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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C91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856X(2001)03-0072-05
坚巴蒂斯塔·维柯(Giambattista Vico,1688～1744)是近代社会科学的拓荒者，意大利语言历史学家、哲学家和法学家。维柯涉猎范围很广，从现在的观点看，其研究领域包括历史学、哲学、宗教、神话学、法学、政治学和人类学等学科。维柯是一位具有独创精神的学者，由于语言和学术风格的原因，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其著述的学术价值没有受到重视。但是，20世纪特别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学术界开始愈来愈多地从他的文本中寻找观念的源头和灵感。
人学是如何可能的
维柯生活在18世纪，他与启蒙运动和理性时代有着复杂的关系。一方面，同启蒙思想家一样，维柯也追求对人类社会事务认识的普遍性观念，力图发现适用所有民族的“理想的永恒历史”；另一方面，维柯把人类事务的一般结构和社会演进的普遍进程看成是人类自我创造的历史过程，从而把普遍性与历史生成统一了起来。维柯力图开创一种关于人类世界的历史哲学，即“一门把人性史和人性哲学完全结合在一起的科学”（注：Leon Pompa ed.& trans.,Vico Selected Writing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p.89.）。维柯对启蒙运动批判地进行了反思，同时他也拓展了启蒙运动的讨论空间。
维柯的新科学，就是关于人类本性和人类自我发展的科学。当然，维柯没有提出“人学”概念，但是他确实在尝试建立一种关于人性和人类创造物的科学。维柯的新科学，实质上就是关于人的科学。或者像狄皮埃特罗(Robert J.Di Pietro)所说的，维柯提供了“一种新的人道主义精神”。但是，我们认为，维柯的新人道主义精神不仅“确认了科学与艺术背后共同的创造力源泉”（注：Robert J.Di Pietro,'Linguistic Creativity:A Key to Contemporary Humanism',in Giorgio Tagliacozzo ed.,Vico:Past and Present,Atlantic Highlands,N.J.:Hurnanities Press,1981,Vol.Ⅱ,P.133.），而且也确认了人类自我创造的新的本体论形态。
维柯不仅把自己的主要研究目标放在人类事务上，而且极力为这种研究寻求信念的和方法论的基础。可以说，在西方思想史上，维柯首先提出了关于人类事务的科学（或者说，“人类的形而上学”）如何可能的问题，因为在他之前几乎所有思想家都没有提出建立独立的关于人类事务的科学的问题。一般说来，古代哲学家把人看作宇宙本体的组成部分，人的活动并不具有自主性，人无非是遵循宇宙逻各斯的小宇宙。尽管笛卡儿以来的近代哲学提出了人的自我意识和主体性问题，但是形而上学的普遍理性并没有给人的自主创造留下多少空间，真理的“永恒性”或者逼迫人们把人还原为自然或机器，或者使历史生成中的人和变化中的人类事务无法进入科学的殿堂。近代哲学视自然科学为自己的典范，因而他们或者把对人和人类事务的认识看成是不太成熟的自然科学，或者干脆把对人和人类事务的认识排除在科学之外。
然而，维柯提出的“真理即创造”(verum-factum)的原则，破天荒地为建立关于人和人类事务的科学奠定了信念基础。为此，维柯必须向西方哲学的整个传统提出挑战。正如彼得·里克曼所说的，“维柯感觉到，他不得不向其发起挑战的哲学，其根子牢牢地扎于整个西方哲学传统中。”（注：Peter Rickman,'Vico's First Principle and the Critique of Historical Reason',in Giorgio Tagliacozzo ed.,Vico:Past and Present,Atlantic Highlands,N.J.:Hurnanities Press,1981,Vol.I,p.208.）根据这种传统，永恒不变的东西才是真实的，而变化的现象则不具有真实性。这种哲学传统起源于巴门尼德和柏拉图，因为巴门尼德的“存在”和柏拉图的“理念”都是永恒不变的形而上学本质；笛卡儿哲学是这个传统的认识论变种，因为在他看来真理都是普遍有效的和先验的东西。也许出于策略上的考虑，维柯把自己的主要火力指向笛卡儿的认识论。这种认识论是由16～17世纪自然科学的发展所推动的。笛卡儿的哲学以几何学为典范，其基本命题是“我思故我在”(Cogitoergo sum)。这样，真理的标准就成了清楚、明晰的思想自身，凭借心灵和思考，人不仅能够确证自我的存在，而且可以确证和认识一切外在事物，获得关于世界的永恒有效和不容怀疑的知识。由于人类事务极其变化多端，达不到清晰明白的条件，因此，严格说来，关于人和人类事务的学问无法达到科学的层次。
