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学说论文,命运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马克思学说的核心之一，是宣告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然而，预言资本主义灭亡，并非马克思学说的独创。早在马恩之前，就有人激烈抨击资本主义的弊病并宣布它的灭亡结局了。马恩的独到之处在于，他们不是简单地从道义角度谴责资本主义，而是始终紧紧抓住生产力这个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并以此为中轴，去考察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和未来前景。这就使他们的学说具有超越主观好恶，超越狭隘眼界的巨大世界历史感。也正是这一点，使马恩学说一经产生，就令其他任何社会主义流派相形见绌，并很快成为国际工人运动的公认指导理论。
然而，马恩身后的百年历史，也向他们的学说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资本主义在西方的长期延续和社会主义在东方的意外突起，不仅为马恩所未曾预料，而且似乎也超出了他们的理论框架。于是，理论受到了质疑，不仅政治结论，而且连构成其基础的方法论都遇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公开诘难或暗中修正。许多亲自经历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本身，对他们从事的活动与理论之间的明显差异困惑不解。著名的克拉拉·蔡特金便心存疑虑地指出，现实表明革命不仅有赖于经济条件，而且有赖于无法捉摸的主观意志因素。①沿着这种明显的二元论思路，斯大林时期发展出一种大不同于马恩唯物史观的、以经济宿命论加主观意志论为特色的历史解释，其影响至今尚未消除。
克服这些疑难的最好办法，是在承认矛盾的基础上发展唯物史观去真正解决历史问题，使理论的有效性再次得到验证，因此，不能不首先对马恩所处的时代做一番再考察。
今天，我们仍不能不承认，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孕育、产生和发展的出色论述，极其准确地把握了近代世界运动的脉搏。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发展物质生产力并且创造同这种生产力相适应的世界市场的历史手段”②，资本主义兴起和发展的过程，也就是近代以来工业化运动——或者使用一个更具涵盖性、但不算确切的名词：现代化运动——的展开过程。这个过程在19世纪中期达到第一个高潮，这便是从英国开始、随即扩散到欧洲大陆和北美的产业革命。借助于蒸汽机的威力，资本主义制度在对封建势力的战斗中节节胜利，从经济、政治到文化领域，一步步把昔日显赫的专制贵族势力逐出历史舞台。不仅如此，“世界市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和生活条件”③。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是以世界为活动场地的。19世纪工业革命更加速了资本主义向全球拓展的势头。以伦敦为中心、势力所及囊括中亚、远东、拉美的世界市场已具雏形。所有这些，在马恩的著作中都有深刻的阐述。
与上述资本主义工业化运动相伴随的，是人们思维方式的深刻转变。中世纪的神学思维方式为科学求实的思维方式所替代。理性主义思潮统治了整个19世纪。由亚当·斯密所开创的英国古典经济学传统，由康德发端、黑格尔集大成的德国古典哲学，由法国启蒙学者开启的政治民主主义思潮，事实上都属于这一理性主义思潮，代表了它的突出成就。而马克思学说，从社会思潮渊源这个大视角来看，应认为也属于19世纪理性主义思潮。但马恩的伟大贡献和突破在于，他们不是从精神的这种那种样式，而是从人们物质生活的生产条件中寻找历史进步的阶段性、规律性；他们不是听任规律的自发调节去达到人们活动的合理性，而是进一步诉诸基于把握规律性之上的自觉性和合目的性；他们不是满足于机会、契约的一般平等，而是要求把政治、法律的平等和民主扩大到生产资料占有制和社会生活的全面民主。所有这些，都那么严密地组织在一个具有强大逻辑力量的理论体系中，从根本上突破了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反转来成为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有力思想武器。这可以说是把19世纪理性主义推到了至高无上的峰巅。
