[D]. 赵群.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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