然而，维柯发展出来的学说改变了西方传统哲学和认识论的方向。以往哲学追求永恒不变的抽象真理，而维柯的科学是以可变化性为前提的，因为不可变的东西是人们无法创造的。维柯认为，人们只能认识自己所创造的东西；由此出发，我们只能对我们自己的所作所为进行科学的认识。在维柯看来，数学和物理学都不是真正的科学，数学的对象是虚构的，而物理学的研究对象并不是人类创造的。他指出，“当人向外探索自然事物时，最终都会认识到：实现这个目标是不可能的，因为他未包含在组成事物存在的成分之中，而且这是他自己思想的必然界限，原因在于所有的自然事物都存在于他自身之外。”（注：Leon Pompa ed.& trans.,Vico Selected Writings,Cambrid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p.54.）人只能满足于自己在实验室里才能得到的关于自然的粗糙而模糊的知识，在试验的操作中人近似于创造者。所以，严格说来，对自然界的真正科学的认识或许应当留给创造自然界的上帝。但是，对于人来说，民族世界和人类事物却是可以科学地加以认识的，因为“这个包括所有各民族的人类世界确实是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维柯把这个原理视为新科学的“第一条无可争辩的大原则”（注：维柯：《新科学》，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573页。）。
在西方思想发展史上，维柯“真理即创造”的原则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价值。首先，维柯的观点是近代“实践”理论的滥觞之一。根据维柯的观点，人类事务是人类创造性活动的产物，人类通过自己的创造性活动，把作为客体的人性世界和生活世界从彼岸纳入到此岸。这种思想不仅影响了黑格尔，而且也给马克思留下了深刻印象。马克思很欣赏维柯“人类历史是人类自己创造的”观点。他在《资本论》第1卷一个很长的脚注中指出：“达尔文注意到自然工艺史，即注意到在动植物的生活中作为生产工具的动植物器官是怎样形成的。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形成史，即每一个特殊社会组织的物质基础的形成史，难道不值得同样注重吗？而且，这样一部历史不是更容易写出来吗？因为，如维柯所说的那样，人类史同自然史的区别在于，人类史是我们自己创造的，而自然史不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工艺学会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以及人的社会生活条件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09～410页，注89。）维柯理论的深刻性就在于，它将人类的创造性活动看成是人类认识活动和理解活动的基础。正如马科奎尔指出的：“维柯不把历史认识放在人的自我意识中，而是放在他的生产性活动中”（注：Rudolf A.Makkreel,'Vico and Some Kantian Reflections on Historical Judgment',in Giorgio Tagliacozzo ed.,Vico:Past and Present,Atlantic Highlands,N.J.:Humanities Press,1981,Vol.Ⅱ,P.208.），这样一来，我们就能够消除人类自我认识的主观任意性。