但另一方面，立足于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又应看到，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基本上还处于资本主义早期阶段。蒸汽机革命所推动的工业生产力，无论是对社会的改造能力和对世界市场的扩展能力，都还相当有限，何况蒸汽机革命直到19世纪下半期才在欧洲陆续完成。与这种经济状况相适应，资产阶级当时还正作为新兴的“暴发户”向传统专制贵族势力争取权力。尽管英、法、美资产阶级大革命早在19世纪以前便已发生，但资产阶级所拥有生产力的不足，使它当时不能获得对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全面领导权。只有当它能够借助于蒸汽机的威力时，它才或通过政治改革（英国）、或通过王朝统一战争（德国）、或通过民族统一运动（意大利），逐渐取得对社会的统治，而这已经差不多是19世纪晚期的事了。
换一个角度看。一般说来，判断一种社会组织是否成熟，应看它是否具备完善的自维持、自调节、自平衡、自修复能力，能否在各种相互关联的要素互动中有效地保持与内外环境的平衡。由此观之，19世纪资本主义由于物质实力的薄弱，还不能达到这一高度。生产力的不足，促使资产阶级只有尽量运用延长工时，增加劳动强度的方式榨取剩余价值，并尽可能地把工人工资压至劳动力价值之下；由此而必然引起的工人反抗，只有经常使用政治暴力强制手段去解决；这样，资本主义社会便不可能实现对工人阶级心理的控制，从而使工人阶级始终处在社会的尖锐对立中。上述经济、政治、文化心理状况决定了社会矛盾的经常激化和周期性动荡。而每一次动荡带来的都是生产力的大破坏、人民生活的极度恶化，直至政治流血冲突。19世纪工人暴动起义不绝，要不是工人阶级也还相应地处于不成熟状态，资本主义社会完全可能被一举颠覆。但历史决定了工人阶级只能是以自己的一次次失败，逼迫资产阶级充当革命的“遗嘱执行人”，促使社会向一个更高的成熟阶段迈步。
上述社会背景，使我们可能对马克思学说做出更清晰一些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毫无疑问，马克思、恩格斯深入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它的历史地位，但在对未来进程的估计上却大大超前。而这两方面同样都与早期资本主义的现实有关。正是由于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组织的不完备，使得它的基本矛盾以缺少控制的、尖锐突出的形式暴露出来，才为马恩这样的天才人物剖视它的固有弊病提供了可能；同样的现实却又在另一方面局限了他们的眼光，使资本主义的灭亡呈现为一个十分迫近的过程。黑格尔说得好：任何哲学都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希望一种哲学可以超出它的时代是不可能的。④这句至理名言同样适用于马克思学说。
由此引出下面的结论：马克思、恩格斯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以其严密的逻辑力量和远大的世界历史感，而具有长久的认识价值；但他们对这些矛盾在资本主义发展中发挥作用的方式、性质和后果的分析，则应根据我们今天对历史进程的新认识给以更精确的估价。
二
作为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思、恩格斯的一大特点是：从不固步自封，总是不断根据现实的变化和新经验修正补充自己的理论。这一点，在晚年恩格斯那里表现得尤其明显。
1883年马克思逝世后，整理出版亡友遗稿的工作耗去了恩格斯的大半精力，但他仍然密切地观察着现实世界的发展变化。尽管当时第二次工业革命还刚刚开始不久，其深度、广度和力度还远未显现开来，90年代初的恩格斯却已敏锐地感受到了它的某些影响。
首先，他明确地认识到，他和马克思先前对历史进程的估计过快了。现在他公开承认，当时世界市场还只是“潜在的”，1867年之后的历史发展才导致“第一次真正地形成了世界市场”⑤；英国现在还只是刚度过了“资本主义剥削的青年时期”，而“其他国家则刚刚踏进这个时期”⑥。第二，他抓住了这样一个重大事实，即资本主义愈益褪去早期那些赤裸裸的野蛮压榨色彩，采取了比较文明的剥削方式。工人的生活水平有明显提高。这样一来，资本主义的固有弊病就只能到制度本身而不是一般现象中找。第三，他指出（尽管当时还只视英国为特例）下述事实：大工业的发展，使资产阶级愈来愈感觉到工人的罢工、结社等活动对他们的益处从而由竭力压制转为默认甚至支持。“这样，两个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就逐渐改变了。”⑦所有这些，无疑对社会主义道路发生潜在影响。
基于形势的改变，晚年恩格斯以很大热心关注社会主义运动的合法斗争形式。他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议会内外影响的增长极为满意，寄予厚望，甚至确信沿着这条稳健道路，在不久的将来便能有把握地取得政权。他激烈反对那些要求尽早行动的冒险鼓噪，认为那只会把革命者自己毁掉。他认为：“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⑧正确的策略应当是提高理论素养，扩大影响，积聚力量，准备未来的“决战”。正是在这个时候，恩格斯说出了那句名言：“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⑨