维柯“真理即创造”的原则，还改变了以往人们认为人类活动及其历史无法得到科学认识的看法，为关于人的科学以及整个社会科学奠定了信念基础。如果过去人们因为人类事务是人的“自由”创造而将其归结为纯粹的偶然性，因而无法科学地给予认识的话，那么在维柯这里，恰恰因为人类事务是人创造的，它们才能够真正被人所认识。通过人类的创造性活动，人类活动的确定性与人类自我认识的真实性就结合起来了。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维柯首先提出了“人学”以及社会科学如何可能的问题，并且非常巧妙地为这种新科学的可能性提供了信念基础。
人的能力与人类世界的创造
人类事务是人们自己创造的，因而人性及其人类事务对他们来说才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人类的自我创造并不是一个完全自觉的和有意识的过程，而是某种充满激情与冲动的“诗性”活动的产物。这种诗性活动是人们意图的直接生命冲动，而不是深思熟虑的结果。维柯以这种方式为上帝和神意留下地盘：人们偶然的和缺乏远见的行为，都在通过积累而实现着某种具有长远意义的后果，这种后果就是神意的体现。
维柯认为，人类世界是嵌入在自然世界之中的，在上帝眼中人类世界是自然世界的延续。作为全能主宰者的上帝关心共同的善，而每一个单个的人只关心他自己的特殊目的；由于人的自我创造仍旧是上帝创世的维续，因而私人的恶却可能达到公共的善。维柯指出：“天神意旨作为设计者既然具有无限智慧，凡是它所安排的在整体上就必然是制度方面的秩序。天神意旨既然以它自己的无限的善为目的，它所安排的一切就一定导向永远高于人类为自己祈求的那种善。”（注：维柯：《新科学》，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43页。）显然，维柯关于神意的作用的解释与黑格尔关于理性的狡计的论述之间，确实存在某种类似。因为，维柯力图告诉人们，个体出于自己以为的切身利益而行动；但是，他的行动往往成为社会化利益的组成部分，他的行动所产生的后果，许多是他预料不到的和他不希望看到的。然而，在这里，我们也要看到，维柯与黑格尔还是有差别的：在黑格尔那里，精神凭借一系列矛盾的辩证对立，使变化的过程朝进步的方面发展；相反，在维柯那里，除个别地方外，整体说来缺乏辩证的对立面所推动的历史进步的方向感。
维柯把人类的自我创造归结于神意。按照他的话说就是，“这个民族世界的建筑师是天意。因为，除非人们共有人类的共识：有一位能够洞察人们内心深处的神存在，他们不可能一起结合在人类社会中。”（注：Leon Pompa ed.& trans.,Vico Selected Writings,Cambrid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p.104.）鉴于维柯的观点，莱昂·庞帕指出：维柯的“新科学”是“关于人所创造的事物的原因的科学或知识。但是，很明显，它既没有真正回答‘人’是谁的问题，也没有说明人创造的是什么东西，更没有指出人们怎样创造这些东西的”（注：Leon Pompa ed.& trans.,Vico Selected Writings,Cambrid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p.13.）。可是，我们认为，庞帕的看法是不合适的。也许由于维柯把人类的创造活动纳入到神意的黑洞，因而没有真正回答“人”是谁的问题，但是，他却明白无误地回答了人创造了什么以及怎样创造的问题，而且由于对这些问题的回答，维柯也间接回答了人是什么的问题：人是通过自我创造而不断生成的存在。维柯的研究无非是为了说明，人创造了人类世界和人类事物，人类的先民用某种诗性活动进行了这种创造，人恰恰由于这种创造活动而成为人。这就是说，重要的问题不是人是什么，而是人怎样生成。正如慕尼黑大学教授恩内斯托·格拉思(Emesto Grassi)指出的：维柯已经认识到，人类与动物的“首要本质区别在于，事实上动物是通过运用内在的设计完成满足器官需要的工作。另一方面，人则被迫寻求外部的设计并决定它们是否适用。对于人来说，需要的实现引导新需要的形成，而这些新的需要又引导出新的工作形式，并进而引向新的社会形式。就这个理由说，人类社会决不是‘存在’(is)；它永远是‘生成’(becoming)，正是这一本质的方面使它成为‘历史的，世界”。这就是说，人类就是他们的生成史，而人类的生成史就是人的实践活动史；换句话说，“工作的历史就是人的进化史。”（注：Ernesto Grassi,Vico and Humanism:Essays on Vico,Heidegger,and Rhetoric,New York:Peter Lang Publishing,Inc.,1990,p.45,61.）