恩格斯晚年的许多论述，完全可以看作是对先前理论的再认识，具有相当的启发意义。但19世纪晚期开始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全部历史影响，只在很久以后才能辩认得更加清晰。
今天，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以电力和内燃机为代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对社会历史的推动作用，是第一次工业革命无法比拟的。新技术的广泛应用，新生产部门的兴起，通讯交通工具的重大改进……在生产和生活方面都造成了决定性变化。生产的社会化程度无比提高，以至不仅流通，而且生产本身都成为跨越国界的世界性过程。人口的大规模移动，教育水平的提高，居民的加速城市化，在工业化国家成为普遍趋势。正是在这个时期，统一的，以紧密联系为特征的世界体系基本形成，从而，工业化—现代化运动借助于先进工业国家对落后国家的影响、冲击，扩展为全球性运动，使各民族的历史从此真正整合为统一的世界历史。但另一方面，不同地区和民族的历史传统，社会结构和在世界体系中所处地位的差别，使它们承受、运用世界现代化运动总体成果的历史际遇大不相同。由此，世界总体力量与不同地区特点的相互作用，决定了各地区发展既有统一的物质内容，又有发展道路的多样性。恩格斯逝世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演变的复杂历史，归根结底也要从上述世界总进程的大背景上去理解。
三
在由欧美工业化国家组成的资本主义中心地区，社会主义运动总的趋势是日益合法化和改良主义化。这是不奇怪的。正是这一地区，依赖先行工业化的有利条件和在世界体系中的主导地位，运用新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成就，从19世纪末开始迈向资本主义成熟时期。这一过渡持续了好几十年，但首先是从调整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关系开始的。其一般表现是，社会或通过个别资本家的自发活动，或通过国家的自觉活动，使工人争取自己待遇和地位改善的活动合法化、程序化，把工人阶级与资本的斗争维持在社会所允许的范围内，减轻和疏散矛盾的破坏性，使之转化为促进社会自我调节的必要环节；同时，也使工人阶级心理逐渐发生“一体化”，与社会的改革产生利益一致感，从而屈从于资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葛兰西语）。通过这种途径，资本主义建立起有效的自调节、自维持、自修复机制，度过了本世纪上半期的好几次大危机，逐步完成了从古典资本主义到现代资本主义的转变。在上述条件下，社会主义运动必然地发生相应变化。从第二国际时期开始，伴随着议会合法斗争的成就，改良主义不可遏制地蔓延开来，历经演进，终形成今日的民主社会主义。这是晚年恩格斯也始料未及的，但却应看作是社会生活深刻转变的合乎规律的后果，它表明资本主义不仅在19世纪，而且在20世纪仍有容纳生产力发展的充分余地。
而在资本主义边缘地区（由受世界影响、由政府实行自上而下输入工业化而展开现代化过程的国家组成），社会主义遇到的是不同的条件。这里的资本主义在起步时步履蹒跚，困难重重。处在转变中的社会既吃资本主义之苦，又吃资本主义发展不足之苦。孱弱的资本主义缺少物质实力来维持工人阶级利益与社会发展的平衡，它只有仰赖专制势力来压制工人阶级的反抗，其结果就使工人阶级本能地倾向于对资本主义的彻底否定。这些表明，这里的资本主义尚未具有成熟时期的基本特征，还处于不稳定的早期阶段。但世界历史的整体联系性发展却注定要改变先前历史发展的一般程序。社会主义学说由西欧的输入，高度成熟的革命政党的形成，一旦找到与本地工人大众反抗力量的恰当结合方式，便不可避免地要打断资本主义的发展，把社会跳跃式地引进社会主义轨道。俄国做到了这一切，于是俄国变成了苏联。
在上述两类地区之外，广大落后的非工业化国家组成资本主义外围地区。它们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原料、廉价劳动力供应地和产品销售市场，在世界体系中居于从属、依附的地位。在外部资本主义工业化力量的冲击下，它们原有的传统社会趋于瓦解，民族生存岌岌可危。要生存和进步，唯一的出路是顺应世界大势，使自己也实现工业化—现代化。但要达到这一目标，又必须以政治革命为先导，摆脱外来资本主义的控制和内部传统保守政治势力的阻碍，为工业化扫清道路。为完成这一任务，落后国家的先进知识界几乎无例外地经历了长期的思想探索过程。在各种可供选择的社会改造方案中，社会主义学说显示出突出的吸引力。它以对资本主义的尖锐批判契合了饱受西方资本主义压迫之苦的落后国家爱国者的需要；它那对资本主义灭亡和共产主义胜利的必然性和历史预测使落后国家找到了一种明确的理想目标；经列宁主义发展了的革命组织策略则十分适用于把先进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凝聚起来；因此，马克思—列宁的社会主义学说在许多东方国家的革命运动中被接受、运用、改造。成为一种有效的政治动员手段，对争取革命胜利发挥了巨大作用。以中国为典型代表的一系列东方国家，都是高举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夺取了政权，完成了现代化革命的第一步，并继而开始了现代化建设的。