同他那个时代的多数哲学家一样，维柯也试图对人类能力的界限作出界定。在讨论人的本性和能力时，椎柯把想象力置于抽象思维之上。在他看来，想象力是人类创造力和实践智慧之源，它与生命力的迸发密切相关联。维柯发现，各民族的创建者都具有诗人的本性，他们的思维是诗性的思维，诗性思维是与想象力联系在一起的，它是整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共同具有的不假思索的判断。维柯写道：“在那些原始时代，一切对人类生活为必要的事物都须创造出，而创造是天才的特性。事实上……不仅是对生活为必要的事物，就连有用的，供安逸的，愉快的，甚至是奢侈的和过剩的事物还在希腊哲学家们出现之前都已创造出了。……因此，最初的各族人民都是些人类的儿童，首先创造出各种艺术的世界，然后哲学家们在长期以后才来临，所以可以看作各民族的老人们，他们才创造了各种科学的世界，因此，使人类达到完备。”（注：维柯：《新科学》，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31页。）显然，在维柯看来，不是行动来自理智，而是理智源于行动；不是先知后行，而是先行后知。在人类理智能力发展序列的每一个阶段，想象力都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如果对青少年过早或过多地进行抽象思维训练，就可能窒息人的理智发展动力。因此，人的行为不能按照一种抽象而固定不变的德行规则去评估。维柯还把这种人学观贯彻到他的历史观中，他认为，人的能力自然发展与人类历史的发展有结构上的类似性。
人的生成与发展
尽管维柯的全部工作就是为了确认人性的生成与发展，但是他对人性究竟是什么的确没有明确的论断，他只是说人类有着共同的“心灵词典”(mentaldictionary)。一方面，维柯以此确认人类的共同本性，另一方面，他把这种本性归结于上帝。在他看来，“整个人性都包含在上帝的同一性之中”（注：Leon Pompa ed.& trans.,Vico Selected Writings,Cambrid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p.112.）。对于人来说，人的确是人类事务的创造者，但是，对于上帝来说，人的“创造”是上帝创世活动的继续。“上帝是所有运动的第一创造者”，人永远跳不出天意的手掌。维柯指出：“民族世界的工匠是人类意志，它服从神圣的建筑师。可是，就本性而言，人类意志在特殊的人身上极其不确定，它是由人类智慧通过对人的全部特殊本性所共有的人类功用和需要作判断来决定的。”（注：Leon Pompa ed.& trans.,Vico Selected Writings,Cambrid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p.66～152.）他就此解释了自然法观念，在他看来，贯穿人类世界的自然法是一部穿越时间的永恒法律。但是，人类共同的本性和自然法都有一个历史生成的过程：在人类之中埋藏有永恒正义的种子，它们随着人类心灵根据其真实性从人类社会的童年时代逐渐发展，逐步成为得到证明的正义准则。
另外，维柯强调人类的基本共性。但是，他也承认，由于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历史境遇，他们的发展过程也各自带有不同的特点。“因为各民族人民确实由于地区气候的差异而获得了不同的特性，因此就产生了许多不同的习俗，所以他们有多少不同的本性和习俗，就产生出多少不同的语言。因为凭上述他们特性的差异，他们就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人类生活中的同样效用和必需，这样就有同样多的民族习俗兴起来，大半彼此不同，有时甚至互相冲突，有多少民族就有多少语言，其原因就完全在此。一个明显的凭证就是谚语。谚语都是人类生活的格言，各民族的谚语在实质上都大体相同，但表达的方式却不一样；有多少民族，就从多少不同角度去表达。”（注：维柯：《新科学》，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05～206页。）这就是说，人类在本性上是完全一致的，但不同民族对共同本性的表达方式却是多种多样的，在发展人类的共同本性的历程中，每个民族都有着不同的发展方式和途径。