总结过去可以看出，20世纪社会主义的世界性发展，一方面显示出丰富多采的面貌，其广度远超过马恩的视界；另一方面其线索却又变得复杂难解，实践与理论相比往往发生偏离甚至“变形”。生产力高度发展的西方资本主义地带并未按预计的那样步入社会主义，落后的许多东方民族却抢先跨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无怪乎人们在现象的复杂性面前大惑不解，要提出各种各样的质疑了。
但若以为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的历史命运是失败，则又大谬不然。首先，我们上面的分析证明，20世纪社会主义进程之所以打破了传统的理论模式，归根结底在于生产力的世界性扩展所造成的相互作用。而这恰好表明，只有唯物史观才能提供一条理清线索的思路，只不过在这里需要的是世界性的视角而不是狭隘的民族视野。其次，20世纪社会主义实际进展的跌宕起伏恰也证明了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的深刻性和预见力。过去几十年的历史使人们看到，在西方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新科技革命的最新成就促使资本主义在不知不觉间发生着深刻的变化，19世纪用流血也不能取得的东西，现在在生产力的魔力下自然地成为现实。这不就是那个经常被思想肤浅者嗤笑的“历史必然性”吗？沿着这条道路，以马恩所未预见的方式去接近他们的历史预见，难道是不可想象的吗？在东方，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道路一波三折、困难丛生，甚至出现大反复，也只能用历史的眼光去分析。恩格斯曾经说过，革命者往往在开始时不知道自己做的是什么。我们看到，1917年后的俄国革命家们并没有成为例外，他们以为，他们是在为一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点燃信号。但列宁在20年代初便初步意识到，说到底落后国家搞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先完成工业化—现代化任务。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在这里只首先是现代化进程的手段。这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性，任何理想和热情都违拗不过它。对此，我们在今天是看得更明晰了，而这，同样得益于马恩的唯物史观。
四
当我们回到本文标题的时候，能够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
结论应当是：在马克思学说中，构成其灵魂的哲学—历史方法论要比结论甚至理论框架具有更大的价值。恩格斯说过，在一切哲学家那里，体系都只是暂时的东西。⑩但包括在体系中的真正有价值的方法却可以长久地启人心智发人深思。一般说来，结论总不免受到时代条件局限，它们可能在历史中过时，可能有必要做重大修正，也可能是错误的。但正确的方法却能给人们指出独立探索的合理途径，并且能够反过来检验结论本身。因此，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说，方法永远先于结论。(11)
这句话用于马克思学说也是对的。应当承认，由于历史的巨变，马克思恩格斯百年前的不少结论确已失去时效。但要透彻地了解历史巨变并得出相应结论，他们所制定的方法却仍然必不可少。对一种思想体系来说，没有比这更大的成就了。这也正是恩格斯和马克思一起留给后人的最宝贵的遗产。珍视这份遗产，真正研究它和发展它，应当是恩格斯逝世百年之际的一项重要任务。
注释：
①参见《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2辑第249页。
②③⑤《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卷第279页，第125-126页，第554页。
④参见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2页。
⑥⑦⑨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75页，第279页，第460页，第215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07页。
(11)参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184-1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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