在维柯看来，人类的共同本性是人类历史有规律发展的基础。即使哥伦布不发现美洲大陆，印第安人也会“按人类各种制度的自然进程前进”。各个民族都在展现着“一些永恒规律”，“这些规律是由一切民族在他们兴起，进展，成熟，衰颓和灭亡中的事迹所例证出来的。纵使在永恒中有无限多的世界不断地产生……他们的事迹也都会替这种永恒规律作例证。”（注：维柯：《新科学》，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562页。）证明人类普遍的永恒规律的例证有哪些呢？维柯认为，历史上的所有民族，无论是野蛮的还是文明的，无论时空上相隔多远，他们都保持有三种习俗：宗教、婚姻仪式和葬礼。正因为有这三种共同的制度，各个民族纷绘复杂、变化多端的习俗，才表现出经常的一致性。
各民族都拥有宗教、婚姻仪式和葬礼制度，说明整个人类有着共同本性。然而，不同时代的人表现这些共同本性的方式和对这些共同制度的认识却不尽相同。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人表现人类本性的不同方式和对人类共同制度的不同认识，维柯把全部人类历史划分为三个时代：神的时代、英雄时代和人的时代。这三个时代是先后衔接的，各民族均按照它们的顺序向前演进。
神的时代是人类的童年时期，那时人类处于原始状态，其本性属于诗性的或创造性的自然本性，他们筋骨强壮，牙齿锋利，与动物差别不大，在自然本性上是凶狠而残暴的。原始人强于想象，不善推理，他们把自己创造人类事务的能力都归于神，同时宗教也是能够钳制原始民族的残暴野性的唯一手段。他们想象自身和一切规章制度都来源于神，相信一切事物都是由神创造的。
英雄时代脱胎于神的时代：原始人为了生存进行激烈的斗争，结果是胜利者成为主人，而失败者变为奴隶。胜利者相信自己来源于天神，是神的后裔，凭借这种天然的高贵本性成为统治者，并在政治、经济、法律、礼仪、语言上享有特权地位。
维柯强调人的时代的重要性。他认为，在人的时代，人才真正变成人，因为理性是人类真正特有的自然本性。这时，人的本性“是理智的，因而也是谦恭的、和善的和富于理性的，把良心(coscienza)、理性和责任视为法律”（注：Leon Pompa ed.& trans.,Vico Selected Writings,Cambrid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p.251.）。在这个时代，平民通过反思终于认识到他们的本性与贵族的本性是同等的，人性是大家共同具有的，贵族没有超出平民的特殊本性。在认识到这种真正的人性之后，他们便发觉英雄主义的虚妄，渴望得到与贵族平等的获取功利和声誉的权利。人民日益不能容忍贵族的特权，他们不再听信贵族高贵的神话，民众创造的观念逐渐成为语言的主流，人的时代就到来了。维柯对人的时代的描述，基本符合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人们在理智上的平等，人生来是自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民主成为社会的基本准则，等等。
人的时代是人的自然本性充分实现和发展的时代，可是，基本的创造力量却属于以前的社会，特别是第一个时代。创造性往往与想象、野性、冲动和勇气相交织，而完善时常与理智、文雅、谨慎和遵循规范联系在一起。因此，人的时代的繁荣也孕育某种危机。当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人的创造力被日渐完美的规则所窒息，人们由冲动转入安逸，再由安逸而腐化。为了摆脱社会的腐化，历史会表现出某种复演，人类似乎重新回到野蛮，转入新的创造，重演神、英雄和凡人三个阶段。这种回复最初往往表现为内部衰败，然后是纷争、冲突并陷入野蛮状态，随之被外部更年轻、更具野蛮活力的民族征服。譬如，西罗马帝国被日耳曼人征服，从而使欧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当然，维柯在这里呈现出某些循环论的特征，但是，必须指出的是，维柯的循环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循环，而是不断增长新质的生成过程。（注：参见韩震《西方历史哲学导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1～52页。）
综上所述，维柯的新科学实质上就是关于人的本性及人自我创造和自我生成的科学。尽管维柯没有能够从方法论上解决人学和社会科学的模式，但是他毕竟提出了人类科学的可能性问题，并为实现这种可能性提供了一个坚实的信念基础。